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均极为关注的十八大一天天临近，11月8日将是影响中国再发展的重要时间刻度。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深刻审视中国当下所处历史阶段，科学分析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把握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战略要抉，就会鉴往知来，见微知著，洞察属于中国的机遇和可能遭遇的风险。
　　“无盘根错节，无以辨利器”。观察世界主要国家的兴衰交替，可以窥见战略机遇期对国家命运走向的关键意义。
　　15—17世纪，葡萄牙等国把握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契机，发挥航海强国的优势，率先经济崛起。进入18世纪，英国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依靠其率先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模型和制度文明，强势超越葡西，扩张为“日不落帝国”。此后，英国霸权地位受到德美等国挑战，虽在19世纪仍保持霸权地位，但其势已不如前。
　　20世纪初，美德抓住电气等技术上的创新，成功“逆袭”。掌握先进科技创新能力、并在二战中大发横财的美国随之登场。战后美国在以原子能、电子信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中继续把握先机，国家实力至今无敌。英国却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逐渐式微，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主角之位。
　　彼时，在地球的东方，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当欧洲列强入侵和爪分中国之时，日本抓住崛起的时间窗口，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几百年来主要大国的强弱交叠，构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的复杂变迁。虽然这些国家崛起之时的具体举措各有不同，但共同点昭然：发现事关国运的关键节点，并具有远见地抓住发展机遇，运筹科技、制度、国际关系等因素，做出合乎时局变迁的重大战略谋篇布局。
　　回望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历历在目——曾错失数十年中的若干发展机遇，亦曾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功把握机遇，形成了后发优势，一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的十六大曾明确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國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的前十年，中国认识自身与外围环境，实现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下，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面临利好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关口。
　　从国内经济来看，中国人均GDP已达到4000美元，城市化率已超过50%，意味着城市人口首度超过农村。这正是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升级”的关键时期，各类经济、社会矛盾交织凸显，经济结构调整寻求突破，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切实推进，社会公平亟待维护。
　　从国际形势看，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但占领下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布局已经展开。欧洲提出绿色更新周期，日本正展开“数字日本”计划，美国则在打造服务贸易主导角色的同时，布局重返亚洲，意在对中国全面崛起构成制约。
　　当此之际，如能成功推进改革创新，中国将持续过去几十年的良性轨道，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黄金时期；倘若迟疑，抑或无作为、乱作为，则将痛失机遇期，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或衰退，乃至影响社会稳定。
　　无疑，能否将战略机遇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抓住机遇，推动变革，有魄力直面阻碍改革的各种障碍。
　　首先要力求保证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稳定。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动荡中求得持续的发展，更毋论保障和提升民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系统配套的措施，融解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并提前做好政策储备，应对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保障社会达到动态的平衡。
　　继续建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杠杆。多国经验表明，一国崛起的背后，最主要的撬动力量是掌握先进的科技能力和实业制造能力，因此我国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运用市场激励自发的创新行为，并建立法制框架对创新进行严格的保护。
　　针对“战略机遇期”，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类是过于乐观，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同期西方诸国陷入经济危机，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非常完善，不需要再进一步改革，只需保持原来的发展模式。
　　另一种倾向则是过于悲观，着眼于相关经济制度安排的不完善性，以及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负面舆论与群体情绪，将改革的阻力与风险无限放大，让改革变得“缩手缩脚”。
　　这些倾向都不利于改革的纵深展开，都会造成对改革愿景的认知模糊。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大理应是凝聚执政智慧、锻造改革共识的良机。
　　本刊从未来十年中国要突出解决的矛盾入手，对部分著名专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深入采访和广泛对话，推出《新十年之约》，希望从中能前瞻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变化，以彰显本刊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