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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怀揣信用卡自由自在消费的一代，“票证”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更无法理解这方寸纸片中曾经容藏着的饥饿寒冷和无言期盼的“时代记忆”。
如今，票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物”，被收藏者宠爱着。
9月30日，一位离休老干部向上海市博物馆捐赠了56枚珍贵的上海粮油票证，其中有11枚绝版的票证。而“十一”黄金周期间，上海世纪公园一角，民间收藏爱好者展出超过1万枚近现代股票、商标、许可证等老票证。
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的隔膜，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
自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始，至1993年票证的全面退出，整整39年，小小方寸 “票证”见证了多少真实的人间表情；而改革开放30年给老百姓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从此摆脱和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方寸票证留存的“时代记忆”
婚礼与票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票证俨然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它近乎影响了黎民百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上海市大木桥路古玩城六楼，正在筹备“票证博物馆”的上海春申集藏社经理申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趣事。
1988年，申健筹办婚事。按照老上海的规矩要准备“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和彩电。经过充分沟通，第一件由女方准备，第二件找了辆半成新的“凤凰”凑和，而搞定一台彩电，却成了他完婚的一大难题。
几经转折，申健终于找到“有路子的人”，觥筹交错间对方拍胸脯保证“解决”。可是，就在婚期只剩3天的时候，对方打来电话告知：对不起，没有弄到。顿时，申健沮丧万分。下班途中路过徐家汇新华书店时，看到“买书中彩电”的广告，于是咬牙拿出全月三分之二的工资买书。天遂人愿，果真真的中了奖——一张凯歌电视票。
“顿时感觉浑身来劲，当天就把电视机用我的‘老凤凰’给运了回来。晚上，目不转睛看电视到深夜，直到出现满屏雪花。”申健笑着说。
他的春申集藏社柜台很小，只3、4平米左右，但里面摆满五花八门的收藏品。包括早期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文革年代的户口本等，而其中又以票证居多。
“收藏票证，首先是因为对它有感情。”申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69年初中毕业后，我就下乡去安徽的一个农场插队，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才挣10个工分，只有8分钱，需要家里寄点全国粮票来贴补我的生活。”
他回忆道：在农场干活的时候，总感觉“吃不饱”。国家给的每个月定量粮票怎么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没办法，只有靠父母补贴。“在农场，一天到晚的伙食都是冬瓜，吃上大半个月，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没了。每个月偶尔也有吃肉的机会，这个时候农场食堂就特别热闹。我使劲拨开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从众多人的脑袋上递过去，才能分得‘一杯羹’。而几十斤猪肉，全农场百十号人分，怎么分也是不够吃的。”
“因为1986年政府‘大龄青年回沪’的政策，36岁未婚的我才得以回到上海。”申健笑着说。
2001年，年逾50的申健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价值达33万元的2000多枚票证。“就是要表达能够‘回来’的感恩之情。”他说。
半辈子的“票证生活”
结婚经历，使申健对票证有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促使他走上了票证收藏与经营的职业生涯。
而对于更多的人，当年的票证，却是整个生活的“支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1932年出生的我，已经经历了39年票证生活。这可是我的半辈子啊！”家住上海市闵行区张志荣老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颇为感慨。
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告诉记者：“1953年，我进了县机关。1955年国家开始发行粮票，每月自己的粮食定额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让家里人吃的更饱，是我的‘头等大事’。”
“为了能让4个年岁差不多的小孩能公平地享有食物，我每天上班前都会把一天吃的东西用秤称好了分给他们。比如一块豆腐乳，会分成很小的四块，放在各人的小碟子里。小孩都省着吃，因为他们知道，吃完了自己的就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吃了。”说到这里，老人露出苦涩的笑容。
老人说，“因为全国各省市发行的地区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而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也是受控制的；我们生活不自由，农村的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
“农村里的人去城里走亲访友，会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为当时不管农村、城镇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吃亲戚家的，就只好自带着口粮。”他回忆道，“遇到婚丧，也要去镇上的国营饭店。上饭店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少了哪样都不行。”
票证的“历史功绩”
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
方寸票证，记录了时代变迁，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见证”。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当代票证时代的开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
随着各种生活物质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票证时代”的终结。而在此之前的几年，布票、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外汇券等票证家族其他成员，就已悄然“退出江湖”。
“是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证，远离了商品短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票证历史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紧密相连，你可以看到由票证描绘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曲线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段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同是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终于确立起来。
