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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地的公募基金而言，2018年可谓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侧重于权益类基金的公司感受到泥沙俱下时无能为力的无奈;而另一边则是侧重于固收类基金的公司感受到了萧瑟寒风中的阵阵暖意。
来自于Wind资讯的数据表明，自2016年12月募集成立一只债基后，天治基金已经连续两年新发基金挂零了;与此同时，公司的存量基金规模也在日趋萎缩，去年四季度末，公司的资产规模仅约为14.4亿，较前年底下降约5.2亿，排名下滑到近三年来的新低——在纳入排名统计的131家公募和资产管理公司中，其仅仅排在了第111位。
岁末，天治基金发布了人事变动公告，时任董事长吕文龙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昔日曾任东方基金一把手的单宇接任。对此，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天相投顾基金分析师贾志分析天治基金长期低迷的原因：首先，天治基金没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其次，天治基金的产品线也不够齐全，目前天治基金只有混合型、债券型、货币型基金，没有股票型、指数型基金等其他类产品;此外，天治基金也没有明星产品或者明星基金经理，无法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
对于总部位于上海的天治基金来说，2019年将是其成立的第16个年头了;但是，无论从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还是排名而言，2018年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公司一举创下了多项尴尬的紀录：其在排名110位之后的基金公司中，天治是唯一旗下拥有公募基金数量达到两位数的公司;但是按照四季度末的规模14.4亿来计算，平均单只基金的规模仅1.3亿。
从2016年2季度时将近50亿的规模到去年底的14.4亿，天治基金实际在大约1年半的时间内缩水了约三分之二，这其中固然与委外潮退引发的机构资金撤资不无干系;但同时，公司的权益类产品与固收类产品连年表现平淡无奇，叠加小基金公司弱势的渠道和口碑效应，旗下存量的公募产品规模也基本遵循着逐季滑落的轨迹。
面对节节下滑的颓势，来自公司股东方的耐心似乎有限，公司人员变动频繁，连高管也概莫能外。首先是董事长，自2003年成立以来，天治基金的董事长一直由赵玉彪担任;2010年起，他接任总经理的职务，同时代为履行董事长的职务;2011年起，高福波出任天治基金的董事长;但到了2014年，赵玉彪再次出山，直至2017年4月，吕文龙接替赵玉彪成为公司新一任的董事长。然而，仅仅一年半左右，董事长一职再次变更，昔日东方基金“内讧门”的主角之一单宇，2018年12月初才入职天治基金的，但年底已经出任了公司的董事长。
无独有偶，天治基金的总经理一职实际上也多次更迭。根据《红周刊》的不完全统计，先后出任过天治基金总经理一职的包括了屈年增、祖煜、刘珀宏、赵玉彪、常永涛、吕文龙等人;巧合的是，与曾在京城东方基金深耕过的单宇一样，公司现任的总经理恰好也是同样出自“帝都”基金公司旗下的徐克磊。
但从徐克磊2017年7月上任至今，公司的规模和排名几经起伏，但仍然呈现挡不住的下滑态势：2017年年中时，公司的规模排名在104位，彼时的资产规模约18.5亿;而去年年末，公司的规模排名在111位，资产规模缩水至14.4亿。
对此，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长量基金分析师王骅指出，天治基金发展不佳除了大股东吉林信托发展不理想、缺乏支持之外，管理层频繁更换的影响也很大。在成立较早的基金公司中，天治基金的人员变动非常大，尤其是成立以来高管变更频繁。其实，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企业一样，只有优秀的人才沉淀才能伴随公司长期成长。
不仅是公司的高管变更频频，实际上天治基金的基金经理团队也长期处于变换动荡之中。《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有趣的一点，在Wind系统的公司备注中，公司的现任投资总监一职空缺，然而在天治基金官网上，许家涵则被注释为公司现任的投资总监;而且，团队中现有一位加拿大籍人士“TIANHUAN”管理着非QDII的权益类基金产品，这在内地的基金公司中也是较为少见的现象。
