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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
1977年~2007年，高考30而立。
然而，作为一项关乎国家民族运势的人才选拔制度，高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远不止废立这转瞬30年，其前世已经穿越了2000多年……
从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开创的科举制，这些历经千年演变的选人用人制度伴生于封建王朝的兴衰，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洗牌与中央权力的集中，让一项制度不仅仅是一次选拔，一次考试。
历史的影子始终缠绕着高考。科举制开创于隋、形成于唐、发展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衰亡于清，沿袭长达1300年，富贵阶层与平民阶层凭此梯入仕，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它所坚持的“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所提供的公平竞争的平台与机会，它所产生的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它所培养的不计其数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军事家……与今日之高考是何其神似，可以说，高考就是科举的延伸。
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科举于古时，每一个读书人的命运都须与其交织；而高考于当今，几乎是个人成才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1905年科举被废，成为清灭亡前的祭音，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形成现代高校的雏形。民国时期的“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中艰难维系的“高考”依然各自为政。
新中国成立后，高考很快告别了过去的单独招生，从1950年开始，高考在不断探索中革新，从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到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直至1952年正式确立统招模式。
然而，一场“十年浩劫”粉碎了无数人的大学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被废。直到5年后高校才逐步恢复招生，但并不通过统一招考，而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因而产生了一批如今看来身份尴尬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响亮地喊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和推动下，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当年就恢复了高考，世人奔走相告，举国上下欢声雷动。意气风发的青年们紧紧抓住久违的平等，包括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当时，胡风尚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获得了高考资格。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也参加了高考，现任《华声月报》社长的他回忆：“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尽管考试办法沿用前制，尽管只能由各省命题，尽管因准备仓促考试科目不足，却创下了世界考试史的纪录——当年报考人数达570万人，第二年达610万人。这些15岁到36岁的考生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涌入考场，为改写命运一搏。
这两场有史以来最为庞大壮观的考试共计1180余万人参加，录取比例仅29∶1。而被录取者当之无愧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的名字后来在中国的政界、商界、科学界、教育界、司法界、文艺界、新闻界、卫生界等熠熠发光。可以说，一代大学生影响了当代中国。
1977年是高考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是一个国家与时代的重大拐点。就在那一年，中国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王毅离开了东北建设兵团；中国电影标志性人物张艺谋与陈凯歌，结束了没有人生目标的迷茫岁月；希望集团创始人陈育新结束了在新津农村年复一年挑粪的画面；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告别了怀揣小学学历混迹厦门的艰难境况……
一场考试改变了这些人挣扎于理想与现实中剧烈疼痛的命运，华夏大地，处处上演着蝶变的人生。
求索鼎新
恢复高考，找回了一个国家迷失的公平公正，让其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正是由于公平竞争的高考，为国家选拔、培养了一批批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也成为我国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的中坚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腾飞、社会繁荣昌盛，高考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人才选拔机制，功不可没，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而且成为一个复苏大国崛起之原动力。
高考让人人享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它所执行的是可信有效的正义程序，基本上实现了“众生平等”的游戏规则，让广大缺乏社会资源的寒门学子能够“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得到“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学家卢铁成认为，实践证明高考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有效形式，也是全国青年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实现理想抱负的最佳捷径。是的，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根本原则的高考，在讲究关系、人情传统浓厚的中国，无疑是现阶段最为适合的人才选拔机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刚性竞争原则——这一高考之根基也成了问题之根源。近年来，众多置疑高考的观点集中在对“唯分取人”机制的猛烈抨击，比如应试教育的根源、“天下一卷”的机械、素质教育的障碍、创新思维的枷锁、中小学生的重担等等，甚至有学者主张废除高考。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认为，高考纵使有种种弊端，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也许，关于废除高考的提议只能算一个伪命题。但是，恢复高考以来，为了在现行高考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为了寻求一个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招考体系，我国在过去的30年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矫健，甚至达到“每年一小改，3年一大改”的程度。
这些改革探索一方面受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受到各地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体制不完善、教育经费不充裕等现实的制约，并涉及到学生、家长、教师、中学、大学等方方面面利益的兼顾，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改革总是在争议中摸索前行，经历了修复期、完善期、改革探索期。
