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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015年市场动荡不已，但中国金融改革还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金融改革仍将是2016年中国政策议程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与“十二五”规划相比，中央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已由“深化”转向“加速”，改革侧重点已由“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转向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因此，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将成为未来5年内金融领域最为迫切的制度建设需求。
金融改革为“十三五”开局之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相关建议包括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
2016年为“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金融改革将在资本账户开放、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监管体制上有所变化，呈现出一种新态势。
金融服务于创新与实体经济，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务。此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了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创新滞后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创新滞后于虚拟经济。
“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便在于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而金融业需要切切实实为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服务。纵观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实现，需要良好的金融支持，它往往伴随金融革命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向《经济》记者表示。
金融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宏观政策重心正从扩大需求转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将是一个重点改革领域。”中金公司分析师梁红向记者分析称，金融扭曲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了价格发现机制，解除金融抑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梁红认为，从SDR机制的运作角度考虑，中国有必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使用的便利性。“人民币已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但新货币篮子要到2016年10月方才生效。随着美国国会通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重将上升至第三位，中国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货币政策灵活步入5年新基调
“十三五”期间的货币政策将根据经济形势有更灵活的应对，这一点在2016年将显现出来。五中全会强调追求精准化和运用大数据，“总量调节和定向政策并举”，“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这为“十三五”期间的货币政策奠定了5年的基调。
“除了现有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调控外，未来甚至还可能通过再贷款与差别化的准备金政策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在彭兴韵看来，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的利率调控体系。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完全放开了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金融市场利率也不受央行管制。在这种背景下，央行会在已有的利率机制的探索基础上，实现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市场化引导和干预。
2016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在汇率改革方面，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标。梁红预计称，央行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央行有必要放宽外汇市场准入、发展新的对冲工具并将远期曲线延长至更长期限。汇率管理不宜采取机会主义方法。人民币汇率将呈现更多的双向波动，但不会大幅贬值。央行势必会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间汇差，减少跨境套利活动。”
在她看来，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
多只政策“靴子”有望落地
我国已经设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多层次资本市场雏形已经具备，但它们在推进中国的创新、创造方面的功效还较弱，仍难有效地将国内储蓄通过资本市场引导到创新性企业中去。2016年，围绕投资与融资天平两端的资本市场将更为开放。
注册制当属中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一政策如无巨大变动诱因，有望在2016年《证券法》修订后落地。
“2016年，中国将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最终推出加紧各项准备工作。退市规则及其执行情况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如果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得以实施，社保基金将可以发挥其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减少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氛围和散户驱动的情况。”梁红表示，2016年有望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加速的趋势，可能的形式包括与国外交易所的合作，或者成立国际板。
虽然中国致力于进一步开放其资本账户，但具体进度将取决于市场条件。梁红表示，鉴于资本流出压力，在节奏上，对资本流入管制的放松可能会快于对资本流出管制的放松。“2016年，中国可能推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包括：在自贸区实行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出‘深港通’；允许非居民在国内市场发行金融产品，尤其是熊猫债券；拓宽外国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和外汇市场的渠道；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试点计划；以及进一步扩大QFII、RQFII和QDII计划的参与者群体、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
股票发行制度的变革在2016年《证券法》修改完毕后将提上日程，而紧接着沪深交易所与全国股转系统之间的制度变革战将正式打响。中国银河国际研究部主管王志文向《经济》记者表示，新三板正在预演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形态。
“保守估计，到2016年，新三板累计挂牌数有望超过7500家。为了保证市场效率，新三板的摘牌制度2016年将推出，这也将为主板市场的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王志文表示，随着年内三板分层制度的推出，这种估值分化料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新三板当前的估值体系或是未来注册制下主板市场的估值体系变化的提前预演。
长期来看，新三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在“十三五”期间将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2016年的诸多改革，有望带来新的商机。“由于国家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支持实体经济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政策目标，预期2016年将出台多项改革，包括深港通、新股发行体制由审批制改至注册制、让新三板公司转至创业板上市的试点计划、QDII2、基金互认和上交所推出战略新兴产业板等。”王志文表示，这些改革在短期内或不会为券商产生巨大盈利贡献，但部分改革有望在3-5年内带来相当规模的商机。
股市与债市均衡发展
金融机构多元化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头戏。资本市场绝不局限于股票市场，还要发展更加包容的金融市场，实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化均衡发展。
我国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使得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又过于依赖商业银行贷款，2015年以来，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又有大幅上升。这直接导致了以高杠杆率为特征的潜在金融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2014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3.1%，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彭兴韵表示，这就要求我国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重。
中长期债券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得到了迅速扩张，但是，由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占中国债券存量的比重很低，企业融资事实上还是极大地依赖银行贷款。”彭兴韵认为，应该进一步协调发展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让非金融企业可以更便利、更灵活地发行债券融资。
金融机构更为多元化，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也需要得到相应的重视，监管体系改革亟需尽快推行。“股市的动荡，以及近期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倒闭，均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缺乏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容易造成监管的真空地带，使得高风险甚至不法金融活动得以滋生、蔓延，并可能削弱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政策的有效性。”梁红表示，唯有用有力的监管为改革保驾护航，才能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
