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哥，波哥，不好啦，黎妹她……出事了……各弟像一个皮球那样滚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那时候凑着黯淡的光线在看一个酒瓶子，那是我从垃圾箱里淘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酒瓶。我琢磨着可以将它换成多少钱。
　　各弟在说什么，我压根儿没有听清，我太专心了。但他的大嗓门把我吓了一跳，我一哆嗦，手中的酒瓶一滑，“咣当”掉在地上碎了。我脾气很大地嚷，各弟，你搞什么鬼?吵什么吵。眼看着到手的钞票像水一样流走了，我的心情恶劣透了。
　　各弟的眼泪哗哗哗地流下来，他跺着脚说，波哥，快去啊，黎妹躺在地上起不来了!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片漆黑，我听清楚各弟在说什么了。我发疯一样地揪住他的衣襟，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各弟被我拉得东倒西歪，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在那里——他手一指，呜咽着说，就是大剧院后面的城隍弄口……
　　我拉着各弟，拼命地跑。呵，我看见黎妹了，她被几个人围着。那些人我全认识，都是和我一样身份的人。我刚跑过去，那几个人就让开了身子，把眼睛齐齐地盯着我。我心情焦灼地看着眼前的黎妹，她蜷曲着身子侧躺在地上，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走到她面前的人，血汩汩地从她的喉咙口流出来，像一条条蜈蚣往四下里爬去，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可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我跪倒在她的面前，把耳朵附到她嘴边，可还是听不清。只听到她粗重的喘气声振动着我的耳膜。我紧紧地咬住嘴唇，竭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大声说，黎妹，你说不出话来，做个手势，我就知道你想干什么!黎妹好像听见了我的话，用手缓缓指了指裤袋。我从她的裤袋里摸出了几样东西——几根橡皮筋，一个塑料球，一张照片，三个一角硬币。我把这些东西在她面前晃着，想要弄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
　　黎妹抓起了照片，并把它重新塞到我的手里，找……找……她!我听到黎妹的喉咙里挤出了这几个字。我使劲地点着头，刚想和她说，你放心，我会帮你找她的。可没等这些话从我嘴里吐出来，黎妹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我魂飞魄散，我出娘胎以来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我大惊失色地高声尖叫，快快快，快拦车啊，把黎妹送医院去啊!各弟又像球一样蹦起来，然后飞快地滚出几十米远，一直滚到了路边，他冲着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原先一直围着黎妹的人，也跟着跑到了马路边鬼哭狼嚎般地叫着，救命啊，救命啊!
　　我们是波多黎各!我一本正经地点了点自己，又点了点多多。然后是黎小白和谷长青。波是陈波，多是多多，黎是黎小白。各是谷长青……听着我的解释，多多咧开嘴呵呵呵地笑得很开心：谷长青先是一愣，后来，他狠狠地擂了黎小白一拳，小白，你看你看，我们陈波就是水平高，一下就总结出来了。
　　那天，我们在阿二的车库里看一场足球的电视直播，是波多黎各队对墨西哥队。在阿二唾沫四溅的评球声中，我的耳朵里塞满了波多黎各。我突然一个激灵，反复地念叨了几遍，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好极了，波多黎各。阿二嗵地给了我一拳，你这个小王八，波多黎各有什么好?一群草狗，墨西哥才踢得正宗，你小子再敢帮波多黎各，小心我把你赶出去!