来自于公司网站的信息提示，天治基金现有基金经理9人，基金经理平均的任职年限为3.03年。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非QDII和沪港深基金领域出现外籍基金经理TIANHUAN，这在内地公募基金中还不常见。
从去年8月上任以来，TIANHUAN所管理的基金是天治研究驱动。由于任职时间尚短和四季报尚未披露，尚无法看到其具体的持股情况。不过，在迄今短暂的任职期间，天治研究驱动A的任职总回报为-12.61%，而天治研究驱动C的任职总回报为-12.71%。从其2018年6月入职天治基金到8月出任基金经理，中间仅仅相隔了两个月的时间。
除去这位加拿大籍的A股基金经理颇引人关注外，基金经理团队中的另一个焦点就是现任的投资总监许家涵，但他所掌管的公募产品仅有天治核心成长一只，其是从2015年6月2日开始掌舵该基金的。来自Wind资讯的数据表明，从2016年至2018年，该基金在同类基金中的排名均居于后三分之一之列。以2018年为例，该基金全年的净值增长率仅为-27.78%，其在576只同类基金中排在了第413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基金实际上有部分类指数基金的特性，根据基金的契约，实际上其核心组合用于跟踪大型公司股票指数（富时中国A200指数），卫星组合用于优选中小型公司成长股票。但是，根据记者的查阅，富时中国A200指数2018年全年下跌约24.43%，而基金实际跑输了该基准;而再看2017年则差距更为明显，该指数全年上涨了25.96%，但该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全年仅仅上涨了7.68%。
除去TIANHUAN和许家涵，实际另外几位基金经理的业绩也乏善可陈，这其中的原因林林总总，但产品整体的规模不继则是一大隐患。 《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在权益类基金经理中，尹维国是唯一一位如今管理着两只产品的掌门人，他管理的天治新消费和天治趋势精选虽然去年净值增长率也均为负，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十几个点的差距：前者去年全年的净值增长率为-32.58%，而后者去年全年的净值增长率为-18.25%。
“尹维国是天治成长起来的基金经理，管理的两只基金天治新消费和天治趋势精选的收益却出现了分化，天治新消费完全投资于消费品而天治趋势精选则加入了行业判断和择时。天治新消费在2017年的行情中表现出色而2018年消費行业整体不佳拖累了业绩;从天治趋势精选2018年优于沪深300的表现看，基金经理也有一定的择时能力。”王骅对此如是分析。
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只基金的规模则着实难堪，根据Wind的数据，天治新消费去年年底的最新规模仅为0.16亿，而天治趋势精选去年年底的最新规模仅为0.20亿。还不仅是这两只产品规模袖珍，天治中国制造2025的最新规模为0.32亿，天治财富增长的最新规模为0.66亿，天治研究驱动两类份额加总的规模也仅为0.12亿。在公司现有的权益类产品中，实际上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天治核心成长了，但其最新的规模也仅仅刚过4亿。
除去受到规模因素的制约外，就权益类基金经理而言，他们在投资中的失误其实颇为相似。《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有趣的一点，许家涵、尹维国、胡耀文、曾海等基金经理基本都是2015年走上岗位一线的，但他们旗下的基金在2018年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超过30%的跌幅。
对天治基金来说，权益类基金的平淡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固收类基金同样表现中庸。目前公司规模最大的基金是天治天得货币，规模为4.74亿元，在货基中的收益排名实际是中等偏上的。而公司第一大的债基则是天治稳健债券，但在2018年债券牛市的氛围下，该基金全年的收益率仅是-0.1%，而同类基金的中位值则是2.35%;类似的是，天治可转债近1年的收益则是-5.17%，这在固定收益行情相对较好的2018年着实“寒酸”。
综上，综合《红周刊》记者的采访，早年单宇曾是天治基金筹备组成员，对公司的历史比较了解，但其并无资产管理经验，可能较难指望董事长能推动公司业绩向前;而徐克磊曾在泰达担任过营销策划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兼业务副总监，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预见公司未来也将更多强调销售而并非管理，2019姑且拭目以待！
