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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减速、资源优势被稀释的天津突然加入抢人大战。天津为何如此迫切地想要引入人才？新时代下的天津又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呢？
抢人大战，举国烽烟。
年初，天津滨海新区GDP缩水3000亿之巨，不仅造就了天津经济总量的巨变，也造成了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地位滑落。天津从中国第五，成为中国第六。GDP增速仅3.6%，在十大城市中垫底。经济下滑，只是表象，天津最大的挑战，其实在于两个，一是政经周期变化，天津处于不可测之中，挑战巨大。天津在市场体系与权力体系中，都不是顶级，两边不落地，两不靠，处境尴尬。二是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冲击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权力未至顶，市场未完善
天津的诸多方面，已经与北京看齐。当下，天津也已经实现汽车限购，外地车牌限行，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10年，天津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10年计算，过去的10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吃了10年国家战略的小灶。新的10年，国家战略重心已经转移。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将更为重视，长江经济带崛起，雄安新区崛起，粤港澳和杭州湾崛起，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而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
2017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到1%，消费增长不到2%。哪儿去了？没有那么多新的央企大投资来撑场子了。中央不再倾斜性扶持了，国家小灶没了。 央企大扶持，财政大投资，政策大倾斜，时代终结。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权力和市场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先看中国城市的权力体系。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资源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110多家央企中，超过80家的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车也好，限房也好，全国人才只能迁就北京，无法绕行。天津就不行，限车限房，别人不来也可以，可以绕行。北京纵使壁垒森严，净流入人口也有800万，占比达到38%，高于天津。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权力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
天津此前的限车限房，首先伤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够有买车能力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阶层，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5年前，北京限车限房，患上傲慢自大症状的时候，天津就应该抢北京的人，与北京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抓住北京在汽车和住房方面限购的时机，加大开放力度，争取将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来。
天津现在才开始抢人，虽然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若5年前就开始布局，效果更好，而且抢的是顶尖人才，而不是准一流人才。抢人只是开始，开放车牌，开放房市，必然紧随其后。
雄安新区对天津的三大挑战
一片草原，两头雄狮，引人遐想。
同处京津冀，雄安新区对天津的冲击非常直接。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央企等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被分流。滨海新区的崛起，央企的投资功不可没。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承接北京功能的疏解。当下已经有很多央企表态，未来将会投资雄安，甚至是总部迁址雄安。若央企未来对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减弱，将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对天津冲击巨大。
二是高新产业的竞争。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的第三条，就是发展高新产业，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为中国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赋予了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使命。
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在高新产业领域，对天津产生两重挑战：部分北京的高端产业，可能要重点布局雄安新区，削弱对天津的支持力度;雄安新区未来的高新产业，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天津的市场。
三是冲击天津经济地位。雄安新区的设立，冲击的不仅有北京，也有天津。北京和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经济地位，都将受到影响。
雄安新区对天津经济地位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总量，以及天津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方面的排位。预计雄安新区崛起之后，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央企的分流，将使其此前相对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权力和市场资源削弱，从长期来看，北京和天津在中国未来城市中的经济总量排位，将有所影响;未来，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机构，将冲击北京和天津的金融地位，削弱其金融资源。
天津的四大变局
利弊相随，利大于弊。新的时代，也为天津带来了四大机遇。
一是做大京津冀，提升整体竞争实力，构建国家竞争均势。北京和天津虽都在中国十大城市之列，但京津冀难以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肩，未来也将面临长江中游与成渝城市群的赶超。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增长极。2016年，长三角的GDP总和超过14万亿，珠三角诸城市的GDP总和超过7万亿，而京津冀GDP总和只有6万多亿，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独大并且造成了周边广泛的灯下黑。京津冀坐大，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缩小南北差距。未来东北振兴，华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为依托。在此过程中，天津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是重塑京津定位。京津虽并称直辖市，但是，在权力和市场两大资源的拥有方面，天津难望北京项背，客观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乱。此前北京兼备华盛顿和纽约的功能，雄安新区建成后，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创新等四大定位，“大纽约”将另有其人，去掉了经济中心，意味深长。雄安未来将疏解北京的央企、医院、高校、银行等资源，公共资源被削弱后，北京对于人才与市场资源的强制性驱动力也减弱，天津的重要性将相对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自由度更大。