管2015年市场动荡不已，但中国金融改革还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金融改革仍将是2016年中国政策议程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与“十二五”规划相比，中央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改革已由“深化”转向“加速”，改革侧重点已由“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转向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因此，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将成为未来5年内金融领域最为迫切的制度建设需求。
金融改革为“十三五”开局之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相关建议包括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
2016年为“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金融改革将在资本账户开放、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监管体制上有所变化，呈现出一种新态势。
金融服务于创新与实体经济，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务。此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凸显了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创新滞后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创新滞后于虚拟经济。
“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便在于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而金融业需要切切实实为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服务。纵观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实现，需要良好的金融支持，它往往伴随金融革命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向《经济》记者表示。
金融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宏观政策重心正从扩大需求转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将是一个重点改革领域。”中金公司分析师梁红向记者分析称，金融扭曲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了价格发现机制，解除金融抑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
梁红认为，从SDR机制的运作角度考虑，中国有必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使用的便利性。“人民币已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但新货币篮子要到2016年10月方才生效。随着美国国会通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重将上升至第三位，中国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货币政策灵活步入5年新基调
“十三五”期间的货币政策将根据经济形势有更灵活的应对，这一点在2016年将显现出来。五中全会强调追求精准化和运用大数据，“总量调节和定向政策并举”，“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这为“十三五”期间的货币政策奠定了5年的基调。
“除了现有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调控外，未来甚至还可能通过再贷款与差别化的准备金政策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在彭兴韵看来，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的利率调控体系。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完全放开了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金融市场利率也不受央行管制。在这种背景下，央行会在已有的利率机制的探索基础上，实现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市场化引导和干预。
2016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加速发力的一年。在汇率改革方面，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标。梁红预计称，央行可能会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央行有必要放宽外汇市场准入、发展新的对冲工具并将远期曲线延长至更长期限。汇率管理不宜采取机会主义方法。人民币汇率将呈现更多的双向波动，但不会大幅贬值。央行势必会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间汇差，减少跨境套利活动。”
在她看来，央行的可能姿态是减少汇市干预，扩大汇率波幅，引导人民币汇率走上均衡可持续的水平。
多只政策“靴子”有望落地
我国已经设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多层次资本市场雏形已经具备，但它们在推进中国的创新、创造方面的功效还较弱，仍难有效地将国内储蓄通过资本市场引导到创新性企业中去。2016年，围绕投资与融资天平两端的资本市场将更为开放。
注册制当属中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一政策如无巨大变动诱因，有望在2016年《证券法》修订后落地。
“2016年，中国将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最终推出加紧各项准备工作。退市规则及其执行情况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如果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得以实施，社保基金将可以发挥其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减少中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氛围和散户驱动的情况。”梁红表示，2016年有望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加速的趋势，可能的形式包括与国外交易所的合作，或者成立国际板。
虽然中国致力于进一步开放其资本账户，但具体进度将取决于市场条件。梁红表示，鉴于资本流出压力，在节奏上，对资本流入管制的放松可能会快于对资本流出管制的放松。“2016年，中国可能推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包括：在自贸区实行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出‘深港通’；允许非居民在国内市场发行金融产品，尤其是熊猫债券；拓宽外国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和外汇市场的渠道；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试点计划；以及进一步扩大QFII、RQFII和QDII计划的参与者群体、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
股票发行制度的变革在2016年《证券法》修改完毕后将提上日程，而紧接着沪深交易所与全国股转系统之间的制度变革战将正式打响。中国银河国际研究部主管王志文向《经济》记者表示，新三板正在预演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形态。
“保守估计，到2016年，新三板累计挂牌数有望超过7500家。为了保证市场效率，新三板的摘牌制度2016年将推出，这也将为主板市场的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王志文表示，随着年内三板分层制度的推出，这种估值分化料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新三板当前的估值体系或是未来注册制下主板市场的估值体系变化的提前预演。
长期来看，新三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在“十三五”期间将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2016年的诸多改革，有望带来新的商机。“由于国家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支持实体经济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政策目标，预期2016年将出台多项改革，包括深港通、新股发行体制由审批制改至注册制、让新三板公司转至创业板上市的试点计划、QDII2、基金互认和上交所推出战略新兴产业板等。”王志文表示，这些改革在短期内或不会为券商产生巨大盈利贡献，但部分改革有望在3-5年内带来相当规模的商机。
股市与债市均衡发展
金融机构多元化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头戏。资本市场绝不局限于股票市场，还要发展更加包容的金融市场，实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化均衡发展。
我国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使得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又过于依赖商业银行贷款，2015年以来，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又有大幅上升。这直接导致了以高杠杆率为特征的潜在金融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2014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3.1%，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彭兴韵表示，这就要求我国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重。
中长期债券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得到了迅速扩张，但是，由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占中国债券存量的比重很低，企业融资事实上还是极大地依赖银行贷款。”彭兴韵认为，应该进一步协调发展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让非金融企业可以更便利、更灵活地发行债券融资。
金融机构更为多元化，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也需要得到相应的重视，监管体系改革亟需尽快推行。“股市的动荡，以及近期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倒闭，均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缺乏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容易造成监管的真空地带，使得高风险甚至不法金融活动得以滋生、蔓延，并可能削弱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政策的有效性。”梁红表示，唯有用有力的监管为改革保驾护航，才能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