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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瑞龙案的办案检察官,作者跟踪采访了成瑞龙从逮捕到死刑执行整个过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不仅多次与成瑞龙和他的家人面对面交谈,还前往他的家乡、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走访,她以一名法律人特有的严谨与细致试图诠释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及背后的深层次诱因。
在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成瑞龙性格中所具有的执著、倔强、乃至承担,都在某些不可预知的刺激下演变为偏执、仇恨以及疯狂。很多时候,我们从褒义走向贬义,只是毫厘之间
许多文学作品热衷于演绎杀手的多面性,如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就描写了神秘冷静的杀手里昂作为市井小民的一面,他拯救了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小女孩并且与之相爱、为之牺牲。
现实中的“杀手”成瑞龙,也在世人面前展露出了性格中的多重特质:一方面他是身负13条人命的杀人犯;另一方面他好像不乏温情:例如坚持要看到情人的照片才肯供述,行刑前也在询问他的家人为何没来告别。
对此,不同的专家也给出了不同的理解,有专家认为,在成瑞龙身上,反社会人格占主因,也就是龙勃罗梭所谓的“天生犯罪人”,但具有一定的悔悟能力。也有专家认为,从成瑞龙四处结交女孩子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杀手在内心里渴望他人的关心,想要回归家庭、回归正常生活轨迹的一种努力。
不论如何解读,成瑞龙既是可恨的,也是可怜的。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对自己掌握命运的企图心,后者则更多地带有对世事的慈悲之心。
11月2日上午10点14分,广东省佛山市殡仪馆。
37岁的成瑞龙戴着手铐和脚镣被几名法警押到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然后躺到屋子一侧的单人床上。这是一间空旷的房间,四壁雪白,除去一张单人床外别无外物,特别之处在靠床的一面墙壁上开出了一个小窗口。平躺下的成瑞龙把一只胳膊伸到窗口外的另一间屋子里,之后,负责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开始用剪刀剪开他的衣袖。
成瑞龙两眼直直盯着头顶上白色的天花板,肃穆的房间里只能听到布料被撕剪的“嘶嘶”声。
此刻的他在想些什么呢?站在一旁的我无从得知。他的脑海里是否会回想起数十年来杀害过的十几个人呢,是否会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表示歉意?虽然这句“对不起”他从未开口对这些受害者说过。
过去十余年间,他一直是背负十三宗命案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
1995年,他伙同他人敲诈广东佛山市某海鲜店老板,勒索20多万,后逃至桂林。
1997年,他伙同他人抢劫广西桂林某房地产商,并将其用刀捅死。
1997年,他伙同他人潜入湖南株洲富商李某家欲盗窃,被发现后,将李某及妻女一家三口杀害。 1997年,他潜逃至浙江湖州,在市民沈某家门口抢劫,致成夫妻二人一死一重伤。
1998年,他伙同他人在广东肇庆抢劫并杀害一名刚从证券交易所提取现金出来的储户。
1998年,他开枪打死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民警姜明华和邓勇坚。
1998年,他开枪打死广西桂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白华恩。
1999年,他开枪打死重庆南岸区南坪镇治安员王光禄。
1999年,他在江西大余盗窃并奸杀一名初二女生。
2001年,他伙同他人在江西信丰县曾某家抢劫,被发现后,将曾家母子二人杀害。
……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也许,这些罪孽的细节只能被猜测而不能被记叙。或许他因懊悔而留恋尘世,或许他还在回忆生命中仅有的温暖片段。然而,正如他曾经写给他的辩护律师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地球人都知道我是怎样的下场!”
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先给他注射了一些麻醉药,过了大概几秒钟,又给他输入了特定针剂。两分钟过后,仪器上的指示灯显示,针剂已经完全输入到他的体内,几秒钟后,仪器“滴”地一声响,意味着成瑞龙的生命从此永远消失于人间。
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表情都非常凝重,难言的感触弥散在寂静的行刑间。戴着白色手套的法医来到成瑞龙面前,用手翻开他的眼睑,仔细察看他的瞳孔是否放大,鼻孔是否还有余息。前来监督死刑执行的检察官,待法医验证其死亡后,在死刑监督笔录上签名。
在死刑执行前,我清晰地记得成瑞龙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他在法庭宣布死刑复核决定后脱口而出的,他问:“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来?”法庭对他解释,一则他的家人不愿意出现;二则在死刑执行现场也不适宜让家属观看。
其实,他的这种时而冷酷时而温情的举动,在我追踪此案一年多的时间里交织出现,一方面他是身负13条人命的杀人犯;另一方面他好像很重情义,例如坚持要看到情人的照片才肯供述,庭审时也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家人是否到场。
在他的身上,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偏执——只遵照自己认可的原则,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也许,这种执拗从童年开始就已经主导了他的人生,令他一错再错,永不回头。
“肥仔”的童年
我曾经多次与成瑞龙面对面交谈过,他跟我谈起过自己的家乡粤北革命老区连州旱冲村。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可以感受到曾经发生在那里的人与事对他的印象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走向。
后来,我来到了这个村庄。眼前的旱冲村,弥漫着淳朴悠远的气息和意境,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村庄里一片宁静。
他的父亲成方平(化名)做旱冲村的一村之长多年,因处事公正而很有些威望。他平时种烟叶,一亩能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同时也做点小生意,家底虽不算很殷实,但因为他的精明能干,一家人倒也过得还不错。
成瑞龙的名字就是父亲给取的,“瑞”象征着吉祥如意,“龙”意味着他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因为小时候的成瑞龙很胖,当地人称其为“肥仔”。但是,成方平慢慢地感觉这个孩子离他的寄望越来越远。成瑞龙昔日的乡邻们断断续续给记者讲述了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每逢在外跟人打架,不管打赢还是打输,成瑞龙都默不作声地回到家里,即使脸上挂彩或是胳膊腿脚受伤,他也不吭一声。但这一切总瞒不过父亲成方平的眼睛,毕竟总会有家长向作为村长的他投诉关于成瑞龙的“光荣事迹”的。每每此时,成方平就会罚成瑞龙跪木凳子,让他“认错”再起来。
乡亲们每每都能看见成瑞龙跪在高高的木凳上,倔强的小脖子像正情绪激昂地参加战斗的小公鸡一般笔直地挺立着,纹丝不动。乡亲们的心肠也是软的,便在一旁劝成方平说:“算了,别让孩子受这罪。”又反过来劝成瑞龙:“肥仔,你就认个错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是?”