　　我说，我们要搞个仪式，纪念我们的波多黎各。是缘分让我们四个人走到了一起。我们以后要团结，要同甘共苦，有难同当，有福共享。黎妹拍着手说，好好好，我们要桃园四结义。我在胳膊内侧划了一条口子，血渗出来，我把它挤进了一只盛了凉开水的搪瓷杯，多多、黎小白和谷长青也这样做了。然后我们每个人喝了一口，在喝前，我们喊，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我们是波多黎各。后来，我们四双手伸到了一起，紧紧地抱成一团。以后，我们谁也不离开谁。我庄严地说。他们跟着说，我们谁也不离开谁。那情形，把我们自己也感动了。我们热泪盈眶．我们体会到了集体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力量。
　　黎妹没到医院就断了气，看到医生放弃了抢救，我和各弟“扑通”跪在那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被人称作主任的女医生面前。
　　起来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女医生严厉地说。
　　求求你，快救救黎妹吧。我涕泪齐下地说。黎妹在离我不到三尺远的担架上躺着。我仿佛听见她在无声地哭叫，波哥，救我啊，我快不行了。我肝胆欲裂。
　　女医生盯着我们看，看了一会儿，她就摘掉口罩说，你们本事真大，她的脾破裂，肋骨戳进了肺里……为什么不早送来，延误了抢救时机。为什么?她的血都流光了才送来?我回天无力，你们另请高明吧。她丢下我们，噔噔噔地走了，风荡起她只套住一边耳朵的口罩，在我们的眼里晃啊晃的……
　　我和各弟爬过去，爬到黎妹的跟前，我们抱着她的尸体号啕大哭，黎妹啊黎妹，你倒是说话啊。我们不是说好谁也不离开谁的?一班医生护士把我和各弟拖开了。
　　这时候，有几个警察跑进了医院。各弟眼尖，他小声地对我说，我们得想办法逃。
　　我平静下来了，事实上，在警察走过来时我就平静了。我不会像各弟他们一见警察就会像老鼠看见猫似的逃远了。
　　说说那个过程吧，越详细越好。警察在笔录前说。我摇摇头，并朝各弟努努嘴说，让他先说。各弟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突然全身像打摆子一样地抖动起来，我想不到啊!我们谁都想不到啊!
　　我们去抢饭，这几天轮到我和黎妹去。我们来到大剧院那里，那里的盒饭店多。我们盯住了几个打扮得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就跟在她们后面。我知道她们通常会买了盒饭回办公室去吃。等她们拎着装满了饭和菜的塑料袋出来的时候，我就冲过去，用身体去撞她们，她们不防备，往往会打趔趄，我就趁机抢了其中两个人的塑料袋，抓了就走。她们穿着高跟鞋，根本不会追。她们只能站在原地，哇啦哇啦地喊。我可不怕他们，因为我三转二转就能把她们甩掉。
　　本来按计划，我会把抢到的盒饭递一份给在外围替我放哨的黎妹，可那天，等我抢了两塑料袋盒饭出来时，黎妹不见了。我把盒饭拿到大桥桥洞下藏好，然后再返回到大剧院那里。你问我不怕被那些人认出来?不怕不怕。我手上又没东西，凭什么抓我。我想黎妹不会走远，她一定是上厕所了。
　　我转了好几个圈，还是找不到她，后来，大头那边的小泥巴问我在找什么，我说在找人，找一个女孩子。小泥巴说，你到大剧院门口广场那边去吧，有不少人在看演戏。我过去一看，嘿，果真在人群中找到了黎妹，她正津津有味地看戏，她脸上的伤痕在光线里闪闪发亮。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不是真的演戏，是有几个演员在练习。可能下午就要演出了，先练一练。看到人多，他们不打算在广场上练了。他们走进大剧院去了。别的人都散了，黎妹却溜到了后边。她爬上了围墙，蹲在墙上看。后来，她爬到墙边上的一棵泡桐树上去看。我那时候尿急，找角落撒尿去了。等我再次跑过去，准备喊黎妹下来吃饭时，她已经跌在地上了，我吓坏了，赶紧去把波哥叫来了……
　　警察做完笔录以后，开始和救助管理站联系，我和各弟清楚，他们想把我们往那儿送。我和各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马上就躺到地上打起滚来，哎哟，我的肚子——痛死我了!哎哟。我凄厉的叫声像杀猪一样响起来。打电话的警察惊异地看着我们，各弟说，我哥的胃病又犯了，快送他去医院。
　　警察也慌了，刚死了一个，不要再发生什么意外哦。他们马上把我送到了医院。各弟在边上陪着我。在医院等候检查时，我借口上厕所，马上就和各弟溜走了。救护管理站不自由，特别闷，老是让人守着一台电视机看电视，一点劲都没有。