泱泱“票证大国”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有人这样感叹。
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
“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刻骨铭心”。
“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
“建国后最早的票证应当是1950年开始印发的粮秣票，即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同年2月份，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各大区分别对享受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部分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作出规定。”
但是，《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 1955年粮票的诞生，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
从1953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票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票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路，也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控制的手段、一种社会管理的措施。在这种制度之下，保证了社会总体物资分配的平衡，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时代造就“票证”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票证可能是维护当时经济体制运行的最好方法，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必须手段；同时也是在当时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社会需要的一种分配方式。”上海社科院刘社建博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当然，不利之处也显而易见，票证发行限制了公众消费，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
事实上，票证的发行，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由于“非城镇户口”的人们不享受绝大多数票证的“优待”，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
而且，票证发行后，社会上立即出现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有了严格的“世袭制度”。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也有相关专家持相反意见：“票证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好与坏作简单判断。就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利大于弊，只有把农村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才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工业所需要的积累，这对发展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体制中官员们带有想象成分的‘社会需要’。”这位专家分析认为，“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但计划体制时代人们却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他指出，“不宜过分强调票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票证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计划经济体制。不过，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看，通过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提供给工业原料、帮助工业发展以及积累，其意义需要重新评估。”
票证折射“时代变迁”
“新票证”的出现
过去的老票证虽然无用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新票证”。这个有着更广义内涵的新票证时代包括了千姿百态的新鲜事物：信用卡、飞机票、TOFEL证书、身份证、交通卡等。
“狭义的票证一般指政府主管机关发给指定受众群体，用以获取限量物品的有价或无价票券凭证。它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的配给制的烙印，是计划经济所特有的。”刘社建博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所有制的多元化，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出现了许多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但较难找出一个与老票证地位等同、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事物。”
“中国过去与现在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同点就在于经济体制的差异，即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票证是计划经济下不可或缺的，银行卡等更广义概念上的‘新票证’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与‘老票证’等同。”刘社建说。
票证的“历史代沟”
“一张照片，两张银行卡，纸币几张，还有饭卡、美容卡、身份证、交通卡等。”小户通过MSN对记者这样描述自己钱包里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的卡，准备拿了这个月的工资再去办张健身卡。”随即，打了个大大的“鬼脸”过来。
这个网名取作“小户”的“80后”，不知票证为何物。
而“2分钱上次公园，5分钱看场电影，四两粮票两毛钱吃顿饭，上大学靠推荐，住房不用买，生大病了去单位要个记帐单交给医院”的生活经历，却贯穿了他们父辈过去的日子。
“1993年才取消粮票的使用吗？”1983年出身，现在北京做网络编辑的户小姐很疑惑，“我对票证没有印象，可能我生活的年代已经不用票来买东西了吧。”
“没用过粮票。不过爷爷给我讲过他的艰苦岁月。”在杭州从事房地产策划、26岁的董先生这样跟记者解释，“三年困难时期爷爷步行100公里去‘山里’换粮食，拿出去的是金银首饰，换回来的往往是土豆、红薯。”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只要年龄跨入“80后”阶段，很少有人对票证有清晰的记忆。而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或许能说出一、二点关于票证的记忆，而中老年人对那段生活依然“记忆犹新”。
票证收藏“前景看好”
