前段时间，钟南山在广州街头被抢，广州的治安状况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焦点。警方快速破案后，本以为这事应该结束了，没想到钟南山一席话，却再次在媒体掀起波澜。钟南山说，治安状况严峻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
　　 某网站调查显示，竟然有超过六成网友对钟南山的观点表达了赞同意见。这令人不得不有种错觉：难道“收容遣送”要以此为契机，借“事”还魂？
　　 赞同恢复收容遣送的人，还不理解“收容遣送”产生的历史背景。1961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同意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负责将“盲流”收容起来并遣送原籍。这就是我国收容制度的发端，针对的是因三年自然灾害而进城的农民。也就是说，“收容遣送”制度预设，就是将流动人口斥之为盲流，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允许的吗？
　　 城市治安状况不好，最重要的因素是缺乏有效的人口管理政策。这没错。但是，科学的人口管理制度，绝不是简单意义上城乡二元分割式的“户籍制度”，更不是这种无视人权、粗暴鄙陋的“收容遣送”。
　　 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流动人口，他们干着城市中最苦、最险、最脏的活，可是，同城镇职工相比，他们经济上低收入、政治上低参与、权益上低保障，流动人口在城市身份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他们只能游离于体制外，寻找那些不受任何保护的边缘职业和底层职业。种种弊端下的不平等，也使一些流动人口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里的流浪者、乞讨者，这部分人历来都是公安机关各类清查活动的主要对象，对于这部分人，如果说救助就是管理，那么，这里的救助，绝不仅仅只是将“收容遣送站”的牌子一摘，然后将“救助站”的牌子一挂就了事。救助有着更广泛的含义。清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不合理限制，给予城市流浪者以城里人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给予流动人口以国民待遇，这是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人口计生委2004年底的数据，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1.4亿，而其中的大部分又分布在北京、广州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流动人口就像一把双刃剑，为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与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市场化的经济秩序相比，我国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却依然沿袭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思路：以公安部门为主导、以条为主、条块结合、自上而下的防范型管理模式。
　　 通观各个城市对流动人口就业、暂住、婚育等作出的详细规定，它们的立足点无一不是期待“外来人口有序流动”，“希望通过管理使管理对象对管理主体或他人的危害性降低，从而实现管理主体和他人的平安与幸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防范式管理，它不知不觉地就把流动人口放到了对立面。
　　 长期以来，在城市行政部门的管理思路中，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就是查“暂住证”、增加协管员。流动人口其实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源，管理人员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安全保障，流动人口希望有一个舒适、稳定的居住环境，这本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可是，目前这种防范式的管理模式，根本就是将流动人口预设为可能危害城市社会安宁的洪水猛兽，也基本上不考虑流动人口的正当利益与需求，更无法把流动人口动员到城市的管理秩序中来。“只管手脚、不管头脑”，只有当流动人口“动手动脚”违法犯罪时才进行干预，而平时对他们的思想转变、情操培养和文化学习等“头脑”问题却不闻不问。
　　 在这样的管理理念支配下，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只能处在一种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的亚文化环境之中。從北京、广州、上海这几年来出现并日渐壮大的“河南村”、“浙江村”、“新疆村”来看，正是这种管理模式的产物。
　　 重视行政管理，忽视群众参与；重视上级命令，忽视基层自主。这种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弊端重重，在高度自主灵活的市场条件面前，它的“权威”逐渐消失殆尽。
　　 以人为本的服务式管理制度取代防范式的管理制度，才是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发展的必然方向。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大门应该敞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因势利导，为流动人口做好一切硬件和软件准备。会有这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我是城里人。这，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