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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75--1796）的130多年，许多历史学家称其为“康乾盛世”。
关键词：康乾盛世 屠杀 摧残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326-02
有人形容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段盛世。号称150年的“康雍乾盛世”（实际只有134年）。认为该时期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且人丁极度兴旺。譬如康熙平足三藩和准噶尔部统一台湾又例如康熙至乾隆中期中国人口从康熙即位年（1662年）的不到5000万迅速发展到乾隆51年(1786年)的3．91亿。短短1 24年间人口增长了7倍买现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由此，一些人会想当然地展开联想：是什么力量保障了清朝的庞大军费开支？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清朝人口的井喷式发展？答案应该就是经济的空前繁荣吧。若不然，军队连年征战如何吃得消？新增加的这么多人口又该怎样养活呢?
而事实上这种推测恰恰与历史真相是不相符合的。清朝的经济较之前朝而言整体上是全面倒退的。而康、雍、乾时期取得的所谓“发展”也仅仅是对明末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而已，其经济实力根本不能够与明朝兴盛时期同日而语。
实际上康雍乾时期已经孕育了许多社会问题，无论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还是从人性解放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被彻底地改变了，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因此，究竞何为盛世，也就是关于盛世的评价标准问题，就引起了我们对康乾盛世的再思考。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1]
那么，我们应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康乾盛世”呢？下面将从康乾时期的时代特征对所谓“康乾盛世”进行探讨。
（一）清初的圈地以及屠杀极大摧毁了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
清军入关后，为了满足享乐生活的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统治阶层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仅北京内务府圈占的庄田就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而整个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被抛荒，用以放牧，致使生产方式倒退。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与罪犯家属沦为家奴。此时，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圈地的结果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是历史的倒退。战争和清军的占领对手工业亦造成了巨大破坏，繁荣于明代的景德镇几乎成为了废墟。当然，随着统治者的逐步开化，社会生产还会恢复，但这已经是百年以后的事情，而这正是西方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2]。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 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3]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只是对战争以及满清入关所造成的破坏所进行的修复而已。
（二）对中原文化的的野蛮摧残。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是思想流传的根本手段，野蛮与专制的极端就是“文字狱”，文字狱并不是满清的发明，但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并发挥到疯狂极致的确是满清一朝，清朝的文字狱不仅牵扯极广，危害剧烈，而且从建国到灭亡绵延不断，毫无松懈，从来就没有给中华文明以一丝喘息的窗口。这一危害要远远超出明朝的东厂西厂的专制手段，因为东西厂再恶也至多只是针对个体的人和事，而文字狱则针对整个社会的语言和思想。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并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文字狱禁锢了人们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文字狱使许多的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造成人才的浪费。 清统治者皆把臣民当“奴才”来对待，使知识分子首先在人格上就有一种自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地位卑微的时代。严酷的文宇狱，使他们时常感到朝不保夕。这是一个没有自由、平等、人性的时代。虽然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是对人身的解放，但人们内心深处的奴性并不能由此而得到摆脱。在长达百年的恐怖统治下，人命岌岌可危，更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了。为了逃避现实，知识分子钻入了故纸堆，以寄托情感，考据学得以发展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
（三）实行严厉的海禁和闭关政策
国外使者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却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满清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关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践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4]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5]推动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被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倭国日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地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拒绝开放。因此，这样一个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虽然康乾时期与前代相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与横向比，中国的确落后于西方。有人不主张横向比，只是纵向比，那是大错特错的。历史趋势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不能设想康乾时期的社会发展仍停留在汉唐时代。假设一个人，他的事业比他以前有了很大进展，但比他周围的人仍是落后，就不能热情赞誉他是如何如何的成功而看不到他与别人的重大差距；康雍乾时期正是如此。三帝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他们应有高度的职责和义务引导中国进入一个健全的机制，而不是离正确的轨道越走越远。
历史的发展表明，尽管前清曾一度走向强盛，出现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也不过是对战争破坏的一度恢复，而这一段时间却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从先进走向落后的二百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时期里，清廷彻底禁绝了在晚明腐败统治下中国人艰难开启的近代化之路，与文明与民主的世界潮流相反，中国进入了奴化与专制的漫漫长夜，因之而失去了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机会、实力与气度。中国下一个文明时期的开启，就只有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之后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警醒。
当欧罗巴人已经走向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中东阿拉伯诸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从而表现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质的差别的时候，清朝前期当权者们却无意学习乃至有意漠视西方所以强大起来的方法，更拒绝承认其物质文明深处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当时能够大颂“盛世”之歌，是因为中国距离真正盛世的西欧较远，没有沦为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亡国的命运。因此，它是一个闭门自封的“盛世”，身旁没有或视如不见比较参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历史走向，几个号称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历史已经提供的机遇，没有使中国走向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一页生动地验证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可以十分顽固地阻止历史的脚步。
历史毕竟就这样走过来了。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人们回味。毫不客气地说，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它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在与当时世界的横向比较中，我们应该明白，这个老朽不可能起死回生，也回天乏术了。
参考文献：
[1]顾城著.南明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翦伯赞著.翦伯赞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256页.
[3]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第716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第90页.
