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如今正在成为厌倦都市喧嚣者所追求的野趣。自1963年考入清华附中起，此种景致近在咫尺——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遗址。那时的遗址无人管理，没有围墙，更无须门票。
　　
　　探废墟之幽
　　
　　入学的第一天下午，我就去了心仪已久的“西洋楼”遗址。斜阳晖映下残破的远瀛观和大水法拱门，以及附近的方外观石柱，与熟悉的图景并无区别。建筑艺术不愧是凝固的乐章，亲手抚摩雕工精致的残石，欣赏古迹的残缺之美，油然而生一种亲炙历史的沧桑感。
　　从那以后，圆明园成了我课余必去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的纵深不断扩大，足迹遍及长春、绮春、圆明三园，接近颐和园，而这样的探幽之旅，却全拜托我的两条长腿。
　　当时的圆明园遗址，仍保持着原始的废墟风貌：颓垣残瓦，野草闲花；怪石嶙峋，阡陌纵横。那时的中学生还不时兴“早恋”，否则此地真一谈情幽会的绝好去处。同学少年，常于课后到此温书，置身天地自然之间，背上一番课文或英文单词之后，到稻田里捞几条小鱼，或采上一束不知名的各色野花，带回宿舍，装在小瓶中供养。
　　我不是一名用功的学生，但对圆明园却情有独钟，曾到图书馆借来有关书籍，纵情浏览，以便寻访记载中的景观。
　　此后陆续访得“谐奇趣”残存台基和雕石，还有一座很高的台基，我以为是宝塔底座，后来才知道是“海晏堂”蓄水楼之海墁台基。另有几处拱门、台基和残桥，因当时历史知识太少，未搞清是何园景。
　　“福海”曾是圆明园最大的水景，当时已经完全干涸，只留下一大片芦苇；还有星罗棋布的太湖石，估计是“廓然大公”的遗迹，在残阳夕照中蔚为壮观。石缝间虫蛇出入，苇丛中倦鸟归巢，薄暮降临，诡异环生。我心栖惶，联想起柯南道尔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那个神秘恐怖的沼泽，不免急急回奔，全无福尔摩斯大侦探的风度。一脚高一脚低地在荒野中疾走，几乎迷路，待到学校教学楼的灯火映入眼帘时，方觉惊魂稍定，而天已全黑。
　　后来又找到了圆明园水关旧闸，由巨大的粗方石块垒成，临水处苔痕黑绿班驳，吊嵌闸门的凹沟犹自清晰。名园荒芜已久，水流依旧湍急，堤岸烟柳朦胧，不免想起杜司勋凭吊金谷园的诗句：“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我最自豪的发现，是写生时无意中走人的一处山石景观。沿蜿蜒石径进入怪石嶙峋的峡谷，顿时别有洞天，走过一座石板小桥，脚下深沟荆棘丛生，当年肯定有潺潺溪水流过，此时虽已无水，但几株野桃自沟底挺秀而出，烂漫可喜，与两岸乱石相映成趣，惹人遐思，恍然置身于陶渊明记述的武陵源中，钟灵毓秀，令人流连忘返。畅游之后，意犹未尽，取出画笔，在入口处一块矗立的片石上，题了“桃源”二字。过了一两周再访“桃源”，发现拙笔被人用锐器勾画了一道边，看来后之游者，于此景也有同感。这类刻画之举，今日已有法严禁，惟当时无此意识，年少荒唐事，至今不能释怀。此处是否即“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武陵春色”，当时未能确认，我倒觉得像是“北远山村”。
　　当然，我最常去的地方，仍是离本校最近的“西洋楼”，几乎熟悉了每一块残石。有次还发现远瀛观残拱上一块石头新近跌落，为证实这一发现，回校后特地找到历史照片对照，确认不虚。但当时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这件事也就一直埋藏在记忆中。
　　附记一笔：尝于本校西北方向田野中，探得废墓一座，桧柏犹存，坟穴洞开，一块题有“海宁王静安先生之墓”的碑石，横倒于荒草之中。此即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原葬地，不属于圆明园范围，棺椁已于1955年移葬北京福田公亩。
　　
　　感自然之趣
　　
　　我的访古兴味，后来逐渐被自然之趣取代，似是由于缺乏新发现所致。
　　圆明园被侵略军劫掠焚毁之后，又历经盗匪、军阀、官僚、商贾的洗劫盗卖，完好有价值的文物荡然无存。到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要想找到一块完整的琉璃瓦已不容易。
　　名园荒废之后，水道湖泊逐渐淤塞，大部分沦为农田，以种植水稻为主，间有莲藕。山林已无名卉嘉木，除偶有种植玉米、红薯外，一般仍为灌木覆盖，1949年以后增加了部分绿化林。
　　那时农民还不大施用化肥农药，蓝天白云下，坐看金稻粉荷辉映，幼鱼畅游于禾丛之间，青蛙跳踉荷叶之上，生趣盎然。还有一种形似蝎子的水虫，俗名“水蝎子”，常在水下爬游，却从不与人为敌，有当年歇后语为证：“水蝎子——不怎么着(蜇)”。