母亲也看着不忍心,便偷偷把他拉起来。可成瑞龙的脖子挺得更直了。他就这样跟父亲成方平较着劲,寸毫不让。
他不能受制于父亲的权威,虽然他还小,可是已经懂得了要掌握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庄的绝对主导权,就决不能服软。看着成瑞龙长大的邻居认为,他把对父亲的低头看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十二岁时,他跑到亲戚家挂了一个大沙袋。放学或放寒暑假,他就跑到这个亲戚家去练拳。他从小就喜欢捣鼓些拳术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电视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还是件非常奢侈的物品,所以拳术这类东西都是他从小朋友们传阅的小人书里得知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向往自己能成为像小人书里所描写的那些英雄侠客们一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功夫去行侠仗义。
应该说,成瑞龙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是他因在学校跟校长的女儿恋爱和在校表现差而被学校开除。
被学校开除后,成方平思考了很久,终于决定让成瑞龙去报名参军。参军是彼时当地农村孩子失学后都会考虑的一条出路。成瑞龙还专门针对考核项目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体能训练。到了真正考核时,他在很多项目上的测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可到公布录取结果时,他却意外出局。而一个同去参加考试、测试成绩不理想的人却入选了。这让成瑞龙感到非常愤怒,当时他就伤心得哭出声了。
“当兵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梦想。如果说我真的不行,那还可以,但是有人比我更不行,却都可以,让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就是有关系好多事情也能摆平。”成瑞龙对记者说。
在后来的采访中,成瑞龙也给我反复提及这两件事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被我非常信任的老师欺骗而被学校开除,以及在征兵过程中被别人挤下,这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最大。也许从这两件事以后,我就慢慢开始对社会有些排斥和憎恨的感觉”。
他当时感到自己“被放弃了”,也“彻底失去对老师和学校的信任”。
成瑞龙初中时的班主任黄明(化名)谈起这个学生,说自己感觉非常尴尬, “读书时候的成瑞龙,他可能不是一个好孩子,但绝对不是一个坏人。他很调皮,经常惹事,但对老师都比较尊重,我教的是数学课,他一直很想在我面前表现自己。他成绩比较差,但很聪明。”黄老师接着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他如果再读几年书,人生也很难说得定。”
“当时有个姓潘的伙伴对我后来走上犯罪道路的影响也挺大的。我那时候读初二,他应该比我大一两岁,是我的一个同学。” 成瑞龙说。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姓潘的应该是有意接近我、跟我玩的。他向我传授一些诈骗、盗窃之类的犯罪技巧。他看到我爬上爬下很厉害,就叫我去爬107国道上的货车偷东西,后来我就上了他的道。1991年时,我偷到了一两千块钱。后来,只要一有‘内线’看好的作案地点和对象,姓潘的就会叫我去偷。后来我感觉他是把我当做了为他作案的‘工具’来对待和使用的。”
在同村人看来,成瑞龙性情非常暴躁,但为人很讲义气。提及“肥仔”的经历,乡亲们无不叹气,他们记得“肥仔”被学校开除后去佛山打工,骑着三轮车收废品,赚了一些钱,少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十块,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来块钱,他还把他哥带出去帮忙打理废品收购站。当时村民们都想,照这样下去,有一天成瑞龙会做老板的。
“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也许当年那个在佛山骑车收废品的少年会在爬坡的路上猛蹬几下,熬过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许昨日被学校开除的“坏孩子”会成为今天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而非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但是,现实永远没有假设。
“我也想过,如果我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走错了,想这些也没有用。我想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还是因为我太急功近利了,想着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在看守所里,成瑞龙对记者说。
1993年,20岁的成瑞龙因盗窃被劳教,这之前女友姚林(化名)已经怀孕。当时家人劝她打掉这个孩子,可是她坚持生下了这个孩子。
1996年的五六月份,等到成瑞龙从高墙出来重获自由时,儿子已经一岁多了,而姚林此时也在做着一点小生意,他回到老家旱冲村的当天,抱着曾与自己早恋、并与自己有着事实婚姻、还给他生了孩子的姚林哭着说他对不起她娘儿俩。当时,她劝他痛改前非,从今以后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挣钱养家。他满口答应,可是没安分几天,他又跑去找以前一起瞎混的那帮人,她便对他感到有些失望了。
也许,在他人看来,那是一群酒肉朋友,但是在成瑞龙的心里,他们是无话不谈、生死与共的“兄弟”。简单的“兄弟”两个字承载了成瑞龙太多的复杂的情感。
1996年年底,他就和 “发小”兰启荣重回佛山。因为当时二人都没有工作,他们就常常和在饼屋打工的同村兄弟成胜聚会聊天。在交谈中,兰启荣和成胜都跟成瑞龙说没钱花,想搞点钱花花,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开始到处寻找作案目标,成瑞龙还叫上同村的成海芳一起干。
有一天,三人游荡在佛山街头,当路过佛山南海某酒店后面的海鲜冷藏厂时,成瑞龙看到老板桌面上放了一叠钱,当即就对兰启荣说,“这个老板可能很有钱,我们不如搞他!”
锁定目标后,成瑞龙按照影视剧中常用的套路,叫兰启荣去踩点,跟踪这个老板从而摸清他的活动规律和住处,自己则着手准备工作,买了几把刀和黑色女式裤袜。
半个月后,成瑞龙他们开始动手了。他们将老板妻儿绑架到隐藏的地方,然后和海鲜店老板就赎金问题讨价还价,老板最终愿意出二十万元。成瑞龙跟该海鲜店老板谈好价钱后先走了,走之前他对那老板说,“不准报案,也不能迟于明早九点交钱,否则你等着帮你妻儿收尸!”
成瑞龙下楼后就在海鲜店老板家附近等着,暗中跟着老板,看他有没有报警,后来见到他开着小货车回店铺拿钱去了才安心。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老板带着二十万元现金按照他们约定的地点交钱。
成瑞龙不知老板在筹款过程中,考虑到家人的安全,已打电话给两个亲戚,通知他们到他住处楼下守候看护,如果绑匪收钱之后不放人,就要这两个亲戚与绑匪搏斗救人。所以,海鲜店老板将钱交给兰启荣后,就与亲戚们在住处楼下守候,等兰启荣和成胜走下楼后不久,他们就冲上去合力将走在后面的成胜抓住,并通知了派出所。
这就是成瑞龙口中所说的“第一次干大事”。这次犯案得逞让他得出一个结论,即通过绑架,可以更安全地获得钱财,还不会损害对方生命。
但是,也是这一次大事,让他“损失巨大”。不久后,成胜被判处死刑, 1996年5月27日,警方在连州市大路边镇抓捕成海芳时,因其拒捕而被当场击毙,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下子失去两个“发小”,这令成瑞龙很有些悲伤。而这种混合了愤怒与仇恨的悲伤,在日后逃亡的日子中愈加明显,并始终与一种漂泊天涯的孤独感相伴。
逃亡生涯
成瑞龙从未想过要去投案自首。在他看来,抢劫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一旦被抓,等待他的将是无尽无涯的牢狱之灾甚至是死刑。
这源于他的内心藏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逻辑,即一旦犯罪了,就不能回头了。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法律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尽管法律设置了后退之路和后退的余地。从立案、拘留、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到判决各个刑事诉讼环节都给人留下了后退的机会与选择。
但是,成瑞龙下定了决心,从此以后哪怕天涯亡命,也绝不能让警察逮着,绝不能坐以待毙,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从此,他与“发小”兰启荣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这一路,他们东躲西藏。成瑞龙每天都通过报纸观察佛山海鲜店老板被抢案的破案进展,心里像是安装着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一路上为了躲避警察,他和兰启荣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他们爬过火车,甚至爬过客车,偷过自行车,也偷过摩托车,因为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搭乘任何交通工具。衣兜里揣着抢来的十几万元却不敢花,也不知道怎么花,还生怕被人发现识破,更害怕遇到“同行”来个“黑吃黑”。一碰到穿警服的人他们就赶紧把脖子缩起来,把头藏在衣领里,或者用报纸挡住脸,低头匆匆而行,或者扭头就躲,恨不得自己能变成隐形人才好。
一路东躲西藏,成瑞龙和兰启荣终于到了广西梧州,之后又到了桂林,到桂林后,两人以杨光华(化名)的名义将抢来的14万人民币存进了农业银行,一万港币存在了步步高银行。
第一条人命
在桂林,成瑞龙和兰启荣在风景优美的七星公园附近租了房子。在放肆挥霍着抢劫得来的十几万赃款的同时,成瑞龙开始感觉到这样连高声说句话都害怕的日子太单调和乏味了。
不久,成瑞龙在一桑拿店邂逅了后来被他视为红颜知己的李小如(化名),两人很快同居。成瑞龙告诉记者,与李小如在一起的日子是非常幸福而温馨的。这些美好的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让他一遍遍回味不止。以至于在后来侦查机关对他的审讯中,他要求警方提供李小如的照片,这样他才愿意配合审讯,否则不说话。
但是,这种既有爱情相随又有友情相伴的短暂的甜蜜被无意中打破了。
