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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曾向毛泽东表示,愿意辞去党政职务,带着全家到陕北种地。但这次。他没能如愿地为自己选择生活方式。
1948年12月,法国摄影师布列松接受美国《生活》杂志委派,从印度经仰光飞抵北平,开始了他为期10个月的中国之行。
这10个月里他经历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洗礼。
在北京他记录了故宫的晨雾,以及清朝最后一个太监。这个城市表现出一股特有的气定神闲,商业照旧,生活照旧,天坛门口打太极的老人照旧,丝毫不见政权交替前夕的紊乱。
慌张的是特权者。《北平日报》记载,漂亮的小轿车不断地开进南苑机场,一批批地飞了。有特权的人开始脱下轻裘,换上布衣想以“革面”代替彻底的“洗心”。
在北京,布列松停留了12天,赶在解放军包围之前乘飞机飞赴上海。用他的话说搭乘的是“最后一班”飞机。
与北平形成反差的是上海的动荡、仓皇和混乱:哄抢米店的饥民,拥堵不堪的苏州河,抢购黄金的人潮,骑自行车携带大捆金圆券的市民,还有在胜利花布的广告下孤独的国民党军士兵。
在北京,军统出身的马咏春,头一天悄悄送走在国军里的大儿子,接着就期盼着小儿子和解放军的进城。
马早有想到国共交战的这一天,因此他当年颇有头脑,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
马家是旗人,祖上是吃俸禄的。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份的时候,自然就是大地主。
而在商界,离去的代价或许更大。在杭州世代经商的陈道彰没有选择离开,“虽然我们也是资本家,但对国民党也很反感,没地方逃,不如静观其变。”
被禁锢的生活细节
而另一方面,生活的不适应却随之而来。
1949年3月24日,北平文管会下令暂停了55出反人民的旧剧。其中《贵妃醉酒》被定为提倡淫乱思想,而《四郎探母》则属于提倡民族失节和异族侵略思想的。这距离进城刚刚两个月。戏迷们捧角、扎场的生活率先被打破了。
而对于艺人们来说,刚刚在现实中翻身做主,但对于新社会,换思想的概念却始终不强。
在山东,京剧老生李和曾给农民们唱《花田八错》《马义救主》,一腔子忠孝节烈,却被台下的群众们起哄,说他是为地主服务,为啥不唱《白毛女》。
回到北平,他唱《逍遥津》里曹操逼宫汉献帝,台下的观众们叫好,他心里没谱,唱到《进长安》里闯王败走,台下的还是叫好,他更是捏汗。
在他当年的日记里,他写道,我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为农民起义抹黑了……
到了1949年的10月份,北平的《新民报》对北京茶馆的日益没落拍手叫好。报道说,评书艺人为了改造自己学习新的东西,已经向茶馆开始辞活了。而“祥子”们和前朝遗老也没有充裕时间再去茶馆打发闲暇的时间了。政府组织了频繁的会议、政治学习、以及运动动员大会,这一度成了新政权的特点和标志。
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提出将28家舞厅改变成28家工厂的口号。舞女们打算把舞厅办成纱厂。在这个城市街谈巷议的话题有,小学停止读英语,新社会不许欺诈,醉生梦死应该猛醒。
到了1949年4月,眼看天津城内的经济不见丝毫起色,公私矛盾和劳资关系愈发紧张。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委托刘少奇赴天津解决问题。
刘少奇到了天津说,剥削还将持久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不能完全取消,还有其用处,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利于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于是,天津局势稍稳。
当时文艺系统的接管在天津也是颇多争议。问题主要纠结在禁演旧戏和关闭舞厅上。官司打到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的戏,有争议,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组织里的城市
城市的确是个抽象词。如何有效地组织城市,而不是简单地进入,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按照苏联的现成经验,新政权决定将城市居民被分为两部分;有单位的人和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的人占到了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半。
针对没有单位人的管理,新政权用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照搬苏联的街政权组织,另一种就是居委会。
居委会和街道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比如打扫街道卫生,宣传来自上级的各项运动。同样,居委会和街道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后来,他们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去或者限制他们多生育。
到了后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和居委会、街道发放。
新政府的组织方式所造成的积极效果有目共睹。它们包括:说话算话和效率高。在极短的时间解决了此前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比如,吸毒、乞丐、卖淫、扒手、秘密社团敲诈勒索等等。这一点在上海尤其成功。
1950年,这一年上海、北平、天津报纸上最多的市民新闻包括以下几类:都市小姐变成革命战士,青年绅士投身革命熔炉,一个少奶奶的转变以及一个妓女的清算。这充分体现了新社会对于城市人口改造已经进入了正轨。
1950年以后,全国掀起削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影响的运动。
美国电影被取缔,收听美国之音是违法的,西装和旗袍被拿在一起批判,因为它们充满“资产阶级的情调”;流行的服饰开始向中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宁装转变。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把高跟鞋、皮货、美式夹克偷偷收藏起来或变卖出去,化妆品从女性的脸上消失。
