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艾芜南行开辟了四川文人“出蜀”的新路线，其选择南行既有家庭困顿、传统婚约的外在逼迫，也是其内心深处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必然结果，艾芜以毅然决然的南行来践行“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工读互助”的理想与追求。本文从“地方”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发现艾芜及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由此在新的维度中重塑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艾芜;南行;《妻》;地方
一
艾芜被称为“流浪文豪”，因其对“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对西南边地边民“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的生动刻画而为世人所熟知①。在阅读艾芜作品并对艾芜生平有所了解后，不少读者会产生艾芜为何会南行的疑问——读者在沉醉于其作品呈现的异域边陲的风光习俗和世态人情的同时，对艾芜与同时代众多巴蜀俊杰北上追求真理相反而逆向南下的选择充满好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同恰恰是艾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风格的魅力所在。然而遗憾的是，在已有研究或艾芜传记的阐释与演绎中，艾芜的这种独特选择慢慢变得与他北上的同乡们乃至和同时代的其他人并无多少差别，多是强调外来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艾芜的回应，如，“一九二五年夏天，师范学校尚未毕业，他就怀着‘半工半读’的理想，步行去祖国南疆，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漂泊生活”②“道耕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不堪忍受成都的闭塞和落后，要去南洋半工半读”③……此种“冲击—回应”阐释模式在其他现代作家的传记中也有相类的表述，不过，这些说法显然在艾芜这里失去了说服力，回避了众人的疑问。比如，艾芜的离家出走是彻底的，真正做到了“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半工半读”，这在现代作家中是罕见的;同时艾芜选择的路线与北上路线背道而驰。“五四”的发源地在北京，上海或许更具备“半工半读”的条件，而南下云南再至缅甸，经过的多为“荒蛮之地”，读书反而是极艰难的事情。可见，套用传统与现代、冲击与回应的叙述模式简化了艾芜独特的生命体验，将传奇作家的传奇经历庸俗化了，因此追问艾芜下南洋谋生远走异国他乡的真实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人其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亦能借助文学的地方路径呈现更丰富真实的“现代中国经验”。
在现有史料中，艾芜南行的现实外因是逃避包办婚姻。关于幼年时期遵照旧俗而定的婚约，艾芜在写于1948年的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曾有过较为生动的描述，当前的艾芜传记均是照此演绎而叙述的。艾芜对此婚约的拒绝态度在与艾芜交往频繁的传记写作者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一书中有较为生动的描述：“受了‘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道耕，岂能跟一个不识字的村姑结婚。他决绝地说：‘进一个，出一个’！”④艾芜本人在第三次南行时也曾直言道“我当时在成都初级师范读书，父亲却在乡下给我订了亲。我是逃避包办婚姻出走的。若是当时不走远一点，不与家庭断绝关系，就不能表白我的心。”又说：“没有感情不是害了别人一辈子。”⑤由此可见，逃避包办婚姻可谓是艾芜离家出走的理由之一。
近代知識分子所逃避的“封建婚姻”的背后，总有着令人感伤的文学故事，故事的女主角们，无形中总是消解着男性所构筑的崇高命题。目前学界对艾芜旧式婚约的女方了解并不多，据龚明德先生的田野调查，这位在艾芜的描述中“生长在农家，一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⑥的女子姓周。⑦相较于朱安之于鲁迅、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周氏之于艾芜似乎更浓缩着近代中国底层女性无尽的悲哀，然而她究竟何时走进汤家、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艾芜对其真实的态度如何？在众多文献史料中，相关内容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其实，关于这一桩包办婚姻，关于名誉上的“妻”，艾芜有一篇并不难找的佚作《妻》，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早于1948年的自传，当时艾芜尚未与王蕾嘉结合，其内容有助于深入了解艾芜的这段生平及其对此旧式婚约的真实态度。它发表于1933年上海《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艾芜”;该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发表有艾芜另一篇小说《一家人》，这篇文章被艾芜收进短篇小说集《夜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后被收入《艾芜全集》第七卷，但发表于同一刊物的《妻》却未被收入，亦未被收入《艾芜全集》。1933年的上海《文艺》杂志被认为是“左联”刊物，其背后的现代文艺研究社亦在文学史上有迹可循。⑧该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三期，但“左联”研究资料多有收录，据1934年至1935年茅盾、鲁迅为美国伊罗生编辑《草鞋书》所开列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说：“这个刊物完全是左倾的青年作家的园地。主要的内容是创作。最优秀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不少”⑨，据说编者为何谷天（周文），主要撰稿者有安娥女士、欧阳山、草明、谷非（胡风），聂绀弩、叶紫、何家槐、何谷天、丘东平、吴奚如、艾芜等，1933年12月15日出版第一卷第三期后被查禁。既然《文艺》算不上罕见文献，其刊载的艾芜两篇作品，一篇收入《艾芜全集》，另一篇散佚，这又是为何呢？
二
相较于艾芜的其他小说，⑩《妻》的自叙传色彩更浓。据《我的幼年时代》记载，艾芜的“包办婚姻”是其“父亲在离家七八里远的小学校教书”时议定的，媒人是其父的李姓朋友、小学校里的伙房。他先介绍了自己“美丽和聪明”的外甥女，但艾芜的母亲却认为“自古红颜多薄命”，“未来的媳妇，必须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相貌在中等以下，都没关系”，遂以八字不合婉拒;他再次介绍的“女孩子是生长在农家，一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只是比较以前的女家富有”，加之“八字又相合，水上的灯草，也挨在一道了”，艾芜母亲很满意，父亲也赞同，婚约议定时，艾芜家还摆了酒席。11在《妻》这篇小说中，“妻”的家与“我”的家，“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中教过两年国民小学。”12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到，“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的”，艾芜在离家出走后，曾在到达昆明或缅甸旧都曼德里时给其父写过信，信的原件并未存留，艾芜只是转述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还没有如约归家。”