来自于Wind资讯的数据表明，自2016年12月募集成立一只债基后，天治基金已经连续两年新发基金挂零了;与此同时，公司的存量基金规模也在日趋萎缩，去年四季度末，公司的资产规模仅约为14.4亿，较前年底下降约5.2亿，排名下滑到近三年来的新低——在纳入排名统计的131家公募和资产管理公司中，其仅仅排在了第111位。
岁末，天治基金发布了人事变动公告，时任董事长吕文龙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昔日曾任东方基金一把手的单宇接任。对此，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天相投顾基金分析师贾志分析天治基金长期低迷的原因：首先，天治基金没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其次，天治基金的产品线也不够齐全，目前天治基金只有混合型、债券型、货币型基金，没有股票型、指数型基金等其他类产品;此外，天治基金也没有明星产品或者明星基金经理，无法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
高管变奏曲：帝都来的援兵玩得转魔都？
对于总部位于上海的天治基金来说，2019年将是其成立的第16个年头了;但是，无论从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还是排名而言，2018年都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公司一举创下了多项尴尬的紀录：其在排名110位之后的基金公司中，天治是唯一旗下拥有公募基金数量达到两位数的公司;但是按照四季度末的规模14.4亿来计算，平均单只基金的规模仅1.3亿。
从2016年2季度时将近50亿的规模到去年底的14.4亿，天治基金实际在大约1年半的时间内缩水了约三分之二，这其中固然与委外潮退引发的机构资金撤资不无干系;但同时，公司的权益类产品与固收类产品连年表现平淡无奇，叠加小基金公司弱势的渠道和口碑效应，旗下存量的公募产品规模也基本遵循着逐季滑落的轨迹。
面对节节下滑的颓势，来自公司股东方的耐心似乎有限，公司人员变动频繁，连高管也概莫能外。首先是董事长，自2003年成立以来，天治基金的董事长一直由赵玉彪担任;2010年起，他接任总经理的职务，同时代为履行董事长的职务;2011年起，高福波出任天治基金的董事长;但到了2014年，赵玉彪再次出山，直至2017年4月，吕文龙接替赵玉彪成为公司新一任的董事长。然而，仅仅一年半左右，董事长一职再次变更，昔日东方基金“内讧门”的主角之一单宇，2018年12月初才入职天治基金的，但年底已经出任了公司的董事长。
无独有偶，天治基金的总经理一职实际上也多次更迭。根据《红周刊》的不完全统计，先后出任过天治基金总经理一职的包括了屈年增、祖煜、刘珀宏、赵玉彪、常永涛、吕文龙等人;巧合的是，与曾在京城东方基金深耕过的单宇一样，公司现任的总经理恰好也是同样出自“帝都”基金公司旗下的徐克磊。
但从徐克磊2017年7月上任至今，公司的规模和排名几经起伏，但仍然呈现挡不住的下滑态势：2017年年中时，公司的规模排名在104位，彼时的资产规模约18.5亿;而去年年末，公司的规模排名在111位，资产规模缩水至14.4亿。
对此，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长量基金分析师王骅指出，天治基金发展不佳除了大股东吉林信托发展不理想、缺乏支持之外，管理层频繁更换的影响也很大。在成立较早的基金公司中，天治基金的人员变动非常大，尤其是成立以来高管变更频繁。其实，基金管理公司和一般企业一样，只有优秀的人才沉淀才能伴随公司长期成长。
基金经理团队亮点寥寥：外籍人士成为A股基金舵手
不仅是公司的高管变更频频，实际上天治基金的基金经理团队也长期处于变换动荡之中。《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有趣的一点，在Wind系统的公司备注中，公司的现任投资总监一职空缺，然而在天治基金官网上，许家涵则被注释为公司现任的投资总监;而且，团队中现有一位加拿大籍人士“TIANHUAN”管理着非QDII的权益类基金产品，这在内地的基金公司中也是较为少见的现象。
来自于公司网站的信息提示，天治基金现有基金经理9人，基金经理平均的任职年限为3.03年。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非QDII和沪港深基金领域出现外籍基金经理TIANHUAN，这在内地公募基金中还不常见。
