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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构建更为专业化的陆军，更为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并且自上而下组建高效的多兵种联合作战体系，将是检验本轮军队改革的成绩的重要标准。
11月24日～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新一轮军队改革的具体内容，多方期待已久的新一轮军事改革至此明朗。
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军队全面制度变革
实现从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转型的本轮中国军事变革，已经在中国研究讨论了十多年。而在两年前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其主要思路和框架基本确定，此次全面细化的具体改革措施，显示此项改革已经进入执行阶段。
一个公认的看法是，中国庞大的军队已经与世界迅速变化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有不小距离，在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军事信息化的时代，中国军队仍然保留着许多机械化时代的特征。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强大和在海外活动的进一步扩大，中国需要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尤其迫切的是，需要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中国的海上生命线。
按照公布的方案，此次改革主要解决中国军队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即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在领导指挥体制，将着力构建作战指挥和领导管理两大体系，即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使得在管理方面条条和块块的功能划分清晰，作战指挥权的归属进一步明确，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更好地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固化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还将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一切以“战斗力”为中心，保证军队“能打仗，打胜仗”，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是这轮改革的重要理念，改革所涉单位广及军委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和广大军事院校等。
按照改革目标要求，2020年前，中国军队将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建成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军队。
对于备受争议的军队商业性活动，规定将全面停止军队的对外有偿服务，这是继1998年军队和武警部队停止经商活动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必将对军队的整个社会性活动和形象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国防科技建设方面，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国防科技，抢占未来军事竞争制高点，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军民融合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习近平于9月3日已经宣布，将裁军30万人，主要包括机关和后勤等非战斗人员，使解放军员额缩减到200万人，反映了改革“不求数量，力求质量”建设高效部队的思路。
本轮改革中，由于严峻的反腐形势，还将组建新的军委纪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加强军队反腐机构的权威，力图从制度上对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运行的过程加强监督和制约，打击军队腐败产生的根源。
而在改革高声之中，军队反腐败的行动仍然在进行之中。10月，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原副部长、曾被称“中国防弹衣之父”的少将周国泰院士被立案调查。12月初传出消息，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原部长李明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被立案侦查。
分析已经公布的军事改革方案，从中可以发现两条主线，一是领导性权力的上移，即从军区和四总部集中至中央军委，二是以建立联合作战体系为重点的军事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11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的文章，称：“我军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文章直指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妨碍了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大军区也被称为权力很大的“一方诸侯”，对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造成影响。
军委主席负责制是中国宪法确定的根本军事制度。中国军队目前实行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四总部制，即总参谋部负责作战、训练和兵员的管理等，总政治部负责政治工作，包括干部的管理、组织工作、保卫工作等，总后勤部主要负责包括作战后勤等方面的保障，总装备部主要负责军队装备的研制、发展和列装等。下属各军种和军区也是仿照类似的总部模式。只有陆军未设独立的领导机关，由四总部行使领导机关职能。
在加强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下，权力上移至中央军委势所必须。
由此，聚焦领导指挥体制，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更好地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推进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成为此次改革的一大着力点。
按照国防部发言人的记者招待会和官方公布的权威专家采访解读，在新的改革措施中实行的军委多部门制，与原来军委下属四总部时负责的工作内容不变，但是在进行机构重组后，会将工作内容经过重新组合，列入新的机构内，其核心是，把军委总部体制调整为军委多部门制，使这些部门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参谋部门、执行部门和服务部门，确保部队在执行命令时步调一致、政令畅通。
另外，在战区和兵种层面，中共军队历史上，养兵和用兵，也即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过去是融为一体，并不分离的，比如陆军，从军委总部到军区，再到陆军部队，作战指挥和管理是完全一体的。海军则是从军委总部到海军，然后到海军部队，从指挥到管理也是一体的。 而在改革后的体制中，在军种和战区这个层面实行了功能区分，军种主要是负责建设管理，战区主要是负责作战指挥，建设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清晰地分离开来，形成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作战指挥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到战区，并不用经过军种这个层面。
这样， 在整个军队系统中，无论是决策，建设，还是指挥等各个方面的权力，最终都将高度统一在中央军委这个层面。
2015年11月26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成立联合作战体系是本轮军事改革的另一大重点。