30而立，个体成熟的过程尚且须面对许多艰难险阻，何况一项关乎国家民族运势的重要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影响高考最深的招生体制改革是改变了沿袭“文革”前实施的高校“统招统分”制度，让人才培养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983年实施的“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制度，规定一些院校可按一定比例面向农村、矿区等艰苦地区定向招生。1985年的“双轨制”，实现了免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但也导致了“走后门”等负面现象。直到1997年，高校招生实现全面并轨，从此，大学生自付学费、不包分配、自主择业。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标志着招生并轨改革完成。与此同时，高校学费开始猛增，有的增幅甚至达到50%，而高考也成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条应试教育流水线工程。
另一项给高考带来重大影响的招生体制改革是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从此中国高校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高考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变得相对容易，但个体也在其中备尝从“天之骄子”跌入“普通人”的尴尬滋味。
与此同时，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方面，这一年开始推行“3＋X”方案，实现了高考内容由重知识到重能力的转变，也拉开了统一高考多样化和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的序幕。
进入21世纪，高考改革更加紧锣密鼓。2000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的“春季高考”，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为夏季高考分流；2001年，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被取消，当年南京就出现了73岁的考生；2002年，高校采用网上录取，录取新生率达到85%，让招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人情困扰；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增加了招生选才的渠道，为统一的招考带来多元机制。同时，那个充满歇斯底里气息、炎炎烈日下的“黑色七月”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并不凉爽的六月。
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另一件新鲜事物，是香港高校被允许在内地自主招生。今年，免费师范生又重返大学校园。近日，国务院出台办法，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６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此举有助于扩大师范队伍的规模，改善我国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
如今，高考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尽管每一项改革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有的也因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负面影响而被人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改革让高考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体制的完善，这为改革继续前行、高考制度继续完备成熟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1977年~2007年，高考30而立。
然而，作为一项关乎国家民族运势的人才选拔制度，高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远不止废立这转瞬30年，其前世已经穿越了2000多年……
从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开创的科举制，这些历经千年演变的选人用人制度伴生于封建王朝的兴衰，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洗牌与中央权力的集中，让一项制度不仅仅是一次选拔，一次考试。
历史的影子始终缠绕着高考。科举制开创于隋、形成于唐、发展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衰亡于清，沿袭长达1300年，富贵阶层与平民阶层凭此梯入仕，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它所坚持的“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所提供的公平竞争的平台与机会，它所产生的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它所培养的不计其数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军事家……与今日之高考是何其神似，可以说，高考就是科举的延伸。
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科举于古时，每一个读书人的命运都须与其交织；而高考于当今，几乎是个人成才的必由之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1905年科举被废，成为清灭亡前的祭音，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堂形成现代高校的雏形。民国时期的“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中艰难维系的“高考”依然各自为政。
新中国成立后，高考很快告别了过去的单独招生，从1950年开始，高考在不断探索中革新，从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到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直至1952年正式确立统招模式。
然而，一场“十年浩劫”粉碎了无数人的大学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被废。直到5年后高校才逐步恢复招生，但并不通过统一招考，而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因而产生了一批如今看来身份尴尬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响亮地喊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和推动下，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当年就恢复了高考，世人奔走相告，举国上下欢声雷动。意气风发的青年们紧紧抓住久违的平等，包括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当时，胡风尚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获得了高考资格。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也参加了高考，现任《华声月报》社长的他回忆：“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尽管考试办法沿用前制，尽管只能由各省命题，尽管因准备仓促考试科目不足，却创下了世界考试史的纪录——当年报考人数达570万人，第二年达610万人。这些15岁到36岁的考生怀着兴奋而忐忑的心情涌入考场，为改写命运一搏。
