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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68年的日子，从1993年开始，历任日本首相都会在当天发言—对过去的侵略史表示“反省和道歉”。但是安倍晋三今年抛弃了这个传统，引发中韩乃至世界担忧。
其实，近两年，日本右翼越发猖狂，世界对其军国主义复辟担忧日甚。有人说，正是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右翼的包庇纵容，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应从日本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正如人们所说的“知其史，则识其今”。
日本史漫长，但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对其本质“窥一斑而识全身”。
关键词一：骨子里的侵略性
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打不过，无非是退回家园，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
在历史上，日本就是个野心十足、扩张性极强的国家，并不是说日本人如何如何好战，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日本孤悬海中，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稳定性先天不足，所以一直向外侵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意识今天在日本人的头脑中依旧清晰而强烈。
而日本最主要的侵略对象就是离其最近的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人在其历史记载中都对此毫不讳言。早在公元200年的时候，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统治者神功皇后就以“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尽管神功皇后没打胜仗，却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图书。
从此，每当日本攻打朝鲜的时候，总先把这位神功皇后的“功业”重新炫耀一番，以激励那些继承神功皇后“事业”的子孙们。由此可见，向外掠夺，尤其是掠夺朝鲜半岛，很早就成为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了。据记载，到公元5世纪，经常渡海侵掠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任那”殖民政权，以此为基地，大肆抢掠朝鲜人的财富，并学得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的先进技术。
尽管朝鲜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财富和技术，日本天皇却并不满足，继续增兵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占领，最终危及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公元663年，唐朝在接到当时朝鲜半岛藩属国新罗的求救后，派出大兵从山东半岛渡海救援。很快，唐新联军与日军在熊津江入白村江口处遭遇，大败日军。
日本势力被迫退出朝鲜半岛后，经济损失巨大。怎么办？日本又瞄准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倭患”。直至明朝嘉靖年间，在戚继光的大力打击下，“倭患”才算平复。
可以说，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打不过，无非是退回家园，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
甚至，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财富。每一次战败，日本都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文化的繁荣。白村江之战失败后，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被迫随日本侵略者离开朝鲜半岛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谈到日本民族骨子里的侵略性，还不得不说一下深植在日本民众之中的亡岛论。这是日本古代的一则预言——日本岛将会沉没。虽然这是个没有根据的预言，但是很多日本人持类似的看法。甚至，有日本电影人拍出了国家毁亡的《日本沉没》，以此警告国民：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可能很快就没有，作为日本人应该想点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新日本。
关键词二：大日本帝国战略
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他甚至计划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综述朝鲜战争的祸水源头可上溯到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安全形势后断定：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
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但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一些极具野心大国觊觎的对象，给它带来深重的灾难，成为近现代史中战事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英國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说：“谁统治了东北亚，谁就掌握了西太平洋，谁就掌握了亚洲的命运。”而统治东北亚的战略跳板和门户就是朝鲜半岛。这就注定了朝鲜半岛将在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舞台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也正是日本关白（替天皇统摄朝政的官职）丰臣秀吉的看法。
丰臣秀吉不仅是新日本战略的最早制定者，也是把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计划付诸实施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是蒙元后蔑视中国氛围熏陶出的一代枭雄，在日本天下还没定，他还排在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之后时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
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他甚至计划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
一幅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称霸亚洲的美景图画就这样画出来了。
1590年，刚刚统一全国，丰臣秀吉就迫不及待地实施其战略，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讨伐大唐（明）。作为大明的藩属国，朝鲜自不会答应。当然，丰臣秀吉也是知道的，他只不过想找一个发兵朝鲜的借口而已。1592年，即大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坐镇日本总部，遥控二十万海陆大军，对朝鲜发动突然袭击。明朝被迫出兵相救。