三是产业协同重塑天津，战略腹地再造天津。雄安新区的设立，将使天津与河北之间的产业协同，发挥更大效力。虽然在高端产业领域，雄安与天津有部分竞争，但是总体而言，天津与河北的互补性更强。2016年，河北的人均GDP為4.26万，天津的人均GDP超过11万。天津约为雄安新区5倍以上，河北省2倍以上。
落差产生梯度，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均有强大的互补性。此前，因为北京的强大行政资源，河北不得不围绕北京，北京强制性资源被疏解后，天津的产业优势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将河北变为最大的战略腹地。
四是百川归海天津港。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边三角形，在高铁半小时辐射范围内，一般的火车客运或者汽车，也在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未来，随着京津冀经济圈的迅速成长，无论是北京还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他城市，天津港是不错的选择。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前有深圳，后有雄安，改革竞争，你追我赶。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天津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之后的全国第二大自贸区，未来应该成为改革的抓手。
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同时，天津还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贸区加快与世界接轨。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天津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远没有北京强大，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在北京构筑户籍壁垒，人才壁垒，进行各种限制的时候，天津可抓紧时机争抢部分北京分流人才，更造成对于北京的制度优势。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无奈与约束，在改革领域更具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第三个机会，是在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领先。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局部改革的先锋，天津应有闯将精神。
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
如此，天津需要在三个领域实现突破。
一是经济发展模式。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此前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震动必然巨大。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释放市场活力，对冲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的影响。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和推动创新。自贸区只是破局契机，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商业环境，并且激发市场活力。在简政放权，完善法治，鼓励创新方面，深入推进。
三是社会领域的改革。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经达到了全球发达城市的标准，具备了从经济转型导向社会转型、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未来在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公平、实现民富、振兴民权等方面，可进行广泛的布局与尝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辖市是改革先锋，不是既得利益堡垒，需要富有活力、多元、开放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抢人仅仅是开始，改革才刚刚上路。
抢人大战，举国烽烟。
年初，天津滨海新区GDP缩水3000亿之巨，不仅造就了天津经济总量的巨变，也造成了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地位滑落。天津从中国第五，成为中国第六。GDP增速仅3.6%，在十大城市中垫底。经济下滑，只是表象，天津最大的挑战，其实在于两个，一是政经周期变化，天津处于不可测之中，挑战巨大。天津在市场体系与权力体系中，都不是顶级，两边不落地，两不靠，处境尴尬。二是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冲击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权力未至顶，市场未完善
天津的诸多方面，已经与北京看齐。当下，天津也已经实现汽车限购，外地车牌限行，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10年，天津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10年计算，过去的10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吃了10年国家战略的小灶。新的10年，国家战略重心已经转移。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将更为重视，长江经济带崛起，雄安新区崛起，粤港澳和杭州湾崛起，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而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
2017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到1%，消费增长不到2%。哪儿去了？没有那么多新的央企大投资来撑场子了。中央不再倾斜性扶持了，国家小灶没了。 央企大扶持，财政大投资，政策大倾斜，时代终结。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权力和市场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先看中国城市的权力体系。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资源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110多家央企中，超过80家的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车也好，限房也好，全国人才只能迁就北京，无法绕行。天津就不行，限车限房，别人不来也可以，可以绕行。北京纵使壁垒森严，净流入人口也有800万，占比达到38%，高于天津。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权力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
天津此前的限车限房，首先伤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够有买车能力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阶层，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5年前，北京限车限房，患上傲慢自大症状的时候，天津就应该抢北京的人，与北京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抓住北京在汽车和住房方面限购的时机，加大开放力度，争取将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来。
天津现在才开始抢人，虽然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若5年前就开始布局，效果更好，而且抢的是顶尖人才，而不是准一流人才。抢人只是开始，开放车牌，开放房市，必然紧随其后。
雄安新区对天津的三大挑战
一片草原，两头雄狮，引人遐想。
