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曲创作的时代比歌曲所述的年代更能表明这个时代的精神，流行歌曲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流行音乐作时代的印记，代表了大众的精神文化追求，而底层社会在流行音乐中的呈现也是独具特色的，本文通过举例将底层在流行音乐，特别的在摇滚音乐中如何得以具体表现又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进行论述。
　　【关键词】底层；摇滚；乌托邦
　　流行音乐一直都是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是大众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流行音乐不仅可以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每一首流行歌曲都记载着属于生命的非常真实的内容。摇滚音乐作为一种流行音乐风格，它具有的颠覆性和反抗性表现的就是一种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反抗，就是摇滚音乐的标签之一。想到底层在音乐中的呈现就不难想到摇滚乐，中国的摇滚创始人崔健认为，摇滚乐是一种底层文化。摇滚乐一直被描述为充满反叛精神的文化标签，鲜明的音乐个性，对传统的不妥协抗争，带给摇滚乐很强的张力，扎根在“底层”的环境里，反思现实，思考人性，使摇滚乐在底层中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摇滚乐作为底层文化的代言，虽然声音还是很弱，但是确实增加了表述底层的空间。
　　一、底层表现
　　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一无所有暗含多种寓意，不仅是对爱情的无奈，也是当时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底层人民的一种现实状况，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人生价值和理想目标，也没有了旧体制保障下的铁饭碗，从前大家比着穷的社会观念已经改变，底层社会的生存状况也开始恶化。《一块红布》作为意象较多的一个文本，首先是一首爱情歌曲，象征，塑造完全属于两个人的爱情小世界，盲目的热恋将烦恼抛开，“一块红布”也是一种红色的具有某种遮蔽功能的意识形态，它赋予你这个世界的形象，赋予你看世界的视角和眼光，这种方式可以使人们深陷意识形态中，而红布所蒙住的多是政治上无权，经济无钱，文化上无知的没有反抗力的底层群众。当你想反抗这块“红布”，却发现你获得的认知全来自于“红布”，你反而离不开它，一旦反抗离开“红布”则一无所有。这反映出的崔健的彻底不妥协性，不想成为任何一块红布的俘虏，为了反抗则一无所有的走在寻找的路上，崔健的音乐直指社会的复杂性，摇滚作为崔健试图去剥开刺痛大众种种假恶丑的锋利的刀子，直刺社会背后的人们难以涉足的禁区，这种敢于表达，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摇滚精神就是代表着底层人民在呐喊。
　　张楚的《姐姐》表达的底层生活中有大片的法制空白、灰漠，对亲情的绝望源于我们难以抗拒的现实社会。中国改革开放，这首歌在这个比较老的文化大背景下讲，是描述当时一种年轻人的愿望。那时候在父母的眼里，孩子是必须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式来做选择，但事实上，往往会有很多个性的小孩，他们想要有自己的选择。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年轻人的不满，也展现了他们渴望改变的愿望。其实这首歌很理想化，但是苦于无法实现所以会有一点绝望的情绪在里面。广大青少年在由未成年到成年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独立性的强调非常突出，而对主流文化以及成人社会的叛逆情绪也在被驯化过程中逐渐增长，而歌曲则正是他们借以表现其鲜明个性的载体。同时这首歌曲展现的是底层人民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只能抱团取暖，被边缘化，也展示了底层社会自身的精神上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当其无力反抗强者时便将自己的力量施加在更弱的社会阶层，传递着压迫者的罪恶。所以这个文本既展示了底层阶级的苦难，又将矛头指向底层阶级本身。
　　1992年以来中国逐渐进入全球化，传统上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又逐渐突出了矛盾冲突，黄金刚《一个工人的观点》便是追问革命理想和当年牺牲所追求的是不是目前所存在的体制和现实。他的《吟唱生涯》是他对农业文明一次沉重的回望，伴随着个人苦难、时代印迹与阶级斗争性，同时也注定被浅薄空洞的表象抛离公众的眼睛，成为城市的牺牲品、工业化的打压对象。《吟唱生涯》力图展现一个曾经的理想国是这样被现实侵蚀腐化，而生活底层的他与他们是如此清醒和无奈又充满希望。
　　孙恒和打工者乐队的《天下打工者是一家》是底层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阶级意识的体现。《劳动者之歌》在阶级意识的基础上，重复“劳动创造世界”的主题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工人阶级可以解放自己，自己的幸福和权利可以靠自己去争取，不需要怜悯，同情，也不再是弱势群体，鲜明的回到了最初的左翼政治，历史。
　　二、底层乌托邦
　　福柯以照镜子为例，镜像空间不过是视错觉的投射，但是照镜子并不因此而带来“虚幻的错觉”，这个非真实的空间实际就在那个外表后面——一个镜式乌托邦。正是镜像给予照镜者最精确的自我空间认识。而流行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模糊社会背景中的独特符号和文本，成为现代性之镜，成为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乌托邦。
　　流行歌曲本身虽然不能创造任何现实生产力，但是却受到人们对它的迷恋，就是因为它是消费时代现代都市社会所生存的大众所需要的审美乌托邦，也就是心灵慰藉。面对一个精神失落与虚无的社会，人们日趋绝望，因而需要一种精神性的补偿来消除绝望和拯救心灵。对流行歌曲的消费在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之一，其中隐含着大众对于理想与渴望的假想满足，也包涵了对于自身归属感的追求，以及青年独特个性的坚守和自我的建构。归因都在于流行歌曲在消费时代给大众建立起来的审美乌托邦给予了大众一个寄托心灵的寓所。
　　音乐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反映，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宣泄，是每一个时代的人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的体现。例如流行于当代的摇滚乐就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憎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起全美国轰动的“甲壳虫”摇滚乐，他们所演唱歌曲的内容不仅反映了青少年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彷徨无助而寻找精神寄托的逆反心理，而且还反映出了人民反对战争，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暴力和希望和平的愿望。
　　如今，以旭日阳刚为代表的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的草根歌手的走红，其实多因为引起浪迹于城市中的为城市美好奉献着心血和汗水却拿着微薄工资的大批底层人民的共鸣，草根被倾注了众多普通大众的寄托，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的当下，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出口，他们期待着看到草根歌手梦想成真，也暗暗丈量着自己的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作者简介：李珂 （1994—），女，河南新乡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