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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全可以做两件事，(1)结合周边国家，联合拉动“亚洲内需”；(2)策略性地开放及运用中国市场，吸引中国需要的科技产业，包括资本、技术、人才来华投资。能如此，中国的复苏即可与他国的复苏构成相生相济的逻辑与契机了。
全球经济专家几乎都关注三个问题：(1)这一波金融海啸肆虐全球，谁会是最早领先全球复苏的国家，中国吗?(2)何时触底?中国触底了吗?还是即将就要触底了?(3)如果中国复苏，而且果真是领先复苏，中国能起到拉动其他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角色吗?
先谈第一个问题。答案很可能是正面的。最新的一些指标，无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用电量、出口增长率等，似乎都在减缓恶化的速度，甚至PMI还出现了连续4个月的回升。且超过了一般认为正常的50％的水平，更不用说，今年以来沪指的表现已上升了三成以上。要为这些现象提供一些理论解释并不困难：(1)去年9月以来的金融风暴，西方国家受创极深，至今金融系统仍处于崩解状态，靠维生系统维持生命(索罗斯的形容)，中国比较幸运，涉足衍生性金融商品相对少，第一波冲击受害不重；(2)全球市场急剧萎缩，对各国出口伤害极大，中国出口依赖度偏高，亦首当其冲，然而中国有第二个比较幸运，即拥有一个全球最大且有待开发的内需市场；(3)当西方主要国家均受困于金融系统运作失灵，不得不被迫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央行直接印钞票向市场注入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可通过“政策性”指导，经由银行，扩大信贷规模，第一季度即达4.6万亿元，这是第三个幸运；(4)还有一个，中国财政长期稳健，积极财政政策运作的空间很大，不像美国，要靠发行大量国债，更要仰仗他国支持挹注。中国有此四个“比较幸运”，早一步触底，领先一步复苏的话。应在情理之中。问题是中国何时可以触底?或已接近触底了吗?
这即是第二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撇开相关经济指标的最新变化不谈，有三个基本认识是不容忽视的：(1)当中国出口增长遇挫，企图以拉动内需来弥补外需时，一方面有时效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内、外需市场性质的殊异，失去的外需市场(例如高档出口产品)未必完全可由内需市场的增加来平衡；(2)所以，中国“根本性”的复苏，更多地还是得仰仗国际经济的整体复苏；(3)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次国际经济的复苏恐怕要比人们一般经历过的衰退复苏时间要来得长，而且。长得多。
可以解释一下，当代一般人经历过的衰退(主要指上世纪二战结束以来)都是所谓的“凯恩斯型衰退”，即泡沫破灭了之后的产能过剩及由此而出现的需求不足，碰到这种衰退。各国政府只要开出凯恩斯药方(对策)即扩张需求，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除了有需求萎缩的问题外，还多了至少三方面的“疑难杂症”：分别是(1)金融系统崩解，即所谓信贷压碎；(2)汇率震荡，严重影响全球的贸易与投资；(3)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三个疑难杂症均非凯恩斯药方可以对付，也是各国甚至包括G20峰会迄今都束手无策的麻烦。因此，人们不宜对全球乃至中国何时触底或是否已快触底有着过多乐观的期待。股市的反弹在一个较大的熊市中是常见的现象，1929到1932年的大萧奈中，有过6次反弹，升幅从21％到48％；道指从1929年的381点，经过6次反弹，到33个月之后的1932年4月才寻到了熊市的底部——41点。因此，得小心“V”之后，是不是会来个“w”。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复苏能拉动他国甚至全球复苏吗?答案不确定，因为要看中国的做法。大衰退中，市场成了宝贝，“得市场者得天下”，中国是有这个大宝贝的。作为第一步，中国当然得自己好好把握这个市场，走出低潮。与此同时，中国完全可以做两件事，(1)结合周边国家，联合拉动“亚洲内需”；(2)策略性地开放及运用中国市场，吸引中国需要的科技产业，包括资本、技术、人才来华投资。能如此，中国的复苏即可与他国的复苏构成相生相济的逻辑与契机了。
全球经济专家几乎都关注三个问题：(1)这一波金融海啸肆虐全球，谁会是最早领先全球复苏的国家，中国吗?(2)何时触底?中国触底了吗?还是即将就要触底了?(3)如果中国复苏，而且果真是领先复苏，中国能起到拉动其他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复苏的角色吗?