13辅以艾芜南行路线可知，1936年前后艾芜曾给他父亲写信，至《妻》这篇作品发表的1933年，也正是六七年的时间。 类似“自叙”的线索还有很多，大致可以确认的是，《妻》这篇作品中时间线索与艾芜当时的人生轨迹相吻合。那么，据作品一开头提到的“来家五年的妻”，大致可以判断，周氏于1928年前后正式嫁入汤家。换句话说，艾芜为逃避“包办婚姻”而离家南行，但实际上传统的婚姻却并没有终止，一方面有“妻”的顽固和执着，“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出走了的家”;另一方面“我”优柔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原因，“那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言，必然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断送了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当读到父亲信上说“这女子在我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怨言”时，“又涌出了第二次的怜悯的心情”，“看来，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处到这样的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今天起我就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种复杂的心境与郭沫若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皆因这既成事实的传统婚姻有家难回，对家人、对女方充满愧疚而将不满乃至怨恨指向“封建传统”并将之蕴藉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艾芜《妻》中的“我”与郭沫若《十字架》中的“爱牟”（即I’am，意为“我”）皆以忏悔的姿态面对传统的婚姻;不同之处在于，艾芜在创作《妻》这篇作品时并未见过周氏，“究竟是个怎样姿态的女人，于今我还全不知道”，艾芜在愧疚忏悔的同时隐有含蓄的思念之情。在第二次的怜悯之后，“我”忆及幼时路过“妻”的村子时，内心深处希望同伴以“小老婆”来打趣他，但同伴却“像个木头，仿佛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而从妻的“村落到我家一路的景物，我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掩映在我的面前。”“如今呢？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人物之一了”……这种极为内敛的思念情绪不仅有违离家南行的初衷，也与“反封建、反传统”的主流话语有龃龉，这或许是这篇文章散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艾芜之后认识王蕾嘉并于1934年8月结婚，新式自由结合的婚姻自然也是艾芜回避包办婚姻现实的因由。
值得一提的是，艾芜创作《妻》这篇作品与他当时的遭遇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发表这篇作品之前，艾芜于1933年3月3日在上海一家小型纺织厂与其他六位工友一起被捕，后被以“危害民国罪”拘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第三分监狱，1933年9月27日经鲁迅出资请律师史良辩护无罪从苏州监狱释放回上海，艾芜经历了近半年的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对艾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创作了如《乡下人》《一家人》《小犯人》等以此次牢狱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更有双重的精神痛苦：与冯雪峰、胡风等左联同志“左上、右下”的龃龉，与女工周玉冰的情感危机。前者艾芜本人多有回忆与辩护，后者艾芜本人几乎没有留下相关文字。沙汀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自传相对详尽地描述了这件事情。艾芜出狱后，沙汀从任白戈那里了解到，“艾芜同周玉冰关系很不寻常，他俩被捕前就已经酝酿过要结婚了！” 据当时与艾芜一同坐牢的作家金丁回忆，艾芜曾在狱中写诗有云：“啊，悲哀哟，我们的和好，没有接吻，没有拥抱，你看我，我看你，相见在木牢。”14艾芜留下的诗作很少，这首残诗也从侧面证明艾芜与周玉冰的感情很深。根据沙汀的判断，出狱后艾芜与周玉冰仍在书信中讨论结婚的事情，女方不肯来上海，这让艾芜非常痛苦。在沙汀看来，“艾芜一向是不肯轻易外露思想的，现在竟然会向白戈诉苦”，15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夫妻二人经过一个失眠之夜的商议，决定由沙汀亲自去南京一趟找周玉冰商议。沙汀与“这位白净、丰满、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谈了两个多钟头，可以确认的是，“周玉冰对艾芜的确情真意挚”，且“不管仪表、举止、谈吐，都相当吸引人。”16周玉冰不肯去上海的原因，是她出狱由哥哥担保，条件之一是不能离开南京。后来，沙汀不甘心又约周玉冰在玄武湖畔劝说，但周玉冰因其哥哥阻挠，未能去上海。当沙汀把结果告诉艾芜，艾芜的反应还是让他这位至亲密友大感意外，“立刻来了个情感大爆炸！这同他日常的冷静沉着真太不相同了。”“不用说，遗恨、怀念还是有的，打从这一天起，艾芜消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7据考证，周玉冰是以“共党沪西区妇女部长”的身份被捕的，18而她的姐姐也是艾芜的同事周海涛则因被捕后被酷刑折磨而牺牲。这段艾芜讳言的情感经历，“周氏姐妹”正是关键词，处在巨大伤痛中的艾芜以思念家乡亲人来舔舐伤口，而《妻》正是在此情景下创作的作品，其情感的丰富与复杂是一般人难以了解的。在后人的转述中，艾芜的“情感大爆炸”的确惊吓着了周围的朋友同人，“沙汀慌了，和同乡、‘左联’秘书长任白戈商量，后来是任白戈介绍了写诗的蕾嘉，和艾芜结了婚。”19当然，这是后话。
三
艾芜离家出走的現实原因，艾芜在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有过较为隐晦的表述，1921年艾芜考上成都联合中学，但因“我的父亲离开江神祠小学以后，回到清流场火神庙小学去教书，又为一种不良的习染所乘，已经拉了不少帐”20，无力供应，艾芜因此而入免费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母亲又于第二年春节期间病逝，家庭濒于破产的边缘。艾芜的母亲在病逝前拖着病体到成都要求艾芜把周家姑娘娶回家增加劳动力、艾芜的父亲希望其毕业后返家皆是因为其家庭已不足以支撑其求学且需要他的回馈才能很好地维持。艾芜在这种境况下毅然决然离家出走显然不是简单的外因逼迫，艾芜内心深处的理想与追求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艾芜南行的主观动因又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到“五四”对艾芜的影响，认为“艾芜要上北平求学，要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难些。于是，艾芜决定到南方去半工半读，凭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力，到社会上去完成学校的学业。”21这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实则忽略了时代语境——“半工半读”在现代语境中多指1957年刘少奇借鉴外国经验而在天津试点的一种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真正影响艾芜的是“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于1919年在北京发起，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该运动于1920年3月在内外困境下渐渐结束了。