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7日，连日阴雨稍停。
　　晌午时分，太阳钻出云层，在江北区鱼嘴镇洒下一片金光。
　　镇行政服务中心四楼，44岁的镇长王建平走到窗前——楼下，街道上人车熙攘；远处，电梯公寓如密林环抱；更远处，标准化厂区不断绵延。
　　“五六年前，鱼嘴和附近的郭家沱街道、复盛镇还是一派田园风光；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两江新区工业开发的门户。”王建平眼中溢满豪情。
　　这，得益于一场和谐拆迁。
　　“N维战略”
　　在履职鱼嘴镇镇长的同时，王建平还有另一个职务——江北区两江推进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2011年，作为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工业工作的副主任，王建平接到了这项任命。
　　当时，王建平奉命强力推动港城新兴产业园、两江鱼复工业园区等重点园区的开发建设工作。
　　“你摊上大事了。”有朋友开玩笑。
　　王建平点头，苦笑，目光却依旧坚定。
　　其时，作为江北工业的主战场，鱼复、港城工业园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开。
　　项目起步，征地拆迁是第一场硬仗。
　　“鱼复、港城两大园区拆迁面积近10万亩，拆迁人口近10万人，拆迁总量相当于西部地区两个中等大小的县城……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矛盾甚至冲突，影响园区建设进度。”江北区府办主任、两江推进办主任曾伟说。
　　如此高难度的任务，如何保质保量完成？
　　以此为课题，江北区两江推进办展开全面调研。
　　“通过调研，我们摸清了‘拆迁难’产生的根源和表现。”王建平说。
　　“拆迁难”症结何来？工作方式单一，不能调和各方利益矛盾。
　　“长期以来，拆迁工作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不能紧密切合拆迁对象复杂的合法权益诉求，也给少数不合理诉求提供了可以钻的空子。”王建平说。
　　在这个症结催动下，“拆迁难”三大表现应运而生。
　　“一是容易催生‘拆迁困难户’，让整个拆迁工作推进缓慢甚至停滞，影响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二是容易激化各方矛盾，造成群体性阻止施工事件；三是容易造成‘拆迁投机心理’，催生以非法牟利为目标的违法建筑。”王建平说。
　　“拆迁难”如何破解？
　　“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创新拆迁工作体系，推动工作方式从单一迈向‘N维’。”王建平说。
　　“两面三刀”
　　2015年3月的一天清晨，鱼嘴镇副镇长李龙会来到办公楼，正摸钥匙开门。
　　突然，两个黑影靠近。
　　李龙会一惊，赶紧扭头。
　　在他身侧，站着一大一小两个男子——年纪大的一个，呼吸急促，手拧酒瓶；年纪小的一个，目光呆滞，不停摇晃脑袋。
　　那是拆迁户彭光金（化名）和他的大儿子。
　　彭光金家是当地贫困农户，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患有智力障碍。
　　一年前，鱼复开发区征地区域进一步拓展——彭光金成了搬迁对象。
　　消息一出，彭光金立即到镇政府大闹：“我不搬！”
　　此后三个月，他每天都会背起大儿子来到镇政府，一边喝酒一边骂——成了远近闻名的“搬迁困难户”。
　　“惊魂”稍定后，李龙会上楼找王建平帮忙。
　　了解情况后，王建平决定使出“绝招”——“两面三刀”工作法。
　　“以前搞拆迁，土地征收方往往只有一套硬性的货币化补偿标准。而实际情况是，不少拆迁户都有标准以外的诉求。面对这些诉求，传统手段既不能区分其是否合理，也不能提供必要帮助，导致工作对象对征收方心存怨怒，甚至将矛盾转嫁给施工方。”王建平说。
　　针对这个群体，区两江推进办创新了“两面三刀”工作法。
　　何谓“两面”？
　　第一面是群众工作面。
　　“拆迁启动前，发动各级干部深入拆迁对象，收集拆迁户的具体诉求，梳理其合理合法成分，再协调职能部门在政策框架内进行解决。”王建平说。
　　另一面是施工作业面。
　　“拆迁执行过程中，‘拆迁困难户’和施工单位容易出现摩擦甚至暴力对抗。对此，我们在规范施工单位行为的同时，也指导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建平说。
　　何谓“三刀”？
　　“针对极少数抱有不合理诉求且不听劝告的‘拆迁困难户’，将行政处罚、司法强拆和公安专案相结合，通过逐次升级的强制措施，依法进行打击。”王建平说。
　　“两面三刀”一出，拆迁工作方式迅速丰富，让拆迁方得以“对症下药”——仅三年，江北区就征地8万亩，动迁群众4万人，其间未发生任何恶性事件。