这次侵略，最终因丰臣秀吉1598年的突然去世而告终，但是其“以朝鲜，侵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扩张构想，在历代日本统治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数百年来，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一直沿着这样的路线努力着：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中国全境-亚洲-全世界。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这条路径变成了：朝鲜半岛 琉球群岛-中国东北 中国台湾-中国全境-亚洲-全世界。 1798年，本多利明就向天皇献上了《经世秘策》，主张占领中国东北与库页岛。1803年又献上《贸易论》，主张以战争形式掠夺财富应该成为日本的国策。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支那（中國）始。”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支那，君临印度。”
明治天皇野心更大，在其即位的1867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公开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炮制了一个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且将其作为最高国策：一是征服中国台湾，二是征服朝鲜，三是征服中国的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四使征服中国其他地区，最后征服南洋、亚洲乃至于全世界。
1927年制定的《田中奏折》，更是臭名昭著，这个奏折中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日本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事实证明，日本就是这么干的。甚至直至战败，日本不少人还都认为该这样干，他们的反思是：如果不招惹美国和前苏联，日本在中国的战果将得以保存，即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更大的区域今日已经属于日本。
关键词三：偷师高手
历史也证明，日本是一个能屈能伸，且非常善于拿来主义的民族。
不过，值得钦佩的是，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勇于创造的民族。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骄傲地自称“小中华”。
但日本不是，它善于吸收模仿，更善于创新创造，且并不认为“老师”就是天然的权威。比如，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但这正是日本的长处。它虽然接受了中国的文字、语言、宗教、建筑、制度、服饰等等，却进行了很好地消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都罕见。
历史也证明，日本是一个能屈能伸，且非常善于拿来主义的民族。如前所述，日本第一次大规模地侵犯朝鲜半岛，被唐军打败。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改造日本。
及至19世纪中后期，海洋文明兴起，中华文明落伍了，日本立马抛弃自己的“老师”中国，选择全盘西化。它的学习目标也很明确，都是当时最强者：一战前，学习英国；二战前，学习德国；二战后，既是被迫也是自愿地追随美国。
一个共识是，日本是西化最好的亚洲国家。但是，日本并非彻底西化，一些深埋骨子里的东西并没有变，比如岛国危机意识、侵略性，以及崇尚强人政治。
比如，明治维新，一方面学习西方制度，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大一统专制的重要性。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最终使日本再次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二战后，日本国民对战败的认识却十分肤浅。多数日本人只知道，日本之所以成为战败国，是因为美国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加之，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使得战败观念只停留在美国的表面层次上，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中国因素。更为可怕的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一直认定，中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要不是同盟国的插手，中国已经亡国。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现在，在很多的日本人心中：国家强大，就意味着像美国一样，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关键词四：平民政治强人
武士道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武分家，日本则文武一体化。武士虽然也分上中下等，但有了向上的通道。丰臣秀吉即是最好的代表。
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平民政治强人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在这方面，制定并亲自实施侵略朝鲜、中国的丰臣秀吉是之；制定“船中八策”，引导明治维新的坂本龙马亦是之。
前面所述，神功皇后因“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但到底有没有神功皇后此人，她又干了些什么，并无确切的历史数据可考。但丰臣秀吉的事迹是真实记录在案的。
在日本的历史上，“关白”一职相当于中国古代官制里的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高职位。自古以来，“关白”只能由出自上古藤原一族的近卫、鹰司、一条、二条、九条等所谓“五摄政”家族人员出任。但丰臣秀吉最早只是织田信长府中一个卑微的奴仆。是历史造就了他，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的一手提拔之下，异军突起，先后打败了柴田胜家、泷川一益、伊达政宗、北条氏政等强宗大藩，收服了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小早川隆景等各方枭雄，结束日本几百年的“战国时代”，一统全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关白”。
正因出身卑微，他才无视陈规陋矩，无所畏惧，勇于求变，制定出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且勇于实施。
坂本龙马亦只是一名身份低微的乡士。这使他能够不受陈规陋矩的束缚，可因时而变。一个故事是，龙马先学的是北辰流太刀，之后却改用小太刀，他对一名密友说：“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朋友深以为然，未承想再见龙马，他却掏出来一柄手枪：“这个比小太刀更具威力。”
胜海舟是日本开国论的先驱，最初抱持着攘夷思想的龙马把他作为行刺目标、必杀的奸党。但是，了解了胜海舟精辟的思想后，龙马认识到自己的落伍。那位朋友再见龙马，龙马掏出的是一部开国论书籍：“手枪只能杀伤敌人，此书可以振兴日本！” 成为胜海舟门徒的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1864年，他在长崎龟山创立了商社 “龟山社中”，致力于培养改造日本政体的人才，将它打造成尊王倒幕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報站。
1867年，龙马与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改造日本政体的“船中八策”，其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因此，坂本龙马最终也成为丰臣秀吉式的平民英雄人物，名声远超“维新三杰”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