艾芜是在1921年夏天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才逐渐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文献的，此时“工读互助团”运动在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经结束，等到1925年艾芜决意离家出走时，所谓“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然没有艾芜可以投靠的工读组织了。因此，当艾芜决意要北上时，给曾在北京后又到长春教书的姨表弟刘作宾（弄潮）写信征求意见，遭到刘作宾明确而坚决的反对。艾芜由此才“断了去北京的念头，便连上海以及别的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要妄想了”。22于是，艾芜又向表弟通报了自己下南洋的计划，再次受到表弟来信阻止，“很严厉地说：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正是这封信的劝阻，实际上更加刺激了艾芜南行，“我从此对他的话开始反抗起来，我要施行我的计划，我要顽强的活下去”。艾芜真正实施南行的直接刺激很可能正是这种被激怒后的反抗。 姨表弟刘作宾“从小”就是艾芜仰慕的对象，母亲挂在嘴边常用来鼓励艾芜“人家作宾就比你乖多了，好听他妈妈的话”。艾芜初到成都时，刘作宾是极为活跃的无政府主义信徒，艾芜受其影响很大。艾芜早期接触的无政府主義作品多来自刘作宾的引荐，比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等，多年后这位姨表弟仍被艾芜称为“鼓励者”。1923年夏，刘作宾到北京求学，得以到新文化中心亲身体验而与时代文化思潮同步，但艾芜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在艾芜南行的过程中，“背上背的小包袱，里面就包有两本《吴稚晖文存》（上下两卷）”。23对于刘作宾思想的与时俱进，艾芜内心极为复杂，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甚至是愤怒的，与巴金在郭沫若谈“新国家主义”时的态度相似——当昔日的偶像“背叛”了曾经的信仰，信仰的怒火燃起，艾芜所谓“反抗”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极为巨大的。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我们解决底问题，共有六个：（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2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芜选择南行，是在践行自己的理想、试图证明自己的信仰而暗含着与北方的“背叛者”逆向而行的意味。正因如此，在昆明流浪的艰难困苦中，艾芜仍不忘关注刘作宾的消息，当在《现代评论》杂志上读到作宾的文章《唯物论的警钟响了》时，艾芜“异常痛苦，对自己憎恶、轻视起来，逐渐萌生了自弃的念头”25。这种复杂的情感在1940年代乃至1949年后的文化语境中都难以明言，故而艾芜将其夹杂在友情的叙述之中，但颇为隐晦，读者需追问：艾芜在反抗好友、实行自己计划时为何会说“我要顽强的活下去”？为何好友刘作宾在《现代评论》杂志发了一篇评论，艾芜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呢？回到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成都的文化场域以及艾芜回忆中留下的种种缝隙便能真正理解其离家出走为何会选择往南以及那份坚定与执着。
按照固有的阐释模式，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与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在文化思想动向上总有四五年的时间差，似乎是文化中心辐射到边疆的一种延迟效应，比如“五四”时期热闹非凡的无政府主义思潮1923年前后在成都方兴未艾，至1925年仍有强大的号召力。而实际上，成都地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几乎与北京同步，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袁诗尧与巴金等于1920年创办《半月》杂志，后来以此为中心的“均社”，在成都团结一批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进步青年。与北京等都会城市的无政府主义短暂的潮起潮落不同，成都地区的“安那其主义”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1925年5月，艾芜决意南行时曾在成都《民立周报》发出公开信，邀请同行者，其同学苏玉成、陈厚安愿意加入，后来因联络不畅，艾芜与返回宜宾老家的毕业班同学黄凤眠结伴出发，多年后才得知，苏玉成、陈厚安也曾走到云南边境，因未赶上艾芜而折返。26换句话说，选择南行的不只一个艾芜，而有多个“艾芜”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地方路径、区域文化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离家出走闯荡文坛，或为孤例，但在巴蜀文人中，类似的例子却很多——著名画家陈子庄同样不满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浪迹江湖练得一身好武艺，在成都参加国术擂台比武，重伤二十九军武术教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地区霸悍恣肆、虎行猿跃的人文环境砥砺着文人士子的境界与胸襟。现代巴蜀文化深刻影响巴蜀俊杰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艾芜以一种决然的姿态追求自由的灵魂，他继承了巴蜀文化反叛、奔放、率真的传统，独自一人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出蜀”路径，其作品为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注释：
①《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②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③④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第27页。
⑤高缨：《向往那片神奇》，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又见冯永祺：《南行踏歌——艾芜与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⑥艾芜：《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⑦周氏后来与艾芜已有妻室的二弟汤道安结合，在1947年5月生下独子汤继昭，汤曾担任过艾芜故乡一个生产队队长，2016年冬去世;周氏孙女汤宽玉仍在艾芜故居附近居住，现供职于成都市新都区电视台。大约在1959年冬，周氏饿死，汤道安早其五天饿死。
⑧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1页。
⑨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⑩《妻》发表于《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小说专栏，但该文是否属于“小说”，尚有讨论的空间，与郭沫若《孤山的梅花》《鸡之归去来》等作品一样，《妻》自叙传色彩极浓，且情节极尽弱化，时间线索在作品中几无价值而与作者的生平相合。
11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6页。
