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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相亲节目的火爆由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点燃，随着诸多问题的浮现，这档栏目一直备受争议。本文提出了《非诚勿扰》高收视率下引发的几个典型问题，从媒体伦理学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并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
【关键词】《非诚勿扰》 拜金主义 娱乐化
2010年，江苏卫视因为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收视率节节攀升，使江苏卫视的收视率仅次于湖南卫视，排在了省级卫视第二。这档节目也使相亲成为中国式娱乐的话题之王——马诺“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拜金主义、闫凤娇的艳照门、孟非被媒体评选为“2010青年领袖”、色彩分析师乐嘉的尖锐言论……无不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其它卫视看到相亲节目的市场，也纷纷跟进，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爱情连连看》、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山东卫视的《幸福来敲门》接踵而出，娱乐相亲大有泛滥之势。随着节目内容的日益粗俗，其争议性内容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担忧和广电总局的注意。广电总局不得不对《非诚勿扰》下达了限令整改的通知。然而，在将近两个星期的限令整改后，《非诚勿扰》虽然少了些赤裸裸的“钱”、“豪宅”、“权利”等敏感字眼，但人们明显的感觉到相亲节目实际上仍然是“非钱勿扰”。
污谬流传——
娱乐相亲何以引起争议和担忧
娱乐相亲节目之所以引起社会的争议和管理层的担忧，主要还在于节目对社会的错误引导和暗示。综观各类娱乐相亲节目，其在娱乐之余，给观众最为直接的印象就是：
1、拜金拜物的物欲至上
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朱真芳说出择偶原则后，她竟然能够“闻”出男嘉宾有没有钱；马诺宣称自己只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笑……原本神圣的婚姻更多的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游戏，变成了娱乐、八卦诱导下的公开的金钱交易，已不再是借相亲进行娱乐，而是用金钱和物欲来戏弄相亲。
2、陈陈相因的模仿炒作
为了吸引眼球，娱乐相亲节目抄袭国外经典节目成为一股风。《非诚勿扰》从布景到环节均是模仿英国相亲节目《Take Me Out》。其它同类节目从内容到形式，皆大同小异，只是主持人這类“调味剂”有所区别而已。虽“贵”为抄袭，然不自重，更为甚者，两家媒体竟然因娱乐相亲节目的版权对簿公堂，闹得媒体哗然、社会热观。
3、低俗媚众的媒体扭曲
在相亲节目大行其道的时期，为了哗众取宠，电视台不仅不加剪辑播放极具争议的内容，节目策划人还通过编导控制有意加大媚俗的内容。“马诺宝马门”、“闫凤娇艳照门”、“关敬民软饭门”、“朱真芳豪宅门”、“富二代刘云超”……节目策划人利用当代社会一些扭曲的价值观以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猛料”提高收视率，而对媒体应该履行的“把关人”作用完全熟视无睹，以至于受到社会的批评。新华网网民“淮畔帅哥”说“媒体不能为收视率和发行量而丧失社会担当！如果失去了社会责任，媒体必然失去了他应有的作用。”①新华网网民“长剑当空舞”认为“相亲节目把庸俗当脱俗，让低级趣味成为流行，随意贬低‘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突破社会道德底线。”②
现象溯源——
娱乐相亲节目低俗化的社会基础
娱乐相亲节目低俗化既有其现实标本，更有其社会基础。
1、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的物质崇拜
首先，我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更多的追求社会公平，忽略了经济个体和个人物质追求，而市场经济为突出效率而鼓励经济个体和个人去追逐财富，这种突然而急剧的转变，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会自然而然的更多关注个人或小集体的物质追求。其次，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人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感到不安，极力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谋求稳定而又保险的未来。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金钱也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物质追求也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凸显重要。如日益暴涨的房价和人们微薄的薪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高择偶标准，都期望找到富二代、官二代，最起码得是有房一族、铁饭碗一族。
因此，对金钱和物质的过分追求——这种转型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社会现象，也最容易产生对物质的崇拜，而媒体也最易为提高自身影响而迎合这种精神需求，并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国际知名民意调查机构Ipsos近日发布的一份全球性调查数据显示，在抽样调查了20多个国家的被调查者中，认同“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象征”的中国人占69%，高于平均数57%。而美国只有33%的被调查者认同这一个说法。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转型国家民众普遍比发达国家民众更看重金钱。实际上这正是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时期，人们对金钱有一种几近疯狂的热爱，而这种热爱赤裸裸地反映在了相亲节目中。