　　跑出医院，肚子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这时候我们才想起从中午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各弟忽然想到什么。他拉着我，一直往大桥那边走。各弟从那里拿出了中午时候他和黎妹抢来的盒饭。饭菜虽然凉了，但很丰盛。我们风卷残云地吃着。吃到一半，各弟呜咽起来，后来变成号啕大哭。黎妹啊，你饭都没吃就走了啊，你肚子饿不饿?一定饿扁了。来，让我来喂你。他把饭盒里的饭呀菜呀一点一点地拨到地上；每拨一筷，他都要轻轻地说，哎，黎妹，这是猪蹄，这是肉蒸蛋，这是雪菜肉丝……黎妹，来，再吃一点，这蒜苗很嫩的……我的鼻子酸酸的，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打掉他手中的筷子，你别说了，你再说我受不了。我抱住各弟泪流满面……
　　沿着河床走，说不定还可以走到我家里呢!黎小白说。在我们发现了这个城市市郊的那条干涸的河流时，我们有说不尽的欢喜。是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河底朝天的河。堤岸高高地挂在上面，下面是平坦如锅底的河床。那可真像一张奇长奇大的床啊。没有水了，那些鹅卵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那些泥呢，都被晒干了，东一块，西一块，远望像一只只掉落在地上的风筝，近看，则像一条被拆散了鱼骨的大鱼。那里居然还有草，绿绿的草长得极其茂盛，像条绿毛毯。我们在这上面躺了很长时间。真的。
　　我们到达这个城市后，像蚊子一样到处飞来飞去，寻找着适合我们栖身的地方。我们先是找到了一个破败的茅草屋，我估计是网鱼的人留下的。我们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快到秋天了．夜露很凉，还呆在大桥的桥洞里，没有棉被还真受不了。住进这个茅屋几天后，我们才发现了那条干涸的河。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欣喜若狂，在这上面蹦啊跳呀。
　　黎小白当时一说这话，我们就问她，你家离这儿很近?她红了脸，哪里啊，我家离这儿起码有几千里。这里是浙江，我家在广西博白。黎小白是哪里人，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在此之前，她闭口不谈。
　　我和多多、谷长青是在收容管理站认识的，快要过年的时候．我自己跑到了收容站。根据经验，这个时候那里有好吃的。我进去后，发现里面有好几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人，一问，他们也是自己跑来的。谷长青说，他爸和他妈离婚后出走了，妈妈又整天在找男人，顾不上他，他就跑出来了。多多说，他是跟着爸爸入赘到一个女人家里去的。那个女人有三个孩子，他一去．那三个孩子就变着法儿折磨他，往他的饭碗里放石子，他的牙因此也被磕飞了两颗；还趁他睡觉的时候，往他的脸上撒尿。他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爸爸，一说，爸爸准会打他，骂他没用。说有本事他也可以这样做。可他不敢，他清楚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斗不过三个人的。他想惹不起还躲得起，在一个星期天．他悄悄地拿了爸爸放在抽屉里的500元钱，然后逃出了门。他们问我是怎么到这里的。我苦笑笑，我艰难地把我一直闷在心里的有关我家的丑事说出来。我爸爸老是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回家，他当着我和我妈妈的面和这些女人鬼混。妈看不过去，想自杀，但被人救了过来，以后她的精神出了问题，总是把门关起来，不让我上学，怕我学坏。我受不了，就逃走了。
　　我们三个人一说完，马上发现我们的境遇是一样的，于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当我们过完春节，伺机从收容管理站逃出来后，我们就一起行动了。我们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个省到那个省，团结得像拧在一起的一股绳。在浙江的嘉兴，我们遇到了黎小白。
　　那天，我们去一个垃圾场淘宝，经过中山路往西转弯处．看到一个女孩前胸后背上贴满了一张张巴掌大的“仙得来大酒店直聘公关人员”的宣传单，看上去就像挂了两块纸板。女孩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估计在十二三岁。她低着头，满是疤痕的脸涨得通红，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她的额头掉下来。四周的人把她围得水泄不通。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正手舞足蹈地向别人宣讲着，好像在讲他是怎么抓到这个制造“牛皮癣”的家伙的。他的唾沫飞溅开来，有一些就落到了那个女孩的身上。她大概在太阳底下晒得有些时候了，小腿在微微哆嗦着。意外的是，她没有哭，而是倔犟地抿着嘴，眼睛茫然地盯着地面。