12艾芜：《妻》，《文艺》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出版。小说文本见文后附录，相关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13《艾芜全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页。
14金丁：《忆艾芜》，《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
151617沙汀：《沙汀文集》第10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第134页，第136页。
18赵曰茂：《艾芜的“刘明”》，《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19程绍国：《南国“就食”——林斤澜与沙汀、艾芜、刘真》，《当代》2006年第3期。
20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21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2223艾芜：《艾芜全集》第1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第35页。
24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第七张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25黄莉如、毛文：《艾芜年谱》，《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四川作家研究》第12辑，第83页。
26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艾芜年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8页。
附录：
妻
来家五年的妻，究竟是个怎样姿态的女人，于今我还全不知道，——自然，更说不上像一般做丈夫的了解他妻子的心情了。其实，我们各处在不同的天野里，隔得这么遥远，这么生疎，她是谁，谁是她，正无须乎管，也不必问了。然而，偶一想着有一个乡下长大的朴实的女子，在故乡的家里，正含泪地度着她寂寞的年轻时光，心下就难免有些不好过。虽是可以推开责任狠心说谁叫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出走了的家呢？但我已缺少这样开口的勇气。如果说怜悯就是罪过的话，这罪过确实要由我负着的了。
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的，虽像是给这无罪无辜的女子，猛砍了一刀，然而，可料到她的结局，总不至于如现在这般地坏吧。糟糕的，是那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言，必然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断送了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但这又不是一个听其自然的局面，因之，此事就成了我突然离家出走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在异地埋葬六年声息的我，全是想把这殭局造成“夫死妻嫁”乃是合乎自然的人情，想来该得谁不负谁了。然而，结果呢，于今才知道全出乎所料！
最初使用的怜悯，招来些什么，我已全明白，如今对付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就得心肠硬些。但读到父亲覆我的恢复家庭关系的信上说：“这女子在我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怨言……”禁不住悯恻起来。虽然，我深知这女子如此执着地守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并非由于爱而全是中了礼教和名分的吗啡毒，但想到他是没幸运受教育的可怜虫，既未享受新时代的恩惠反而做了可悲的牺牲品，便不觉地诱起了更深更切的同情。于是又涌出了第二次的怜悯的心情。
“看来，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处到这样的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今天起我就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是我回答父亲信上的话。
然而，这一来，我就更把她扔下深渊了。固然在她呢，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辉，再整理她久已碎了的好梦，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能实现她的希望完成她的好梦的男子呢，我还不明白么？他的精力全注射着他的事业，对她怕是终于没有帮助的了，虽然并没有起什么狠心真要弃绝了她。
实则有时也会把她的处境，悲凉地加以推测哩。就连小时经过她的村落，想望望她的心情，也回忆到了。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中教过两年国民小学。而我那时的程度，却正升在县城的学校去读书了。如果，年龄小一点，不消说我得跟父亲去，那在她家附近准于有我游嬉的痕迹，且得看见小姑娘时代的她了。然而，抱歉的，可太大了。但有一位同学，正是她家附近的人，又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并每次回家总要走一大节路，彼此便很要好。他又一次约我多走一点路，经过他的村落，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要到这朋友住的家时，我明白那将来要同我发生关系的姑娘，就在眼前那些竹树拥抱的一所人家里面了，然而，到底是哪一家，却不知道。是绿篱边拴有黄牛的一家么？是门前立有几株扁柏的一家么……还是……我想问，又没有那样的厚脸皮。真的连当时要问的念头，也不好意思起得。只是希望那位朋友用说笑的态度，提着她家的事特来打趣我，因这事他是最熟悉的。倘如他能说：“那一家是你老丈人的呵，走，进去玩玩吧？哈哈。”或者说：“你那个小小的老婆，正在那边田里跑呀，去看看呵，哈哈。”老实说我当时对这两通打趣的笑声是极高兴绯红着脸去容忍的。然而，他才像个木头，仿佛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也许他揶揄我的念头，已经涌在心里，而怕我恼羞成怒，大概就留在唇边也说不定，根本这只怪我们平日间，彼此的言谈，太缺少诙谐了。别了他独自归家时，小心里就像遗忘了什么东西，总之是有点儿不快。以后多在外漂泊那村落便再没有我重到的足迹了。但那村落人家，那村落到我家一路的景物，我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掩映在我的面前。
那途中的高家墓地上，耸立着七八林古老的柏树，远看去，活像几朵浓烟静穆的凝在田野和天空的交接处，又仿佛谁在描着麦苗抽芽的画布上泼了几朵墨水，不知如今可还在么？挨近路旁最大的一株，我同两个放牛孩子牵起手才能围抱的树身，总常常缠着一两条献神的撕碎边沿的红布，农女出身的妻，当一个人回娘家走到那儿的时候，想必是要学一般人样地作诚恳的谟拜，低诉她悲切的祷告吧。许是低着头坐在突露出泥土外的树根上，淌着一会儿泪，然后再行起身的事，想也有过的了。
妻在故乡的我家，自然是过着没工资的女工生活，度着含泪的凄切的晚间，然而回到娘家去休息的一两天光景，也未见得唇边就会泛有轻淡的微笑吧。我小时曾同现已死去了的三弟骂架，他有一次突然应用了新的话头，戟着小指头做出丑脸说：“我晓得，我晓得，猪耳朵带头！”起初弄得我莫明其妙，后来才约略知道，这话是指我的妻，只是母亲她们单瞒着我。像这样，妻在娘家的冷落地位，得不着谁的慰安的悲苦，是令人不忍想像的了。
幼小时的妻随着她的母亲嫁到现在的娘家起，做女儿的光荣时代，想是没有的了。她的希异，她的憧憬，她的好梦，大概是全安置在我的身上吧。那末我出走的消息，不知道曾勾起了她多少的伤心泪。我想着如今还保留在妻心里的，準是误成我在嫌弃她，这真是使我歉然于心的了。当时，我对她不满的，固然是鄙弃她不曾念过书，而最重要的，乃是怕她牵制着我这有野心而又高兴东西南北漂荡的人。