源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过去长期的历史中，由于现实的需要，一向以陆军为主，海军、空军和二炮等都是从陆军中相继分离而出的兵种，与陆军相比，综合实力尚存在很大差距。军内一向有“陆军老大哥”的说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现行的体制中没有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陆军领导机关的职能由四总部代行，即四总部的不同部门代行陆军领导机关的职责，下设将近20多个部门分管，往下则直接到了军区，再下面则到了具体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各军种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存在，指挥机构重叠，冗员繁多，在军委一级战略层面，更是缺少联合作战指挥的“顶层设计”。打仗的指挥职能弱化，负责训练、管理和保障的机构过多。
一方面，陆军相对其他兵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陆军缺乏一个总管的部门，缺少方便进行全盘顶层设计的机构。
在海空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中，由于历史惯性，常常是陆军唱主角。在以地面攻防为主的联合作战中，这是理所当然，但如果面临海上作战等情况，仍是陆军占据主导地位，显然容易出问题。在国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空军早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尤其是，中国目前面临来自东南沿海的战略威胁显著。显然，国际军事大形势和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都要求中国军队必须在这方面进行重大调整。
按照此次的改革方案，将成立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在健全兵种领导体制的基础上，还将重新调整划设新的“战区”，并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目前，中国军队的区域划分称为“军区”，现设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7个军区，下辖陆军集团军、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目前，7大军区司令员是清一色的陆军将领。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领导各自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参与联合作战指挥。
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差，其内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军区是指陆军划分的作战管辖区域，其构成仅是陆军，而战区的构成包括各个军种，这样重组之后，在这一区域领导层面，就由原来以陆军为主的体制变成了各兵种联合作战的体制，而战区这一层级，也将是未来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重心。
按照改革方案，在全军将形成三级作战指挥体制，即在中央军委层面建立一个专司主营作战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这一层为战略层，到战区为战役层，这一层既可以指挥海军的舰队，也可以指挥陆军的集团军和空军的基地、飞行师，还可以指挥二炮的基地、导弹旅，然后再到部队就是战术层。这样，整个指挥体制层级将缩短，而且将能适应各种不同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军队在人数和结构上一直是陆军为主，据国防部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在我国230万人的军队总人数中，海军有23.5万人、空军39.8万人。
在理顺陆军体制和多兵种联合的基础上，由于多兵种联合作战和信息化时代的需要，中国显然还将进一步扩大海军、空军及信息化的军事能力，优化兵种结构，优化机关和部队比例、官兵比例、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比例等，力图实现中国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能否构建更为专业化的陆军，更为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并且自上而下组建高效的多兵种联合作战体系，将是检验本轮军队改革的成绩的重要标准。
（本文所涉及的军队改革内容均来自新华社、解放军报等公开报道）
11月24日～26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新一轮军队改革的具体内容，多方期待已久的新一轮军事改革至此明朗。
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的军队全面制度变革
实现从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转型的本轮中国军事变革，已经在中国研究讨论了十多年。而在两年前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其主要思路和框架基本确定，此次全面细化的具体改革措施，显示此项改革已经进入执行阶段。
一个公认的看法是，中国庞大的军队已经与世界迅速变化的军事现代化发展有不小距离，在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军事信息化的时代，中国军队仍然保留着许多机械化时代的特征。而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强大和在海外活动的进一步扩大，中国需要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尤其迫切的是，需要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中国的海上生命线。
按照公布的方案，此次改革主要解决中国军队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即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在领导指挥体制，将着力构建作战指挥和领导管理两大体系，即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使得在管理方面条条和块块的功能划分清晰，作战指挥权的归属进一步明确，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更好地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固化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还将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一切以“战斗力”为中心，保证军队“能打仗，打胜仗”，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是这轮改革的重要理念，改革所涉单位广及军委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和广大军事院校等。
按照改革目标要求，2020年前，中国军队将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建成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军队。
对于备受争议的军队商业性活动，规定将全面停止军队的对外有偿服务，这是继1998年军队和武警部队停止经商活动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必将对军队的整个社会性活动和形象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国防科技建设方面，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国防科技，抢占未来军事竞争制高点，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军民融合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习近平于9月3日已经宣布，将裁军30万人，主要包括机关和后勤等非战斗人员，使解放军员额缩减到200万人，反映了改革“不求数量，力求质量”建设高效部队的思路。
本轮改革中，由于严峻的反腐形势，还将组建新的军委纪委，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加强军队反腐机构的权威，力图从制度上对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运行的过程加强监督和制约，打击军队腐败产生的根源。