同处京津冀，雄安新区对天津的冲击非常直接。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央企等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被分流。滨海新区的崛起，央企的投资功不可没。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承接北京功能的疏解。当下已经有很多央企表态，未来将会投资雄安，甚至是总部迁址雄安。若央企未来对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减弱，将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对天津冲击巨大。
二是高新产业的竞争。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的第三条，就是发展高新产业，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为中国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赋予了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使命。
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在高新产业领域，对天津产生两重挑战：部分北京的高端产业，可能要重点布局雄安新区，削弱对天津的支持力度;雄安新区未来的高新产业，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天津的市场。
三是冲击天津经济地位。雄安新区的设立，冲击的不仅有北京，也有天津。北京和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经济地位，都将受到影响。
雄安新区对天津经济地位的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总量，以及天津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方面的排位。预计雄安新区崛起之后，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央企的分流，将使其此前相对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权力和市场资源削弱，从长期来看，北京和天津在中国未来城市中的经济总量排位，将有所影响;未来，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机构，将冲击北京和天津的金融地位，削弱其金融资源。
天津的四大变局
利弊相随，利大于弊。新的时代，也为天津带来了四大机遇。
一是做大京津冀，提升整体竞争实力，构建国家竞争均势。北京和天津虽都在中国十大城市之列，但京津冀难以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肩，未来也将面临长江中游与成渝城市群的赶超。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增长极。2016年，长三角的GDP总和超过14万亿，珠三角诸城市的GDP总和超过7万亿，而京津冀GDP总和只有6万多亿，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独大并且造成了周边广泛的灯下黑。京津冀坐大，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缩小南北差距。未来东北振兴，华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为依托。在此过程中，天津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是重塑京津定位。京津虽并称直辖市，但是，在权力和市场两大资源的拥有方面，天津难望北京项背，客观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乱。此前北京兼备华盛顿和纽约的功能，雄安新区建成后，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创新等四大定位，“大纽约”将另有其人，去掉了经济中心，意味深长。雄安未来将疏解北京的央企、医院、高校、银行等资源，公共资源被削弱后，北京对于人才与市场资源的强制性驱动力也减弱，天津的重要性将相对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自由度更大。
三是产业协同重塑天津，战略腹地再造天津。雄安新区的设立，将使天津与河北之间的产业协同，发挥更大效力。虽然在高端产业领域，雄安与天津有部分竞争，但是总体而言，天津与河北的互补性更强。2016年，河北的人均GDP為4.26万，天津的人均GDP超过11万。天津约为雄安新区5倍以上，河北省2倍以上。
落差产生梯度，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均有强大的互补性。此前，因为北京的强大行政资源，河北不得不围绕北京，北京强制性资源被疏解后，天津的产业优势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将河北变为最大的战略腹地。
四是百川归海天津港。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边三角形，在高铁半小时辐射范围内，一般的火车客运或者汽车，也在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未来，随着京津冀经济圈的迅速成长，无论是北京还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他城市，天津港是不错的选择。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前有深圳，后有雄安，改革竞争，你追我赶。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天津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之后的全国第二大自贸区，未来应该成为改革的抓手。
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同时，天津还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贸区加快与世界接轨。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天津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远没有北京强大，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在北京构筑户籍壁垒，人才壁垒，进行各种限制的时候，天津可抓紧时机争抢部分北京分流人才，更造成对于北京的制度优势。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无奈与约束，在改革领域更具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第三个机会，是在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领先。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局部改革的先锋，天津应有闯将精神。
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
如此，天津需要在三个领域实现突破。
一是经济发展模式。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此前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震动必然巨大。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释放市场活力，对冲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的影响。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和推动创新。自贸区只是破局契机，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商业环境，并且激发市场活力。在简政放权，完善法治，鼓励创新方面，深入推进。
三是社会领域的改革。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经达到了全球发达城市的标准，具备了从经济转型导向社会转型、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未来在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公平、实现民富、振兴民权等方面，可进行广泛的布局与尝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辖市是改革先锋，不是既得利益堡垒，需要富有活力、多元、开放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抢人仅仅是开始，改革才刚刚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