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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游仙诗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更是以“三曹”为文人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曹操现存完整的诗歌二十一首，其中游仙诗共七首，包括《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和《秋胡行》二首，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子曹植游仙诗创作的数量最多，有《仙人篇》、《游仙》、《升天行》二首、《飞龙篇》、《桂之树行》、《平陵东》、《五游咏》、《远游篇》、《苦思行》、《驱车篇》共十一首，同时曹植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游仙”为诗歌题目来阐述游仙这一主题的诗人。而曹丕只留有一首游仙诗《折杨柳行》。
一、乐府传统
纵观“三曹”现留存下来的游仙诗，曹操与曹丕皆为乐府游仙诗，曹植的《游仙》为非乐府游仙诗，其余也都是乐府游仙诗。乐府诗有三个特点，分别是语言朴实自然；有演奏时的“解”；句式长短不一，回环往复。曹操与曹植的游仙诗中都体现了乐府诗的这三个特点，而曹植的游仙诗既有汉乐府的特点，又有不同之处。
（一）语言
汉乐府的语言多朴实自然，保留有民歌的特色。曹操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他的游仙诗语言质朴，气势宏大。如《气出唱》其二中的第一段：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琴瑟，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
这首诗紧承前一首《气出唱》其一而来，诗人向东游历得到神之药之后又向西而行，来到华阴山。华阴山高大巍峨，浮云如同伞盖般遮蔽着山峰。这个比喻想象奇特，气势恢宏，“崛起甚奇”（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接着仙人出场，与诗人一起宴饮游乐，吹箫鼓瑟仙女伴舞，一派歌舞升平。其中的“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虽不饰以文藻，但仙人伴随风雨出场的磅礴气势却呼之欲出。
曹植与之相比则多了几分文采。如，同样是对衣着的描写，曹操只有简单的一句“负揜被裘，似非恒人”（《秋胡行》其一），交代了仙人的身份，并没有过多描写。曹植则是“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五游咏》），不仅有颜色，还有样式，更加直观可感。另外，关于仙境的描绘，曹操是“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气出唱》其三），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观察，气势宏大；而曹植却是抓住极具特色的一点，以小见大，延宕开来。如“绿萝缘玉树，光耀粲相辉”（《苦思行》），绿萝攀附玉树而生，两种绿色交相辉映，有一种光彩夺目之美。
（二）分“解”
乐府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包含了诗歌、音乐和舞蹈，但现在音乐和舞蹈已经失传，我们只能看到作为文本的诗歌。乐府在形式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分“解”。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专门论述了相和曲中的“解”是什么，他说：“汉代的《大曲》已是歌舞曲；它有歌唱的部分，所以有歌词，但它又有不须歌唱而只须用器乐演奏或用器乐伴奏着进行跳舞的部分，那就是‘解’”（5）。
以曹丕的《折杨柳行》为例。一解：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二解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三解：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四解：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这首诗一共分为四解，其中的前两解描述了诗人在西山上遇到了两位仙童，仙童给了他一枚丸药。服食后身体生出了羽翼，诗人“轻举乘浮云”，来到了飘渺的仙界。后两解作者笔锋一转，质疑彭祖、老聃、王乔、赤松等神仙并非真的存在，最后表明“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的不信神仙的思想。这首诗如果单独看文本的话，前后是自相矛盾的，令人费解。但将它与乐府相联系就可以知道，曹丕写作前两解是为了入乐方便演奏，最终想要表达的还是不信神仙的思想。正如陈柞明评价的那样：“子桓言神仙则妄言也，疑神仙则但疑也，不似孟德有沉吟之心。”（《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三）句式
乐府诗的句式一般长短不一，回环往复。如曹操的《气出唱》“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谿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不拘泥于四言，而是三言、五言、七言都有，读起来富于变化，有音律美。回环往复体现在《秋胡行》中：“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上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每一解的一二句与三四句都是重复的，最后一句与第一句也相互呼应。曹植的《平陵东》中“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运用了顶针的修辞，“乘飞龙”和“采灵芝”重复。乐府诗多用于配乐演唱，这种回环往复的手法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引起听者的注意。
二、对生命的思索
东汉末年王室衰微，豪强蜂起，先是黄巾起义，继而董卓叛乱，整个社会陷入了军阀大混战之中。这样战乱频繁的生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家人流离失所，战士九死一生，目之所及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人们，那种“恐惧迫使人们思考，而思考又得不出结果，于是产生了浓重的生命悲情”（6）。