1997年4月的一天晚上,成瑞龙和李小如正在熟睡当中,当地警方来到他们所租住的出租屋进行突击检查,并询问了李小如所从事的职业。当得知李小如从事桑拿按摩之类的职业时,警察把搜查出来的李小如的二万多元人民币作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收缴了,而他们租住的屋子也因涉嫌卖淫嫖娼被查封了。就这样,成瑞龙和李小如的生活便变得朝不保夕,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窘迫的生活让成瑞龙和兰启荣决定重操旧业。偶然情况下,成瑞龙听说李小如姐姐的李老板很有钱,他和兰启荣就决定密谋绑架此人,他想,绑架房地产老板后,一定要勒索1000万元,然后拿着这笔钱潜逃出境,从此“金盆洗手”。
1997年4月14日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成瑞龙和兰启荣两人潜入李老板居住楼房对面的楼中,凌晨一时许李老板一回来,两人就在楼下堵住了他。兰启荣拿刀顶住他的胸口,后又用铁链从后面反绑他的双手,但对方拼命反抗,兰启荣朝他的肚子捅了一刀,然后又连捅了好几刀,直至他倒在地上不出声为止。
这就是成瑞龙身上所背负的第一条人命。
成瑞龙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情虽然已过去了十几年,但由于是第一次干这么‘大’的事,我还清楚记得那晚的情景。”
之后,忐忑不安的成瑞龙时时刻刻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打听这宗命案破案的进展,比如他会拣报纸来看,或者路过报摊或书摊时,他会装作要买报而翻看有关消息,或者趁着在饭店吃饭时看饭店的电视新闻等。
他之所以要在后来的案件中把当事人统统杀害,正是出于这种他自己所声称的“自我保护”的需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留下活口,任何一个他染指过的被害人,只要他们活着,那么就会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因为他们的生存很可能会让他的行踪和罪行得以暴露,那么等待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13年后,成瑞龙说,“这是我最后悔的一次犯罪。兰启荣失手杀了人,导致我没有了回头的余地。”但无论当时还是此后,成瑞龙说他都没有过多责怪兰启荣的意味,“事情已经这样了,干脆干到底。我又拿刀在他(李老板)背上狠狠捅了几刀,就跑了。”
第一条命案之后,成瑞龙开始“大开杀戒”。
1997年4月13日,成瑞龙和兰启荣逃窜到湖南省株洲市,残忍地杀害了李建敏(化名)一家三口,共抢得现金8万余元,金银首饰若干。
1997年的9月份,成瑞龙、兰启荣流窜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在这里入室劫杀了沈姓夫妻二人,值得庆幸的是,事后受重伤的妻子经抢救而挽回了生命。
1998年,在仔细商讨好各种应对抓捕的逃亡预案后,成瑞龙与兰启荣曾一度悄悄潜回桂林,与各自的女友团聚了。关押在看守所的成瑞龙曾无比怀念地对记者讲述跟李小如在一起度过的那段虽然短暂却带给他一生温暖的记忆的时光,他说,在自己短暂人生中最最温暖和最像“家”的美好记忆都是她带给他的。
这些温情的话语也在后来的讯问和审判中得到了印证,令我印象深刻。
例如,在民警对他的审讯中,他要求民警提供李小如的照片,否则不配合审讯。在庭审中,当公诉人当庭宣读了其女友李小如的证词时,成瑞龙当庭承认,还连连声称“这不关她的事”,极力表示出对于女友李小如的维护。
其实,李小如并不知道成瑞龙的这些犯罪事实,成瑞龙也从未打算告诉过她。
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始终是孤独的。除了兰启荣,没有人能让他放下防范和警戒。他无疑是爱李小如的,但他无法让她走进他的世界。
寻枪
审视成瑞龙的犯罪历程,1998年是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他拥有了一把枪。
“只要有了枪,碰到警察都不用太害怕了!”他是这么想的,兰启荣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还懊悔,如果当时成胜和成海芳手中有枪,他们也不至于被警察抓到而被判死刑或被击毙。也就是这把枪,成为他们日后制造几起血案的重要武器。
编号为1809519的手枪主人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警察李桂。
最初发现“枪”的是兰启荣。1998年3月,成瑞龙和兰启荣逃亡到广西北海,兰启荣说自己发现了一个老警察一个人住在一栋楼里,身上有一支手枪,成瑞龙便让兰启荣留意老警察的行踪。
没过多久,兰启荣说他已经把枪弄到了手了。成瑞龙后来交代,“为搞这支枪,兰启荣杀死了那名老警察。”
成瑞龙常常仔细端详着这把被他视若心肝宝贝的枪,枪把上刻有“七七式”字样,还有一颗五角星,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把枪,连睡觉都不放下。
自从得到这支枪后,他一有空就偷偷拿出来练习射击,随着练习的次数越来越多,也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推移,他的枪法越来越娴熟,瞄准的精确度也越来越高。后来他在一次入屋盗窃时,竟然偷到了7发子弹,这更让他喜出望外,他感觉自己的胆子也好像比从前大了许多。
1998年5月16日,广西肇庆。成瑞龙和兰启荣在守候在证券交易所门口,跟踪并枪杀了一名市民,并抢走了他白天提取的10万元现金。
有了枪,又有了钱,成兰二人决定回佛山找南海海鲜店老板为死去的发小报仇。
1998年5月22日晚上9时多,两人在佛山亲仁西路刚下车,就遇上警察盘查。自觉心虚的成瑞龙枪杀了民警姜明华和邓勇坚。
从案发现场的另外两名警察的证言来看,成瑞龙枪杀警察的动机非常恶劣。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拔枪射击警察。他拔枪的速度之快和枪法之准超乎想象。每次射击,他都选择枪击要害部位——头部,而且枪枪毙命。
如果最初的杀戮还有一丝出于良知的犹豫和慌乱,现在的成瑞龙已经无所顾忌了。“杀一个人是杀,杀两个人也是杀。”对他而言,差别的不过是数量而已。
“他们只是看到表面,他们觉得这么多年确定我比较疯狂,他们也不知道每个案件(我)都不是真心要杀他们,只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不是第一时间就想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让他们叫唤,结果全部人都知道,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你往那个方向跑,是个什么人,那就完了。”
可见,成瑞龙此时已经在内心形成了一种逻辑,即保全自己的性命大于一切。
之后,公安机关立即通缉抓捕凶手,成瑞龙和兰启荣两人分开逃跑。
几天后,兰启荣在南昌落网。1999年,兰启荣被执行死刑。
仇警情结
“发小”兰启荣的死对成瑞龙是个很大的刺激,在与他面对面的几次采访中,他屡屡说起。
在我们的眼里,兰启荣不过是成瑞龙的“作案同伙”、“帮凶”,但是,在我听到的成瑞龙的多次讲述中,兰启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朋友”。
上学的时候,兰启荣是成瑞龙的同桌。兰成绩很好,但成瑞龙成绩不好,兰就经常在考试时帮他,两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他对我最信任。如果有什么生意叫他打理,他还行,但他确实不是做这行(指犯罪)的料,因为他比较容易紧张。他比较依赖我,什么都听我的。我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比较正确、比较好,比如当时我对第一宗案件的处理方式和逃跑时设计的路线,他都很佩服我。还有一些如何寻找作案目标和一些作案技巧等等都是我传授给他的。”成瑞龙告诉记者。
“我到佛山来时,他也毕业来了佛山。开始我买了个三轮车收废品,后来有一次我眼睛受伤了,兰启荣就带我去医院,还交了五百块钱看病。住了一天一夜的院,医院说要收一万块钱,我跟兰启荣说我宁愿瞎了这只眼睛都不治了,他坚持要治疗。”从此,成瑞龙一直很对兰启荣不离不弃,放言“有钱吃饭,没钱睡大街。”
然而,这一切所谓友情的积淀,并没有澄净成瑞龙的心境,而是滋长了他的仇恨。兰启荣的离去让他更加孤独,甚至长时间他也找不到可以说上一句话的人,他最终把这笔“血账”算到了警察身上。在逃亡期间,他只要看到警察巡查,就开枪射击,毫不留情。
1998年5月31日下午约四时许,广西桂林,成瑞龙经过一家酒店门口时,看到有人盯着他,他感觉那是“便衣”,便往前走了几步,当听到有人在后面大声呼喊,“站住!我们是警察!”时,他马上掏枪射击。桂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白华恩在这次遭遇中牺牲。
1999年春节,成瑞龙在重庆市郊区的一家储蓄所行窃后,在等候公交车时引起了一个治安队员的怀疑,治安队员叫他拿身份证出来。他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前走。快到巷口另一端时,这个治安员呼叫其他队员在巷口拦截。这时,他突然从裤兜掏出枪来,向其中一个治安员头部开枪,在这次作案过程中,头部中弹的治安员经抢救无效死亡。
他为什么如此痛恨警察?在采访中,他坦率地说,自己小时候其实对警察这个职业是很敬畏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对这个职业的看法。
读初二时,成瑞龙老家邻镇有一个姓王的警官,有一回他跟成瑞龙的一帮同伴发生了冲突。晚上,这个警官到成瑞龙的家中声称被成瑞龙打伤了,要求他爸爸赔钱。王警官威胁说法院里有熟人,可是成瑞龙不服气,即便他爸爸答应赔钱,他还是放话说:“明早法庭见”。当天半夜,几个人闯进成家,抓走了成瑞龙。被抓后,成瑞龙遭到了王姓警官的电棍击打。
“我那时还小,从没有尝过电棍的滋味。我被他电完就瞪着眼睛很气愤地望着他,他就把我关起来。我的力气比较大,半夜时我用力把用来关我的铁栏杆掰弯,然后逃了出来。我怕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抓我,所以我就跑到山上去,好几天都不敢回家。”
他说当年在劳教所也曾被看守用警棍击过,这一切让他更痛恨警察。所以,他在作案过程中一遇到警察就毫不犹豫拔枪射杀。他感觉自己杀得特别痛快,觉得这个世界上少一个警察,自己就少一份威胁,也多一份安全感。
化名“周全”
“随着逃亡日子的不断增加,也随着杀人越来越多,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冷漠,还产生越做越大的欲望。”成瑞龙说。
1999年七八月份,成瑞龙发现江西大余县一家宾馆的防盗意识非常差,他便进了这家宾馆旁的一个房间伺机作案。大概一个小时后,他强奸并杀害了房间里的一名初二女生。
2001年8月,成瑞龙潜逃至江西省信丰县,他和同伙“小九一”潜入一对母子睡觉的三楼卧室,试图盗窃。在扭打中,两人合力将母子二人一并杀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案发后,成瑞龙把这位母亲的尸体移成横卧在床的样子,再把她的睡衣裤脱掉,伪造成强奸现场,试图扰乱侦查视线,这说明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了。
事后,当我提及这个案子时,问到他为何要杀死手无寸铁的母子俩时,成瑞龙说“你要懂得这一点,什么是后患无穷,还有危险重重呢?”