从经济上说,到1952年后期,70%到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和合作社的总营业额达到了50%以上。从组织上说,在群众运动种大批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培养出来,由于此前的整党,中共积攒了力量,到了1953年党员达到了650万。
同样,他们也赢得了民心的广泛支持。
被集体化的乡村
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农村正在经历着土改,和土地的再度深翻。
在毛泽东看来,摧毁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是土改的主要目标。但在农民眼里,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原始愿望。
但随后不久他们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他们手里的土地走向了被集体化的整合。
1952年政府试图让农村集体化--的道路分为三步实现:第一步,根据自愿,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生产合作社;第三步,根据自愿组成高级农业合作社。
但农民是否真的“自愿”?对普通农民来说,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与他们追求的美好安定生活的基础背道而驰。在旧社会,每个中国农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拥有土地,这是他们的传统,“三人一条心,地也变成金”。
凤阳县的互助组是从1950年逐渐建立起来的。当年全县仅有几百个互助组,从1952年开始,互助合作的运动开始加快,小岗互助组第一次诞生了。
到了1955年底,小岗已有34户,除了一个34户的互助组外,其余30户仍然坚持单干。
就在建国短短7年的单干时期,小岗的经济得以较快地发展。“盖新房、娶新娘、穿新衣、吃陈粮”,成了小岗人建国之初新生活的标志。
到了1955年,在对“小脚女人”的一片批判声中,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小岗村开始从互助组向高级社发展。
1956年春天,从县上来了干部,动员小岗人加入高级社。严峻昌的父亲严家其记得,在动员大会上,一位姓黄的干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农业合作社是桥梁,只要走上这座桥,就可以上天堂。而天堂将分三步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当时这个干部说,你们小岗人大多没办互助组,没办初级社,现在你们要从单干一步上天堂。
面对动员干部的动情之语,小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对加人高级社之后的天堂之路,他们是期盼的,但高级社要无偿要回他们的土地,却让这些农民犯了嘀咕,土地证才拿到手不到4年,还没有“捂热”又要上交了。因此任凭干部们千言万语,小岗人还是犹豫的。
面对这个局面,下派的工作组放弃了“自愿”的原则,开始采取一些强迫的手段。他们宣布,凡是不愿人社的,团员要开除,贫下中农要“提高成份”,贷过款的,要立即归还。接下来各个击破的办法,重点突击不愿入社的农民。
到了这一年秋天,小岗全部34户人都加入了高级社。入社前夜,生产资料要汇总,小岗农民都开始偷偷地把自己的牛杀了,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财产无偿收归集体,纷纷采取“光着身子入社”。这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天特别冷,又冻死了很多牲口。当时,大批的耕牛死亡,成为小岗人最深刻的记忆。
这一年年底核算,小岗人第一次变穷了。他们普遍比上一年每天收入少了2毛钱。收入的减少让向往“天堂”的小岗人开始动摇了。这一年小岗向国家交了4万多斤粮食,这是合作化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此后23年来的最后一次。
由于经济收入的减少,到了1957年,凤阳县很多合作社发生了“闹社”事件。消息传至小岗,很多社员对合作化的不满开始发酵,村民们酝酿着集体退社。
1957年,这一年的秋季,水稻几乎颗粒未收。小岗第一次开始靠国家救济了。
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和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因为头一年的合作化,全国大牲畜减少200万头以上,当年1/4的合作社减产。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说,在15个县里曾发生60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一个县饿死10个人。
而到了1958年,一个全新的名词又摆在了小岗人面前——人民公社。这个名词是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好》的讲话开始的。一个月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
国家主席也别无选择
从1953年起,城里的人生活一步步被高度组织化了。党从1953年起,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是:把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人们发现,很多时候不得不改变自已已有的生活方式,以免与新政权的要求发生冲突。比如公开谈恋爱、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阅读西方小说、请人算命、祭祀祖先等等。
1953年政府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了1955年,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以后,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到了文革,此类私人股权和保留工资被取消,工商业实现了完全国有化。自此,从农村到城市,中国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也跌至了最低点。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当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揪斗时,他再次拿出《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1966年12月13日,刘少奇应毛泽东之约,作了一次交谈。刘少奇诚恳地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然而,毛泽东对如此痛切的要求不置可否,只建议刘少奇‘认真’地读几本书。