成都市的贺鹏春藏有各种票证4万余种、10万多枚，当初共投入成本3万元，而如今这些票证的价值已经升值百万以上。
据《天府早报》报道，最让贺鹏春得意的是一套上世纪60年代的粮票，一共10多张。当时他只花了2000多元，现在已经升值到10多万元。要不是前段时间一位浙江藏家开价15万元，叫其忍痛割爱，他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些“小爱好”，如今身价已经翻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如今，票证已经进入收藏界，成为其中一种重要藏品类别。
“票证收藏行业的利润空间是很大的。以一年消耗1000万枚计算，一本珍藏册收入1000枚，可以制作出1万册，以1千元人民币每册计算，销售金额就高达1千万。” 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对《中国经济周刊》这样分析，“票证的收藏魅力来自于不可再生性；而票证一旦成套，价格立即十几、几十的翻倍。”
“从收藏的角度来看，老票证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体现着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时代特征，其研究与收藏价值不可限量，前景看好。”吴少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90年代中后期，票证确实红火过一阵子，每天来柜台询问有无某种票据的人络绎不绝。一年下来也能销售个几十万枚、几千册的珍藏本，在手里流通的钱也有个几十万。”申健表示，“但如今爱好票据的人收藏能力都有限，接班人出现了断代，要知道小青年可无法同我们一样对票证感同身受。”
据专家介绍，随着人们收藏水平的日益提高，促使票证的价位得到提升，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票证行情看涨。
“语录布票在3年前最高的品种每枚卖10元左右，现已涨至百元。有些粮票价格也有不同程度增长，武汉市1969年语录粮票一套在前几年仅售2000元，而目前的价位已达到5000元。”董鸣说。
“忘记意味着背叛”
前不久，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朝阳三社区76岁老人董化铭在家里开办了“票证收藏见证30年改革开放”展览。老人说：“别小看了这些票证，在30年前，吃、穿、用，样样离不开它。”
2008年10月28日，3000多种改革开放初期的肉票、油票、布票、糖票和烟票被摆上福州市“改革开放30年”文献资料展柜；此前的9月19日，武汉“全国第十七届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交流大会”的大幕徐徐拉开。
所有这些，都向社会展示着这样一个信息：退出历史舞台10多年的老票证，仍然留存在一些人的心中。
作为上个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票证浓缩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而票证收藏和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已有近30年的光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加入票证收藏这个行当，首先是因为对它的感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时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今你能看到的文革票证种类很多，而且很有特色。”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前期票证上印有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红太阳、工农兵、向日葵等，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后期的票证比较朴实，以工农业生产和风景名胜为主。”
主编我国第一部票证辞典《上海计划供应票证鉴赏》的已故“票证大师”孙林祥，深切关注票证的收集整理。他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收集整理票证的有关资料，要文票对照、互为佐证，对正确引导、研究我国经济史、票证史、粮食史方志有重要作用。”
如今，票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物”，被收藏者宠爱着。
9月30日，一位离休老干部向上海市博物馆捐赠了56枚珍贵的上海粮油票证，其中有11枚绝版的票证。而“十一”黄金周期间，上海世纪公园一角，民间收藏爱好者展出超过1万枚近现代股票、商标、许可证等老票证。
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的隔膜，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
自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始，至1993年票证的全面退出，整整39年，小小方寸 “票证”见证了多少真实的人间表情；而改革开放30年给老百姓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从此摆脱和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
方寸票证留存的“时代记忆”
婚礼与票证
在改革开放初期，票证俨然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它近乎影响了黎民百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上海市大木桥路古玩城六楼，正在筹备“票证博物馆”的上海春申集藏社经理申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趣事。
1988年，申健筹办婚事。按照老上海的规矩要准备“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和彩电。经过充分沟通，第一件由女方准备，第二件找了辆半成新的“凤凰”凑和，而搞定一台彩电，却成了他完婚的一大难题。
几经转折，申健终于找到“有路子的人”，觥筹交错间对方拍胸脯保证“解决”。可是，就在婚期只剩3天的时候，对方打来电话告知：对不起，没有弄到。顿时，申健沮丧万分。下班途中路过徐家汇新华书店时，看到“买书中彩电”的广告，于是咬牙拿出全月三分之二的工资买书。天遂人愿，果真真的中了奖——一张凯歌电视票。
“顿时感觉浑身来劲，当天就把电视机用我的‘老凤凰’给运了回来。晚上，目不转睛看电视到深夜，直到出现满屏雪花。”申健笑着说。
他的春申集藏社柜台很小，只3、4平米左右，但里面摆满五花八门的收藏品。包括早期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文革年代的户口本等，而其中又以票证居多。
“收藏票证，首先是因为对它有感情。”申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69年初中毕业后，我就下乡去安徽的一个农场插队，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才挣10个工分，只有8分钱，需要家里寄点全国粮票来贴补我的生活。”
他回忆道：在农场干活的时候，总感觉“吃不饱”。国家给的每个月定量粮票怎么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没办法，只有靠父母补贴。“在农场，一天到晚的伙食都是冬瓜，吃上大半个月，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没了。每个月偶尔也有吃肉的机会，这个时候农场食堂就特别热闹。我使劲拨开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从众多人的脑袋上递过去，才能分得‘一杯羹’。而几十斤猪肉，全农场百十号人分，怎么分也是不够吃的。”
“因为1986年政府‘大龄青年回沪’的政策，36岁未婚的我才得以回到上海。”申健笑着说。