“你认为你自己还有良知吗?”我追问。
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我肯定还是有良知的,只是当陌生人的生命与我自己的生命相冲突时,我肯定会选择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这是无奈的选择,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认为被抢劫的人极力反抗是最愚蠢的。”
一边逃亡,一边杀人,成瑞龙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他很清楚那一天终会到来。
2005年1月18日凌晨,成瑞龙和一个“朋友”到江西龙南县盗窃巨额现金后,在公交车上遇到警察盘查,成瑞龙迅速拔刀向一名警察刺去,那位警察躲避不及,从脸颊至耳际被成瑞龙狠狠刺了一刀,重重地倒在车上。另一个警察见状,便冲过来与成瑞龙展开搏斗,被成瑞龙刺伤手臂。成瑞龙趁乱下车逃跑。手臂受伤的警察下车捡起路边的砖头,成瑞龙的头部被砸中并昏厥倒在地上。由于警方未能查实他的身份,他因抢劫罪以化名“周全”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在江西一所监狱服刑。
2009年5月20日,公安部下发了佛山市公安局提供的成瑞龙相关信息A级协查。5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接到公安部对重大逃犯成瑞龙协查通报后,立即部署全省刑侦技术部门展开协查。5月24日,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察刘轩平(化名)通过全省信息系统进行查询时,发现罪犯“周全”很像成瑞龙。最后,经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专家反复核查,确认“周全”就是公安部A级通缉嫌疑犯成瑞龙。
获悉情况后,佛山市公安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连夜赶赴江西南昌,对成瑞龙的信息进行精密核对,通过指纹比对和识别,终于锁定了成瑞龙。
“死要面子”的庭审
2010年1月7日上午,佛山的天空阴沉沉的,成瑞龙的审判在佛山市中级法院刑一庭举行。
开庭前,成瑞龙对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穿上新衣服,戴上眼镜,并把头发打理整洁才愿意出庭受审。于是,成瑞龙的老父亲和哥哥便为他买了黑色休闲服和一幅平光眼镜,并通过看守所人员转交给他。
1月18日,成瑞龙在给他的辩护律师任小宪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人不管怎样在临时之前都想有个不错的形象!正所谓‘死要面子’吧!哈!哈!!”
对此,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尹戟分析说,“臭美来源于他知道社会对他评价不好,他想要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标榜自己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罪犯那样邋遢,而是讲究、干净的。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不应该给他穿得那么好,但我想说,人之将死,给他一点最后的人性的关怀未尝不可。”
成瑞龙庭审后告诉我,他在庭审中曾频频回头朝旁听席上张望,因为他是从看守所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他的早已发誓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的老父亲和哥哥要来庭审现场,所以自己一再回头张望,但并未看到他们。
事实上,开庭当天,两鬓斑白的成方平和成瑞龙的哥哥成瑞凌(化名)出现在了庭审现场,只是坐在旁听席的左边,而他一直回头张望的是旁听席的右边。
“能看到一些亲朋好友,我就觉得高兴,说实在的,我并不是说怕审判”。成瑞龙说。
他曾告诉媒体,自己逃亡十余年,老是被噩梦惊醒。但面对广东媒体,他微笑道“从不做噩梦”。他说,自己是个“死爱面子的人”。他的神情很是镇定,时不时还笑一笑,他的语调很是平缓,仿佛他一手造成的这些带着浓浓血腥味的案件只是一场自娱娱人的小游戏和小电影!
庭审中,他还不时地用穿着白色李宁运动鞋的脚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翘着二郎腿,显得悠闲自得。时不时,他会回头在旁听席的人群中搜寻着什么,面带着阴柔味十足的笑意,让旁听席上的人们大为愤慨和不解。旁听席传来小声而愤怒的声音,“亏他还笑得出来!”
他言语简单,态度冷漠,语调平淡,人们从他平淡的语气中丝毫看不出他有悔恨和反省之意,这是让人们无法理解的。他甚至放言:“人只有一次生命,自己的生命最大,我为了能活着,必须杀人!”
事后有记者采访他,问他当时的笑是不是刻意为之,他回答,“没有什么装的,其实很自然,在发现我真实身份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微笑,发现身份的时候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都保持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当我问他,对别人称呼他为“杀人狂魔”如何看待时,他说,“我们这些人,是遗臭万年的名。”
几次与成瑞龙面对面
2010年1月7日,成瑞龙案一审开庭,佛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区赞权、公诉科科长陈雷、副科长徐磊、承办人赵曦出庭支持公诉,由区赞权副检察长宣读起诉书,仅起诉书就宣读了一个多小时!
庭审中成瑞龙惊人的记忆力让人们讶异不已,因为他在回忆和诉说起这十多桩血案时没有一丝慌乱失措,任何一宗案件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他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去砍杀被害人的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要知道这些案件有很多是发生在十多年以前的!
2010年2月21日上午,成瑞龙案一审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成瑞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7月10日,成瑞龙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之后,成瑞龙一直关押在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
在追踪成瑞龙案件的过程中,我曾经几次跟着案件承办人赵曦采访成瑞龙。记得有一次,正值南方寒意料峭之时,我们一行不得不在检察制服外套上大衣。为了拍摄需要,我们一行人脱下大衣,身着检察制服,这个空当,坐在对面的成瑞龙笑着对三位工作人员说,“天气冷呢,美女帅哥们别冻着了。”
这让我们心里感觉到些许无奈,人性本善,纵使再如何凶残的杀人狂徒也还是在内心深处某个地方保留了一丝温情。
得知前一天是他的生日,我们便问看守所是否给他加餐,他非常开心地笑着说,“是的,他们给我炒了几个小菜,很好吃!”然后我们又问他,“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对你还好吧?”他又非常高兴地笑着回答说,“管教他们都对我很好,很温和。”随后他话锋一转,“说实话,要是他们待我很粗暴,我要是有机会出去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要是以前我服刑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能待我这么好,我也不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他问我为何要采访他,我说我想围绕着他的故事写些东西,他很是高兴的样子。他的这些表现让我有些困惑,我猜想,他是不是很期望有人能走进他的心底去探寻真实的他?在我对他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显得很有倾诉欲望,对此,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佛山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尹戟的解读是“因为他非常地孤独,他的内心被压抑了这么多年,他需要找个出口,需要这种倾诉的方式。再说,他觉得‘时不我待,去日无多’。”
死刑执行的日子
2010年11月2日是成瑞龙面临死刑执行的日子,我随同陈雷科长、徐磊副科长、曾宇辉主诉一同前往佛山市禅城看守所,当天与成瑞龙一同执行死刑的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成一出仓见到这个小伙子,便带着轻松的笑意很是洒脱的样子冲那小伙子打招呼,“嘿,你犯了什么事情啊?告诉我你的名字,咱们地下见!”
