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在外部世界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往前狂奔时，我们却在一棵枯树下酣睡了五百年。
为什么在明清，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我们上期讲到，北宋改革失败，造成后来治国者对制度创新的畏惧。为了“稳定”，治国者已不敢再进行扩张，而是打造出了真正高度专制的国家。明清这五百年，基本就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直到1984年的甲午海战打完，才“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要深刻反思的时期。
铁桶阵和散沙术
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他们的两大法宝是：铁桶阵和散沙术。
政权要稳定，危险无非来自两处，一曰外患，一曰内忧。除外患，断绝一切联系是不二法门，所以要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解内忧，控制、削弱民间的组织力量是关键，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
要打造铁桶阵，办法就是闭关锁国，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只要“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就可与世隔离。
明朝建立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北面修万里长城。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不再往来。欧洲人在失去陆地商贸的大通道后，被迫向大海寻找出路，欧洲经济告别地中海时期，开始向西部，继而向北方拓展。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文明日后的走向，应当“感谢”明王朝的闭关政策。
南禁海运，明王朝拿出了“自宫”的勇气，在1492年，也即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下令“闭关锁国”。禁止对外贸易的法令逐年严苛，明朝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体系自我毁灭，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还切断了原本辐射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
巧合的是，同一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清朝建国于1644年，继续了明朝的锁国政策。1757年，由于沿海贸易日渐活跃，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不断派员北上冲撞，乾隆下诏关闭浙、闽、江三地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从此，繁荣了数百年的泉州港、明州港（宁波）彻底衰落，广东的开放个性以及外向型产业结构由此形成。
而海关制度也是外贸政策上的一个大变化。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自建商馆，西方各国商人纷纷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建造房屋。清政府对外国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还颁布过诸多限制性法令。在很长时间内，外国人被关在一个“铁栅栏”里与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社会风貌一无所知。
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铁桶阵”打造得很完美。直到1792年，已经非常强大的英国第一次派出了官方的访华使团，外界才第一次亲眼看到真实的天朝。英国人断定：“这个国家……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英国人向清廷要求展开平等贸易，但乾隆一条不准，认为清朝“德威远被，无物不有”。
而散沙术，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
在中国的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由于水稻的引入，中国粮食产量剧增，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而朱元璋在全国推广棉花种植，加上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
英国的工业革命同样以纺织业为启动点，但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江南乡村，农家形成了“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生产模式。这一模式严重阻碍了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的发展，不但无法引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甚至还发挥着阻止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的强大抗拒力。
而在市镇发展方面，明清两代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农村转移，中国社会走向平铺化和碎片化，再加上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超稳定结构”便形成了。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确乎是一个中国式的“唯美主义的诅咒”。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明清两代的工商业已经完全陷入官商经济的藩篱。发轫于宋的“买扑制”、“钞引制”到明代日渐完善为特许授权经营制度，明清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而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性阶层。
特许授权与盐政有关。自管仲以降，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为了解决“兵政之患”，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稍改为“开中制”，具体办法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得地理之利的山西商人迅速崛起，他们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到明中叶的1492年，随着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实行盐政变法，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粮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
当时，南方淮河、江苏地区的盐场产量日渐增加，改行“折色制”后，徽商顺势崛起。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窝本”允许世袭，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的一大发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清乾隆开放通商，推行的“行商制度”则是特许制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进行交易，史称“十三行商人”。根据当时的保商制度，外船入境后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担保，凡入口税均须经行商之手，行商承担的责任还包括：商品价格的制定、为外商代缴关税、负责管束外商行为等。如果外商在华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海关将对行商实施追究。这种独特的保商制度让十三行商人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其职责加大，与政府和外商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而权力和获利能力也随之迅速膨胀。
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明人认为徽商最富，晋商和陕商次之。当代山西籍学者梁小民认为，晋商的资产总量应在1亿两白银左右。清末，十三行商人独享外贸之利，财富暴涨号称“天子南库”。
三大商帮尽管富可敌国，可都是被豢养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的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特权。”明清商人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论断。
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多，可是他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
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金观涛和刘青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明清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和“高水平停滞”。在对比了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大清帝国有其“康乾盛世”，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
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清朝的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志性事件，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试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的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大多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对国家治理造成的更大伤害来自内部。清末，相继爆发了白莲教运动、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朝廷为镇压而支出了数亿白银，还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自宋太祖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藩镇现象”死灰复燃。
在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此时的中国，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仍然存在，很可惜的是，后来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宽恕的“最劣选择”。
“自转惯性”
在人类社会的大家庭中，一个国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有与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转，也有与自身条件相符合的自转。在所有的文明体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经济的原因，中国也许是自转条件最好、自转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碰巧，到了14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对大一统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阐述，在他看来，“他们（统治者）认为任何技术变革都会威胁经济的稳定，因而也会威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14世纪至15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代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自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清两代看来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道：“（明代）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
必须指出的是，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政治制度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任何新的技术进步都可能异化为提高“自转”能力的手段。