1967年1月13日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当面向毛再次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希望带家人到延安去种地,毛送刘少奇八个字:“保重身体,好好学习。”这是刘与毛的最后一次见面。
刘最终未能如愿。在那个特殊的年份,就连国家主席也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文革,每个普通的个体都同样经历着苦难。马咏春被打成“反革命”,他共产党、国民党的儿子都没能保住他;程砚秋一生最珍爱的《锁麟囊》始终遭遇禁演。杭州资本家陈道彰为抗美援朝捐尽家财,最终在“肃反”运动中却被定性为混入革命队伍的资本家。
没有资料能够追述,自由这个词在在中国演变过程。很多人依稀记得在《歌唱祖国》里,“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但到了70年代末,自由这个词已经十足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自由破冰
1980年,中国农村出了第一个万元户,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但社会对于财富的宽容度有限,周围的“红眼病”让最初的万元户,很快成了“不敢露富”。
这一年,皮鞋卖出去了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了8倍。当年,用于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这些大件的开销,比文革时期提高了40倍。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物价上涨,虽然手里没钱,但敢于消费。
大家的心情好了起来。无性别的军装在逐渐退去,年轻姑娘的时髦打扮是,花阳伞、彩色毛衣,但还保留着绿军裤。“斩裙”的风尚还要再等一年,裙子下摆褪上膝盖还得等5年,社会的自由度就是这么半推半就,退三进二。
“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在这一年出现在了新《婚姻法》里,自此“感情破裂了”成为男女之间分手的理由。
这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评论。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口号提出,居民身份证试行。当年,纺织品的消费节节攀升。呢绒消费增长了23.8%,绸缎增长了19%,毛线增长了29.6%。下海的人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人们有了多余的钱,电视机的销量第一次盖过了录音机,时尚普及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1986年崔健穿了一身军装走上舞台,演唱《一无所有》。结束时,全场观众被震撼了。
1948年12月,法国摄影师布列松接受美国《生活》杂志委派,从印度经仰光飞抵北平,开始了他为期10个月的中国之行。
这10个月里他经历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洗礼。
在北京他记录了故宫的晨雾,以及清朝最后一个太监。这个城市表现出一股特有的气定神闲,商业照旧,生活照旧,天坛门口打太极的老人照旧,丝毫不见政权交替前夕的紊乱。
慌张的是特权者。《北平日报》记载,漂亮的小轿车不断地开进南苑机场,一批批地飞了。有特权的人开始脱下轻裘,换上布衣想以“革面”代替彻底的“洗心”。
在北京,布列松停留了12天,赶在解放军包围之前乘飞机飞赴上海。用他的话说搭乘的是“最后一班”飞机。
与北平形成反差的是上海的动荡、仓皇和混乱:哄抢米店的饥民,拥堵不堪的苏州河,抢购黄金的人潮,骑自行车携带大捆金圆券的市民,还有在胜利花布的广告下孤独的国民党军士兵。
在北京,军统出身的马咏春,头一天悄悄送走在国军里的大儿子,接着就期盼着小儿子和解放军的进城。
马早有想到国共交战的这一天,因此他当年颇有头脑,索性把家里成年的男孩子,一个送到了共产党,在四野,林彪的部队;另一个送到国民党,当空军。
马家是旗人,祖上是吃俸禄的。入关后跑马占地,河北津兴一大片的地都是他们家的,后来划成份的时候,自然就是大地主。
而在商界,离去的代价或许更大。在杭州世代经商的陈道彰没有选择离开,“虽然我们也是资本家,但对国民党也很反感,没地方逃,不如静观其变。”
被禁锢的生活细节
而另一方面,生活的不适应却随之而来。
1949年3月24日,北平文管会下令暂停了55出反人民的旧剧。其中《贵妃醉酒》被定为提倡淫乱思想,而《四郎探母》则属于提倡民族失节和异族侵略思想的。这距离进城刚刚两个月。戏迷们捧角、扎场的生活率先被打破了。
而对于艺人们来说,刚刚在现实中翻身做主,但对于新社会,换思想的概念却始终不强。
在山东,京剧老生李和曾给农民们唱《花田八错》《马义救主》,一腔子忠孝节烈,却被台下的群众们起哄,说他是为地主服务,为啥不唱《白毛女》。
回到北平,他唱《逍遥津》里曹操逼宫汉献帝,台下的观众们叫好,他心里没谱,唱到《进长安》里闯王败走,台下的还是叫好,他更是捏汗。
在他当年的日记里,他写道,我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为农民起义抹黑了……
到了1949年的10月份,北平的《新民报》对北京茶馆的日益没落拍手叫好。报道说,评书艺人为了改造自己学习新的东西,已经向茶馆开始辞活了。而“祥子”们和前朝遗老也没有充裕时间再去茶馆打发闲暇的时间了。政府组织了频繁的会议、政治学习、以及运动动员大会,这一度成了新政权的特点和标志。
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提出将28家舞厅改变成28家工厂的口号。舞女们打算把舞厅办成纱厂。在这个城市街谈巷议的话题有,小学停止读英语,新社会不许欺诈,醉生梦死应该猛醒。
到了1949年4月,眼看天津城内的经济不见丝毫起色,公私矛盾和劳资关系愈发紧张。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委托刘少奇赴天津解决问题。