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他这句话弄得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他此刻是真洒脱还是装洒脱,抑或他早就在脑海中设想这个日子来临的情形有千遍万遍了吧。
在执行前,他和其他几个犯罪人被押到佛山市中级法院,听取宣判。
宣判结束后,我和法院的书记员各自拿着笔录问询他是否有遗言,他说:“我的家人今天没有来,我认为这一点是让我心里很难过的!这是我写给我孩子和妻子的信,叫她等今后孩子再长大一些后交给他读,现在不要给他看。我在看守所还有一些衣物请寄到我家去……叫他们自己管好自己吧,我只能这样了。”
我真想问问他有没有继续写他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记得第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叫同仓的人帮他写自传。但最终,我没有问出这个问题,我想,那也已经不重要,一切都过去了。
今天,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再次回忆起历时一年多来跟踪此案的整个历程时,我依然感觉到深深的无奈与悲伤。这悲伤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不幸而无辜的魂灵与英年早逝的英雄们,也因为成瑞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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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成瑞龙性格中所具有的执著、倔强、乃至承担,都在某些不可预知的刺激下演变为偏执、仇恨以及疯狂。很多时候,我们从褒义走向贬义,只是毫厘之间
许多文学作品热衷于演绎杀手的多面性,如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就描写了神秘冷静的杀手里昂作为市井小民的一面,他拯救了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小女孩并且与之相爱、为之牺牲。
现实中的“杀手”成瑞龙,也在世人面前展露出了性格中的多重特质:一方面他是身负13条人命的杀人犯;另一方面他好像不乏温情:例如坚持要看到情人的照片才肯供述,行刑前也在询问他的家人为何没来告别。
对此,不同的专家也给出了不同的理解,有专家认为,在成瑞龙身上,反社会人格占主因,也就是龙勃罗梭所谓的“天生犯罪人”,但具有一定的悔悟能力。也有专家认为,从成瑞龙四处结交女孩子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杀手在内心里渴望他人的关心,想要回归家庭、回归正常生活轨迹的一种努力。
不论如何解读,成瑞龙既是可恨的,也是可怜的。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对自己掌握命运的企图心,后者则更多地带有对世事的慈悲之心。
11月2日上午10点14分,广东省佛山市殡仪馆。
37岁的成瑞龙戴着手铐和脚镣被几名法警押到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然后躺到屋子一侧的单人床上。这是一间空旷的房间,四壁雪白,除去一张单人床外别无外物,特别之处在靠床的一面墙壁上开出了一个小窗口。平躺下的成瑞龙把一只胳膊伸到窗口外的另一间屋子里,之后,负责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开始用剪刀剪开他的衣袖。
成瑞龙两眼直直盯着头顶上白色的天花板,肃穆的房间里只能听到布料被撕剪的“嘶嘶”声。
此刻的他在想些什么呢?站在一旁的我无从得知。他的脑海里是否会回想起数十年来杀害过的十几个人呢,是否会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表示歉意?虽然这句“对不起”他从未开口对这些受害者说过。
过去十余年间,他一直是背负十三宗命案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
1995年,他伙同他人敲诈广东佛山市某海鲜店老板,勒索20多万,后逃至桂林。
1997年,他伙同他人抢劫广西桂林某房地产商,并将其用刀捅死。
1997年,他伙同他人潜入湖南株洲富商李某家欲盗窃,被发现后,将李某及妻女一家三口杀害。 1997年,他潜逃至浙江湖州,在市民沈某家门口抢劫,致成夫妻二人一死一重伤。
1998年,他伙同他人在广东肇庆抢劫并杀害一名刚从证券交易所提取现金出来的储户。
1998年,他开枪打死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民警姜明华和邓勇坚。
1998年,他开枪打死广西桂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白华恩。
1999年,他开枪打死重庆南岸区南坪镇治安员王光禄。
1999年,他在江西大余盗窃并奸杀一名初二女生。
2001年,他伙同他人在江西信丰县曾某家抢劫,被发现后,将曾家母子二人杀害。
……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也许,这些罪孽的细节只能被猜测而不能被记叙。或许他因懊悔而留恋尘世,或许他还在回忆生命中仅有的温暖片段。然而,正如他曾经写给他的辩护律师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地球人都知道我是怎样的下场!”
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先给他注射了一些麻醉药,过了大概几秒钟,又给他输入了特定针剂。两分钟过后,仪器上的指示灯显示,针剂已经完全输入到他的体内,几秒钟后,仪器“滴”地一声响,意味着成瑞龙的生命从此永远消失于人间。
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表情都非常凝重,难言的感触弥散在寂静的行刑间。戴着白色手套的法医来到成瑞龙面前,用手翻开他的眼睑,仔细察看他的瞳孔是否放大,鼻孔是否还有余息。前来监督死刑执行的检察官,待法医验证其死亡后,在死刑监督笔录上签名。
在死刑执行前,我清晰地记得成瑞龙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他在法庭宣布死刑复核决定后脱口而出的,他问:“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来?”法庭对他解释,一则他的家人不愿意出现;二则在死刑执行现场也不适宜让家属观看。
其实,他的这种时而冷酷时而温情的举动,在我追踪此案一年多的时间里交织出现,一方面他是身负13条人命的杀人犯;另一方面他好像很重情义,例如坚持要看到情人的照片才肯供述,庭审时也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家人是否到场。
在他的身上,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偏执——只遵照自己认可的原则,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也许,这种执拗从童年开始就已经主导了他的人生,令他一错再错,永不回头。
“肥仔”的童年
我曾经多次与成瑞龙面对面交谈过,他跟我谈起过自己的家乡粤北革命老区连州旱冲村。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可以感受到曾经发生在那里的人与事对他的印象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走向。
后来,我来到了这个村庄。眼前的旱冲村,弥漫着淳朴悠远的气息和意境,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村庄里一片宁静。
他的父亲成方平(化名)做旱冲村的一村之长多年,因处事公正而很有些威望。他平时种烟叶,一亩能有八百块钱的收入,同时也做点小生意,家底虽不算很殷实,但因为他的精明能干,一家人倒也过得还不错。
成瑞龙的名字就是父亲给取的,“瑞”象征着吉祥如意,“龙”意味着他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因为小时候的成瑞龙很胖,当地人称其为“肥仔”。但是,成方平慢慢地感觉这个孩子离他的寄望越来越远。成瑞龙昔日的乡邻们断断续续给记者讲述了一些他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每逢在外跟人打架,不管打赢还是打输,成瑞龙都默不作声地回到家里,即使脸上挂彩或是胳膊腿脚受伤,他也不吭一声。但这一切总瞒不过父亲成方平的眼睛,毕竟总会有家长向作为村长的他投诉关于成瑞龙的“光荣事迹”的。每每此时,成方平就会罚成瑞龙跪木凳子,让他“认错”再起来。
乡亲们每每都能看见成瑞龙跪在高高的木凳上,倔强的小脖子像正情绪激昂地参加战斗的小公鸡一般笔直地挺立着,纹丝不动。乡亲们的心肠也是软的,便在一旁劝成方平说:“算了,别让孩子受这罪。”又反过来劝成瑞龙:“肥仔,你就认个错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是?”