如今呢？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人物之一了。然而，还剩着一丝的不满，这不满只是怪她太柔顺了。要是她有另去嫁人的勇气，真是值得可赞的呀。自然，也不能因此就说她竟没有改嫁的念头，但这念头却被围绕她的社会代我尽了吃醋的义务，将它吓退了。对这样的社会，为了妻，我不仅加以一种沉痛的诅咒呵。
然而，帮助活守寡的懦弱女人改嫁的新社会，听说在古老中国的长江南北，已经产生了。我希望这幸福，不久就降到妻的身上，阿们。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
关键词：艾芜;南行;《妻》;地方
一
艾芜被称为“流浪文豪”，因其对“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对西南边地边民“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的生动刻画而为世人所熟知①。在阅读艾芜作品并对艾芜生平有所了解后，不少读者会产生艾芜为何会南行的疑问——读者在沉醉于其作品呈现的异域边陲的风光习俗和世态人情的同时，对艾芜与同时代众多巴蜀俊杰北上追求真理相反而逆向南下的选择充满好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同恰恰是艾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风格的魅力所在。然而遗憾的是，在已有研究或艾芜传记的阐释与演绎中，艾芜的这种独特选择慢慢变得与他北上的同乡们乃至和同时代的其他人并无多少差别，多是强调外来的影响以及在此影响下艾芜的回应，如，“一九二五年夏天，师范学校尚未毕业，他就怀着‘半工半读’的理想，步行去祖国南疆，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漂泊生活”②“道耕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不堪忍受成都的闭塞和落后，要去南洋半工半读”③……此种“冲击—回应”阐释模式在其他现代作家的传记中也有相类的表述，不过，这些说法显然在艾芜这里失去了说服力，回避了众人的疑问。比如，艾芜的离家出走是彻底的，真正做到了“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半工半读”，这在现代作家中是罕见的;同时艾芜选择的路线与北上路线背道而驰。“五四”的发源地在北京，上海或许更具备“半工半读”的条件，而南下云南再至缅甸，经过的多为“荒蛮之地”，读书反而是极艰难的事情。可见，套用传统与现代、冲击与回应的叙述模式简化了艾芜独特的生命体验，将传奇作家的传奇经历庸俗化了，因此追问艾芜下南洋谋生远走异国他乡的真实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人其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亦能借助文学的地方路径呈现更丰富真实的“现代中国经验”。
在现有史料中，艾芜南行的现实外因是逃避包办婚姻。关于幼年时期遵照旧俗而定的婚约，艾芜在写于1948年的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曾有过较为生动的描述，当前的艾芜传记均是照此演绎而叙述的。艾芜对此婚约的拒绝态度在与艾芜交往频繁的传记写作者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一书中有较为生动的描述：“受了‘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道耕，岂能跟一个不识字的村姑结婚。他决绝地说：‘进一个，出一个’！”④艾芜本人在第三次南行时也曾直言道“我当时在成都初级师范读书，父亲却在乡下给我订了亲。我是逃避包办婚姻出走的。若是当时不走远一点，不与家庭断绝关系，就不能表白我的心。”又说：“没有感情不是害了别人一辈子。”⑤由此可见，逃避包办婚姻可谓是艾芜离家出走的理由之一。
近代知識分子所逃避的“封建婚姻”的背后，总有着令人感伤的文学故事，故事的女主角们，无形中总是消解着男性所构筑的崇高命题。目前学界对艾芜旧式婚约的女方了解并不多，据龚明德先生的田野调查，这位在艾芜的描述中“生长在农家，一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⑥的女子姓周。⑦相较于朱安之于鲁迅、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周氏之于艾芜似乎更浓缩着近代中国底层女性无尽的悲哀，然而她究竟何时走进汤家、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艾芜对其真实的态度如何？在众多文献史料中，相关内容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其实，关于这一桩包办婚姻，关于名誉上的“妻”，艾芜有一篇并不难找的佚作《妻》，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早于1948年的自传，当时艾芜尚未与王蕾嘉结合，其内容有助于深入了解艾芜的这段生平及其对此旧式婚约的真实态度。它发表于1933年上海《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艾芜”;该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发表有艾芜另一篇小说《一家人》，这篇文章被艾芜收进短篇小说集《夜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后被收入《艾芜全集》第七卷，但发表于同一刊物的《妻》却未被收入，亦未被收入《艾芜全集》。1933年的上海《文艺》杂志被认为是“左联”刊物，其背后的现代文艺研究社亦在文学史上有迹可循。⑧该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三期，但“左联”研究资料多有收录，据1934年至1935年茅盾、鲁迅为美国伊罗生编辑《草鞋书》所开列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说：“这个刊物完全是左倾的青年作家的园地。主要的内容是创作。最优秀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不少”⑨，据说编者为何谷天（周文），主要撰稿者有安娥女士、欧阳山、草明、谷非（胡风），聂绀弩、叶紫、何家槐、何谷天、丘东平、吴奚如、艾芜等，1933年12月15日出版第一卷第三期后被查禁。既然《文艺》算不上罕见文献，其刊载的艾芜两篇作品，一篇收入《艾芜全集》，另一篇散佚，这又是为何呢？
二
相较于艾芜的其他小说，⑩《妻》的自叙传色彩更浓。据《我的幼年时代》记载，艾芜的“包办婚姻”是其“父亲在离家七八里远的小学校教书”时议定的，媒人是其父的李姓朋友、小学校里的伙房。他先介绍了自己“美丽和聪明”的外甥女，但艾芜的母亲却认为“自古红颜多薄命”，“未来的媳妇，必须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相貌在中等以下，都没关系”，遂以八字不合婉拒;他再次介绍的“女孩子是生长在农家，一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只是比较以前的女家富有”，加之“八字又相合，水上的灯草，也挨在一道了”，艾芜母亲很满意，父亲也赞同，婚约议定时，艾芜家还摆了酒席。11在《妻》这篇小说中，“妻”的家与“我”的家，“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中教过两年国民小学。”12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到，“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的”，艾芜在离家出走后，曾在到达昆明或缅甸旧都曼德里时给其父写过信，信的原件并未存留，艾芜只是转述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还没有如约归家。”13辅以艾芜南行路线可知，1936年前后艾芜曾给他父亲写信，至《妻》这篇作品发表的1933年，也正是六七年的时间。 类似“自叙”的线索还有很多，大致可以确认的是，《妻》这篇作品中时间线索与艾芜当时的人生轨迹相吻合。那么，据作品一开头提到的“来家五年的妻”，大致可以判断，周氏于1928年前后正式嫁入汤家。