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唐朝的成敬奇和今人丁书苗放在一起议论，并非笔者重复类似“关羽战秦琼”的戏谑，而是两者确有“灵犀相通”之处，那就是“谀媚”，所不同的是，当年成敬奇拍马倒了霉，而如今丁书苗溜须则走了运。
　　先说说成敬奇。他是玄宗朝的大理寺（即“最高法院”）的一名司法官员，擅长察言观色、逢迎取巧。一次，丞相姚崇生病，成敬奇去探望，毕恭毕敬地站在姚崇榻前，哭泣不已，还在怀里揣着麻雀数只，向姚崇祝拜云：“愿丞相速愈”，然后放生麻雀。成敬奇走后，姚崇即“恶其谀媚”，他对家人说：“此泪何自而出？”之后，姚崇竟断绝了与成敬奇的来往。成敬奇仕途不顺，他被黜退，自有司法事务上的瑕疵，但似与姚崇的“厌之”有关。（见《大唐新语》）
　　如果说唐代的成敬奇“谀媚”是言行并举，那么，丁书苗的“谀媚”则是“做功”别具匠心。丁书苗最初是靠卖鸡蛋挣钱，为了寻找“铁老公”靠山，她硬着头皮到当地铁路部门领导办公室，忍住被领导拽出办公室的冷漠与羞辱，天天蹲在门口。领导宿舍不关门时，她就“闪”进去，强行把领导的袜子、床单、内裤等统统洗干净，最终把领导“洗”感动了，给了她车皮，从此“走运”——实现了从贫穷到巨富的华丽转身。攀上了刘志军后，谀媚更烈，为了取悦刘，丁书苗找多名女演员供刘淫乐，一经钱权交易，发迹昭然。
　　大凡谀媚者都是小人，他们堆满谄笑的表情、看似谦卑的心态、忍辱含垢的举止，都是另有意图的。成敬奇真的是敬慕姚崇，祈福他早日康复效力朝廷么？不！他讨好丞相是为了博得其欢心，希冀有朝一日能得以提携；丁书苗真的是帮助单身领导解决后顾之忧，让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吗？不！她大献殷勤是旨在打通关节，利用权力掌控者对自己的“感情认可”，出人头地。流传甚广的《朱子家训》有言：“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古今中外，不乏见权贵即胁肩谄笑者，其人常自以为得意，不知已入下三滥之列，为人所不齿。谀媚有损人格，有害世道，君子素来不为，即使身处窘况、困境，也不屑以阿谀曲从求取私利。子贡曾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答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孔子眼里，不谀媚尚属较低层次的君子人格特征哩！
　　俗话云：“千错万错，马屁不错；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事实证明，那也不是绝对的，得看向谁谀媚，对方是否“心安理得”接受之。成敬奇拍马屁“拍”掉了一顶乌纱帽，丁书苗洗内裤则“洗”出了一片新天地。看来，谀媚者“倒霉”乎？“走运”乎？在于为官者的评判和取舍。因为谀媚全然是一些言不由衷的假话，甚或出于心机的自虐、自辱，有点头脑、想干点事业的人常会觉得不快甚至厌恶。姚崇一眼就看穿了成敬奇“流泪”、“放雀”的用心所在，断然与之绝交，远离了谀媚者。因为在姚崇看来，成敬奇阿谀谄媚，失去了一个国家司法官员应有的操守和道德底线，容忍如此做派的存在势必会导致社会的灾难。我们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连封建官员都不如，在一片“歌德”声中飘飘然，好谀得连内裤也可以无颜地让人洗，连巨赂也可以坦然地“笑纳”。在谀媚面前，鲜廉寡耻，其已然失去警戒的防线，最终跌入罪恶的泥淖。刘志军和丁书苗同时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乃是必然的归宿。丁书苗之“走运”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拒绝谀媚，倒是苏东坡颇有见识：“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者知微而出走。”（《明君可与为忠言赋》）要让“丁书苗”们都倒霉，领导干部保持清醒头脑而不好谀，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古贤明知此理，今人岂可昏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