这两场有史以来最为庞大壮观的考试共计1180余万人参加，录取比例仅29∶1。而被录取者当之无愧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的名字后来在中国的政界、商界、科学界、教育界、司法界、文艺界、新闻界、卫生界等熠熠发光。可以说，一代大学生影响了当代中国。
1977年是高考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是一个国家与时代的重大拐点。就在那一年，中国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王毅离开了东北建设兵团；中国电影标志性人物张艺谋与陈凯歌，结束了没有人生目标的迷茫岁月；希望集团创始人陈育新结束了在新津农村年复一年挑粪的画面；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告别了怀揣小学学历混迹厦门的艰难境况……
一场考试改变了这些人挣扎于理想与现实中剧烈疼痛的命运，华夏大地，处处上演着蝶变的人生。
求索鼎新
恢复高考，找回了一个国家迷失的公平公正，让其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正是由于公平竞争的高考，为国家选拔、培养了一批批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也成为我国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的中坚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腾飞、社会繁荣昌盛，高考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人才选拔机制，功不可没，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而且成为一个复苏大国崛起之原动力。
高考让人人享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它所执行的是可信有效的正义程序，基本上实现了“众生平等”的游戏规则，让广大缺乏社会资源的寒门学子能够“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得到“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学家卢铁成认为，实践证明高考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有效形式，也是全国青年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实现理想抱负的最佳捷径。是的，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根本原则的高考，在讲究关系、人情传统浓厚的中国，无疑是现阶段最为适合的人才选拔机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刚性竞争原则——这一高考之根基也成了问题之根源。近年来，众多置疑高考的观点集中在对“唯分取人”机制的猛烈抨击，比如应试教育的根源、“天下一卷”的机械、素质教育的障碍、创新思维的枷锁、中小学生的重担等等，甚至有学者主张废除高考。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认为，高考纵使有种种弊端，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也许，关于废除高考的提议只能算一个伪命题。但是，恢复高考以来，为了在现行高考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为了寻求一个更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招考体系，我国在过去的30年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矫健，甚至达到“每年一小改，3年一大改”的程度。
这些改革探索一方面受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受到各地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体制不完善、教育经费不充裕等现实的制约，并涉及到学生、家长、教师、中学、大学等方方面面利益的兼顾，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改革总是在争议中摸索前行，经历了修复期、完善期、改革探索期。
30而立，个体成熟的过程尚且须面对许多艰难险阻，何况一项关乎国家民族运势的重要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影响高考最深的招生体制改革是改变了沿袭“文革”前实施的高校“统招统分”制度，让人才培养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1983年实施的“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制度，规定一些院校可按一定比例面向农村、矿区等艰苦地区定向招生。1985年的“双轨制”，实现了免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但也导致了“走后门”等负面现象。直到1997年，高校招生实现全面并轨，从此，大学生自付学费、不包分配、自主择业。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标志着招生并轨改革完成。与此同时，高校学费开始猛增，有的增幅甚至达到50%，而高考也成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条应试教育流水线工程。
另一项给高考带来重大影响的招生体制改革是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从此中国高校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高考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变得相对容易，但个体也在其中备尝从“天之骄子”跌入“普通人”的尴尬滋味。
与此同时，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方面，这一年开始推行“3＋X”方案，实现了高考内容由重知识到重能力的转变，也拉开了统一高考多样化和高校招生自主权改革的序幕。
进入21世纪，高考改革更加紧锣密鼓。2000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的“春季高考”，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为夏季高考分流；2001年，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被取消，当年南京就出现了73岁的考生；2002年，高校采用网上录取，录取新生率达到85%，让招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人情困扰；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增加了招生选才的渠道，为统一的招考带来多元机制。同时，那个充满歇斯底里气息、炎炎烈日下的“黑色七月”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并不凉爽的六月。
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另一件新鲜事物，是香港高校被允许在内地自主招生。今年，免费师范生又重返大学校园。近日，国务院出台办法，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６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此举有助于扩大师范队伍的规模，改善我国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状。
如今，高考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尽管每一项改革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议，有的也因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负面影响而被人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改革让高考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体制的完善，这为改革继续前行、高考制度继续完备成熟提供了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