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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出版、荣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一系列奖项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是怎样一本书？作者梁鸿是这样记述的：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穣县梁庄，前后住了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中，我对我故乡的亲人们——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
—— 原文摘录于梁鸿《出梁庄记》
本文即是《中国在梁庄》的读后感思。
《中国在梁庄》记述这样一件事：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一天晚上在学校上完夜自习回到家里，从哥哥抽屉里翻出一张黄碟看，看完以后就睡觉了。半夜一点起床小解后摸到同村一位82岁独居老太家里，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此案法院一审判决少年死刑，而他家人认为他实施犯罪行为时不满18周岁，不应判处死刑。于是，找人作伪证，疏通法院，恳求原告家人看在他还年轻份上给他一个改过机会，等等，私底下做了一系列工作。
案子被拖了很久。被害老太65岁女儿，一直坚持为母亲伸冤。她跟梁鸿讲了这样一个事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他死，多可惜。”我说：“你真心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岁了就该死？”对此案件梁鸿最初感受，“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件事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呀……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这时梁鸿开始反问自己：“我不禁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梁鸿是带着反思心态记录自己心理变化，而她的心态确实具有一定代表性。暂且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杀人偿命等法律层面看待这起杀人案件，只是感性看，对比18岁和82岁两个生命个体，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老人已经迈进死亡之门一条腿，说不定哪会儿自己摔个跤命就没了，生命哪有年轻人珍贵，年轻人人生刚刚开始，为此偿命太可惜了。所以，发生这样令人发指先杀后奸无人性行为，不仅普通人同情行凶者，甚至执法者还为他的死罪作种种开脱，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本该安享晚年的耄耋老人，无辜死于非命还被奸尸，该是怎样耻辱、不幸？而家人心理上又承受多么沉重的悲伤、不堪？行凶者只是因为年轻就可以不承受应有的惩罚，就可以得到豁免吗？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是不是找个“合理”原因就可以随意中止那些不能再给社会创造财富的老人，或者那些身体有残疾“社会累赘”的人的生命呢？如果这个理由成立，位高权重者，或者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者犯下滔天罪行，就可以因其身份、地位、贡献等身外光环而减刑免罪吗？照此推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公理何在？社会还有约束、还有秩序、还有不可为的事吗？
抛开每个人身上后天附着的，比如身份、财富、名望、权力等，仅就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父母精血而成，都是肉身凡胎，都会经过生老病死，都是天地间最灵长的高级动物。所以，每个生命本身没有高低、贵贱、贫富之别，都是人命关天，每个生命的尊严都是凛然不可侵犯，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即便对病入膏肓的人出于人道实施“安乐死”，也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立法予以规定，在活得有质量有尊严还是放弃生命的选择面前，人们还是理性地选择让生命延续，哪怕是活得不体面。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生命，在每个生命面前都要心存敬畏，决不可冒犯，否则，无视、践踏别人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会变成未知。所以，任何对生命的肆意妄为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唯有这样才能维护生命的尊严和延续。
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得到相应的尊重，人们才会有安全感，社会才能和谐，社会和谐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不然，生命处于危机四伏状态，人身安全随时会受到侵犯，人们又怎能安心？社会又如何安定？更不可能安生！
人类生存需要感性感知，民族的活力唯有这种血性才能迸发，否则社会冷漠人心荒芜，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情谊。但是，感性不可滥施，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仅靠高尚的道德情操、淳朴的社会风气是支撑不住，也是支撑不起的，尤其是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更需要理性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知晓法律禁止的行为坚决不能触犯，法令禁行是每个人的行为底线，绝不可以践踏越雷池一步，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个人的尊严、社会的有序和国家的稳定。
梁庄的杀人少年在案发三年后，几经重审，终审判决：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受害者得以瞑目安息，家人的心得以安慰，梁庄的民愤得以平抚。
（作者单位：河北省档案局）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穣县梁庄，前后住了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中，我对我故乡的亲人们——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
—— 原文摘录于梁鸿《出梁庄记》
本文即是《中国在梁庄》的读后感思。
《中国在梁庄》记述这样一件事：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一天晚上在学校上完夜自习回到家里，从哥哥抽屉里翻出一张黄碟看，看完以后就睡觉了。半夜一点起床小解后摸到同村一位82岁独居老太家里，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此案法院一审判决少年死刑，而他家人认为他实施犯罪行为时不满18周岁，不应判处死刑。于是，找人作伪证，疏通法院，恳求原告家人看在他还年轻份上给他一个改过机会，等等，私底下做了一系列工作。
案子被拖了很久。被害老太65岁女儿，一直坚持为母亲伸冤。她跟梁鸿讲了这样一个事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他死，多可惜。”我说：“你真心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岁了就该死？”对此案件梁鸿最初感受，“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件事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呀……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这时梁鸿开始反问自己：“我不禁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梁鸿是带着反思心态记录自己心理变化，而她的心态确实具有一定代表性。暂且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杀人偿命等法律层面看待这起杀人案件，只是感性看，对比18岁和82岁两个生命个体，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老人已经迈进死亡之门一条腿，说不定哪会儿自己摔个跤命就没了，生命哪有年轻人珍贵，年轻人人生刚刚开始，为此偿命太可惜了。所以，发生这样令人发指先杀后奸无人性行为，不仅普通人同情行凶者，甚至执法者还为他的死罪作种种开脱，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本该安享晚年的耄耋老人，无辜死于非命还被奸尸，该是怎样耻辱、不幸？而家人心理上又承受多么沉重的悲伤、不堪？行凶者只是因为年轻就可以不承受应有的惩罚，就可以得到豁免吗？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是不是找个“合理”原因就可以随意中止那些不能再给社会创造财富的老人，或者那些身体有残疾“社会累赘”的人的生命呢？如果这个理由成立，位高权重者，或者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者犯下滔天罪行，就可以因其身份、地位、贡献等身外光环而减刑免罪吗？照此推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公理何在？社会还有约束、还有秩序、还有不可为的事吗？
抛开每个人身上后天附着的，比如身份、财富、名望、权力等，仅就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父母精血而成，都是肉身凡胎，都会经过生老病死，都是天地间最灵长的高级动物。所以，每个生命本身没有高低、贵贱、贫富之别，都是人命关天，每个生命的尊严都是凛然不可侵犯，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即便对病入膏肓的人出于人道实施“安乐死”，也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立法予以规定，在活得有质量有尊严还是放弃生命的选择面前，人们还是理性地选择让生命延续，哪怕是活得不体面。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生命，在每个生命面前都要心存敬畏，决不可冒犯，否则，无视、践踏别人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会变成未知。所以，任何对生命的肆意妄为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唯有这样才能维护生命的尊严和延续。
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得到相应的尊重，人们才会有安全感，社会才能和谐，社会和谐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不然，生命处于危机四伏状态，人身安全随时会受到侵犯，人们又怎能安心？社会又如何安定？更不可能安生！
人类生存需要感性感知，民族的活力唯有这种血性才能迸发，否则社会冷漠人心荒芜，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情谊。但是，感性不可滥施，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仅靠高尚的道德情操、淳朴的社会风气是支撑不住，也是支撑不起的，尤其是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更需要理性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知晓法律禁止的行为坚决不能触犯，法令禁行是每个人的行为底线，绝不可以践踏越雷池一步，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个人的尊严、社会的有序和国家的稳定。
梁庄的杀人少年在案发三年后，几经重审，终审判决：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至此，受害者得以瞑目安息，家人的心得以安慰，梁庄的民愤得以平抚。
（作者单位：河北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