先谈第一个问题。答案很可能是正面的。最新的一些指标，无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用电量、出口增长率等，似乎都在减缓恶化的速度，甚至PMI还出现了连续4个月的回升。且超过了一般认为正常的50％的水平，更不用说，今年以来沪指的表现已上升了三成以上。要为这些现象提供一些理论解释并不困难：(1)去年9月以来的金融风暴，西方国家受创极深，至今金融系统仍处于崩解状态，靠维生系统维持生命(索罗斯的形容)，中国比较幸运，涉足衍生性金融商品相对少，第一波冲击受害不重；(2)全球市场急剧萎缩，对各国出口伤害极大，中国出口依赖度偏高，亦首当其冲，然而中国有第二个比较幸运，即拥有一个全球最大且有待开发的内需市场；(3)当西方主要国家均受困于金融系统运作失灵，不得不被迫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央行直接印钞票向市场注入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可通过“政策性”指导，经由银行，扩大信贷规模，第一季度即达4.6万亿元，这是第三个幸运；(4)还有一个，中国财政长期稳健，积极财政政策运作的空间很大，不像美国，要靠发行大量国债，更要仰仗他国支持挹注。中国有此四个“比较幸运”，早一步触底，领先一步复苏的话。应在情理之中。问题是中国何时可以触底?或已接近触底了吗?
这即是第二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撇开相关经济指标的最新变化不谈，有三个基本认识是不容忽视的：(1)当中国出口增长遇挫，企图以拉动内需来弥补外需时，一方面有时效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内、外需市场性质的殊异，失去的外需市场(例如高档出口产品)未必完全可由内需市场的增加来平衡；(2)所以，中国“根本性”的复苏，更多地还是得仰仗国际经济的整体复苏；(3)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次国际经济的复苏恐怕要比人们一般经历过的衰退复苏时间要来得长，而且。长得多。
可以解释一下，当代一般人经历过的衰退(主要指上世纪二战结束以来)都是所谓的“凯恩斯型衰退”，即泡沫破灭了之后的产能过剩及由此而出现的需求不足，碰到这种衰退。各国政府只要开出凯恩斯药方(对策)即扩张需求，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除了有需求萎缩的问题外，还多了至少三方面的“疑难杂症”：分别是(1)金融系统崩解，即所谓信贷压碎；(2)汇率震荡，严重影响全球的贸易与投资；(3)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三个疑难杂症均非凯恩斯药方可以对付，也是各国甚至包括G20峰会迄今都束手无策的麻烦。因此，人们不宜对全球乃至中国何时触底或是否已快触底有着过多乐观的期待。股市的反弹在一个较大的熊市中是常见的现象，1929到1932年的大萧奈中，有过6次反弹，升幅从21％到48％；道指从1929年的381点，经过6次反弹，到33个月之后的1932年4月才寻到了熊市的底部——41点。因此，得小心“V”之后，是不是会来个“w”。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复苏能拉动他国甚至全球复苏吗?答案不确定，因为要看中国的做法。大衰退中，市场成了宝贝，“得市场者得天下”，中国是有这个大宝贝的。作为第一步，中国当然得自己好好把握这个市场，走出低潮。与此同时，中国完全可以做两件事，(1)结合周边国家，联合拉动“亚洲内需”；(2)策略性地开放及运用中国市场，吸引中国需要的科技产业，包括资本、技术、人才来华投资。能如此，中国的复苏即可与他国的复苏构成相生相济的逻辑与契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