母亲也看着不忍心,便偷偷把他拉起来。可成瑞龙的脖子挺得更直了。他就这样跟父亲成方平较着劲,寸毫不让。
他不能受制于父亲的权威,虽然他还小,可是已经懂得了要掌握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庄的绝对主导权,就决不能服软。看着成瑞龙长大的邻居认为,他把对父亲的低头看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十二岁时,他跑到亲戚家挂了一个大沙袋。放学或放寒暑假,他就跑到这个亲戚家去练拳。他从小就喜欢捣鼓些拳术之类的东西。那时候电视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还是件非常奢侈的物品,所以拳术这类东西都是他从小朋友们传阅的小人书里得知的。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向往自己能成为像小人书里所描写的那些英雄侠客们一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功夫去行侠仗义。
应该说,成瑞龙命运的第一次转折,是他因在学校跟校长的女儿恋爱和在校表现差而被学校开除。
被学校开除后,成方平思考了很久,终于决定让成瑞龙去报名参军。参军是彼时当地农村孩子失学后都会考虑的一条出路。成瑞龙还专门针对考核项目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体能训练。到了真正考核时,他在很多项目上的测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可到公布录取结果时,他却意外出局。而一个同去参加考试、测试成绩不理想的人却入选了。这让成瑞龙感到非常愤怒,当时他就伤心得哭出声了。
“当兵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梦想。如果说我真的不行,那还可以,但是有人比我更不行,却都可以,让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就是有关系好多事情也能摆平。”成瑞龙对记者说。
在后来的采访中,成瑞龙也给我反复提及这两件事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被我非常信任的老师欺骗而被学校开除,以及在征兵过程中被别人挤下,这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最大。也许从这两件事以后,我就慢慢开始对社会有些排斥和憎恨的感觉”。
他当时感到自己“被放弃了”,也“彻底失去对老师和学校的信任”。
成瑞龙初中时的班主任黄明(化名)谈起这个学生,说自己感觉非常尴尬, “读书时候的成瑞龙,他可能不是一个好孩子,但绝对不是一个坏人。他很调皮,经常惹事,但对老师都比较尊重,我教的是数学课,他一直很想在我面前表现自己。他成绩比较差,但很聪明。”黄老师接着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他如果再读几年书,人生也很难说得定。”
“当时有个姓潘的伙伴对我后来走上犯罪道路的影响也挺大的。我那时候读初二,他应该比我大一两岁,是我的一个同学。” 成瑞龙说。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姓潘的应该是有意接近我、跟我玩的。他向我传授一些诈骗、盗窃之类的犯罪技巧。他看到我爬上爬下很厉害,就叫我去爬107国道上的货车偷东西,后来我就上了他的道。1991年时,我偷到了一两千块钱。后来,只要一有‘内线’看好的作案地点和对象,姓潘的就会叫我去偷。后来我感觉他是把我当做了为他作案的‘工具’来对待和使用的。”
在同村人看来,成瑞龙性情非常暴躁,但为人很讲义气。提及“肥仔”的经历,乡亲们无不叹气,他们记得“肥仔”被学校开除后去佛山打工,骑着三轮车收废品,赚了一些钱,少的时候一天能挣几十块,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来块钱,他还把他哥带出去帮忙打理废品收购站。当时村民们都想,照这样下去,有一天成瑞龙会做老板的。
“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也许当年那个在佛山骑车收废品的少年会在爬坡的路上猛蹬几下,熬过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许昨日被学校开除的“坏孩子”会成为今天一个事业有成的老板,而非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但是,现实永远没有假设。
“我也想过,如果我没有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走错了,想这些也没有用。我想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还是因为我太急功近利了,想着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来钱快点。”在看守所里,成瑞龙对记者说。
1993年,20岁的成瑞龙因盗窃被劳教,这之前女友姚林(化名)已经怀孕。当时家人劝她打掉这个孩子,可是她坚持生下了这个孩子。
1996年的五六月份,等到成瑞龙从高墙出来重获自由时,儿子已经一岁多了,而姚林此时也在做着一点小生意,他回到老家旱冲村的当天,抱着曾与自己早恋、并与自己有着事实婚姻、还给他生了孩子的姚林哭着说他对不起她娘儿俩。当时,她劝他痛改前非,从今以后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挣钱养家。他满口答应,可是没安分几天,他又跑去找以前一起瞎混的那帮人,她便对他感到有些失望了。
也许,在他人看来,那是一群酒肉朋友,但是在成瑞龙的心里,他们是无话不谈、生死与共的“兄弟”。简单的“兄弟”两个字承载了成瑞龙太多的复杂的情感。
1996年年底,他就和 “发小”兰启荣重回佛山。因为当时二人都没有工作,他们就常常和在饼屋打工的同村兄弟成胜聚会聊天。在交谈中,兰启荣和成胜都跟成瑞龙说没钱花,想搞点钱花花,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开始到处寻找作案目标,成瑞龙还叫上同村的成海芳一起干。
有一天,三人游荡在佛山街头,当路过佛山南海某酒店后面的海鲜冷藏厂时,成瑞龙看到老板桌面上放了一叠钱,当即就对兰启荣说,“这个老板可能很有钱,我们不如搞他!”
锁定目标后,成瑞龙按照影视剧中常用的套路,叫兰启荣去踩点,跟踪这个老板从而摸清他的活动规律和住处,自己则着手准备工作,买了几把刀和黑色女式裤袜。
半个月后,成瑞龙他们开始动手了。他们将老板妻儿绑架到隐藏的地方,然后和海鲜店老板就赎金问题讨价还价,老板最终愿意出二十万元。成瑞龙跟该海鲜店老板谈好价钱后先走了,走之前他对那老板说,“不准报案,也不能迟于明早九点交钱,否则你等着帮你妻儿收尸!”
成瑞龙下楼后就在海鲜店老板家附近等着,暗中跟着老板,看他有没有报警,后来见到他开着小货车回店铺拿钱去了才安心。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老板带着二十万元现金按照他们约定的地点交钱。
成瑞龙不知老板在筹款过程中,考虑到家人的安全,已打电话给两个亲戚,通知他们到他住处楼下守候看护,如果绑匪收钱之后不放人,就要这两个亲戚与绑匪搏斗救人。所以,海鲜店老板将钱交给兰启荣后,就与亲戚们在住处楼下守候,等兰启荣和成胜走下楼后不久,他们就冲上去合力将走在后面的成胜抓住,并通知了派出所。
这就是成瑞龙口中所说的“第一次干大事”。这次犯案得逞让他得出一个结论,即通过绑架,可以更安全地获得钱财,还不会损害对方生命。
但是,也是这一次大事,让他“损失巨大”。不久后,成胜被判处死刑, 1996年5月27日,警方在连州市大路边镇抓捕成海芳时,因其拒捕而被当场击毙,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下子失去两个“发小”,这令成瑞龙很有些悲伤。而这种混合了愤怒与仇恨的悲伤,在日后逃亡的日子中愈加明显,并始终与一种漂泊天涯的孤独感相伴。
逃亡生涯
成瑞龙从未想过要去投案自首。在他看来,抢劫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一旦被抓,等待他的将是无尽无涯的牢狱之灾甚至是死刑。
这源于他的内心藏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逻辑,即一旦犯罪了,就不能回头了。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法律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尽管法律设置了后退之路和后退的余地。从立案、拘留、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到判决各个刑事诉讼环节都给人留下了后退的机会与选择。
但是,成瑞龙下定了决心,从此以后哪怕天涯亡命,也绝不能让警察逮着,绝不能坐以待毙,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从此,他与“发小”兰启荣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这一路,他们东躲西藏。成瑞龙每天都通过报纸观察佛山海鲜店老板被抢案的破案进展,心里像是安装着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一路上为了躲避警察,他和兰启荣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他们爬过火车,甚至爬过客车,偷过自行车,也偷过摩托车,因为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搭乘任何交通工具。衣兜里揣着抢来的十几万元却不敢花,也不知道怎么花,还生怕被人发现识破,更害怕遇到“同行”来个“黑吃黑”。一碰到穿警服的人他们就赶紧把脖子缩起来,把头藏在衣领里,或者用报纸挡住脸,低头匆匆而行,或者扭头就躲,恨不得自己能变成隐形人才好。
一路东躲西藏,成瑞龙和兰启荣终于到了广西梧州,之后又到了桂林,到桂林后,两人以杨光华(化名)的名义将抢来的14万人民币存进了农业银行,一万港币存在了步步高银行。
第一条人命
在桂林,成瑞龙和兰启荣在风景优美的七星公园附近租了房子。在放肆挥霍着抢劫得来的十几万赃款的同时,成瑞龙开始感觉到这样连高声说句话都害怕的日子太单调和乏味了。
不久,成瑞龙在一桑拿店邂逅了后来被他视为红颜知己的李小如(化名),两人很快同居。成瑞龙告诉记者,与李小如在一起的日子是非常幸福而温馨的。这些美好的记忆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让他一遍遍回味不止。以至于在后来侦查机关对他的审讯中,他要求警方提供李小如的照片,这样他才愿意配合审讯,否则不说话。
但是,这种既有爱情相随又有友情相伴的短暂的甜蜜被无意中打破了。