换句话说，艾芜为逃避“包办婚姻”而离家南行，但实际上传统的婚姻却并没有终止，一方面有“妻”的顽固和执着，“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出走了的家”;另一方面“我”优柔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原因，“那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言，必然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断送了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当读到父亲信上说“这女子在我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怨言”时，“又涌出了第二次的怜悯的心情”，“看来，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处到这样的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今天起我就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种复杂的心境与郭沫若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皆因这既成事实的传统婚姻有家难回，对家人、对女方充满愧疚而将不满乃至怨恨指向“封建传统”并将之蕴藉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艾芜《妻》中的“我”与郭沫若《十字架》中的“爱牟”（即I’am，意为“我”）皆以忏悔的姿态面对传统的婚姻;不同之处在于，艾芜在创作《妻》这篇作品时并未见过周氏，“究竟是个怎样姿态的女人，于今我还全不知道”，艾芜在愧疚忏悔的同时隐有含蓄的思念之情。在第二次的怜悯之后，“我”忆及幼时路过“妻”的村子时，内心深处希望同伴以“小老婆”来打趣他，但同伴却“像个木头，仿佛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而从妻的“村落到我家一路的景物，我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掩映在我的面前。”“如今呢？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人物之一了”……这种极为内敛的思念情绪不仅有违离家南行的初衷，也与“反封建、反传统”的主流话语有龃龉，这或许是这篇文章散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艾芜之后认识王蕾嘉并于1934年8月结婚，新式自由结合的婚姻自然也是艾芜回避包办婚姻现实的因由。
值得一提的是，艾芜创作《妻》这篇作品与他当时的遭遇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发表这篇作品之前，艾芜于1933年3月3日在上海一家小型纺织厂与其他六位工友一起被捕，后被以“危害民国罪”拘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第三分监狱，1933年9月27日经鲁迅出资请律师史良辩护无罪从苏州监狱释放回上海，艾芜经历了近半年的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对艾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创作了如《乡下人》《一家人》《小犯人》等以此次牢狱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更有双重的精神痛苦：与冯雪峰、胡风等左联同志“左上、右下”的龃龉，与女工周玉冰的情感危机。前者艾芜本人多有回忆与辩护，后者艾芜本人几乎没有留下相关文字。沙汀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自传相对详尽地描述了这件事情。艾芜出狱后，沙汀从任白戈那里了解到，“艾芜同周玉冰关系很不寻常，他俩被捕前就已经酝酿过要结婚了！” 据当时与艾芜一同坐牢的作家金丁回忆，艾芜曾在狱中写诗有云：“啊，悲哀哟，我们的和好，没有接吻，没有拥抱，你看我，我看你，相见在木牢。”14艾芜留下的诗作很少，这首残诗也从侧面证明艾芜与周玉冰的感情很深。根据沙汀的判断，出狱后艾芜与周玉冰仍在书信中讨论结婚的事情，女方不肯来上海，这让艾芜非常痛苦。在沙汀看来，“艾芜一向是不肯轻易外露思想的，现在竟然会向白戈诉苦”，15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此他夫妻二人经过一个失眠之夜的商议，决定由沙汀亲自去南京一趟找周玉冰商议。沙汀与“这位白净、丰满、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谈了两个多钟头，可以确认的是，“周玉冰对艾芜的确情真意挚”，且“不管仪表、举止、谈吐，都相当吸引人。”16周玉冰不肯去上海的原因，是她出狱由哥哥担保，条件之一是不能离开南京。后来，沙汀不甘心又约周玉冰在玄武湖畔劝说，但周玉冰因其哥哥阻挠，未能去上海。当沙汀把结果告诉艾芜，艾芜的反应还是让他这位至亲密友大感意外，“立刻来了个情感大爆炸！这同他日常的冷静沉着真太不相同了。”“不用说，遗恨、怀念还是有的，打从这一天起，艾芜消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7据考证，周玉冰是以“共党沪西区妇女部长”的身份被捕的，18而她的姐姐也是艾芜的同事周海涛则因被捕后被酷刑折磨而牺牲。这段艾芜讳言的情感经历，“周氏姐妹”正是关键词，处在巨大伤痛中的艾芜以思念家乡亲人来舔舐伤口，而《妻》正是在此情景下创作的作品，其情感的丰富与复杂是一般人难以了解的。在后人的转述中，艾芜的“情感大爆炸”的确惊吓着了周围的朋友同人，“沙汀慌了，和同乡、‘左联’秘书长任白戈商量，后来是任白戈介绍了写诗的蕾嘉，和艾芜结了婚。”19当然，这是后话。
三
艾芜离家出走的現实原因，艾芜在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有过较为隐晦的表述，1921年艾芜考上成都联合中学，但因“我的父亲离开江神祠小学以后，回到清流场火神庙小学去教书，又为一种不良的习染所乘，已经拉了不少帐”20，无力供应，艾芜因此而入免费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母亲又于第二年春节期间病逝，家庭濒于破产的边缘。艾芜的母亲在病逝前拖着病体到成都要求艾芜把周家姑娘娶回家增加劳动力、艾芜的父亲希望其毕业后返家皆是因为其家庭已不足以支撑其求学且需要他的回馈才能很好地维持。艾芜在这种境况下毅然决然离家出走显然不是简单的外因逼迫，艾芜内心深处的理想与追求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艾芜南行的主观动因又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到“五四”对艾芜的影响，认为“艾芜要上北平求学，要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难些。于是，艾芜决定到南方去半工半读，凭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力，到社会上去完成学校的学业。”21这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实则忽略了时代语境——“半工半读”在现代语境中多指1957年刘少奇借鉴外国经验而在天津试点的一种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真正影响艾芜的是“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于1919年在北京发起，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该运动于1920年3月在内外困境下渐渐结束了。艾芜是在1921年夏天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才逐渐接触“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文献的，此时“工读互助团”运动在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经结束，等到1925年艾芜决意离家出走时，所谓“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然没有艾芜可以投靠的工读组织了。