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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2008年CGSS的数据，以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理论支持进行分析，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的地区这三个家庭背景因素都影响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教育不平等的产生。
关键词：教育获得；教育不平等；家庭背景
一、 问题的提出
教育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它是民族发展的源泉，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教育也是个人实现理想、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至今，为促使教育趋向公平，我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恢复高考制度、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高校扩招政策等，但社会上认为“教育不平等”的观点仍然存在，实现教育公平的道路上依然布满荆棘。教育不平等会导致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二元发展等诸多不良后果，进而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使社会矛盾激化。这样一来，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日益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认识、解释和解决教育不平等都成为了学术各界研究和探讨课题，受到广泛的关注。
现存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教育不平等确实仍然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并且大部分的研究都主要从宏观层面和历史流动的层面讨论教育不平等的状态和动态。因此，本文旨在从家庭这一较为微观的层面来分析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因素，通过教育获得的不平等来解释教育不平等。希望能为教育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与分层的研究贡献该研究微薄的力量。
二、 理论依据
（一）“镜中我”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将自我看成是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将自身和他物一起视为客体的过程。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的姿态就如同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己，这正如他们在社会环境中看待并衡量其他事务一样。该理论强调家庭环境在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子女在与父母的互动中感知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并依照这样的期望理解自我和进行社会化[3]。
（二）文化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指出，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其中文化能力就是由早期的家庭教育传承而来的成果。布迪厄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文化出身的人继承了不同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像经济资本一样是可以创造、培育和传递给下一代的 。
本研究欲在上述两种理论视角的支持下，探讨影响当代中国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着眼于分析家庭因素对教育获得差异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三、 研究假设
人们的普遍观念认为，个人的教育获得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国内外的一些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由此提出假设1：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父母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家庭有更好的职业往往意味着家庭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广泛的交际网络和更客观的收入，从而影响教育的获得，由此提出假设2：父亲的职业越好，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在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个人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由此提出假设3：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教育，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四、 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共在城市和农村随机抽取了6000个样本。其中城市样本为3982人（66.4%），农村样本为2018人（33.6%），男性为2892人（48.2%），女性为3108人（51.8%），汉族为5571人（92.6%），少数民族为429人（0.4%）。
（二）變量的选择
1.因变量
因变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在2008年CGSS的调查中，有问被访者从上小学开始算起，一共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该问题的结果可直接作为因变量的取值，且避免了教育程度换算成年限的误差，具有精确性。
2.自变量
自变量有三个，分别是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地区。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计算取决于其受教育年限，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3，小学=6，初中=9，高中（包括职高、中专、技校）=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及以上算作研究生学历=19。在讨论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时，分别采用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父母亲受教育年限之和三个自变量进行讨论，以探讨父母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的差异。
父亲的职业以问卷中对被访者14岁时，其父亲的就业状况的调查结果为取值，将就业状况按照其能够获得资源的多寡划分为：无业或失业=0，临时性就业=1，半职就业=2，全职就业=3。
受教育地区的取值为了排除因升学、参军、工作等其他原因导致的成长后的居住变动和户籍变化，故选取被访者在14岁以前的居住地为测量数据。由于在境外接受的教育不在研究范围内，故剔除在外。因此受教育地区可划分为：农村=0，镇和县城=1，地级市=2，省会城市（包括重庆市）=3，京津沪=4。
由于因变量是定距变量，且大致呈正态分布，所以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取OLS回归模型。回归模型均以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父母受教育程度，14岁时父亲的职业以及14岁以前的居住地。
五、 数据分析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大于父亲职业、受教育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父亲职业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与受教育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差不大。 据此，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之和对个人受教育水平均有显著影响：父亲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387年，母亲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419年，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每增加一年，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242年，即当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时，其子女可能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就越高。受教育的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十分显著：14岁前的居住地在镇和县城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2.425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地级市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102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省会城市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119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京津沪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9年。在这个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当14岁前的居住地越发达时，个人受教育年限相对于14岁前的居住地是农村的增加的越多，特别是京津沪的受教育地区更容易增加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的水平也就越高。
六、 结论和不足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并使用STATA工具对2008年CGSS的调查数据进行了OLS回归模型分析，探讨了可能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家庭背景方面的原因，验证了提出的三个假设。发现父母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地区这三个因素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现做出以下结论：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结论相符合，并进一步发现母亲似乎在子女教育的影响比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影响更大。
父亲的职业越好，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相应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关于父亲职业对子女受教育水平影响的结论相符合。
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教育，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关于地区差异与受教育水平差异关系的结论相符合。
由此可见，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确实家庭背景因素相关，是多种家庭背景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在研究教育不平等现状时，决不能忽视家庭背景这一微观层面。家庭背景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个人教育获得的差异研究染上了先赋性的色彩。
（二）不足
本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利用2008年CGSS的调查数据虽然保证了数据的质量，但该调查的涵盖面较广，调查的方面较多较复杂，因此相对应的使调查缺乏针对性，对教育不平等的相关变量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其次，受教育时家庭的收入情况，应该是在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很重要的一个自变量，但由于在2008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没有找到合适的测量数据，故在本研究中就没有討论家庭收入作为家庭因素的一环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最后，本研究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当代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看重家庭背景的影响而对当代教育不公平的特点和现状没有深挖和总结，在研究过程中，也欠缺将教育不平等与具体国情和体制的结合。以上这些不足，均需要在接下来的调查研究中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和修正。