刘少奇到了天津说,剥削还将持久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不能完全取消,还有其用处,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利于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于是,天津局势稍稳。
当时文艺系统的接管在天津也是颇多争议。问题主要纠结在禁演旧戏和关闭舞厅上。官司打到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的戏,有争议,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组织里的城市
城市的确是个抽象词。如何有效地组织城市,而不是简单地进入,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按照苏联的现成经验,新政权决定将城市居民被分为两部分;有单位的人和没有单位的人。没有单位的人占到了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半。
针对没有单位人的管理,新政权用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照搬苏联的街政权组织,另一种就是居委会。
居委会和街道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比如打扫街道卫生,宣传来自上级的各项运动。同样,居委会和街道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后来,他们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去或者限制他们多生育。
到了后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和居委会、街道发放。
新政府的组织方式所造成的积极效果有目共睹。它们包括:说话算话和效率高。在极短的时间解决了此前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比如,吸毒、乞丐、卖淫、扒手、秘密社团敲诈勒索等等。这一点在上海尤其成功。
1950年,这一年上海、北平、天津报纸上最多的市民新闻包括以下几类:都市小姐变成革命战士,青年绅士投身革命熔炉,一个少奶奶的转变以及一个妓女的清算。这充分体现了新社会对于城市人口改造已经进入了正轨。
1950年以后,全国掀起削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影响的运动。
美国电影被取缔,收听美国之音是违法的,西装和旗袍被拿在一起批判,因为它们充满“资产阶级的情调”;流行的服饰开始向中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宁装转变。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把高跟鞋、皮货、美式夹克偷偷收藏起来或变卖出去,化妆品从女性的脸上消失。
从经济上说,到1952年后期,70%到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和合作社的总营业额达到了50%以上。从组织上说,在群众运动种大批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培养出来,由于此前的整党,中共积攒了力量,到了1953年党员达到了650万。
同样,他们也赢得了民心的广泛支持。
被集体化的乡村
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农村正在经历着土改,和土地的再度深翻。
在毛泽东看来,摧毁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是土改的主要目标。但在农民眼里,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原始愿望。
但随后不久他们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他们手里的土地走向了被集体化的整合。
1952年政府试图让农村集体化--的道路分为三步实现:第一步,根据自愿,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生产合作社;第三步,根据自愿组成高级农业合作社。
但农民是否真的“自愿”?对普通农民来说,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与他们追求的美好安定生活的基础背道而驰。在旧社会,每个中国农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拥有土地,这是他们的传统,“三人一条心,地也变成金”。
凤阳县的互助组是从1950年逐渐建立起来的。当年全县仅有几百个互助组,从1952年开始,互助合作的运动开始加快,小岗互助组第一次诞生了。
到了1955年底,小岗已有34户,除了一个34户的互助组外,其余30户仍然坚持单干。
就在建国短短7年的单干时期,小岗的经济得以较快地发展。“盖新房、娶新娘、穿新衣、吃陈粮”,成了小岗人建国之初新生活的标志。
到了1955年,在对“小脚女人”的一片批判声中,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小岗村开始从互助组向高级社发展。
1956年春天,从县上来了干部,动员小岗人加入高级社。严峻昌的父亲严家其记得,在动员大会上,一位姓黄的干部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农业合作社是桥梁,只要走上这座桥,就可以上天堂。而天堂将分三步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当时这个干部说,你们小岗人大多没办互助组,没办初级社,现在你们要从单干一步上天堂。
面对动员干部的动情之语,小岗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对加人高级社之后的天堂之路,他们是期盼的,但高级社要无偿要回他们的土地,却让这些农民犯了嘀咕,土地证才拿到手不到4年,还没有“捂热”又要上交了。因此任凭干部们千言万语,小岗人还是犹豫的。
面对这个局面,下派的工作组放弃了“自愿”的原则,开始采取一些强迫的手段。他们宣布,凡是不愿人社的,团员要开除,贫下中农要“提高成份”,贷过款的,要立即归还。接下来各个击破的办法,重点突击不愿入社的农民。
到了这一年秋天,小岗全部34户人都加入了高级社。入社前夜,生产资料要汇总,小岗农民都开始偷偷地把自己的牛杀了,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财产无偿收归集体,纷纷采取“光着身子入社”。这年冬天又下了一场大雪,天特别冷,又冻死了很多牲口。当时,大批的耕牛死亡,成为小岗人最深刻的记忆。