三曹对于生命有着较为客观的理解，能够认识到生命是有尽头的。如“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曹操《精列》）、“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曹植《折杨柳行》）而现实的社会情况迫使诗人们对生命进行思索，这种思索反映在游仙诗作品中，曹操和曹植表现为希望能够延长寿命，曹丕则是有效的利用有限的生命，及时行乐。
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到“性不信天命之事”，还留有《善哉行》残篇“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可见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是不信神仙的。但在东汉末年，四百年间儒学独尊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宗教神学勃兴，神仙之说也开始流行。曹操将方士们都聚集在魏国，“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曹植《辨道论》）。但这种将术士聚而禁之的做法，客观上反而为他们提供了互相交流、自由传道的平台。曹操后期虽不像秦皇汉武那样迷恋成仙，但据张华《博物志》载，（操）“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他还曾向皇甫隆讨要长寿的秘方，“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千金方》卷八一）。曹操服药和学习房中术皆“行之有效”、“有验”，让曹操产生了延寿的想法。在游仙诗《气出唱》中，曹操在蓬莱山遇到仙人，教他“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反映了道家主张将口液咽下以保持元气的思想。同时还“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希望通过神仙赐药来延年益寿。这些都与其服药和方术练习的有效相关。 曹植渴望延长寿命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曹植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建安二十二年为界，前期是备受父亲曹操宠爱的贵公子。曹植少年时期就因文采出众而引起了曹操的注意，后“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甚至“几为太子者数矣”。这样的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与邺下文人宴饮游乐，关系友好。但他还有“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一面。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私自乘坐王室的马车，在帝王才可以走的“驰道”上驰骋玩乐了一番，曹操知晓后大怒。后来曹操又命曹植去解救曹仁，但曹植喝的酩酊大醉，不能受命，由此曹植的宠爱日衰。
曹丕在游仙诗中对生命的思索不同于曹操和曹植的延寿，而是希望在有限的岁月里及时行乐。“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丕不相信神仙，对生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只有顺应自己的心意，忘记烦忧，及时行乐，才能够保己终百年。这首诗写于建安二十二年之前，也即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前。在中国古代社会，“立嫡以长”一直以来都是立嗣的传统。曹操的长子曹昂在建安二年南征张绣中遇害，曹丕便成为了长子。按照传统，曹丕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但曹操向来是“唯才是举”，也因此更加偏爱曹冲和曹植。曹冲自小便聪慧异常，又“容貌姿美”，是以曹操“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可惜天妒英才，曹冲十三岁时就病逝了，曹操伤心不已。曹丕前去宽慰，反而遭到父亲的数落：“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冲死后，曹丕满怀希望，可现实又给了他无情一击。曹丕的同母弟曹植文采斐然，颇受曹操青睐，曹冲死后，更是有意无意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
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游仙诗有着“坎壈咏怀”的传统，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曾指出：“游仙之志，乃遭世不造，孤清无侣，幽忧有怀，思所寄托而寓意也。”“三曹”更是开创了文人游仙诗的先例，借游仙以抒怀逐渐成为文人游仙诗的主流。曹操和曹植的部分游仙诗中充斥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曹操到了暮年，一方面渴望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绪在《秋胡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时途径“秦蜀之咽喉”的大散关，道路艰险，所以在诗的开篇便极言征途之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诗人坐在盘石之上，弹起五弦之琴，心中不禁感到惶惑不安。令诗人如此迷烦的究竟是什么？眼前的山险路艰吗？显然不是。建安十一年曹操征讨高幹时遇到过相似的处境，翻越太行山时“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但在这首《苦寒行》中我们可以读到曹操不畏艰苦的勇敢和对士兵的关心，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曹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渴望建功立业却不被启用的矛盾，另一个则是向往自由与深受迫害的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
在曹植笔下，仙境是“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巅”，整个画面静中有动，前半部分灵液翻涌着白浪，桂树高耸入天，描绘了仙境环境的清幽怡人；后半部分以飞禽走兽的嬉戏衬托仙境的自由。这样清幽怡人而又充满自由的仙境，反衬了曹植现实生活的困苦，表现了他向往自由与饱受迫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曹操.曹操集[M].中华书局，2012.