1997年4月的一天晚上,成瑞龙和李小如正在熟睡当中,当地警方来到他们所租住的出租屋进行突击检查,并询问了李小如所从事的职业。当得知李小如从事桑拿按摩之类的职业时,警察把搜查出来的李小如的二万多元人民币作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收缴了,而他们租住的屋子也因涉嫌卖淫嫖娼被查封了。就这样,成瑞龙和李小如的生活便变得朝不保夕,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窘迫的生活让成瑞龙和兰启荣决定重操旧业。偶然情况下,成瑞龙听说李小如姐姐的李老板很有钱,他和兰启荣就决定密谋绑架此人,他想,绑架房地产老板后,一定要勒索1000万元,然后拿着这笔钱潜逃出境,从此“金盆洗手”。
1997年4月14日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成瑞龙和兰启荣两人潜入李老板居住楼房对面的楼中,凌晨一时许李老板一回来,两人就在楼下堵住了他。兰启荣拿刀顶住他的胸口,后又用铁链从后面反绑他的双手,但对方拼命反抗,兰启荣朝他的肚子捅了一刀,然后又连捅了好几刀,直至他倒在地上不出声为止。
这就是成瑞龙身上所背负的第一条人命。
成瑞龙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情虽然已过去了十几年,但由于是第一次干这么‘大’的事,我还清楚记得那晚的情景。”
之后,忐忑不安的成瑞龙时时刻刻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打听这宗命案破案的进展,比如他会拣报纸来看,或者路过报摊或书摊时,他会装作要买报而翻看有关消息,或者趁着在饭店吃饭时看饭店的电视新闻等。
他之所以要在后来的案件中把当事人统统杀害,正是出于这种他自己所声称的“自我保护”的需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留下活口,任何一个他染指过的被害人,只要他们活着,那么就会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因为他们的生存很可能会让他的行踪和罪行得以暴露,那么等待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13年后,成瑞龙说,“这是我最后悔的一次犯罪。兰启荣失手杀了人,导致我没有了回头的余地。”但无论当时还是此后,成瑞龙说他都没有过多责怪兰启荣的意味,“事情已经这样了,干脆干到底。我又拿刀在他(李老板)背上狠狠捅了几刀,就跑了。”
第一条命案之后,成瑞龙开始“大开杀戒”。
1997年4月13日,成瑞龙和兰启荣逃窜到湖南省株洲市,残忍地杀害了李建敏(化名)一家三口,共抢得现金8万余元,金银首饰若干。
1997年的9月份,成瑞龙、兰启荣流窜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在这里入室劫杀了沈姓夫妻二人,值得庆幸的是,事后受重伤的妻子经抢救而挽回了生命。
1998年,在仔细商讨好各种应对抓捕的逃亡预案后,成瑞龙与兰启荣曾一度悄悄潜回桂林,与各自的女友团聚了。关押在看守所的成瑞龙曾无比怀念地对记者讲述跟李小如在一起度过的那段虽然短暂却带给他一生温暖的记忆的时光,他说,在自己短暂人生中最最温暖和最像“家”的美好记忆都是她带给他的。
这些温情的话语也在后来的讯问和审判中得到了印证,令我印象深刻。
例如,在民警对他的审讯中,他要求民警提供李小如的照片,否则不配合审讯。在庭审中,当公诉人当庭宣读了其女友李小如的证词时,成瑞龙当庭承认,还连连声称“这不关她的事”,极力表示出对于女友李小如的维护。
其实,李小如并不知道成瑞龙的这些犯罪事实,成瑞龙也从未打算告诉过她。
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始终是孤独的。除了兰启荣,没有人能让他放下防范和警戒。他无疑是爱李小如的,但他无法让她走进他的世界。
寻枪
审视成瑞龙的犯罪历程,1998年是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他拥有了一把枪。
“只要有了枪,碰到警察都不用太害怕了!”他是这么想的,兰启荣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还懊悔,如果当时成胜和成海芳手中有枪,他们也不至于被警察抓到而被判死刑或被击毙。也就是这把枪,成为他们日后制造几起血案的重要武器。
编号为1809519的手枪主人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警察李桂。
最初发现“枪”的是兰启荣。1998年3月,成瑞龙和兰启荣逃亡到广西北海,兰启荣说自己发现了一个老警察一个人住在一栋楼里,身上有一支手枪,成瑞龙便让兰启荣留意老警察的行踪。
没过多久,兰启荣说他已经把枪弄到了手了。成瑞龙后来交代,“为搞这支枪,兰启荣杀死了那名老警察。”
成瑞龙常常仔细端详着这把被他视若心肝宝贝的枪,枪把上刻有“七七式”字样,还有一颗五角星,他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把枪,连睡觉都不放下。
自从得到这支枪后,他一有空就偷偷拿出来练习射击,随着练习的次数越来越多,也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推移,他的枪法越来越娴熟,瞄准的精确度也越来越高。后来他在一次入屋盗窃时,竟然偷到了7发子弹,这更让他喜出望外,他感觉自己的胆子也好像比从前大了许多。
1998年5月16日,广西肇庆。成瑞龙和兰启荣在守候在证券交易所门口,跟踪并枪杀了一名市民,并抢走了他白天提取的10万元现金。
有了枪,又有了钱,成兰二人决定回佛山找南海海鲜店老板为死去的发小报仇。
1998年5月22日晚上9时多,两人在佛山亲仁西路刚下车,就遇上警察盘查。自觉心虚的成瑞龙枪杀了民警姜明华和邓勇坚。
从案发现场的另外两名警察的证言来看,成瑞龙枪杀警察的动机非常恶劣。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拔枪射击警察。他拔枪的速度之快和枪法之准超乎想象。每次射击,他都选择枪击要害部位——头部,而且枪枪毙命。
如果最初的杀戮还有一丝出于良知的犹豫和慌乱,现在的成瑞龙已经无所顾忌了。“杀一个人是杀,杀两个人也是杀。”对他而言,差别的不过是数量而已。
“他们只是看到表面,他们觉得这么多年确定我比较疯狂,他们也不知道每个案件(我)都不是真心要杀他们,只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不是第一时间就想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让他们叫唤,结果全部人都知道,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你往那个方向跑,是个什么人,那就完了。”
可见,成瑞龙此时已经在内心形成了一种逻辑,即保全自己的性命大于一切。
之后,公安机关立即通缉抓捕凶手,成瑞龙和兰启荣两人分开逃跑。
几天后,兰启荣在南昌落网。1999年,兰启荣被执行死刑。
仇警情结
“发小”兰启荣的死对成瑞龙是个很大的刺激,在与他面对面的几次采访中,他屡屡说起。
在我们的眼里,兰启荣不过是成瑞龙的“作案同伙”、“帮凶”,但是,在我听到的成瑞龙的多次讲述中,兰启荣是他这辈子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朋友”。
上学的时候,兰启荣是成瑞龙的同桌。兰成绩很好,但成瑞龙成绩不好,兰就经常在考试时帮他,两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他对我最信任。如果有什么生意叫他打理,他还行,但他确实不是做这行(指犯罪)的料,因为他比较容易紧张。他比较依赖我,什么都听我的。我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比较正确、比较好,比如当时我对第一宗案件的处理方式和逃跑时设计的路线,他都很佩服我。还有一些如何寻找作案目标和一些作案技巧等等都是我传授给他的。”成瑞龙告诉记者。
“我到佛山来时,他也毕业来了佛山。开始我买了个三轮车收废品,后来有一次我眼睛受伤了,兰启荣就带我去医院,还交了五百块钱看病。住了一天一夜的院,医院说要收一万块钱,我跟兰启荣说我宁愿瞎了这只眼睛都不治了,他坚持要治疗。”从此,成瑞龙一直很对兰启荣不离不弃,放言“有钱吃饭,没钱睡大街。”
然而,这一切所谓友情的积淀,并没有澄净成瑞龙的心境,而是滋长了他的仇恨。兰启荣的离去让他更加孤独,甚至长时间他也找不到可以说上一句话的人,他最终把这笔“血账”算到了警察身上。在逃亡期间,他只要看到警察巡查,就开枪射击,毫不留情。
1998年5月31日下午约四时许,广西桂林,成瑞龙经过一家酒店门口时,看到有人盯着他,他感觉那是“便衣”,便往前走了几步,当听到有人在后面大声呼喊,“站住!我们是警察!”时,他马上掏枪射击。桂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副大队长白华恩在这次遭遇中牺牲。
1999年春节,成瑞龙在重庆市郊区的一家储蓄所行窃后,在等候公交车时引起了一个治安队员的怀疑,治安队员叫他拿身份证出来。他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前走。快到巷口另一端时,这个治安员呼叫其他队员在巷口拦截。这时,他突然从裤兜掏出枪来,向其中一个治安员头部开枪,在这次作案过程中,头部中弹的治安员经抢救无效死亡。
他为什么如此痛恨警察?在采访中,他坦率地说,自己小时候其实对警察这个职业是很敬畏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对这个职业的看法。
读初二时,成瑞龙老家邻镇有一个姓王的警官,有一回他跟成瑞龙的一帮同伴发生了冲突。晚上,这个警官到成瑞龙的家中声称被成瑞龙打伤了,要求他爸爸赔钱。王警官威胁说法院里有熟人,可是成瑞龙不服气,即便他爸爸答应赔钱,他还是放话说:“明早法庭见”。当天半夜,几个人闯进成家,抓走了成瑞龙。被抓后,成瑞龙遭到了王姓警官的电棍击打。
“我那时还小,从没有尝过电棍的滋味。我被他电完就瞪着眼睛很气愤地望着他,他就把我关起来。我的力气比较大,半夜时我用力把用来关我的铁栏杆掰弯,然后逃了出来。我怕他又跑到我家里去抓我,所以我就跑到山上去,好几天都不敢回家。”
他说当年在劳教所也曾被看守用警棍击过,这一切让他更痛恨警察。所以,他在作案过程中一遇到警察就毫不犹豫拔枪射杀。他感觉自己杀得特别痛快,觉得这个世界上少一个警察,自己就少一份威胁,也多一份安全感。
化名“周全”
“随着逃亡日子的不断增加,也随着杀人越来越多,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冷漠,还产生越做越大的欲望。”成瑞龙说。
1999年七八月份,成瑞龙发现江西大余县一家宾馆的防盗意识非常差,他便进了这家宾馆旁的一个房间伺机作案。大概一个小时后,他强奸并杀害了房间里的一名初二女生。
2001年8月,成瑞龙潜逃至江西省信丰县,他和同伙“小九一”潜入一对母子睡觉的三楼卧室,试图盗窃。在扭打中,两人合力将母子二人一并杀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案发后,成瑞龙把这位母亲的尸体移成横卧在床的样子,再把她的睡衣裤脱掉,伪造成强奸现场,试图扰乱侦查视线,这说明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了。
事后,当我提及这个案子时,问到他为何要杀死手无寸铁的母子俩时,成瑞龙说“你要懂得这一点,什么是后患无穷,还有危险重重呢?”