这一年年底核算,小岗人第一次变穷了。他们普遍比上一年每天收入少了2毛钱。收入的减少让向往“天堂”的小岗人开始动摇了。这一年小岗向国家交了4万多斤粮食,这是合作化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此后23年来的最后一次。
由于经济收入的减少,到了1957年,凤阳县很多合作社发生了“闹社”事件。消息传至小岗,很多社员对合作化的不满开始发酵,村民们酝酿着集体退社。
1957年,这一年的秋季,水稻几乎颗粒未收。小岗第一次开始靠国家救济了。
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和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因为头一年的合作化,全国大牲畜减少200万头以上,当年1/4的合作社减产。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说,在15个县里曾发生60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一个县饿死10个人。
而到了1958年,一个全新的名词又摆在了小岗人面前——人民公社。这个名词是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好》的讲话开始的。一个月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
国家主席也别无选择
从1953年起,城里的人生活一步步被高度组织化了。党从1953年起,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是:把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人们发现,很多时候不得不改变自已已有的生活方式,以免与新政权的要求发生冲突。比如公开谈恋爱、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阅读西方小说、请人算命、祭祀祖先等等。
1953年政府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了1955年,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以后,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到了文革,此类私人股权和保留工资被取消,工商业实现了完全国有化。自此,从农村到城市,中国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也跌至了最低点。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当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揪斗时,他再次拿出《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1966年12月13日,刘少奇应毛泽东之约,作了一次交谈。刘少奇诚恳地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然而,毛泽东对如此痛切的要求不置可否,只建议刘少奇‘认真’地读几本书。
1967年1月13日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当面向毛再次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希望带家人到延安去种地,毛送刘少奇八个字:“保重身体,好好学习。”这是刘与毛的最后一次见面。
刘最终未能如愿。在那个特殊的年份,就连国家主席也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在文革,每个普通的个体都同样经历着苦难。马咏春被打成“反革命”,他共产党、国民党的儿子都没能保住他;程砚秋一生最珍爱的《锁麟囊》始终遭遇禁演。杭州资本家陈道彰为抗美援朝捐尽家财,最终在“肃反”运动中却被定性为混入革命队伍的资本家。
没有资料能够追述,自由这个词在在中国演变过程。很多人依稀记得在《歌唱祖国》里,“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但到了70年代末,自由这个词已经十足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自由破冰
1980年,中国农村出了第一个万元户,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但社会对于财富的宽容度有限,周围的“红眼病”让最初的万元户,很快成了“不敢露富”。
这一年,皮鞋卖出去了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了8倍。当年,用于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这些大件的开销,比文革时期提高了40倍。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物价上涨,虽然手里没钱,但敢于消费。
大家的心情好了起来。无性别的军装在逐渐退去,年轻姑娘的时髦打扮是,花阳伞、彩色毛衣,但还保留着绿军裤。“斩裙”的风尚还要再等一年,裙子下摆褪上膝盖还得等5年,社会的自由度就是这么半推半就,退三进二。
“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在这一年出现在了新《婚姻法》里,自此“感情破裂了”成为男女之间分手的理由。
这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评论。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1984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口号提出,居民身份证试行。当年,纺织品的消费节节攀升。呢绒消费增长了23.8%,绸缎增长了19%,毛线增长了29.6%。下海的人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人们有了多余的钱,电视机的销量第一次盖过了录音机,时尚普及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1986年崔健穿了一身军装走上舞台,演唱《一无所有》。结束时,全场观众被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