参考文献：
[1]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
关键词：教育获得；教育不平等；家庭背景
一、 问题的提出
教育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它是民族发展的源泉，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石，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涵之一。教育也是个人实现理想、获得成功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至今，为促使教育趋向公平，我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恢复高考制度、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高校扩招政策等，但社会上认为“教育不平等”的观点仍然存在，实现教育公平的道路上依然布满荆棘。教育不平等会导致如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二元发展等诸多不良后果，进而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使社会矛盾激化。这样一来，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日益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认识、解释和解决教育不平等都成为了学术各界研究和探讨课题，受到广泛的关注。
现存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教育不平等确实仍然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中，并且大部分的研究都主要从宏观层面和历史流动的层面讨论教育不平等的状态和动态。因此，本文旨在从家庭这一较为微观的层面来分析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因素，通过教育获得的不平等来解释教育不平等。希望能为教育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与分层的研究贡献该研究微薄的力量。
二、 理论依据
（一）“镜中我”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镜中我”理论将自我看成是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将自身和他物一起视为客体的过程。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的姿态就如同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己，这正如他们在社会环境中看待并衡量其他事务一样。该理论强调家庭环境在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子女在与父母的互动中感知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并依照这样的期望理解自我和进行社会化[3]。
（二）文化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指出，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其中文化能力就是由早期的家庭教育传承而来的成果。布迪厄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文化出身的人继承了不同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像经济资本一样是可以创造、培育和传递给下一代的 。
本研究欲在上述两种理论视角的支持下，探讨影响当代中国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着眼于分析家庭因素对教育获得差异所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三、 研究假设
人们的普遍观念认为，个人的教育获得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着密切联系，国内外的一些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由此提出假设1：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父母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家庭有更好的职业往往意味着家庭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广泛的交际网络和更客观的收入，从而影响教育的获得，由此提出假设2：父亲的职业越好，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在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个人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由此提出假设3：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教育，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
四、 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调查数据，共在城市和农村随机抽取了6000个样本。其中城市样本为3982人（66.4%），农村样本为2018人（33.6%），男性为2892人（48.2%），女性为3108人（51.8%），汉族为5571人（92.6%），少数民族为429人（0.4%）。
（二）變量的选择
1.因变量
因变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在2008年CGSS的调查中，有问被访者从上小学开始算起，一共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该问题的结果可直接作为因变量的取值，且避免了教育程度换算成年限的误差，具有精确性。
2.自变量
自变量有三个，分别是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地区。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计算取决于其受教育年限，分别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3，小学=6，初中=9，高中（包括职高、中专、技校）=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及以上算作研究生学历=19。在讨论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时，分别采用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父母亲受教育年限之和三个自变量进行讨论，以探讨父母对子女教育水平影响的差异。
父亲的职业以问卷中对被访者14岁时，其父亲的就业状况的调查结果为取值，将就业状况按照其能够获得资源的多寡划分为：无业或失业=0，临时性就业=1，半职就业=2，全职就业=3。
受教育地区的取值为了排除因升学、参军、工作等其他原因导致的成长后的居住变动和户籍变化，故选取被访者在14岁以前的居住地为测量数据。由于在境外接受的教育不在研究范围内，故剔除在外。因此受教育地区可划分为：农村=0，镇和县城=1，地级市=2，省会城市（包括重庆市）=3，京津沪=4。
由于因变量是定距变量，且大致呈正态分布，所以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取OLS回归模型。回归模型均以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父母受教育程度，14岁时父亲的职业以及14岁以前的居住地。
五、 数据分析结果
由表1可以看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大于父亲职业、受教育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父亲职业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与受教育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相差不大。 据此，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之和对个人受教育水平均有显著影响：父亲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387年，母亲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419年，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每增加一年，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0.242年，即当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时，其子女可能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就越高。受教育的地区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十分显著：14岁前的居住地在镇和县城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2.425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地级市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102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省会城市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119年，14岁前的居住地在京津沪的人比14岁前的居住地在农村的人的个人受教育年限增加3.9年。在这个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当14岁前的居住地越发达时，个人受教育年限相对于14岁前的居住地是农村的增加的越多，特别是京津沪的受教育地区更容易增加受教育年限，也就是说可能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的水平也就越高。
六、 结论和不足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并使用STATA工具对2008年CGSS的调查数据进行了OLS回归模型分析，探讨了可能影响教育不平等的家庭背景方面的原因，验证了提出的三个假设。发现父母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地区这三个因素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现做出以下结论：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结论相符合，并进一步发现母亲似乎在子女教育的影响比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影响更大。
父亲的职业越好，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相应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关于父亲职业对子女受教育水平影响的结论相符合。
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教育，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到的关于地区差异与受教育水平差异关系的结论相符合。
由此可见，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确实家庭背景因素相关，是多种家庭背景因素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在研究教育不平等现状时，决不能忽视家庭背景这一微观层面。家庭背景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个人教育获得的差异研究染上了先赋性的色彩。
（二）不足
本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利用2008年CGSS的调查数据虽然保证了数据的质量，但该调查的涵盖面较广，调查的方面较多较复杂，因此相对应的使调查缺乏针对性，对教育不平等的相关变量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其次，受教育时家庭的收入情况，应该是在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很重要的一个自变量，但由于在2008年的CGSS调查问卷中没有找到合适的测量数据，故在本研究中就没有討论家庭收入作为家庭因素的一环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最后，本研究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当代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看重家庭背景的影响而对当代教育不公平的特点和现状没有深挖和总结，在研究过程中，也欠缺将教育不平等与具体国情和体制的结合。以上这些不足，均需要在接下来的调查研究中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和修正。
参考文献：
[1]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