[2]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范长梅.浅析魏晋游仙乐府与非乐府的差异[J].乐府学，2013.
一、乐府传统
纵观“三曹”现留存下来的游仙诗，曹操与曹丕皆为乐府游仙诗，曹植的《游仙》为非乐府游仙诗，其余也都是乐府游仙诗。乐府诗有三个特点，分别是语言朴实自然；有演奏时的“解”；句式长短不一，回环往复。曹操与曹植的游仙诗中都体现了乐府诗的这三个特点，而曹植的游仙诗既有汉乐府的特点，又有不同之处。
（一）语言
汉乐府的语言多朴实自然，保留有民歌的特色。曹操在这一方面尤为突出，他的游仙诗语言质朴，气势宏大。如《气出唱》其二中的第一段：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箫鼓琴瑟，何訚訚！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
这首诗紧承前一首《气出唱》其一而来，诗人向东游历得到神之药之后又向西而行，来到华阴山。华阴山高大巍峨，浮云如同伞盖般遮蔽着山峰。这个比喻想象奇特，气势恢宏，“崛起甚奇”（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接着仙人出场，与诗人一起宴饮游乐，吹箫鼓瑟仙女伴舞，一派歌舞升平。其中的“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虽不饰以文藻，但仙人伴随风雨出场的磅礴气势却呼之欲出。
曹植与之相比则多了几分文采。如，同样是对衣着的描写，曹操只有简单的一句“负揜被裘，似非恒人”（《秋胡行》其一），交代了仙人的身份，并没有过多描写。曹植则是“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五游咏》），不仅有颜色，还有样式，更加直观可感。另外，关于仙境的描绘，曹操是“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气出唱》其三），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观察，气势宏大；而曹植却是抓住极具特色的一点，以小见大，延宕开来。如“绿萝缘玉树，光耀粲相辉”（《苦思行》），绿萝攀附玉树而生，两种绿色交相辉映，有一种光彩夺目之美。
（二）分“解”
乐府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包含了诗歌、音乐和舞蹈，但现在音乐和舞蹈已经失传，我们只能看到作为文本的诗歌。乐府在形式上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分“解”。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专门论述了相和曲中的“解”是什么，他说：“汉代的《大曲》已是歌舞曲；它有歌唱的部分，所以有歌词，但它又有不须歌唱而只须用器乐演奏或用器乐伴奏着进行跳舞的部分，那就是‘解’”（5）。
以曹丕的《折杨柳行》为例。一解：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二解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三解：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四解：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这首诗一共分为四解，其中的前两解描述了诗人在西山上遇到了两位仙童，仙童给了他一枚丸药。服食后身体生出了羽翼，诗人“轻举乘浮云”，来到了飘渺的仙界。后两解作者笔锋一转，质疑彭祖、老聃、王乔、赤松等神仙并非真的存在，最后表明“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的不信神仙的思想。这首诗如果单独看文本的话，前后是自相矛盾的，令人费解。但将它与乐府相联系就可以知道，曹丕写作前两解是为了入乐方便演奏，最终想要表达的还是不信神仙的思想。正如陈柞明评价的那样：“子桓言神仙则妄言也，疑神仙则但疑也，不似孟德有沉吟之心。”（《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三）句式
乐府诗的句式一般长短不一，回环往复。如曹操的《气出唱》“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谿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不拘泥于四言，而是三言、五言、七言都有，读起来富于变化，有音律美。回环往复体现在《秋胡行》中：“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上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每一解的一二句与三四句都是重复的，最后一句与第一句也相互呼应。曹植的《平陵东》中“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运用了顶针的修辞，“乘飞龙”和“采灵芝”重复。乐府诗多用于配乐演唱，这种回环往复的手法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引起听者的注意。
二、对生命的思索
东汉末年王室衰微，豪强蜂起，先是黄巾起义，继而董卓叛乱，整个社会陷入了军阀大混战之中。这样战乱频繁的生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家人流离失所，战士九死一生，目之所及都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人们，那种“恐惧迫使人们思考，而思考又得不出结果，于是产生了浓重的生命悲情”（6）。
三曹对于生命有着较为客观的理解，能够认识到生命是有尽头的。如“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曹操《精列》）、“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其二）、“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曹植《折杨柳行》）而现实的社会情况迫使诗人们对生命进行思索，这种思索反映在游仙诗作品中，曹操和曹植表现为希望能够延长寿命，曹丕则是有效的利用有限的生命，及时行乐。
