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全面”的内容、功能、地位、作用看，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各国共同的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但是，“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在“四个全面”中有战略目标，有战略举措，战略举措是为实现战略目标服务的。然而，“四个全面”又是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反过来，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四个全面”又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的，又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比如，当一定环境下，改革不突破成为阻碍发展的主要障碍时，寻求改革突破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工作推进的重点。当一定环境下，法治不完善，不足以保护改革，固化发展成果时，加强法治建设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必须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一定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凸显，影响党的威望和形象时，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就成为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必须狠抓的工作任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这条线索勾勒出了党治国理政的“路线图”和社会主义中国行进的未来前景。
　　从“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的内在要素看，也会发现它们的每个要素之间也不是完全处在等同和平列位置的，各自的系统中也有工作的着重点、侧重点。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诸项目标中，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是整个目标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点目标，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改革起着牵引作用。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既要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但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再比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党员领导干部对全社会起着“关键少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还比如，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思想建设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组织建设要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作风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制度建设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牵住工作中的“牛鼻子”，抓重点，抓关节点，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敢于点穴位、疏经络，聚焦疑点，破除难点，发力重点，推出亮点。就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样我们才能在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占“高屋建瓴”之势，得“势如破竹”之效，取繁荣昌盛之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