为什么在明清，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我们上期讲到，北宋改革失败，造成后来治国者对制度创新的畏惧。为了“稳定”，治国者已不敢再进行扩张，而是打造出了真正高度专制的国家。明清这五百年，基本就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直到1984年的甲午海战打完，才“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要深刻反思的时期。
铁桶阵和散沙术
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他们的两大法宝是：铁桶阵和散沙术。
政权要稳定，危险无非来自两处，一曰外患，一曰内忧。除外患，断绝一切联系是不二法门，所以要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解内忧，控制、削弱民间的组织力量是关键，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
要打造铁桶阵，办法就是闭关锁国，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只要“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就可与世隔离。
明朝建立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北面修万里长城。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不再往来。欧洲人在失去陆地商贸的大通道后，被迫向大海寻找出路，欧洲经济告别地中海时期，开始向西部，继而向北方拓展。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文明日后的走向，应当“感谢”明王朝的闭关政策。
南禁海运，明王朝拿出了“自宫”的勇气，在1492年，也即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下令“闭关锁国”。禁止对外贸易的法令逐年严苛，明朝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体系自我毁灭，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还切断了原本辐射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
巧合的是，同一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清朝建国于1644年，继续了明朝的锁国政策。1757年，由于沿海贸易日渐活跃，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不断派员北上冲撞，乾隆下诏关闭浙、闽、江三地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从此，繁荣了数百年的泉州港、明州港（宁波）彻底衰落，广东的开放个性以及外向型产业结构由此形成。
而海关制度也是外贸政策上的一个大变化。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自建商馆，西方各国商人纷纷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建造房屋。清政府对外国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还颁布过诸多限制性法令。在很长时间内，外国人被关在一个“铁栅栏”里与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社会风貌一无所知。
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铁桶阵”打造得很完美。直到1792年，已经非常强大的英国第一次派出了官方的访华使团，外界才第一次亲眼看到真实的天朝。英国人断定：“这个国家……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英国人向清廷要求展开平等贸易，但乾隆一条不准，认为清朝“德威远被，无物不有”。
而散沙术，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
在中国的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由于水稻的引入，中国粮食产量剧增，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而朱元璋在全国推广棉花种植，加上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
英国的工业革命同样以纺织业为启动点，但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江南乡村，农家形成了“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生产模式。这一模式严重阻碍了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的发展，不但无法引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甚至还发挥着阻止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的强大抗拒力。
而在市镇发展方面，明清两代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农村转移，中国社会走向平铺化和碎片化，再加上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超稳定结构”便形成了。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确乎是一个中国式的“唯美主义的诅咒”。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明清两代的工商业已经完全陷入官商经济的藩篱。发轫于宋的“买扑制”、“钞引制”到明代日渐完善为特许授权经营制度，明清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而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性阶层。
特许授权与盐政有关。自管仲以降，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为了解决“兵政之患”，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稍改为“开中制”，具体办法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得地理之利的山西商人迅速崛起，他们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到明中叶的1492年，随着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实行盐政变法，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粮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
当时，南方淮河、江苏地区的盐场产量日渐增加，改行“折色制”后，徽商顺势崛起。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窝本”允许世袭，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的一大发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清乾隆开放通商，推行的“行商制度”则是特许制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进行交易，史称“十三行商人”。根据当时的保商制度，外船入境后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担保，凡入口税均须经行商之手，行商承担的责任还包括：商品价格的制定、为外商代缴关税、负责管束外商行为等。如果外商在华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海关将对行商实施追究。这种独特的保商制度让十三行商人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其职责加大，与政府和外商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而权力和获利能力也随之迅速膨胀。
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明人认为徽商最富，晋商和陕商次之。当代山西籍学者梁小民认为，晋商的资产总量应在1亿两白银左右。清末，十三行商人独享外贸之利，财富暴涨号称“天子南库”。
三大商帮尽管富可敌国，可都是被豢养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的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特权。”明清商人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论断。
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多，可是他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
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金观涛和刘青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明清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和“高水平停滞”。在对比了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大清帝国有其“康乾盛世”，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
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清朝的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志性事件，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试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的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大多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对国家治理造成的更大伤害来自内部。清末，相继爆发了白莲教运动、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朝廷为镇压而支出了数亿白银，还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自宋太祖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藩镇现象”死灰复燃。
在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此时的中国，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仍然存在，很可惜的是，后来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宽恕的“最劣选择”。
“自转惯性”
在人类社会的大家庭中，一个国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有与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转，也有与自身条件相符合的自转。在所有的文明体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经济的原因，中国也许是自转条件最好、自转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碰巧，到了14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对大一统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阐述，在他看来，“他们（统治者）认为任何技术变革都会威胁经济的稳定，因而也会威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14世纪至15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代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自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清两代看来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道：“（明代）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
必须指出的是，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政治制度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任何新的技术进步都可能异化为提高“自转”能力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