关键词：康乾盛世 屠杀 摧残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326-02
有人形容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段盛世。号称150年的“康雍乾盛世”（实际只有134年）。认为该时期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且人丁极度兴旺。譬如康熙平足三藩和准噶尔部统一台湾又例如康熙至乾隆中期中国人口从康熙即位年（1662年）的不到5000万迅速发展到乾隆51年(1786年)的3．91亿。短短1 24年间人口增长了7倍买现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由此，一些人会想当然地展开联想：是什么力量保障了清朝的庞大军费开支？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清朝人口的井喷式发展？答案应该就是经济的空前繁荣吧。若不然，军队连年征战如何吃得消？新增加的这么多人口又该怎样养活呢?
而事实上这种推测恰恰与历史真相是不相符合的。清朝的经济较之前朝而言整体上是全面倒退的。而康、雍、乾时期取得的所谓“发展”也仅仅是对明末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而已，其经济实力根本不能够与明朝兴盛时期同日而语。
实际上康雍乾时期已经孕育了许多社会问题，无论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还是从人性解放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被彻底地改变了，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因此，究竞何为盛世，也就是关于盛世的评价标准问题，就引起了我们对康乾盛世的再思考。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序论》中说：“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乾盛世。正是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1]
那么，我们应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康乾盛世”呢？下面将从康乾时期的时代特征对所谓“康乾盛世”进行探讨。
（一）清初的圈地以及屠杀极大摧毁了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
清军入关后，为了满足享乐生活的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统治阶层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仅北京内务府圈占的庄田就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而整个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被抛荒，用以放牧，致使生产方式倒退。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与罪犯家属沦为家奴。此时，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圈地的结果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是历史的倒退。战争和清军的占领对手工业亦造成了巨大破坏，繁荣于明代的景德镇几乎成为了废墟。当然，随着统治者的逐步开化，社会生产还会恢复，但这已经是百年以后的事情，而这正是西方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 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2]。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 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3]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只是对战争以及满清入关所造成的破坏所进行的修复而已。
（二）对中原文化的的野蛮摧残。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是思想流传的根本手段，野蛮与专制的极端就是“文字狱”，文字狱并不是满清的发明，但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统治手段并发挥到疯狂极致的确是满清一朝，清朝的文字狱不仅牵扯极广，危害剧烈，而且从建国到灭亡绵延不断，毫无松懈，从来就没有给中华文明以一丝喘息的窗口。这一危害要远远超出明朝的东厂西厂的专制手段，因为东西厂再恶也至多只是针对个体的人和事，而文字狱则针对整个社会的语言和思想。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并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文字狱禁锢了人们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文字狱使许多的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造成人才的浪费。 清统治者皆把臣民当“奴才”来对待，使知识分子首先在人格上就有一种自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地位卑微的时代。严酷的文宇狱，使他们时常感到朝不保夕。这是一个没有自由、平等、人性的时代。虽然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是对人身的解放，但人们内心深处的奴性并不能由此而得到摆脱。在长达百年的恐怖统治下，人命岌岌可危，更无自由、平等、博爱可言了。为了逃避现实，知识分子钻入了故纸堆，以寄托情感，考据学得以发展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
（三）实行严厉的海禁和闭关政策
国外使者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却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满清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关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践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4]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5]推动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被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倭国日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地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拒绝开放。因此，这样一个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虽然康乾时期与前代相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与横向比，中国的确落后于西方。有人不主张横向比，只是纵向比，那是大错特错的。历史趋势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不能设想康乾时期的社会发展仍停留在汉唐时代。假设一个人，他的事业比他以前有了很大进展，但比他周围的人仍是落后，就不能热情赞誉他是如何如何的成功而看不到他与别人的重大差距；康雍乾时期正是如此。三帝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他们应有高度的职责和义务引导中国进入一个健全的机制，而不是离正确的轨道越走越远。
历史的发展表明，尽管前清曾一度走向强盛，出现所谓的“康乾盛世”，但也不过是对战争破坏的一度恢复，而这一段时间却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从先进走向落后的二百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时期里，清廷彻底禁绝了在晚明腐败统治下中国人艰难开启的近代化之路，与文明与民主的世界潮流相反，中国进入了奴化与专制的漫漫长夜，因之而失去了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的机会、实力与气度。中国下一个文明时期的开启，就只有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之后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警醒。
当欧罗巴人已经走向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中东阿拉伯诸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从而表现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质的差别的时候，清朝前期当权者们却无意学习乃至有意漠视西方所以强大起来的方法，更拒绝承认其物质文明深处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当时能够大颂“盛世”之歌，是因为中国距离真正盛世的西欧较远，没有沦为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亡国的命运。因此，它是一个闭门自封的“盛世”，身旁没有或视如不见比较参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历史走向，几个号称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历史已经提供的机遇，没有使中国走向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一页生动地验证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可以十分顽固地阻止历史的脚步。
历史毕竟就这样走过来了。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人们回味。毫不客气地说，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它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在与当时世界的横向比较中，我们应该明白，这个老朽不可能起死回生，也回天乏术了。
参考文献：
[1]顾城著.南明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翦伯赞著.翦伯赞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256页.
[3]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第716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