　　野荆是最早报春的野花，绽放的黄花会招来成群的野蜂；山间最多的是酸枣，只要不怕她的荆刺，秋日可以塞满裤兜而归；还有无数不知名的野花野草，一年有三季奉献着黄、白、紫色的花朵和无边的碧绿。
　　麻雀是最常见的鸟类，还有一种体型稍小的黄色小鸟，飞速极快，俗称“叶子”；喜鹊、布谷鸟的叫声、啄木鸟的剥啄声和野鸽子扇动翅膀的声音，也不时可以闻见。长夏时节，知了一直鸣翅到秋，蛐蛐儿则在残砖乱石中相互呼应。灌木草丛中，时有草蛇、四足蛇和蚰蜒游窜，蚂蚱及螳螂蹦跳。河汉蟾蜍特多，蠢蠢欲动；水底偶有赤练蛇游弋，貌似恐怖，其实无毒。
　　在一派和谐的自然交响曲中，却自有进化法则。我曾亲见赤练蛇吞噬青蛙的活剧。印象更深的是一只母螳螂，她正攀在酸枣枝上进餐——被吃的是其夫君，上半身已经吃掉，尾部仍与妻子的大肚子末端相黏，显然刚刚完成交尾。动物为繁衍物种的行为模式，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令我惊叹不已。
　　某次在离远瀛观不远的野径上，遇见一只虎视眈眈的拦路巨蛙，足足有海碗那么大，颜色褐中带绿。我被吓了一跳，本能地捡起一块石头丢去，把它拍得吐了舌头，看来是死了。我仓皇离去，一路回想此物模样实在奇怪，外型颇似蟾蜍，却没有癞疙瘩。于是折回去想再看一眼，不料踪影全无，石头犹在。关于这种生物，自古有不少神秘传说，我觉得自己撞见的，恐怕是成精之物，所以一时竟打不死。
　　1966年文革爆发，一阵狂热之后，我成了“逍遥派”，经常携画具到圆明园写生。第二年听同学说，进颐和园可以不买门票，只须对检票员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就可以了。试行一次，果然不爽，于是也成了那里的常客。那时的颐和园与现今的风光不同，有时在园中逛上一天，大约可以遇上十位左右的游客。在一片静谧中欣赏湖光山色，心境自然不同。
　　圆明园与颐和园，当时成为我的两座精神避难所。一处是独具残缺之美的历史废墟，另一处是保存完整的皇家园林，于心中却不分轩轾。
　　
　　叹凭吊之难
　　
　　文革结束重游颐和园，惟见游人如鲫，无复当年兴味，后来很少去，但对圆明园则一直保持着怀念之情，只是无暇再去怀旧。又过了几年，“修复圆明园”的呼声甚嚣尘上，我开始担心将永失少年记忆中的那片历史废墟，但俗务缠身，始终未能一吊。
　　终于有一天，朋辈邀我同游修复后的圆明园，为了追寻记忆，决定一往同参。
　　买票进入油饰一新的园门，一路足踏水泥路面，走过有铁管扶栏的水泥小桥，游人一如过江之鲫，与颐和园没有多大区别。乘铁皮小船荡桨，行舟至一湖心小岛，上面是水泥台基水泥梁柱、规制狭小的简陋仿古建筑，颇觉不伦不类。
　　记得英国式的园林设计中，常构建一些人造废墟，以引发游人的思古幽情；而圆明园本是真材实料的历史遗址，却生造出不少的古迹赝品，真是匪夷所思。
　　上岸野餐后，同往西洋楼遗址，旧貌犹存，只是多了一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周围空地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从圆明园各处搜罗来的大小残石，好似一片墓地。
　　园内有大片的不开放区域，显得比以前小了许多，记忆中的种种遗迹，皆无从寻访。不知不觉间已是夕阳满山，带着一脑袋“水泥印象”索然而归，从此不复往矣!
　　据说“修复圆明园”是爱国之举，保留遗址原貌就是不爱国么?当年赞成修复的学者和拍板的官员，恐怕仍是出于某种政治思维的惯性；而以往拆除北京城墙的蠢事，不也是政治思维的产物么?一个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何时才能不重复这类低级错误?
　　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慈禧为给自己庆寿，挪用军费修复了其中的颐和园；可老佛爷出卖的东西，远远比修复的多。近年修建“巨蛋”式的国家大剧院，耗资将达38亿元以上，今人既具备修复圆明园的财力，又何不把她修复得像颐和园一样到位呢?保存名园遗址，本是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留下一个修复得不伦不类的遗址给后世，是彰外敌之罪，还是标侪辈之耻?
　　在记忆中的那个年代，圆明园遗址历经百年沧桑，已在自然与人文的磨合中形成独特的历史风貌——荣华已逝，灵气犹存。长城如此，周原如此，世界上不少著名的历史遗迹也如此。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个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不认为自己记忆中的圆明园遗址，就一定是最美好的，但她的灵魂却不可替代。
　　外敌入侵，毁其形体；国人“修复”，伤其魂魄。
　　名园之灵，尔今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