2、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加剧下受众需求的娱乐化趋向
现代社会，随着各种竞争的加剧，受众在应对各种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对文字进行咀嚼、品味和分析、思考，而是渴求以简单和直观的方式了解信息，以至习惯了越来越被动的接受信息；而且更希望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既能满足信息接收的需求，又能轻松愉快地接收，使信息的接受过程成为压力的缓解过程和生活的享受过程。
媒体在受众习惯了“被”思考同时，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以更加轻松愉快的方式让受众接受自己所要传达的各种信息，满足其多方面精神需求。波兹曼预言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已经来临，“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③
3、媒体应对媒体经济一体化时代市场竞争的现实取向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说“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媒体管理体制的深化，媒体与经济更加紧密的融为一体，自身的生存与经营效益已直接相关。因为媒体的收视率的高低决定着市场份额的大小，而份额也直接决定着其广告收入，也就直接关系着电视台的经营业绩。在争夺收视率、市场份额的这场角逐中，更多的媒体采取的策略是“不管白猫黑猫”。更多的去适应受众的偏好，娱乐节目也因其适应性广和更新性强而大受媒体青睐，成了竞争制胜的最好形式，以至在媒体业界形成了蓬蓬勃勃的娱乐大会，形成了波兹曼所说的“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④
4、西方媒体娱乐化尝试成功的示范作用
由于西方媒体诞生和生存的环境与受众选择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十分注意迎合受众的多方位需求，在节目娱乐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为我国媒体娱乐节目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现实标本。尤其是娱乐相亲节目，基本上就是某些西方媒体相类节目的汉语版，从播出现场的布置到主持人的风格，无不是对同类节目的简单模仿。
责任如山——
媒体的功能不只是娱乐
电视的兴起本身既是一种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一种娱乐形式的兴起。娱乐与文化并不相冲突，高品味的娱乐同样能起到弘扬文化的作用。同样，电视播出娱乐性的相亲节目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如果将一切内容都以某种低俗的娱乐形式和内容展现出来，形成了低俗的娱乐化而迷失了社会的引导作用，那就是可悲的了。就象波兹曼认为的那样，如果电视用它常用的表达方式——娱乐，将一切公众话语重新编辑，让一切的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就会在一种悄无声息的变化中将我们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⑤因此，作为负有文化传播责任的媒体，必须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起好导向的作用。
【关键词】《非诚勿扰》 拜金主义 娱乐化
2010年，江苏卫视因为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收视率节节攀升，使江苏卫视的收视率仅次于湖南卫视，排在了省级卫视第二。这档节目也使相亲成为中国式娱乐的话题之王——马诺“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拜金主义、闫凤娇的艳照门、孟非被媒体评选为“2010青年领袖”、色彩分析师乐嘉的尖锐言论……无不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其它卫视看到相亲节目的市场，也纷纷跟进，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爱情连连看》、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山东卫视的《幸福来敲门》接踵而出，娱乐相亲大有泛滥之势。随着节目内容的日益粗俗，其争议性内容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担忧和广电总局的注意。广电总局不得不对《非诚勿扰》下达了限令整改的通知。然而，在将近两个星期的限令整改后，《非诚勿扰》虽然少了些赤裸裸的“钱”、“豪宅”、“权利”等敏感字眼，但人们明显的感觉到相亲节目实际上仍然是“非钱勿扰”。
污谬流传——
娱乐相亲何以引起争议和担忧
娱乐相亲节目之所以引起社会的争议和管理层的担忧，主要还在于节目对社会的错误引导和暗示。综观各类娱乐相亲节目，其在娱乐之余，给观众最为直接的印象就是：
1、拜金拜物的物欲至上
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朱真芳说出择偶原则后，她竟然能够“闻”出男嘉宾有没有钱；马诺宣称自己只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面笑……原本神圣的婚姻更多的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游戏，变成了娱乐、八卦诱导下的公开的金钱交易，已不再是借相亲进行娱乐，而是用金钱和物欲来戏弄相亲。
2、陈陈相因的模仿炒作
为了吸引眼球，娱乐相亲节目抄袭国外经典节目成为一股风。《非诚勿扰》从布景到环节均是模仿英国相亲节目《Take Me Out》。其它同类节目从内容到形式，皆大同小异，只是主持人這类“调味剂”有所区别而已。虽“贵”为抄袭，然不自重，更为甚者，两家媒体竟然因娱乐相亲节目的版权对簿公堂，闹得媒体哗然、社会热观。
3、低俗媚众的媒体扭曲