“你认为你自己还有良知吗?”我追问。
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我肯定还是有良知的,只是当陌生人的生命与我自己的生命相冲突时,我肯定会选择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这是无奈的选择,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认为被抢劫的人极力反抗是最愚蠢的。”
一边逃亡,一边杀人,成瑞龙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他很清楚那一天终会到来。
2005年1月18日凌晨,成瑞龙和一个“朋友”到江西龙南县盗窃巨额现金后,在公交车上遇到警察盘查,成瑞龙迅速拔刀向一名警察刺去,那位警察躲避不及,从脸颊至耳际被成瑞龙狠狠刺了一刀,重重地倒在车上。另一个警察见状,便冲过来与成瑞龙展开搏斗,被成瑞龙刺伤手臂。成瑞龙趁乱下车逃跑。手臂受伤的警察下车捡起路边的砖头,成瑞龙的头部被砸中并昏厥倒在地上。由于警方未能查实他的身份,他因抢劫罪以化名“周全”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在江西一所监狱服刑。
2009年5月20日,公安部下发了佛山市公安局提供的成瑞龙相关信息A级协查。5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接到公安部对重大逃犯成瑞龙协查通报后,立即部署全省刑侦技术部门展开协查。5月24日,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察刘轩平(化名)通过全省信息系统进行查询时,发现罪犯“周全”很像成瑞龙。最后,经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专家反复核查,确认“周全”就是公安部A级通缉嫌疑犯成瑞龙。
获悉情况后,佛山市公安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连夜赶赴江西南昌,对成瑞龙的信息进行精密核对,通过指纹比对和识别,终于锁定了成瑞龙。
“死要面子”的庭审
2010年1月7日上午,佛山的天空阴沉沉的,成瑞龙的审判在佛山市中级法院刑一庭举行。
开庭前,成瑞龙对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穿上新衣服,戴上眼镜,并把头发打理整洁才愿意出庭受审。于是,成瑞龙的老父亲和哥哥便为他买了黑色休闲服和一幅平光眼镜,并通过看守所人员转交给他。
1月18日,成瑞龙在给他的辩护律师任小宪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人不管怎样在临时之前都想有个不错的形象!正所谓‘死要面子’吧!哈!哈!!”
对此,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尹戟分析说,“臭美来源于他知道社会对他评价不好,他想要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标榜自己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罪犯那样邋遢,而是讲究、干净的。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不应该给他穿得那么好,但我想说,人之将死,给他一点最后的人性的关怀未尝不可。”
成瑞龙庭审后告诉我,他在庭审中曾频频回头朝旁听席上张望,因为他是从看守所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他的早已发誓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的老父亲和哥哥要来庭审现场,所以自己一再回头张望,但并未看到他们。
事实上,开庭当天,两鬓斑白的成方平和成瑞龙的哥哥成瑞凌(化名)出现在了庭审现场,只是坐在旁听席的左边,而他一直回头张望的是旁听席的右边。
“能看到一些亲朋好友,我就觉得高兴,说实在的,我并不是说怕审判”。成瑞龙说。
他曾告诉媒体,自己逃亡十余年,老是被噩梦惊醒。但面对广东媒体,他微笑道“从不做噩梦”。他说,自己是个“死爱面子的人”。他的神情很是镇定,时不时还笑一笑,他的语调很是平缓,仿佛他一手造成的这些带着浓浓血腥味的案件只是一场自娱娱人的小游戏和小电影!
庭审中,他还不时地用穿着白色李宁运动鞋的脚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翘着二郎腿,显得悠闲自得。时不时,他会回头在旁听席的人群中搜寻着什么,面带着阴柔味十足的笑意,让旁听席上的人们大为愤慨和不解。旁听席传来小声而愤怒的声音,“亏他还笑得出来!”
他言语简单,态度冷漠,语调平淡,人们从他平淡的语气中丝毫看不出他有悔恨和反省之意,这是让人们无法理解的。他甚至放言:“人只有一次生命,自己的生命最大,我为了能活着,必须杀人!”
事后有记者采访他,问他当时的笑是不是刻意为之,他回答,“没有什么装的,其实很自然,在发现我真实身份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微笑,发现身份的时候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都保持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当我问他,对别人称呼他为“杀人狂魔”如何看待时,他说,“我们这些人,是遗臭万年的名。”
几次与成瑞龙面对面
2010年1月7日,成瑞龙案一审开庭,佛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区赞权、公诉科科长陈雷、副科长徐磊、承办人赵曦出庭支持公诉,由区赞权副检察长宣读起诉书,仅起诉书就宣读了一个多小时!
庭审中成瑞龙惊人的记忆力让人们讶异不已,因为他在回忆和诉说起这十多桩血案时没有一丝慌乱失措,任何一宗案件的任何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他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去砍杀被害人的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要知道这些案件有很多是发生在十多年以前的!
2010年2月21日上午,成瑞龙案一审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成瑞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7月10日,成瑞龙案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之后,成瑞龙一直关押在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
在追踪成瑞龙案件的过程中,我曾经几次跟着案件承办人赵曦采访成瑞龙。记得有一次,正值南方寒意料峭之时,我们一行不得不在检察制服外套上大衣。为了拍摄需要,我们一行人脱下大衣,身着检察制服,这个空当,坐在对面的成瑞龙笑着对三位工作人员说,“天气冷呢,美女帅哥们别冻着了。”
这让我们心里感觉到些许无奈,人性本善,纵使再如何凶残的杀人狂徒也还是在内心深处某个地方保留了一丝温情。
得知前一天是他的生日,我们便问看守所是否给他加餐,他非常开心地笑着说,“是的,他们给我炒了几个小菜,很好吃!”然后我们又问他,“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对你还好吧?”他又非常高兴地笑着回答说,“管教他们都对我很好,很温和。”随后他话锋一转,“说实话,要是他们待我很粗暴,我要是有机会出去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要是以前我服刑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能待我这么好,我也不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他问我为何要采访他,我说我想围绕着他的故事写些东西,他很是高兴的样子。他的这些表现让我有些困惑,我猜想,他是不是很期望有人能走进他的心底去探寻真实的他?在我对他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显得很有倾诉欲望,对此,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佛山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尹戟的解读是“因为他非常地孤独,他的内心被压抑了这么多年,他需要找个出口,需要这种倾诉的方式。再说,他觉得‘时不我待,去日无多’。”
死刑执行的日子
2010年11月2日是成瑞龙面临死刑执行的日子,我随同陈雷科长、徐磊副科长、曾宇辉主诉一同前往佛山市禅城看守所,当天与成瑞龙一同执行死刑的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成一出仓见到这个小伙子,便带着轻松的笑意很是洒脱的样子冲那小伙子打招呼,“嘿,你犯了什么事情啊?告诉我你的名字,咱们地下见!”
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被他这句话弄得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他此刻是真洒脱还是装洒脱,抑或他早就在脑海中设想这个日子来临的情形有千遍万遍了吧。
在执行前,他和其他几个犯罪人被押到佛山市中级法院,听取宣判。
宣判结束后,我和法院的书记员各自拿着笔录问询他是否有遗言,他说:“我的家人今天没有来,我认为这一点是让我心里很难过的!这是我写给我孩子和妻子的信,叫她等今后孩子再长大一些后交给他读,现在不要给他看。我在看守所还有一些衣物请寄到我家去……叫他们自己管好自己吧,我只能这样了。”
我真想问问他有没有继续写他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记得第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叫同仓的人帮他写自传。但最终,我没有问出这个问题,我想,那也已经不重要,一切都过去了。
今天,当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再次回忆起历时一年多来跟踪此案的整个历程时,我依然感觉到深深的无奈与悲伤。这悲伤不仅仅是为了那些不幸而无辜的魂灵与英年早逝的英雄们,也因为成瑞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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