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汉口新华路是一条从市中心到市郊张公堤的狭窄马路，过了起水楼就是大片大片的菜地，再往前走就是马场角，从这里离开人车混流的马路，顺着路边菜地，挨着当年的万国跑马场看台斜插过去，就到了香烟缭绕、佛号经声远送梵天的一方净土——大方广讲寺。
　　大方广讲寺的书记妙培法师是家父几十年的朋友，我们兄弟长大后，经常在休息时到大方广讲寺去玩。寺庙里的书记是个职务，管理寺庙里的财务和档案文书，也算个负责人吧。那时候生活清苦不说，心情都非常恶劣，幸有这么一方净土松弛紧张的神经，在悠扬的钟磬声中，心灵得到了洗涤，灵魂得到了净化。
　　1958年政府推行宗教改革，大部分僧、尼被迫还俗，武汉市三百一十七座寺庙庵堂被撤并成十六处，并指定少数寺庙僧、尼同处，但寺庙内区分甚是严格。大方广讲寺是规定僧尼同处的“丛林”，宽袍大袖的僧众尼众们步履从容，慈悲的笑容永远挂在他们脸上，是那样真诚，又是那样超凡脱俗。碰到我们去了，总有两位年青尼众为我们准备午斋。她们笑呵呵地支起铁缸灶，安上锅，放好多香油炒香菇黄花菜，为我们每人下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条，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这可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大方广讲寺的知客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法师，但心思缜密，记忆力特好。我们去的次数不多，一年就那么五、六次吧，总见他坐在客堂门前，听见脚步声，忙打招呼，一听说找妙培法师，就问是生成里二哥家的吧，我们忙答应。后来妙培法师告诉我，寺里僧尼四、五十人，个个的脚步声他都分得清清楚楚。有次天热，方丈和尚拖了一三轮车米回来，浑身汗湿，脱了个光膀子摇着蒲扇休息。我见方丈胸前、后背、腰上、手臂上，烫了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香疤，大的有酒杯口大小，小的也有两三炷香大，吓得忙小声问妙培法师：方丈和尚为什么发这大的狠心，发这大的愿？妙培法师还未及回答，只听也在一边乘凉的知客法师大声回答说：他的爱人搞外交关系！说完纵身大笑。方丈和尚和妙培法师也都笑起来，反使我感到好尴尬。
　　八师傅是个头陀，也是暑天傍晚在寺后院里乘凉时，妙培法师介绍我认识的。我不知道八师傅的法名，是妙培法师让我这样称呼他。八师傅慈眉善目，无论寒暑，一袭百衲直裰，一口河南方言。他见我喜与宗教人士接触，就微笑着问我是什么原因和想法？我那时年青，见八师傅和善可亲，就毫无顾忌地说了些哲学上的粗浅认识。八师傅一直笑眯眯地认真听着，没说一句话。等我说完，八师傅问我认识道教的人否？我答不认识。八师傅说：你骨骼清奇，应与道家有缘，我有几个道教好友，有机会介绍你认识他们。我忙称谢。但后来好长时间没到大方广讲寺去，再去时八师傅又访友未归，再后来“文革”来了，八师傅不知所终，我与道家也就失之交臂。
　　大方广讲寺有位叫笨迷的老法师，听妙培法师说，笨迷法师一手好书法，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是上海某大报的主笔。我惊问为何落发？妙培法师低头闭目作入定状，不着一字，我也就不便再问。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谈起这笨迷法师，朋友是有心人，马上说请笨迷法师书写一副对联，不知行不行。我说不知道，但答应去问问。为这事我专门跑到大方广讲寺，委婉地跟妙培法师说：我朋友仰慕笨迷大法师的书法，想请大法师书写一副对联。妙培法师听我说后，低头闭目不作一声，半天才缓缓说道：笨迷出家四十年，未提笔写一字，你朋友从哪里仰慕得来？当时我年未二十，听妙培法师如此说，一下子满脸绯红，不敢做声。稍停，妙培法师说道：字是可以写的，但无宣纸，你把纸买来，我去请他写。我赶忙买好宣纸，又到朋友家告之原委，并问写何内容。朋友大喜过望，忙说：就写古人的“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极处我为峰。”我把这对联抄在纸上，连同宣纸送到大方广讲寺。大约十余天后，妙培法师特地将写好的对联送到我家里来，第二天我就送到朋友读书的华师中文系寝室。朋友是会书法的，他展开略一看，带着遗憾的口气说：唉，唉！字是不错，但墨冻了，落款连个印章都沒有，接着用调侃的口气说：这题款称我为同志，大概我这辈子是不会和他成为同志的啰。说完将对联一卷，随手往抽屉里一塞。听他说的，看他做的，我当时心里好不是滋味。一年后，朋友毕业分到鄂城教书，也遇到一些波波折折的事，不知这副对联保存下来没有。