2001年，年逾50的申健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价值达33万元的2000多枚票证。“就是要表达能够‘回来’的感恩之情。”他说。
半辈子的“票证生活”
结婚经历，使申健对票证有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促使他走上了票证收藏与经营的职业生涯。
而对于更多的人，当年的票证，却是整个生活的“支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1932年出生的我，已经经历了39年票证生活。这可是我的半辈子啊！”家住上海市闵行区张志荣老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颇为感慨。
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告诉记者：“1953年，我进了县机关。1955年国家开始发行粮票，每月自己的粮食定额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让家里人吃的更饱，是我的‘头等大事’。”
“为了能让4个年岁差不多的小孩能公平地享有食物，我每天上班前都会把一天吃的东西用秤称好了分给他们。比如一块豆腐乳，会分成很小的四块，放在各人的小碟子里。小孩都省着吃，因为他们知道，吃完了自己的就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吃了。”说到这里，老人露出苦涩的笑容。
老人说，“因为全国各省市发行的地区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而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也是受控制的；我们生活不自由，农村的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
“农村里的人去城里走亲访友，会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为当时不管农村、城镇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吃亲戚家的，就只好自带着口粮。”他回忆道，“遇到婚丧，也要去镇上的国营饭店。上饭店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少了哪样都不行。”
票证的“历史功绩”
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
方寸票证，记录了时代变迁，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见证”。
“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当代票证时代的开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
随着各种生活物质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票证时代”的终结。而在此之前的几年，布票、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外汇券等票证家族其他成员，就已悄然“退出江湖”。
“是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证，远离了商品短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票证历史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紧密相连，你可以看到由票证描绘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曲线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段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同是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终于确立起来。
泱泱“票证大国”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有人这样感叹。
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
“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刻骨铭心”。
“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
“建国后最早的票证应当是1950年开始印发的粮秣票，即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同年2月份，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各大区分别对享受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部分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作出规定。”
但是，《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 1955年粮票的诞生，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
从1953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票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票证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路，也是国家对市场经济宏观控制的手段、一种社会管理的措施。在这种制度之下，保证了社会总体物资分配的平衡，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时代造就“票证”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票证可能是维护当时经济体制运行的最好方法，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必须手段；同时也是在当时消费品不足的情况下社会需要的一种分配方式。”上海社科院刘社建博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说，“当然，不利之处也显而易见，票证发行限制了公众消费，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
事实上，票证的发行，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由于“非城镇户口”的人们不享受绝大多数票证的“优待”，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
而且，票证发行后，社会上立即出现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并有了严格的“世袭制度”。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也有相关专家持相反意见：“票证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好与坏作简单判断。就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利大于弊，只有把农村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才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工业所需要的积累，这对发展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体制中官员们带有想象成分的‘社会需要’。”这位专家分析认为，“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但计划体制时代人们却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才能买到。”