而在改革高声之中，军队反腐败的行动仍然在进行之中。10月，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原副部长、曾被称“中国防弹衣之父”的少将周国泰院士被立案调查。12月初传出消息，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原部长李明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被立案侦查。
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
分析已经公布的军事改革方案，从中可以发现两条主线，一是领导性权力的上移，即从军区和四总部集中至中央军委，二是以建立联合作战体系为重点的军事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11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的文章，称：“我军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文章直指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妨碍了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大军区也被称为权力很大的“一方诸侯”，对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造成影响。
军委主席负责制是中国宪法确定的根本军事制度。中国军队目前实行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四总部制，即总参谋部负责作战、训练和兵员的管理等，总政治部负责政治工作，包括干部的管理、组织工作、保卫工作等，总后勤部主要负责包括作战后勤等方面的保障，总装备部主要负责军队装备的研制、发展和列装等。下属各军种和军区也是仿照类似的总部模式。只有陆军未设独立的领导机关，由四总部行使领导机关职能。
在加强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下，权力上移至中央军委势所必须。
由此，聚焦领导指挥体制，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更好地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推进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成为此次改革的一大着力点。
按照国防部发言人的记者招待会和官方公布的权威专家采访解读，在新的改革措施中实行的军委多部门制，与原来军委下属四总部时负责的工作内容不变，但是在进行机构重组后，会将工作内容经过重新组合，列入新的机构内，其核心是，把军委总部体制调整为军委多部门制，使这些部门成为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参谋部门、执行部门和服务部门，确保部队在执行命令时步调一致、政令畅通。
另外，在战区和兵种层面，中共军队历史上，养兵和用兵，也即建设管理和作战指挥，过去是融为一体，并不分离的，比如陆军，从军委总部到军区，再到陆军部队，作战指挥和管理是完全一体的。海军则是从军委总部到海军，然后到海军部队，从指挥到管理也是一体的。 而在改革后的体制中，在军种和战区这个层面实行了功能区分，军种主要是负责建设管理，战区主要是负责作战指挥，建设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清晰地分离开来，形成了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作战指挥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到战区，并不用经过军种这个层面。
这样， 在整个军队系统中，无论是决策，建设，还是指挥等各个方面的权力，最终都将高度统一在中央军委这个层面。
2015年11月26日，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联合作战体系
成立联合作战体系是本轮军事改革的另一大重点。
源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过去长期的历史中，由于现实的需要，一向以陆军为主，海军、空军和二炮等都是从陆军中相继分离而出的兵种，与陆军相比，综合实力尚存在很大差距。军内一向有“陆军老大哥”的说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现行的体制中没有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陆军领导机关的职能由四总部代行，即四总部的不同部门代行陆军领导机关的职责，下设将近20多个部门分管，往下则直接到了军区，再下面则到了具体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各军种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存在，指挥机构重叠，冗员繁多，在军委一级战略层面，更是缺少联合作战指挥的“顶层设计”。打仗的指挥职能弱化，负责训练、管理和保障的机构过多。
一方面，陆军相对其他兵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陆军缺乏一个总管的部门，缺少方便进行全盘顶层设计的机构。
在海空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中，由于历史惯性，常常是陆军唱主角。在以地面攻防为主的联合作战中，这是理所当然，但如果面临海上作战等情况，仍是陆军占据主导地位，显然容易出问题。在国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空军早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尤其是，中国目前面临来自东南沿海的战略威胁显著。显然，国际军事大形势和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都要求中国军队必须在这方面进行重大调整。
按照此次的改革方案，将成立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在健全兵种领导体制的基础上，还将重新调整划设新的“战区”，并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目前，中国军队的区域划分称为“军区”，现设有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7个军区，下辖陆军集团军、兵种部队、后勤保障部队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目前，7大军区司令员是清一色的陆军将领。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领导各自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参与联合作战指挥。
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差，其内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军区是指陆军划分的作战管辖区域，其构成仅是陆军，而战区的构成包括各个军种，这样重组之后，在这一区域领导层面，就由原来以陆军为主的体制变成了各兵种联合作战的体制，而战区这一层级，也将是未来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重心。
按照改革方案，在全军将形成三级作战指挥体制，即在中央军委层面建立一个专司主营作战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这一层为战略层，到战区为战役层，这一层既可以指挥海军的舰队，也可以指挥陆军的集团军和空军的基地、飞行师，还可以指挥二炮的基地、导弹旅，然后再到部队就是战术层。这样，整个指挥体制层级将缩短，而且将能适应各种不同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军队在人数和结构上一直是陆军为主，据国防部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在我国230万人的军队总人数中，海军有23.5万人、空军39.8万人。
在理顺陆军体制和多兵种联合的基础上，由于多兵种联合作战和信息化时代的需要，中国显然还将进一步扩大海军、空军及信息化的军事能力，优化兵种结构，优化机关和部队比例、官兵比例、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比例等，力图实现中国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能否构建更为专业化的陆军，更为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并且自上而下组建高效的多兵种联合作战体系，将是检验本轮军队改革的成绩的重要标准。
（本文所涉及的军队改革内容均来自新华社、解放军报等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