　　而对彭光金，镇党委政府首先动用了“群众工作面”。
　　经调查，彭光金不愿搬迁的理由有二——一是怕“进了城吃不饱饭”，二是怕“进了城供不起小儿子上学”。
　　镇党委、政府一方面帮他申请了低保，对政策允许的补助实现应补尽补；另一方面协调当地农业银行，和他签订了助学协议。
　　“现在还不肯搬？”协议签字后，王建平问彭光金。
　　“再不搬，就该被‘三刀’了！”彭光金不好意思地笑了。
　　“两线并进”
　　2014年11月的一天，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大壩村。
　　七八十个村民来到鱼嘴水厂管线施工现场，跑到公路上设置路障，阻碍车辆进出。
　　村民认为水厂拆迁补偿不合理，于是联合起来阻止施工。
　　随后三天，水厂施工停滞。
　　“鱼嘴水厂是服务整个开发区的重点民生项目，阻工三天，不仅造成上百万元损失，更延误了施工进度！”当地干部急了。
　　消息上报到江北区两江推进办。
　　一个专门处置群体性拆迁阻工事件的创新机制——“两线并进”工作法随即启动。
　　“在征地拆迁工作中，群体性阻工事件一直是防范难点。”曾伟说。 　　为何难？
　　“因为参与人数庞大，很难确定参与者个体动机和责任，所以难以进行有效应对。”曾伟说。
　　“两线并进”工作法，就是为此而设。
　　“第一条是‘调解线’，即对当地群众诉求进行分析，对其合理成分，由国土、征地、民政等职能部门进行协调解决；第二条是‘打击线’，即针对阻工中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进行甄别和依法打击。两线互不干涉、同时运作，既保障征地对象合法权益，又彰显法律法规的公正威严。”曾伟说。
　　“两线并进”工作法推出后，阻工参与个体的责任及动机赫然清晰。
　　接到阻工信息后，江北区立即出动两组人马。
　　一组奔赴水厂工地，收集阻工人员的利益诉求，“只要合法，就尽力满足”。
　　一组赶到大坝村，对阻工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
　　民警闫杰是第二组指挥员。
　　整整两天，他和同事们奔走在田间地头，收集阻工人员背景信息。
　　回到分局，闫杰团队开始“对号入座”——确定阻工人员责任归属。
　　“水厂阻工三天，虽未发生任何暴力打砸行为，但是仍旧可以明确两条责任——造成上百万元经济损失，损害施工方利益；延误重大民生工程推进，损害了当地公共利益。”闫杰说。
　　深入分析后，民警们得出结论——阻工人员中有三名组织者，且构成了违法行为。
　　很快，民警们将三人抓捕归案。
　　民警行动当天，剩余阻工人员集体奔向另一个目标——街道党工委。
　　“他们跑来向我们求情，希望公安机关能从轻处理。”街道党工委时任书记谭洪说。
　　第二天，水厂恢复施工。
　　“线外协同”
　　以前，一提起港城工业园区的拆违，当地不少干部就会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历史原因，港城工业园区内蓄积了近10万平方米违法建筑，拆迁难度之大，堪称“江北第一”。
　　面对这块“烫手山芋”，贾定才和同事们却应对自如。
　　2014年9月，港城工业园区，一片违建密集区域内，出现了一支“特混部队”。
　　他们中，既有园区管委会成员，也有公安、工商、质监、消防和食药监等部门干部。
　　人群前方，园区管委办副主任贾定才疾步如飞。
　　他们来到一处违规搭建的商铺前。
　　“请出示房屋合法手续。”贾定才说。
　　“没有。”摊主摆摆手。
　　“请出示工商经营执照。”贾定才继续说。
　　“没有。”摊主说。
　　此时，工商局干部站了出来：“我是工商局的——你无证摆摊，属非法经营。”
　　摊主愣了。
　　“你不仅违规搭建棚屋，还非法经营——要追责。”贾定才乘胜而上。
　　很快，这一违章建筑被依法拆除。
　　“三年來，我们已经拆除违章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贾定才说。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外地同行请教。
　　贾定才笑着说出一个新名词：“线外协同。”
　　“违法建筑产生原因有二——一是在‘拆迁投机心理’作用下，希望通过搭建违法建筑扩大拆迁面积，以获得额外补偿收益；二是通过搭设违章建筑进行违规经营牟利，如住宿出租、商品零售等。”贾定才说。
　　以前，对付违章建筑单纯依靠行政拆违——因不能针对违章建筑非法用途进行精确打击，极易造成拆迁矛盾。
　　针对这个问题，江北区创新了“线外协同”工作法。
　　“就是在区两江推进办牵头下，协调公安、消防、工商、税务等职能部门，以行政拆违为工作主线，围绕违章建筑这个‘原点’，查找违法建筑搭建者和使用者的各种衍生违法违规行为，促使其自动搬迁和拆除违建。”贾定才说。
　　“线外协同”工作法推出三年，港城工业园区刷新了江北拆违三个记录——没有采用任何强拆手段，没有发生任何拆迁对抗，没给一分钱的额外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