从去年8月上任以来，TIANHUAN所管理的基金是天治研究驱动。由于任职时间尚短和四季报尚未披露，尚无法看到其具体的持股情况。不过，在迄今短暂的任职期间，天治研究驱动A的任职总回报为-12.61%，而天治研究驱动C的任职总回报为-12.71%。从其2018年6月入职天治基金到8月出任基金经理，中间仅仅相隔了两个月的时间。
除去这位加拿大籍的A股基金经理颇引人关注外，基金经理团队中的另一个焦点就是现任的投资总监许家涵，但他所掌管的公募产品仅有天治核心成长一只，其是从2015年6月2日开始掌舵该基金的。来自Wind资讯的数据表明，从2016年至2018年，该基金在同类基金中的排名均居于后三分之一之列。以2018年为例，该基金全年的净值增长率仅为-27.78%，其在576只同类基金中排在了第413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基金实际上有部分类指数基金的特性，根据基金的契约，实际上其核心组合用于跟踪大型公司股票指数（富时中国A200指数），卫星组合用于优选中小型公司成长股票。但是，根据记者的查阅，富时中国A200指数2018年全年下跌约24.43%，而基金实际跑输了该基准;而再看2017年则差距更为明显，该指数全年上涨了25.96%，但该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全年仅仅上涨了7.68%。
袖珍化生存的背后：“2015一代”集体迷失
除去TIANHUAN和许家涵，实际另外几位基金经理的业绩也乏善可陈，这其中的原因林林总总，但产品整体的规模不继则是一大隐患。 《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在权益类基金经理中，尹维国是唯一一位如今管理着两只产品的掌门人，他管理的天治新消费和天治趋势精选虽然去年净值增长率也均为负，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十几个点的差距：前者去年全年的净值增长率为-32.58%，而后者去年全年的净值增长率为-18.25%。
“尹维国是天治成长起来的基金经理，管理的两只基金天治新消费和天治趋势精选的收益却出现了分化，天治新消费完全投资于消费品而天治趋势精选则加入了行业判断和择时。天治新消费在2017年的行情中表现出色而2018年消費行业整体不佳拖累了业绩;从天治趋势精选2018年优于沪深300的表现看，基金经理也有一定的择时能力。”王骅对此如是分析。
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只基金的规模则着实难堪，根据Wind的数据，天治新消费去年年底的最新规模仅为0.16亿，而天治趋势精选去年年底的最新规模仅为0.20亿。还不仅是这两只产品规模袖珍，天治中国制造2025的最新规模为0.32亿，天治财富增长的最新规模为0.66亿，天治研究驱动两类份额加总的规模也仅为0.12亿。在公司现有的权益类产品中，实际上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天治核心成长了，但其最新的规模也仅仅刚过4亿。
除去受到规模因素的制约外，就权益类基金经理而言，他们在投资中的失误其实颇为相似。《红周刊》记者注意到有趣的一点，许家涵、尹维国、胡耀文、曾海等基金经理基本都是2015年走上岗位一线的，但他们旗下的基金在2018年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超过30%的跌幅。
对天治基金来说，权益类基金的平淡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固收类基金同样表现中庸。目前公司规模最大的基金是天治天得货币，规模为4.74亿元，在货基中的收益排名实际是中等偏上的。而公司第一大的债基则是天治稳健债券，但在2018年债券牛市的氛围下，该基金全年的收益率仅是-0.1%，而同类基金的中位值则是2.35%;类似的是，天治可转债近1年的收益则是-5.17%，这在固定收益行情相对较好的2018年着实“寒酸”。
综上，综合《红周刊》记者的采访，早年单宇曾是天治基金筹备组成员，对公司的历史比较了解，但其并无资产管理经验，可能较难指望董事长能推动公司业绩向前;而徐克磊曾在泰达担任过营销策划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兼业务副总监，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预见公司未来也将更多强调销售而并非管理，2019姑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