因此，当艾芜决意要北上时，给曾在北京后又到长春教书的姨表弟刘作宾（弄潮）写信征求意见，遭到刘作宾明确而坚决的反对。艾芜由此才“断了去北京的念头，便连上海以及别的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要妄想了”。22于是，艾芜又向表弟通报了自己下南洋的计划，再次受到表弟来信阻止，“很严厉地说：这只有拖死在外面的。”正是这封信的劝阻，实际上更加刺激了艾芜南行，“我从此对他的话开始反抗起来，我要施行我的计划，我要顽强的活下去”。艾芜真正实施南行的直接刺激很可能正是这种被激怒后的反抗。 姨表弟刘作宾“从小”就是艾芜仰慕的对象，母亲挂在嘴边常用来鼓励艾芜“人家作宾就比你乖多了，好听他妈妈的话”。艾芜初到成都时，刘作宾是极为活跃的无政府主义信徒，艾芜受其影响很大。艾芜早期接触的无政府主義作品多来自刘作宾的引荐，比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等，多年后这位姨表弟仍被艾芜称为“鼓励者”。1923年夏，刘作宾到北京求学，得以到新文化中心亲身体验而与时代文化思潮同步，但艾芜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在艾芜南行的过程中，“背上背的小包袱，里面就包有两本《吴稚晖文存》（上下两卷）”。23对于刘作宾思想的与时俱进，艾芜内心极为复杂，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甚至是愤怒的，与巴金在郭沫若谈“新国家主义”时的态度相似——当昔日的偶像“背叛”了曾经的信仰，信仰的怒火燃起，艾芜所谓“反抗”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是极为巨大的。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我们解决底问题，共有六个：（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2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芜选择南行，是在践行自己的理想、试图证明自己的信仰而暗含着与北方的“背叛者”逆向而行的意味。正因如此，在昆明流浪的艰难困苦中，艾芜仍不忘关注刘作宾的消息，当在《现代评论》杂志上读到作宾的文章《唯物论的警钟响了》时，艾芜“异常痛苦，对自己憎恶、轻视起来，逐渐萌生了自弃的念头”25。这种复杂的情感在1940年代乃至1949年后的文化语境中都难以明言，故而艾芜将其夹杂在友情的叙述之中，但颇为隐晦，读者需追问：艾芜在反抗好友、实行自己计划时为何会说“我要顽强的活下去”？为何好友刘作宾在《现代评论》杂志发了一篇评论，艾芜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呢？回到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成都的文化场域以及艾芜回忆中留下的种种缝隙便能真正理解其离家出走为何会选择往南以及那份坚定与执着。
按照固有的阐释模式，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与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在文化思想动向上总有四五年的时间差，似乎是文化中心辐射到边疆的一种延迟效应，比如“五四”时期热闹非凡的无政府主义思潮1923年前后在成都方兴未艾，至1925年仍有强大的号召力。而实际上，成都地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几乎与北京同步，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袁诗尧与巴金等于1920年创办《半月》杂志，后来以此为中心的“均社”，在成都团结一批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进步青年。与北京等都会城市的无政府主义短暂的潮起潮落不同，成都地区的“安那其主义”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1925年5月，艾芜决意南行时曾在成都《民立周报》发出公开信，邀请同行者，其同学苏玉成、陈厚安愿意加入，后来因联络不畅，艾芜与返回宜宾老家的毕业班同学黄凤眠结伴出发，多年后才得知，苏玉成、陈厚安也曾走到云南边境，因未赶上艾芜而折返。26换句话说，选择南行的不只一个艾芜，而有多个“艾芜”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地方路径、区域文化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可能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离家出走闯荡文坛，或为孤例，但在巴蜀文人中，类似的例子却很多——著名画家陈子庄同样不满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浪迹江湖练得一身好武艺，在成都参加国术擂台比武，重伤二十九军武术教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地区霸悍恣肆、虎行猿跃的人文环境砥砺着文人士子的境界与胸襟。现代巴蜀文化深刻影响巴蜀俊杰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艾芜以一种决然的姿态追求自由的灵魂，他继承了巴蜀文化反叛、奔放、率真的传统，独自一人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出蜀”路径，其作品为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注释：
①《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②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③④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第27页。
⑤高缨：《向往那片神奇》，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又见冯永祺：《南行踏歌——艾芜与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⑥艾芜：《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⑦周氏后来与艾芜已有妻室的二弟汤道安结合，在1947年5月生下独子汤继昭，汤曾担任过艾芜故乡一个生产队队长，2016年冬去世;周氏孙女汤宽玉仍在艾芜故居附近居住，现供职于成都市新都区电视台。大约在1959年冬，周氏饿死，汤道安早其五天饿死。
⑧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1页。
⑨姚辛编著：《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⑩《妻》发表于《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小说专栏，但该文是否属于“小说”，尚有讨论的空间，与郭沫若《孤山的梅花》《鸡之归去来》等作品一样，《妻》自叙传色彩极浓，且情节极尽弱化，时间线索在作品中几无价值而与作者的生平相合。
11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6页。
12艾芜：《妻》，《文艺》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出版。小说文本见文后附录，相关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13《艾芜全集》第2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页。
14金丁：《忆艾芜》，《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