　　那个高个子嫌说得还不过瘾，他拉开女孩身边的小黑包．从里面取出一叠宣传单，蘸了胶水往女孩的头发上贴。
　　我看不下去了，这个家伙也太恶毒了，那些胶水留在头发上怎么清理?她是一个女孩啊。我握紧了拳头。多多悄悄说，我们要惩罚他一下，他太坏了。趁大家不注意，他把一颗小石子弹在了他的背上。那高个子跳起来，嘴里喊，谁打我?他话音未落，又是一颗石子弹到了他的脸上。他再一次嗷地跳起来。这回他看到是多多丢的石子。他扑过来，想抓住他。我给他使了一个绊子，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来了个嘴啃泥。看热闹的人哄的一声笑了。谷长青手脚飞快地抓起那个黑包，把里面的宣传单一股脑儿地倒在高个子身上，拉起小女孩就跑……
　　说实话，我们机灵得很，没有这一点，我们怎么在城市里混?等到高个子回过神来，从地上爬起来，眼前早已没有了谷长青、多多和小女孩的身影。我混在人群中，看高个子气急败坏地骂着娘。他好像在找那个让他跌了一跤的人，可他不知道是谁，只能伸长着脖子，无奈地寻找着。我不禁偷偷地乐了，我喜欢看到他的窘态。
　　小女孩说，她叫黎小白，第一天干这个活就叫城管的人抓住了。谢谢你们救了我，不是你们，我不知道还要挨多少苦。她边说边露出了微笑。谷长青说，你家住在哪里?我们把你送回去。黎小白的脸阴沉下来，她摇摇头说，我没有家。我爸妈都死了，我和姐姐一起出来的，走散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多多嗨了一声，他拍了拍她的背，黎小白，你原来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今天救你是救对了。
　　黎小白眨眨大眼睛，不明白地看着我们，多多争着把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向她说了一遍。黎小白高兴了，她拍着手说，那我不走了，以后就跟着你们了!可是你们要我吗?我长得丑。
　　我哈哈大笑，做朋友哪里还讲长得好看还是难看，没有这样的事。黎小白笑得一脸喜气，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好哥哥。我很会干活的，什么都会做。
　　那你姐姐怎么办?我后来问，你不想找她了?
　　黎小白叹了一口气，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她。说完，她若有所思地看着远处的大桥，一副愁苦的模样。一会儿，她又说，你们把我送到火车站去，我要找那个要我贴小广告的人，要他发给我十元工资。
　　我们三个人陪她一起过去，可怎么也敲不开那个租住在火车站边上一家旅馆里的老板的门。一个服务员斜着眼说，这 个人早退房走了。黎小白呸地往门上吐了一口唾沫，王八蛋!她愤愤地说。服务员不依了，哎，你吐唾沫在门上干什么?你应该找那个人发火才对。黎小白痛苦地说，我上当了。
　　我们跟着黎小白没精打采地走出了旅馆。一路上，不时地有人朝我们瞄上一眼，多多心虚了，千万不要碰到那个高个子，嘉兴那么小，说不定真会碰上。
　　怕那高个子来报复，我们连夜从嘉兴出走了。我们爬进一辆空荡荡的卡车，任凭司机带我们到什么地方。等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阳光下，探头一看，卡车停在停车场。我们跳下来一问，才知道已经在湖州了，离嘉兴有几十公里路了。
　　有了黎小白，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难熬了。有了那间茅草屋，我们好像有点喜欢上湖州了。那同样是一个小城，但那里的人似乎要温和一些，不像在嘉兴，街上走来走去的人都带有一点小公鸡的味道，老是高昂着头，骄傲得不得了。其实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在湖州就没有人来干涉，尽管有时候会有人在我们的茅屋前经过，也探头探脑的，但他们从不刨问我们的根底。这让我们很安心。
　　先前我们三个在一起时，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但黎小白加入进来后，我们吃饭就变得有规律了，作息也变得有规律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主要的精力花在挣钱上，我们想方设法从垃圾箱里淘宝，但捡垃圾的人是那么的多，多得比掉落的黄叶还多。可人再多，我们也得捡，因为只有这一行，才向我们这种人群开放。钱挣得少，我们把钱全交给黎小白，由她来负责我们四个人的伙食。她每天呆在茅草屋里忙碌着，买菜烧饭洗刷，我们像一个家庭一样。她很会过日子，精打细算的。我们每天都在为吃饭问题发愁，即使晚上睡觉，也在讨论明天该往哪里去挣钱。