在相亲节目大行其道的时期，为了哗众取宠，电视台不仅不加剪辑播放极具争议的内容，节目策划人还通过编导控制有意加大媚俗的内容。“马诺宝马门”、“闫凤娇艳照门”、“关敬民软饭门”、“朱真芳豪宅门”、“富二代刘云超”……节目策划人利用当代社会一些扭曲的价值观以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猛料”提高收视率，而对媒体应该履行的“把关人”作用完全熟视无睹，以至于受到社会的批评。新华网网民“淮畔帅哥”说“媒体不能为收视率和发行量而丧失社会担当！如果失去了社会责任，媒体必然失去了他应有的作用。”①新华网网民“长剑当空舞”认为“相亲节目把庸俗当脱俗，让低级趣味成为流行，随意贬低‘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突破社会道德底线。”②
现象溯源——
娱乐相亲节目低俗化的社会基础
娱乐相亲节目低俗化既有其现实标本，更有其社会基础。
1、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的物质崇拜
首先，我国仍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更多的追求社会公平，忽略了经济个体和个人物质追求，而市场经济为突出效率而鼓励经济个体和个人去追逐财富，这种突然而急剧的转变，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会自然而然的更多关注个人或小集体的物质追求。其次，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人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感到不安，极力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谋求稳定而又保险的未来。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金钱也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物质追求也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凸显重要。如日益暴涨的房价和人们微薄的薪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高择偶标准，都期望找到富二代、官二代，最起码得是有房一族、铁饭碗一族。
因此，对金钱和物质的过分追求——这种转型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社会现象，也最容易产生对物质的崇拜，而媒体也最易为提高自身影响而迎合这种精神需求，并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国际知名民意调查机构Ipsos近日发布的一份全球性调查数据显示，在抽样调查了20多个国家的被调查者中，认同“金钱是个人成功最佳象征”的中国人占69%，高于平均数57%。而美国只有33%的被调查者认同这一个说法。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转型国家民众普遍比发达国家民众更看重金钱。实际上这正是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时期，人们对金钱有一种几近疯狂的热爱，而这种热爱赤裸裸地反映在了相亲节目中。
2、社会竞争压力日益加剧下受众需求的娱乐化趋向
现代社会，随着各种竞争的加剧，受众在应对各种竞争压力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对文字进行咀嚼、品味和分析、思考，而是渴求以简单和直观的方式了解信息，以至习惯了越来越被动的接受信息；而且更希望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既能满足信息接收的需求，又能轻松愉快地接收，使信息的接受过程成为压力的缓解过程和生活的享受过程。
媒体在受众习惯了“被”思考同时，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以更加轻松愉快的方式让受众接受自己所要传达的各种信息，满足其多方面精神需求。波兹曼预言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已经来临，“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③
3、媒体应对媒体经济一体化时代市场竞争的现实取向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说“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媒体管理体制的深化，媒体与经济更加紧密的融为一体，自身的生存与经营效益已直接相关。因为媒体的收视率的高低决定着市场份额的大小，而份额也直接决定着其广告收入，也就直接关系着电视台的经营业绩。在争夺收视率、市场份额的这场角逐中，更多的媒体采取的策略是“不管白猫黑猫”。更多的去适应受众的偏好，娱乐节目也因其适应性广和更新性强而大受媒体青睐，成了竞争制胜的最好形式，以至在媒体业界形成了蓬蓬勃勃的娱乐大会，形成了波兹曼所说的“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④
4、西方媒体娱乐化尝试成功的示范作用
由于西方媒体诞生和生存的环境与受众选择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十分注意迎合受众的多方位需求，在节目娱乐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为我国媒体娱乐节目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现实标本。尤其是娱乐相亲节目，基本上就是某些西方媒体相类节目的汉语版，从播出现场的布置到主持人的风格，无不是对同类节目的简单模仿。
责任如山——
媒体的功能不只是娱乐
电视的兴起本身既是一种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一种娱乐形式的兴起。娱乐与文化并不相冲突，高品味的娱乐同样能起到弘扬文化的作用。同样，电视播出娱乐性的相亲节目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如果将一切内容都以某种低俗的娱乐形式和内容展现出来，形成了低俗的娱乐化而迷失了社会的引导作用，那就是可悲的了。就象波兹曼认为的那样，如果电视用它常用的表达方式——娱乐，将一切公众话语重新编辑，让一切的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就会在一种悄无声息的变化中将我们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⑤因此，作为负有文化传播责任的媒体，必须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起好导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