151617沙汀：《沙汀文集》第10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第134页，第136页。
18赵曰茂：《艾芜的“刘明”》，《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19程绍国：《南国“就食”——林斤澜与沙汀、艾芜、刘真》，《当代》2006年第3期。
20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21谭兴国：《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2223艾芜：《艾芜全集》第13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第35页。
24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48号第七张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25黄莉如、毛文：《艾芜年谱》，《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四川作家研究》第12辑，第83页。
26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艾芜年谱》，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8页。
附录：
妻
来家五年的妻，究竟是个怎样姿态的女人，于今我还全不知道，——自然，更说不上像一般做丈夫的了解他妻子的心情了。其实，我们各处在不同的天野里，隔得这么遥远，这么生疎，她是谁，谁是她，正无须乎管，也不必问了。然而，偶一想着有一个乡下长大的朴实的女子，在故乡的家里，正含泪地度着她寂寞的年轻时光，心下就难免有些不好过。虽是可以推开责任狠心说谁叫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出走了的家呢？但我已缺少这样开口的勇气。如果说怜悯就是罪过的话，这罪过确实要由我负着的了。
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的，虽像是给这无罪无辜的女子，猛砍了一刀，然而，可料到她的结局，总不至于如现在这般地坏吧。糟糕的，是那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言，必然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断送了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但这又不是一个听其自然的局面，因之，此事就成了我突然离家出走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在异地埋葬六年声息的我，全是想把这殭局造成“夫死妻嫁”乃是合乎自然的人情，想来该得谁不负谁了。然而，结果呢，于今才知道全出乎所料！
最初使用的怜悯，招来些什么，我已全明白，如今对付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就得心肠硬些。但读到父亲覆我的恢复家庭关系的信上说：“这女子在我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怨言……”禁不住悯恻起来。虽然，我深知这女子如此执着地守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并非由于爱而全是中了礼教和名分的吗啡毒，但想到他是没幸运受教育的可怜虫，既未享受新时代的恩惠反而做了可悲的牺牲品，便不觉地诱起了更深更切的同情。于是又涌出了第二次的怜悯的心情。
“看来，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处到这样的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今天起我就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是我回答父亲信上的话。
然而，这一来，我就更把她扔下深渊了。固然在她呢，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辉，再整理她久已碎了的好梦，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能实现她的希望完成她的好梦的男子呢，我还不明白么？他的精力全注射着他的事业，对她怕是终于没有帮助的了，虽然并没有起什么狠心真要弃绝了她。
实则有时也会把她的处境，悲凉地加以推测哩。就连小时经过她的村落，想望望她的心情，也回忆到了。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中教过两年国民小学。而我那时的程度，却正升在县城的学校去读书了。如果，年龄小一点，不消说我得跟父亲去，那在她家附近准于有我游嬉的痕迹，且得看见小姑娘时代的她了。然而，抱歉的，可太大了。但有一位同学，正是她家附近的人，又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并每次回家总要走一大节路，彼此便很要好。他又一次约我多走一点路，经过他的村落，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要到这朋友住的家时，我明白那将来要同我发生关系的姑娘，就在眼前那些竹树拥抱的一所人家里面了，然而，到底是哪一家，却不知道。是绿篱边拴有黄牛的一家么？是门前立有几株扁柏的一家么……还是……我想问，又没有那样的厚脸皮。真的连当时要问的念头，也不好意思起得。只是希望那位朋友用说笑的态度，提着她家的事特来打趣我，因这事他是最熟悉的。倘如他能说：“那一家是你老丈人的呵，走，进去玩玩吧？哈哈。”或者说：“你那个小小的老婆，正在那边田里跑呀，去看看呵，哈哈。”老实说我当时对这两通打趣的笑声是极高兴绯红着脸去容忍的。然而，他才像个木头，仿佛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也许他揶揄我的念头，已经涌在心里，而怕我恼羞成怒，大概就留在唇边也说不定，根本这只怪我们平日间，彼此的言谈，太缺少诙谐了。别了他独自归家时，小心里就像遗忘了什么东西，总之是有点儿不快。以后多在外漂泊那村落便再没有我重到的足迹了。但那村落人家，那村落到我家一路的景物，我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掩映在我的面前。
那途中的高家墓地上，耸立着七八林古老的柏树，远看去，活像几朵浓烟静穆的凝在田野和天空的交接处，又仿佛谁在描着麦苗抽芽的画布上泼了几朵墨水，不知如今可还在么？挨近路旁最大的一株，我同两个放牛孩子牵起手才能围抱的树身，总常常缠着一两条献神的撕碎边沿的红布，农女出身的妻，当一个人回娘家走到那儿的时候，想必是要学一般人样地作诚恳的谟拜，低诉她悲切的祷告吧。许是低着头坐在突露出泥土外的树根上，淌着一会儿泪，然后再行起身的事，想也有过的了。
妻在故乡的我家，自然是过着没工资的女工生活，度着含泪的凄切的晚间，然而回到娘家去休息的一两天光景，也未见得唇边就会泛有轻淡的微笑吧。我小时曾同现已死去了的三弟骂架，他有一次突然应用了新的话头，戟着小指头做出丑脸说：“我晓得，我晓得，猪耳朵带头！”起初弄得我莫明其妙，后来才约略知道，这话是指我的妻，只是母亲她们单瞒着我。像这样，妻在娘家的冷落地位，得不着谁的慰安的悲苦，是令人不忍想像的了。
幼小时的妻随着她的母亲嫁到现在的娘家起，做女儿的光荣时代，想是没有的了。她的希异，她的憧憬，她的好梦，大概是全安置在我的身上吧。那末我出走的消息，不知道曾勾起了她多少的伤心泪。我想着如今还保留在妻心里的，準是误成我在嫌弃她，这真是使我歉然于心的了。当时，我对她不满的，固然是鄙弃她不曾念过书，而最重要的，乃是怕她牵制着我这有野心而又高兴东西南北漂荡的人。
如今呢？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人物之一了。然而，还剩着一丝的不满，这不满只是怪她太柔顺了。要是她有另去嫁人的勇气，真是值得可赞的呀。自然，也不能因此就说她竟没有改嫁的念头，但这念头却被围绕她的社会代我尽了吃醋的义务，将它吓退了。对这样的社会，为了妻，我不仅加以一种沉痛的诅咒呵。
然而，帮助活守寡的懦弱女人改嫁的新社会，听说在古老中国的长江南北，已经产生了。我希望这幸福，不久就降到妻的身上，阿们。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