　　黎小白小心地用我们挣来的每一分钱，而且她把每一分钱的去处都弄得清清楚楚，我表扬她在学校念书时一定是个好学生。黎小白突然吧嗒吧嗒掉眼泪了。我知道触到她的伤心处了。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敏感区域，但谁也不愿意提及。我连忙说，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只当没听见就行了。这样吧，你干脆当我放了一个屁算了。黎小白“噗”地笑出来，哪儿呢，陈波，你尽管说，我就这样，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我提议说，到河床上去打羽毛球吧。有一次我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副破旧的羽毛拍，拿回来，经手巧的黎小白一弄，变得像新的一样。我们买了几个球，以后我们就经常在河床上打羽毛球。我们欢乐的笑声还吸引来一群当地人。我们打球的情绪就更高了，好像真的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我念书时就对体育情有独钟，我的精彩表演，赢得一阵阵掌声，黎小白把手掌都拍红了。陈波，你可以去考体育学院的。她嘟着鲜红的嘴唇说，脸上的疤痕也不那么刺眼了。
　　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有了黎小白，我们有了活下去的信心。特别是波多黎各的绰号出来以后，我们成了不可分割的兄弟姐妹。我们盘算着，等到钱挣多一点时，要请人来修一修茅草屋，快到夏天了，雨水多，里面漏得厉害。
　　但不等我们实现这个愿望，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们赶了出来。长三角一带有个特殊的季节——黄霉雨季，黄霉天一到，雨水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原先一直干涸着的河在某一个夜里突然发出了哗哗哗的流水声，此后几天是接连不断的暴雨，河里水越涨越高，一直涨得我们的茅草屋里全是水。我们那时候在屋里玩纸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条。看着屋里的东西都漂了起来，我们不得不逃了出来，逃到大桥那里去了。等到雨过天晴，我们重新回到那里，却找不到茅草屋了。我们傻了眼，在河堤上来回地走着，希望出现奇迹。我们很快失望了。老天爷和我们开了个玩笑，把我们的屋子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留在那里的，只有一口破锅和几只破碗。黎小白哭得喉咙也哑了，谷长青拼命地往河里掷石头，狗娘养的，你为什么要骗我们?他把气撒在那条河上。
　　我安慰他们说，我们都好好的，怕什么怕?波多黎各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多多附和我说，波哥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屋子我们还可以找，一定会找到的。既然这里有草屋，那远处也会有草屋，不可能只此一间。
　　说得有理。我的眼前一亮。我们边说边沿着河流走，我们要找属于我们的茅草屋，但筋疲力尽之后，还是一无所获。
　　我把那张照片上的血迹抹去，我看清楚照片上的人一身戏服，好像是在演出前请人照的。我对戏剧不在行，说不出来那是哪一个剧种。看得出来，那张照片上的人长得很清秀，瓜子脸。柳叶眉，手舞足蹈中显得很自信的样子。这个人是谁?我和各弟研究着，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说不准她的确切年龄，估计有十五六岁左右。我的心里闪过一个人。我脱口而出，会不会是黎妹的姐姐，她不是有个姐姐走失了吗?她不是一直在找她吗?她姐姐是个演员，专门演戏的。她是从大剧院的高墙上掉下来的，她盯着演戏的人不放……我的脑子转得像台风中的风车，莫非她找到了她姐姐?我一刹那间茅塞顿开。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各弟。各弟也激动起来，波哥，你想得不错，有这个可能的，一定是黎妹找到她姐姐了。开始不敢相信，所以她非得看个究竟不可，结果她不顾一切地爬上了高墙，还爬到了更高的泡桐树上。
　　我们悲哀的心稍稍开朗了一些，我和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剧院找黎妹的姐姐。我把那张照片放在贴胸的口袋里，我怕把它弄丢了。但大剧院的人告诉我们，前几天来这里演出的粤剧团已经走了。他们的下一个演出地点是在江苏的吴江。我和各弟二话没说就去了。我想黎妹多可怜啊，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她惟一的一个亲人居然还不知道。我们作为她的好朋友，有责任帮她去找，再说，她临走之前把照片给我，就是希望我能帮她完成这个遗愿。