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屡屡产生这样改变时局的平民强人，与大环境有关。通过学习中华儒家文化，日本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因为占有相对宽裕的财富，日本上层社会趋于保守，多循规蹈矩。但因资源有限，而人口又多，下层社会就难免要饿肚子了。下层人民也要吃饭啊。天智天皇时期，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期，日本最终形成庄园制度，让开垦耕地的人永久拥有耕地。有开垦者，就有掠夺者，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耕地，武力成为最终选择。之后，随着庄园间的兼并，形成大大小小的、以武士为基础的利益集团。武士道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武分家，日本则文武一体化。
武士虽然也分上中下等，但有了向上的通道。丰臣秀吉即是最好的代表。再比如，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一些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下级青年武士，他们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需求，也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与之相比，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大清戊戌变法，年轻皇帝和一帮年轻文人的失败就成为必然了。
因此，正如《菊与刀》的作者、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概括的：“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梗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五：侵略与和平相间
日本历史是一定的循环史：向外侵略—失败—国内和平—再向外侵略—再失败……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相间的循环史的话，那么梳理日本历史可以发现，也形成一定的循环史：向外侵略—失败—国内和平—再向外侵略—再失败……
比如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利后，日本就进入了一个长达200年以上的江户和平时期。当日本从这个和平的冬眠时期再次醒来，迎来明治维新之后，又走上了一条向外侵略的道路。结果众所周知，日本再一次失败了，进入新一轮的和平时期。在这个和平时期中甚至连他们的自卫队员在平时是不是能够背双肩包都成为了国会争论的话题。
因此，日本的政治势力永远不是一极。如果说丰臣秀吉是典型的下层武士代表，具有极强的侵略性的话，那么，其之后的德川家康则可算是典型的上层武士代表，拥有着日本封建时代上层社会内敛的性格，其隐忍不发而最后胜出也是讲究谦虚谨慎的日本民族的普遍心理特征。
如前所述，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因此国民安全感较差，具有侵略扩张的一面。所以当像丰臣秀吉这样的强势向外扩张主义者上台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向外侵略预期收益很好，但前期投入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一旦陷入持久，日本就难以承受了。据记载，到丰臣秀吉后期，日本实际上已经面临崩溃，攻朝下层武士很多子女都饿死了。这个时候，和平主义者就有市场了。一直隐忍的德川家康终于迎来实现自己抱负的治国机会。可是德川家康却又将日本带回封建制度的世界。及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本来就没有安全感的日本人再一次蠢蠢欲动。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二战后，日本进入快速发展的和平时期，但是，随着美国开始衰落，不仅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安全保护和产品市场，反而开始了和日本进行寸土不让的斤斤计较，这使得日本人认为他们又一次成为了世界的弃儿，一股追求进行变革的风气重新抬头。
创办“维新政治塾”、发誓再造日本制度的平民桥下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
其实，近两年，日本右翼越发猖狂，世界对其军国主义复辟担忧日甚。有人说，正是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右翼的包庇纵容，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应从日本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正如人们所说的“知其史，则识其今”。
日本史漫长，但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对其本质“窥一斑而识全身”。
关键词一：骨子里的侵略性
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打不过，无非是退回家园，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
在历史上，日本就是个野心十足、扩张性极强的国家，并不是说日本人如何如何好战，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日本孤悬海中，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稳定性先天不足，所以一直向外侵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意识今天在日本人的头脑中依旧清晰而强烈。
而日本最主要的侵略对象就是离其最近的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人在其历史记载中都对此毫不讳言。早在公元200年的时候，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统治者神功皇后就以“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尽管神功皇后没打胜仗，却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图书。
从此，每当日本攻打朝鲜的时候，总先把这位神功皇后的“功业”重新炫耀一番，以激励那些继承神功皇后“事业”的子孙们。由此可见，向外掠夺，尤其是掠夺朝鲜半岛，很早就成为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了。据记载，到公元5世纪，经常渡海侵掠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任那”殖民政权，以此为基地，大肆抢掠朝鲜人的财富，并学得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的先进技术。
尽管朝鲜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财富和技术，日本天皇却并不满足，继续增兵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占领，最终危及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公元663年，唐朝在接到当时朝鲜半岛藩属国新罗的求救后，派出大兵从山东半岛渡海救援。很快，唐新联军与日军在熊津江入白村江口处遭遇，大败日军。
日本势力被迫退出朝鲜半岛后，经济损失巨大。怎么办？日本又瞄准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倭患”。直至明朝嘉靖年间，在戚继光的大力打击下，“倭患”才算平复。
可以说，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打不过，无非是退回家园，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
