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制被认为是约束政府“财政货币化”的有效手段，从而有助于建立财政纪律，达到降低融資成本的效果。
　　早在1717年，英国就实施了金本位制，而金本位制扩散到欧洲大陆，还要等到约150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战争时期，英国也会视情况选择退出金本位。但战争一结束，又会以原比价回归金本位。这几乎成了市场的共识。
　　金本位制不仅提升了英国国债的公信力，还有助于提升英镑的国际地位。因为金本位制被认为是约束政府“财政货币化”的有效手段，从而有助于建立财政纪律，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效果。
　　金本位时代，财政货币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这又会进一步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即财政货币化的成本的最终承担者还是政府本身。换言之，没有健全的财政纪律，实施金本位，汇率和资本账户将面临压力，甚至可能出现货币和债务危机。
　　所以，实施金本位制，相当于向市场发送保持财政平衡的信号，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也会因此而降低。
　　正是因为这种示范效应，以及对降低汇兑风险的考虑等，金本位制于19世纪70年代在全球得以确立。统一的货币体系有助于全球贸易的开展和资本的跨境流动，故1870年代到一战之前这段时期，可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时伦敦是最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是最重要的世界货币。
　　19世纪中期到一战前的1914年是货物、资金、劳动自由地穿越国境和大西洋的全球经济时代。资本自由化的程度堪比21世纪初，储蓄保留系数——国内储蓄用于国内投资的份额的均值约为0.5，相比于二战之后到1980年间的数值较小，表明国内储蓄从事境外投资，也就是资本跨境流动的规模较大。
　　仅从英国来看，1865年资本输出规模约为2500万英镑，1914年增加到了1.5亿至2亿英镑，在此期间共流出约40亿英镑。劳动力方面，移民潮兴起，正是得益于欧洲的技术移民，美国才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成为英国的“追赶者”;货物贸易方面，由于远洋运输工具的限制，经常账户规模相对较小，占GDP的比重不到6%，低于1980年代初的7%和2018年的13%。
　　本质上来说，英镑与英国国债都是英国政府的负债，都以英国的国家信用为支撑，而建立国家信用的重要来源，就是财政纪律。建立在君主立宪制上的健全的财政体系为英国国债和英镑赢得了公信力，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从而使得英国政府和工商企业在融资成本上占优势地位。对于英国开拓海外殖民地来说，英镑和英国国债的软实力与坚船利炮的硬实力缺一不可。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价格基准的力量是巨大的，能拥有这项特权的只能是信用最高的国家。在伦敦发行的国债的收益率结构为：英国国债收益率+国别风险溢价。风险溢价一般为正数，数值高低反映的就是国家信用的差别，风险溢价越高，国家信用越低。那些财政收支平衡和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所需要支付的风险溢价就比较低，如果再使用英镑标价和还本付息，风险溢价会更低。
　　在重要事件上的时间差是理解世界体系切换的重要视角，如美国较晚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并较晚退出金本位制，为美国确立美元霸权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资金总会流向安全地带。在金本位体制下，谁拥有最多的黄金储备，国债和货币的信用就最高，也会拥有较高的金融中心地位。
　　一战之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黄金-英镑-大英帝国”体系之上的。那么，英国何以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中心，英镑又何以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如果认同货币霸权的理念，即认同货币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国家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