　　我对各弟说，如果你不想去，也可以，你留在湖州，等我从江苏回来后，再和他汇合，然后我们考虑到别的城市去。各弟听了，一把拉住了我。这个城市给了我们太多的伤心，我们对它抹去了最初的好感。我们没有钱，还是爬车去的。
　　那辆车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走，我和各弟平躺在车厢板上，默然无声。我想到了黎妹对我们的种种好处。多多，这时候我怎么会想到多多?我对自己会想到多多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在湖州呆到半年的时候，多多突然感到自己下身疼痛，他起先也不当回事，后来，疼得连走路都成了问题。看他龇牙咧嘴的难受样，我把他拖到一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红着脸说，下身疼，上面长满了红色的疙瘩。我吓了一跳，我清楚多多是个很吃硬的人，他喊痛，肯定是事情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我拖着他到医院检查。医生看完后，对着瘦弱不堪的多多说，你得了性病。什么是性病?多多茫然地问。医生起先是很鄙夷地看着他，听到他这话，目光里有了同情的成分，他指着化验单说，RPR：阳性1：8。你的性病很严重，可能是梅毒。什么是梅毒?他偷偷地问我。
　　我也不知道，就向医生讨教。医生一说，我和多多的脸都涨红了。我们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多多情绪激动地说，不可 能，我从来不干坏事。医生仔细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后来又问他，你有没有穿过别人的裤子?多多想了想，说，穿过，有时候我会捡到裤子，我挑好的穿了。可那都是洗干净的。医生叹口气，有相当一部分病毒病菌用水是洗不掉的。多多一把拉住医生，求求你，快给我看病。医生说，治那病需要很多钱。多多哭了。他抹着眼泪跑出了医院。当天晚上，他就不想吃饭了，他说心里难受吃不下。黎妹一个劲地劝他，越劝，多多哭得越厉害。后来，他对黎小白说，黎妹，我要死了。以后你要到我的坟上来看看我。瞎说，你怎么会死?黎小白说。多多说不下去了。
　　黎小白来问我多多是怎么回事，我含糊其词地说了多多的病。波哥，你要想办法给多多看病啊。我无力地点点头。可哪来的钱呢?我想去和阿二说说，或许阿二能帮我点忙。他如果答应借钱给我，我以后天天陪他看足球赛。但阿二不在家。他老婆说他进货去了。我失望地回到大桥下面。我没有看到多多。黎小白说他出去散心了。我心里一个格登，因为多多没有这样的习惯。他的反常让我预感到什么。我二话没说就冲了出去，黎小白和谷长青也跟来了。那晚我们差不多把湖州城全兜遍了，但没有多多的身影。我们回到大桥下的家，在黎小白的被子里发现了多多留下的一张字条：我没有干坏事。
　　自那天以后，多多消失了。各弟怀疑他自杀了，黎小白坚决不相信，她说多多他很坚强的不会去寻死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说，多多，我们是波多黎各，你不是说我们一直要在一起的吗?
　　各弟捅捅我，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想到了多多。各弟说，我想到了黎妹。他说，他刚来湖州，有一天不小心让蛇咬了一口．腿肿得像根胡萝卜。黎妹用绳子扎住他的腿，再用小刀划开了一刀，然后用嘴巴把伤口里的蛇毒吸出来。几天后，他腿上的肿消除了。黎妹，你本事真大。各弟由衷地说。黎妹笑得一脸得意，说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我和各弟不断地说着黎妹，她的许多往事像烟花一样在我们的眼前闪烁。我们说着说着，又无声地哭了起来，我们听不见哭声，但我们分明听见它们在夜色中穿来穿去，哀哀的。
　　到了吴江，我们打听到了粤剧团。那时候他们还在睡懒觉。那个团长瞪着一双睡眼问我们下什么。我把那张照片递过去，给她看，问她认识不识这个人。她瞄了一眼，马上扯起喉咙高叫了一声，高雅娟。有人应声过来了。我一怔，我发现她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清秀的瓜子脸，柳叶眉，除了年纪稍大些，其他的没什么两样。团长把照片递给高雅娟。高雅娟仔细地看了看，又狐疑地看着我们。团长把我们的来龙去脉和她说了。高雅娟坚决地摇了摇头，那不是我的照片。她再次把照片递还给团长，并指着上面，说，这个不是我的鼻子，这个耳朵也不是我的耳朵。团长细致地看着，最后点点头。
