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观察着一个人在背着人的时候怎样行动,我就看出来这人是一个傻瓜,我找不出别的话来形容了。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有一天那个英国的演马戏的丑角南达尔穿过马戏场的阴暗荒凉的廊子,他走过一面镜子跟前,揭起他那顶尖帽,恭恭敬敬地对他自己的像行礼。廊子里除了他自己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我那时候坐在他头上一个水槽里面,他看不到我。他的这个举动使我又痛苦又莫名其妙地呆了好一会儿。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丑角,并且还是个英国人,为了他的职业和技术的缘故,倒是应当古怪的。
　　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契诃夫坐在他的园子里,正在用他的帽子去捉日光。他想把日光跟帽子一块儿戴到他的头上去,他试了好些次,一点儿也不成功。我又看见这个捕捉日光的人因为失败动了气:他的面貌越来越显得烦恼了。最后他带着一种忧郁的神情把帽子在他的膝上用力打一下,做一个粗暴的姿势把它套到他的头上去,他不高兴地拿脚踢了他的狗,随后眯一下眼睛,斜斜地望了望天,便动身走回屋去。又有一次他费了很久的时间,想了许多方法,要把一支粗大的红色铅笔塞进一个小药瓶的颈子里去。这明明是想破坏物理学的定律。他居然认真地顺从他的这个愿望,抱着一个科学实验者的不屈不挠的决心去做了。
　　列夫·N·托尔斯泰小声地问一只蜥蜴道:“你过得好吗?”
　　这只蜥蜴正在狄尔白尔大道上一丛灌木中间一块石头上晒太阳;托尔斯泰站在它面前,一只手插进他的皮腰带里。这个伟大的人物向他周围看了一眼,随后便对蜥蜴承认说:“我呢,我却过得不好。”
　　化学家M·M·吉黑文斯基教授坐在他的饭厅里,问着铜盘子上面映出来的他自己的像:
　　“喂,老朋友,你还活着?”
　　像没有回答他。教授叹了一口长气,便十分小心地用他的手掌心揩拭他的像,一面皱着眉头,不愉快地摇动着他那个像喇叭管子似的鼻子。
　　乌拉吉米尔斯基神父把他的靴子放在自己面前,一本正经地对它说:“喂,开步走!”
　　过后他问道:“你不会吗?”
　　于是他带着傲慢而确信的口气断定道:“这样很好。没有我你连一步也走不动。”
　　要是一个小孩想用他的手指把书上的一张插图揭下来,这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是看见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一心一意在做这种事情,并且东张西望,又侧耳倾听,好像害怕给人撞见一样,这就很古怪了。
　　这个教授仿佛认为谁都可以从纸张上揭去印好的图画,把它藏在他们背心的口袋里面似的。有一两次他相信已经做成功了:他从书页上揭下来一点东西,像夹一个铜板似地把它夹在两根手指的中间,想拿它放进他的背心口袋里去,可是等他将他的手指细看了一下以后,他皱起眉头,在亮光下面将图仔细研究一番,又用手去剥那印好的图。然而他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丢开书,不高兴地顿着脚急匆匆地走了。
　　亚历山大·布洛克站在世界文学社的楼梯上,在一本书的空白地方写字;突然间他靠紧栏杆,做出恭恭敬敬地让路给什么人的动作,而我却看不见那个人在什么地方。我正站在上面楼梯口上;当布洛克的带笑的眼光伴送着那个上楼的人到了上面的时候,碰到了我那也许带了点吃惊的表情的眼睛,他手里捏的一只铅笔落在地上了,他俯下身子去拾起它来,一面问我道:“我来迟了吗?”
　　(郭晓东摘自《请原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