他指出，“不宜过分强调票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票证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计划经济体制。不过，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看，通过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提供给工业原料、帮助工业发展以及积累，其意义需要重新评估。”
票证折射“时代变迁”
“新票证”的出现
过去的老票证虽然无用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新票证”。这个有着更广义内涵的新票证时代包括了千姿百态的新鲜事物：信用卡、飞机票、TOFEL证书、身份证、交通卡等。
“狭义的票证一般指政府主管机关发给指定受众群体，用以获取限量物品的有价或无价票券凭证。它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的配给制的烙印，是计划经济所特有的。”刘社建博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所有制的多元化，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出现了许多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但较难找出一个与老票证地位等同、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事物。”
“中国过去与现在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同点就在于经济体制的差异，即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票证是计划经济下不可或缺的，银行卡等更广义概念上的‘新票证’与人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与‘老票证’等同。”刘社建说。
票证的“历史代沟”
“一张照片，两张银行卡，纸币几张，还有饭卡、美容卡、身份证、交通卡等。”小户通过MSN对记者这样描述自己钱包里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的卡，准备拿了这个月的工资再去办张健身卡。”随即，打了个大大的“鬼脸”过来。
这个网名取作“小户”的“80后”，不知票证为何物。
而“2分钱上次公园，5分钱看场电影，四两粮票两毛钱吃顿饭，上大学靠推荐，住房不用买，生大病了去单位要个记帐单交给医院”的生活经历，却贯穿了他们父辈过去的日子。
“1993年才取消粮票的使用吗？”1983年出身，现在北京做网络编辑的户小姐很疑惑，“我对票证没有印象，可能我生活的年代已经不用票来买东西了吧。”
“没用过粮票。不过爷爷给我讲过他的艰苦岁月。”在杭州从事房地产策划、26岁的董先生这样跟记者解释，“三年困难时期爷爷步行100公里去‘山里’换粮食，拿出去的是金银首饰，换回来的往往是土豆、红薯。”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只要年龄跨入“80后”阶段，很少有人对票证有清晰的记忆。而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或许能说出一、二点关于票证的记忆，而中老年人对那段生活依然“记忆犹新”。
票证收藏“前景看好”
成都市的贺鹏春藏有各种票证4万余种、10万多枚，当初共投入成本3万元，而如今这些票证的价值已经升值百万以上。
据《天府早报》报道，最让贺鹏春得意的是一套上世纪60年代的粮票，一共10多张。当时他只花了2000多元，现在已经升值到10多万元。要不是前段时间一位浙江藏家开价15万元，叫其忍痛割爱，他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些“小爱好”，如今身价已经翻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如今，票证已经进入收藏界，成为其中一种重要藏品类别。
“票证收藏行业的利润空间是很大的。以一年消耗1000万枚计算，一本珍藏册收入1000枚，可以制作出1万册，以1千元人民币每册计算，销售金额就高达1千万。” 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对《中国经济周刊》这样分析，“票证的收藏魅力来自于不可再生性；而票证一旦成套，价格立即十几、几十的翻倍。”
“从收藏的角度来看，老票证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体现着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时代特征，其研究与收藏价值不可限量，前景看好。”吴少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90年代中后期，票证确实红火过一阵子，每天来柜台询问有无某种票据的人络绎不绝。一年下来也能销售个几十万枚、几千册的珍藏本，在手里流通的钱也有个几十万。”申健表示，“但如今爱好票据的人收藏能力都有限，接班人出现了断代，要知道小青年可无法同我们一样对票证感同身受。”
据专家介绍，随着人们收藏水平的日益提高，促使票证的价位得到提升，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票证行情看涨。
“语录布票在3年前最高的品种每枚卖10元左右，现已涨至百元。有些粮票价格也有不同程度增长，武汉市1969年语录粮票一套在前几年仅售2000元，而目前的价位已达到5000元。”董鸣说。
“忘记意味着背叛”
前不久，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朝阳三社区76岁老人董化铭在家里开办了“票证收藏见证30年改革开放”展览。老人说：“别小看了这些票证，在30年前，吃、穿、用，样样离不开它。”
2008年10月28日，3000多种改革开放初期的肉票、油票、布票、糖票和烟票被摆上福州市“改革开放30年”文献资料展柜；此前的9月19日，武汉“全国第十七届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交流大会”的大幕徐徐拉开。
所有这些，都向社会展示着这样一个信息：退出历史舞台10多年的老票证，仍然留存在一些人的心中。
作为上个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票证浓缩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而票证收藏和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已有近30年的光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加入票证收藏这个行当，首先是因为对它的感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时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今你能看到的文革票证种类很多，而且很有特色。”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前期票证上印有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红太阳、工农兵、向日葵等，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后期的票证比较朴实，以工农业生产和风景名胜为主。”
主编我国第一部票证辞典《上海计划供应票证鉴赏》的已故“票证大师”孙林祥，深切关注票证的收集整理。他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收集整理票证的有关资料，要文票对照、互为佐证，对正确引导、研究我国经济史、票证史、粮食史方志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