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自由书”,论证为何要将学校、报纸、演说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但“报纸”、“演说”多即兴之作,对时下有启蒙之功,却非知识增长的最佳途径。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在满清王朝寿终正寝的前夕,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了东吴大学教授黄人编著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史》。刚刚崛起的社会组织(现代大学和出版社)与新型出版物(辞书和教科书),二者的合作,让我们得以一窥晚清西学东渐的蹒跚步伐。考虑到黄人在东吴大学教的是“国文”与“国学”,本文将以其编纂活动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是如何在晚清辞书的视野中得以浮现的。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从事文学教育的“专门家”,黄人的才情学识固然引人注目,但更值得后人欣赏的是其建立在现代学科分类基础上的“百科视野”。面对西学东渐大潮,有此视野者并不罕见,但能成功地将其落实在辞书以及教科书的编纂活动中,可就不多了。本文试图将黄人的文学批评、辞书编纂以及教科书撰写三者互相参照,解读社会转型期新的知识系统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