甚至，得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财富。每一次战败，日本都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文化的繁荣。白村江之战失败后，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被迫随日本侵略者离开朝鲜半岛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谈到日本民族骨子里的侵略性，还不得不说一下深植在日本民众之中的亡岛论。这是日本古代的一则预言——日本岛将会沉没。虽然这是个没有根据的预言，但是很多日本人持类似的看法。甚至，有日本电影人拍出了国家毁亡的《日本沉没》，以此警告国民：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可能很快就没有，作为日本人应该想点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新日本。
关键词二：大日本帝国战略
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他甚至计划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综述朝鲜战争的祸水源头可上溯到日本对朝鲜侵略的安全形势后断定：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
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但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一些极具野心大国觊觎的对象，给它带来深重的灾难，成为近现代史中战事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英國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说：“谁统治了东北亚，谁就掌握了西太平洋，谁就掌握了亚洲的命运。”而统治东北亚的战略跳板和门户就是朝鲜半岛。这就注定了朝鲜半岛将在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舞台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也正是日本关白（替天皇统摄朝政的官职）丰臣秀吉的看法。
丰臣秀吉不仅是新日本战略的最早制定者，也是把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计划付诸实施的第一人。
丰臣秀吉是蒙元后蔑视中国氛围熏陶出的一代枭雄，在日本天下还没定，他还排在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之后时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
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制定了明确的战略：首先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他甚至计划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
一幅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称霸亚洲的美景图画就这样画出来了。
1590年，刚刚统一全国，丰臣秀吉就迫不及待地实施其战略，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讨伐大唐（明）。作为大明的藩属国，朝鲜自不会答应。当然，丰臣秀吉也是知道的，他只不过想找一个发兵朝鲜的借口而已。1592年，即大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坐镇日本总部，遥控二十万海陆大军，对朝鲜发动突然袭击。明朝被迫出兵相救。
这次侵略，最终因丰臣秀吉1598年的突然去世而告终，但是其“以朝鲜，侵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扩张构想，在历代日本统治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数百年来，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一直沿着这样的路线努力着：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中国全境-亚洲-全世界。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这条路径变成了：朝鲜半岛 琉球群岛-中国东北 中国台湾-中国全境-亚洲-全世界。 1798年，本多利明就向天皇献上了《经世秘策》，主张占领中国东北与库页岛。1803年又献上《贸易论》，主张以战争形式掠夺财富应该成为日本的国策。1823年，左藤信渊内阁制定《宇内混同秘策》，提出要使“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天皇之臣民……凡此先以吞支那（中國）始。”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支那，君临印度。”
明治天皇野心更大，在其即位的1867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公开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炮制了一个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且将其作为最高国策：一是征服中国台湾，二是征服朝鲜，三是征服中国的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四使征服中国其他地区，最后征服南洋、亚洲乃至于全世界。
1927年制定的《田中奏折》，更是臭名昭著，这个奏折中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日本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事实证明，日本就是这么干的。甚至直至战败，日本不少人还都认为该这样干，他们的反思是：如果不招惹美国和前苏联，日本在中国的战果将得以保存，即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更大的区域今日已经属于日本。
关键词三：偷师高手
历史也证明，日本是一个能屈能伸，且非常善于拿来主义的民族。
不过，值得钦佩的是，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勇于创造的民族。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骄傲地自称“小中华”。
但日本不是，它善于吸收模仿，更善于创新创造，且并不认为“老师”就是天然的权威。比如，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但这正是日本的长处。它虽然接受了中国的文字、语言、宗教、建筑、制度、服饰等等，却进行了很好地消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都罕见。
历史也证明，日本是一个能屈能伸，且非常善于拿来主义的民族。如前所述，日本第一次大规模地侵犯朝鲜半岛，被唐军打败。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改造日本。
及至19世纪中后期，海洋文明兴起，中华文明落伍了，日本立马抛弃自己的“老师”中国，选择全盘西化。它的学习目标也很明确，都是当时最强者：一战前，学习英国；二战前，学习德国；二战后，既是被迫也是自愿地追随美国。
一个共识是，日本是西化最好的亚洲国家。但是，日本并非彻底西化，一些深埋骨子里的东西并没有变，比如岛国危机意识、侵略性，以及崇尚强人政治。
比如，明治维新，一方面学习西方制度，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大一统专制的重要性。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最终使日本再次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二战后，日本国民对战败的认识却十分肤浅。多数日本人只知道，日本之所以成为战败国，是因为美国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加之，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使得战败观念只停留在美国的表面层次上，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中国因素。更为可怕的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一直认定，中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要不是同盟国的插手，中国已经亡国。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现在，在很多的日本人心中：国家强大，就意味着像美国一样，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关键词四：平民政治强人