　　沙弥觉常是大方广讲寺年青一代的僧众，二十七八岁，身材壮实，寺里力气活的绝对主力。他与妙培法师关系很好，我们也就熟悉起来，有几次我在寺内歇宿，觉常就把床铺让给我。有天晚上我在觉常房里闲聊，妙培法师对我说：你跟觉常这么投缘，他俗家排行老七，你就喊他七哥吧。我忙笑着站起，向觉常抱拳道：七哥。觉常也忙站起，低头对我双手合十道：不敢当。谈得投机时，我问觉常：七哥，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出家呢？觉常说：“我舅父为宽大和尚就是这大方广讲寺的创建人。我母亲怀着我时，不能沾荤腥，偶尔吃了荤食，即呕吐异常。我舅父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是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觉常法师转世，是我释门弟子，将来必入我佛门。说来也巧，我小时候对舅父特别亲近，舅父带我去庙里，我见着菩萨就知道磕头，住在庙里不想回家。这样，我舅父就度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和我一起剃度出家。”妙培法师在一旁说：“给你们办午斋的就是觉常的两个姐姐。”我呵的一声，当即想起那两位架铁缸灶下面条的年青尼众，她们那和善的面容和朗朗的笑声。
　　我跟觉常要好起来。我请朋友给觉常治了一方名章，是我收藏的一枚鸡血石，一寸二分见方，边款上刻了两句诗：“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每次去大方广讲寺，觉常都陪着我，我问些佛门的事，他尽量通俗地给我解释，一些时未去，他就牵挂着我。但他做功课时，我在一旁，他像没看见一样，望都不望我一眼。特别是寺庙里做早晚课、放焰口，庄严肃穆，在空灵的梵呗声中，领悟人生的苦难。我大哥蒙冤从东北回来，衣食无着，我跟觉常随便谈起，他低着头紧锁双眉，一言不发。不久，妙培法师送来一套新棉衣棉裤，说是觉常送给我大哥的。那时棉花棉布计划供应，出家人也不例外，是觉常和他两位姐姐凑出钱和布票棉花票，由两位姐姐手工制成。
　　“文革”开始，天翻地覆，一片混乱，我们家也遭到了冲击。为避免相互连累，导致成为说不清楚的问题，我们断绝了一切来往，大方广讲寺也没有了联系和消息。夏夜，繁星在天，我望着深邃的夜空，想起大方广讲寺的僧众尼众们，就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能够平安地度过劫难。
　　1967年春，派系开始争斗，且愈演愈烈。我什么派都没有参加，乐得逍遥。于是在一个休息日，起一个大早，赶往大方广讲寺，去看望我时刻挂念的僧众尼众们。我思念他们，思念那久违了的佛号经声。
　　但等我走到大方广讲寺前，我呆住了——山门没有了，大殿没有了，菩萨没有了，更没有了那些悲天悯人的僧众尼众。满眼杂草丛生，断壁残垣，一片瓦砾。我怀疑是不是在梦中，又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好久，好久，我才缓过神来。我知道肯定不是在梦中，又肯定没有走错地方。
　　毁了，全都毀了！山门毁了，大殿毁了，菩萨的金身也毀了。那慈悲为怀的僧众尼众们呢？在暴力、愚昧和野蛮面前，我担心他们遭到了厄运。
　　我赶忙找到附近一家老菜农，原来也见过几次面的，打听到：一群红卫兵冲进大方广讲寺，拆毁庙宇，砸碎菩萨金身，用皮带和棍子把僧众尼众们打得头破血流。同时，红卫兵们拖来一篮子死猪肉，用刀一顿乱剁，胡乱煮了一下，生不生熟不熟的，逼迫僧众尼众们一人吃一碗，不吃就用棍棒朝死里打。一时间，僧众尼众们高诵佛号，拒绝破戒。歇斯底里的红卫兵们狂吼乱叫，把僧众尼众们一阵乱打，突然，有和尚爬上树，头朝下栽下来，当即气绝身亡。
　　我浑身发冷打抖，不忍卒听。那从树上跳下来的释门弟子是谁呀？是老和尚还是年青的和尚？是双目失明的知客？还是满身香疤的方丈？是慈眉善目的八师傅？还是心如枯井的笨迷？该不会是觉常七哥吧？我心绪纷乱，久久凝望着那消失了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