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到“性不信天命之事”，还留有《善哉行》残篇“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可见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是不信神仙的。但在东汉末年，四百年间儒学独尊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宗教神学勃兴，神仙之说也开始流行。曹操将方士们都聚集在魏国，“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曹植《辨道论》）。但这种将术士聚而禁之的做法，客观上反而为他们提供了互相交流、自由传道的平台。曹操后期虽不像秦皇汉武那样迷恋成仙，但据张华《博物志》载，（操）“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他还曾向皇甫隆讨要长寿的秘方，“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千金方》卷八一）。曹操服药和学习房中术皆“行之有效”、“有验”，让曹操产生了延寿的想法。在游仙诗《气出唱》中，曹操在蓬莱山遇到仙人，教他“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反映了道家主张将口液咽下以保持元气的思想。同时还“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希望通过神仙赐药来延年益寿。这些都与其服药和方术练习的有效相关。 曹植渴望延长寿命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曹植的一生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建安二十二年为界，前期是备受父亲曹操宠爱的贵公子。曹植少年时期就因文采出众而引起了曹操的注意，后“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甚至“几为太子者数矣”。这样的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与邺下文人宴饮游乐，关系友好。但他还有“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一面。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私自乘坐王室的马车，在帝王才可以走的“驰道”上驰骋玩乐了一番，曹操知晓后大怒。后来曹操又命曹植去解救曹仁，但曹植喝的酩酊大醉，不能受命，由此曹植的宠爱日衰。
曹丕在游仙诗中对生命的思索不同于曹操和曹植的延寿，而是希望在有限的岁月里及时行乐。“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丕不相信神仙，对生命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只有顺应自己的心意，忘记烦忧，及时行乐，才能够保己终百年。这首诗写于建安二十二年之前，也即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前。在中国古代社会，“立嫡以长”一直以来都是立嗣的传统。曹操的长子曹昂在建安二年南征张绣中遇害，曹丕便成为了长子。按照传统，曹丕是太子的不二人选，但曹操向来是“唯才是举”，也因此更加偏爱曹冲和曹植。曹冲自小便聪慧异常，又“容貌姿美”，是以曹操“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可惜天妒英才，曹冲十三岁时就病逝了，曹操伤心不已。曹丕前去宽慰，反而遭到父亲的数落：“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曹冲死后，曹丕满怀希望，可现实又给了他无情一击。曹丕的同母弟曹植文采斐然，颇受曹操青睐，曹冲死后，更是有意无意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
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游仙诗有着“坎壈咏怀”的传统，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曾指出：“游仙之志，乃遭世不造，孤清无侣，幽忧有怀，思所寄托而寓意也。”“三曹”更是开创了文人游仙诗的先例，借游仙以抒怀逐渐成为文人游仙诗的主流。曹操和曹植的部分游仙诗中充斥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曹操到了暮年，一方面渴望实现统一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绪在《秋胡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时途径“秦蜀之咽喉”的大散关，道路艰险，所以在诗的开篇便极言征途之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诗人坐在盘石之上，弹起五弦之琴，心中不禁感到惶惑不安。令诗人如此迷烦的究竟是什么？眼前的山险路艰吗？显然不是。建安十一年曹操征讨高幹时遇到过相似的处境，翻越太行山时“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但在这首《苦寒行》中我们可以读到曹操不畏艰苦的勇敢和对士兵的关心，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曹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渴望建功立业却不被启用的矛盾，另一个则是向往自由与深受迫害的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
在曹植笔下，仙境是“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鹍戏其巅”，整个画面静中有动，前半部分灵液翻涌着白浪，桂树高耸入天，描绘了仙境环境的清幽怡人；后半部分以飞禽走兽的嬉戏衬托仙境的自由。这样清幽怡人而又充满自由的仙境，反衬了曹植现实生活的困苦，表现了他向往自由与饱受迫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曹操.曹操集[M].中华书局，2012.
[2]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范长梅.浅析魏晋游仙乐府与非乐府的差异[J].乐府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