武士道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武分家，日本则文武一体化。武士虽然也分上中下等，但有了向上的通道。丰臣秀吉即是最好的代表。
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平民政治强人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在这方面，制定并亲自实施侵略朝鲜、中国的丰臣秀吉是之；制定“船中八策”，引导明治维新的坂本龙马亦是之。
前面所述，神功皇后因“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但到底有没有神功皇后此人，她又干了些什么，并无确切的历史数据可考。但丰臣秀吉的事迹是真实记录在案的。
在日本的历史上，“关白”一职相当于中国古代官制里的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高职位。自古以来，“关白”只能由出自上古藤原一族的近卫、鹰司、一条、二条、九条等所谓“五摄政”家族人员出任。但丰臣秀吉最早只是织田信长府中一个卑微的奴仆。是历史造就了他，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的一手提拔之下，异军突起，先后打败了柴田胜家、泷川一益、伊达政宗、北条氏政等强宗大藩，收服了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小早川隆景等各方枭雄，结束日本几百年的“战国时代”，一统全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关白”。
正因出身卑微，他才无视陈规陋矩，无所畏惧，勇于求变，制定出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且勇于实施。
坂本龙马亦只是一名身份低微的乡士。这使他能够不受陈规陋矩的束缚，可因时而变。一个故事是，龙马先学的是北辰流太刀，之后却改用小太刀，他对一名密友说：“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朋友深以为然，未承想再见龙马，他却掏出来一柄手枪：“这个比小太刀更具威力。”
胜海舟是日本开国论的先驱，最初抱持着攘夷思想的龙马把他作为行刺目标、必杀的奸党。但是，了解了胜海舟精辟的思想后，龙马认识到自己的落伍。那位朋友再见龙马，龙马掏出的是一部开国论书籍：“手枪只能杀伤敌人，此书可以振兴日本！” 成为胜海舟门徒的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1864年，他在长崎龟山创立了商社 “龟山社中”，致力于培养改造日本政体的人才，将它打造成尊王倒幕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報站。
1867年，龙马与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改造日本政体的“船中八策”，其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因此，坂本龙马最终也成为丰臣秀吉式的平民英雄人物，名声远超“维新三杰”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
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屡屡产生这样改变时局的平民强人，与大环境有关。通过学习中华儒家文化，日本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因为占有相对宽裕的财富，日本上层社会趋于保守，多循规蹈矩。但因资源有限，而人口又多，下层社会就难免要饿肚子了。下层人民也要吃饭啊。天智天皇时期，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期，日本最终形成庄园制度，让开垦耕地的人永久拥有耕地。有开垦者，就有掠夺者，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耕地，武力成为最终选择。之后，随着庄园间的兼并，形成大大小小的、以武士为基础的利益集团。武士道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武分家，日本则文武一体化。
武士虽然也分上中下等，但有了向上的通道。丰臣秀吉即是最好的代表。再比如，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一些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下级青年武士，他们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需求，也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与之相比，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大清戊戌变法，年轻皇帝和一帮年轻文人的失败就成为必然了。
因此，正如《菊与刀》的作者、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概括的：“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梗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五：侵略与和平相间
日本历史是一定的循环史：向外侵略—失败—国内和平—再向外侵略—再失败……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相间的循环史的话，那么梳理日本历史可以发现，也形成一定的循环史：向外侵略—失败—国内和平—再向外侵略—再失败……
比如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利后，日本就进入了一个长达200年以上的江户和平时期。当日本从这个和平的冬眠时期再次醒来，迎来明治维新之后，又走上了一条向外侵略的道路。结果众所周知，日本再一次失败了，进入新一轮的和平时期。在这个和平时期中甚至连他们的自卫队员在平时是不是能够背双肩包都成为了国会争论的话题。
因此，日本的政治势力永远不是一极。如果说丰臣秀吉是典型的下层武士代表，具有极强的侵略性的话，那么，其之后的德川家康则可算是典型的上层武士代表，拥有着日本封建时代上层社会内敛的性格，其隐忍不发而最后胜出也是讲究谦虚谨慎的日本民族的普遍心理特征。
如前所述，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因此国民安全感较差，具有侵略扩张的一面。所以当像丰臣秀吉这样的强势向外扩张主义者上台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向外侵略预期收益很好，但前期投入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一旦陷入持久，日本就难以承受了。据记载，到丰臣秀吉后期，日本实际上已经面临崩溃，攻朝下层武士很多子女都饿死了。这个时候，和平主义者就有市场了。一直隐忍的德川家康终于迎来实现自己抱负的治国机会。可是德川家康却又将日本带回封建制度的世界。及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本来就没有安全感的日本人再一次蠢蠢欲动。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二战后，日本进入快速发展的和平时期，但是，随着美国开始衰落，不仅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安全保护和产品市场，反而开始了和日本进行寸土不让的斤斤计较，这使得日本人认为他们又一次成为了世界的弃儿，一股追求进行变革的风气重新抬头。
创办“维新政治塾”、发誓再造日本制度的平民桥下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崛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