　　我和各弟大气不敢喘地盯着她们，惟恐从她们的嘴里吐出一个不字。等她们齐齐摇头时，我的心突地沉下去了。团长依样画葫芦地给我解释着。我的脑袋里全是怎么办怎么办?各弟不甘心地问，这个人不是你，那又是谁?高雅娟笑了，小弟弟，你们问我，我问谁去。她打了个哈欠，准备走。我拦住她，说求你帮我们一件事。她好看的柳叶眉竖了起来，什么事?我把黎小白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说，求你把黎小白的骨灰盒从湖州的殡仪馆里拿出来，他们说只有亲戚才可以拿。
　　高雅娟无比惊讶地看着我们，后来，她又把头转向了团长。求求你，死掉的是我们的妹妹，我们都没有家。我清了清鼻孔，像是快要哭出来地说。团长说，高雅娟，那就抽空去去吧。
　　那条我们曾经不只一次玩耍过的河又干涸了，河床重新露出来，上面多了些朽木，上面布满了青苔。我和各弟带着黎妹的骨灰盒准备上路了。我们要到广西博白去，那是黎妹的家乡。我们准备把她的骨灰盒送到她的老家去。虽然我们清楚黎妹的爸爸妈妈死了，姐姐也失踪了。但她家里肯定还有人，只要是她的亲戚，我们都可以托附给他。
　　我们把骨灰盒放在一块木板上，拖着它走。这游戏黎妹在世时。我们玩过，她坐在上面，我们拉她。有时候拉得太快了，她吓得在上面急叫，波哥，让我下来，多哥，让我下来，各弟，让我下来。那些声音似乎还在我们的耳边响。一直拖到河床里出现水，我们才把它抱在了怀里。然后，我们去广西了。
　　到广西已是一个月以后了。我们在博白兜了好久，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黎小白的家。是警察帮我们找到的。
　　让我们意外的是，她的名字不是黎小白，而是白小丽，正好倒过来了。而且，她的爸妈还健在。当白小丽的爸妈看到白小丽的骨灰盒时，一声长嚎后，竟双双晕倒在地上。他们醒来后，哭得昏天黑地。
　　我和各弟很惊异，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白小丽和我们说的都是假的。这不奇怪，因为我说的许多也是假的．包括各弟的，我们谁也不愿提及过去。她是因为和爸妈吵架才逃出去的。她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多才多艺。她的家境殷厚．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离家出走后，她爸妈为找她，把整个中国都快兜遍了，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回来居然是躺在一个小小的粗糙的盒子里。
　　白小丽的爸妈不断地向我们打听着白小丽的情况，当我们说到那张照片时，他们迫不及待地说，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张照片。当那张照片递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再次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小丽啊小丽，爸妈同意你去学戏，你要喜欢，你就去吧!你为什么要逃呢?
　　我听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不敢相信地问，这张照片是小丽的?我无法把照片上的小丽和那个脸上满是疤痕的女孩联系在一起。白小丽的妈妈拿出了白小丽的无数照片，那些照片和她临死前交给我们的一模一样，照片上的她都是穿着演出服。现在我知道了，白小丽学的就是粤剧。
　　白小丽的爸妈对我们很感激，先是要我们留下来，等我们拒绝后，又想给我们一笔钱。我们拒绝了。白小丽是我们的黎妹，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们不可能拿她的钱。我和各弟向她的爸妈要了她的许多照片，就是穿演出服的那种。我们要留作纪念。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又上路了。到哪里去。我和各弟都还没想好。
　　后来，有许多问题一直盘旋在我们的脑海，比如白小丽在离家前脸上是不是有疤痕，比如白小丽干吗要爬到墙上和树上去看人家演出。她真的是为了去看高雅娟的演出吗?我们一点儿也说不上来。说不上来，就尽量不去想。但白小丽的身影总在我们眼前转，有一次，我恍然大悟地对各弟说，白小丽给我们照片，是想让我们找到她自己。她想找回原来的自己。
　　各弟先是钦佩地说，波哥，你的脑袋瓜就是灵，一想又让你想通了。但慢慢地，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后来，他竟然愣愣地问我，波哥，我是谁?你是谁?我想想，顿时头皮一阵发麻。我也默然无语。后来，我和各弟抱在一起，我们彼此感到我们都在瑟瑟发抖。各弟，我们以后不分开，一直在一起，我说。好的，波哥，不分开!各弟带着哭音说。
　　奇怪的是，后来我们在流浪中，有意无意总喜欢在河床里走，因为记得黎妹说过，沿着河床走，说不定会走到家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