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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规律下的
“真挑战”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国家的发展将由大都市和都市圈引领，在此全球趋势之中，谁先占得先机，谁就将拥有21世纪。
现在全球范围都出现移民争夺战，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从移民的分布来看，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大都市和都市圈。比如在加拿大，移民主要集中在“MTV”三大城市（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英文缩写）。在发达国家出现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吸引移民也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让经济发展可以持续，也让原住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可以持续。
中国的情况好一些，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补充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在率先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城市，外来人口恰恰是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可以持续的“红利”。看清楚这个世界大势，是讨论未来城市化道路和制定城市化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国需要很多的内部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移民在流入地的市民化。以此为目标来检视当前的制度就会明白，释放改革红利任重而道远。以特大城市的积分制（即外来人口通过积分实现落户的制度）来看，中国国内移民政策之严堪比发达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
当然，从现实需要看，当户籍仍然与福利挂钩，在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还不现实的情况下，通过积分制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方案，缓解改革压力，这并不错。但应看到，在发达国家实施的移民积分制是针对外国移民的，而且，大量在积分的外国移民在分数达到要求之前，还没有到目的国去。相比之下，在中国，北京、上海的积分制是已经存在大约40%的常住人口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如果按目前的制度，而外来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特大城市很快就会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受到现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
深圳早已经是一个非本地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城市，好在深圳的大学不多，户籍并未成为容易上大学的特权，同时，在深圳外来人口的子女上公立学校门槛较低，户籍并未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对比说明，或者将户籍的门槛对常住人口大幅度降低，或者将户籍与福利的关联逐步抹掉，否则，由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歧视将越来越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面临的真正挑战。
在美国，一个高科技劳动力移动到一个城市去，他会带动五个劳动力需求，其中有两个是高端的服务业劳动力，另外三个是集中在消费型生活服务业，而这三个人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按照美国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内移民情况来看，一个移民流入地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配比是1∶1的关系，两者是“互补”的。
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吸引了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但在政策上却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由于存在互补性，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带来大量对低技能流动力的需求，但后者的供给却被移民政策（户籍制度）限制了。
其实，户籍制度越严的城市，其吸引低技能移民的比例越低。因为需求大大增加，供给却被管制住了，当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它的价格就上升。于是，在数据上可以看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得比高技能者更快，在大城市也是这部分劳动力明显更为短缺。有学者认为，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城市内部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户籍造成的歧视在缩小。而我认为，已有的研究恰恰说明，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趋势是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歧视造成的。
城市发展一方面需要移民，但移民的确带来很多相应的问题，中国城市未来所面临的真挑战必须在政策上得到应对。首先，未来中国面临全球竞争，还将向国际移民采取越来越开放的政策。如果既有的政策不加快改革，未来如果一边在欢迎国际移民，一边在管制国内移民，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第二，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和科技领域。
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说明，移民对于人口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的确会带来一些新挑战。人口流入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城市的收入差距不至于引起负面的社会后果。对此，应对的办法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由低技能、低收入移民流入所带来的社会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需要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国家和地区作出非常明智和长远的政策选择，不能用非常保守和狭隘的眼光把公共服务仅限于原住民，当政府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没有缩小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是在扩大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在最近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将公共住房覆盖到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这个政策导向应该尽快落实，只有这样，人口流入地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双赢。
《财经网》 消息
世行下调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
由于中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放缓，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2016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6月预测的3.3%下调至2.9%，并将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6月预测的7%下调至6.7%，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减速较预期严重的可能性较低。
不过，世行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表现。更为坚挺的增长前景，将取决于高收入国家持续的增长势头，大宗商品价格稳定，以及中国向以消费和服务为基础的增长模式逐步过渡。
中国缩减过剩产能
或致裁员300万人
中金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称，未来2年-3年，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减产30%，将造成裁员300万人。这些工业包括钢铁、煤炭开采、水泥、造船业、炼铝和平板玻璃。
根据1998年经验，2100万下岗职工后有13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100多万人得到内部安置，其余失业人数约占三分之一。按照这一比例，上述五个行业减产30%可能带来100万人失业，相当于城镇就业的0.3%，小幅推升失业率。对此财政需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中国的供给侧不同于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它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重大修正，中国的供给侧是否也具有如此大的意义？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总裁关敬如在日前召开的“2015年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暨《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5）》发布会”上表示，供给学派背靠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市场经济体系，面对的是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手段的调整，而我们则不同，背靠一个政府统制的经济，面对2008年的经济刺激和2012年刺激经济所带来的流动性扩充和富余的状况，在刺激需求之后转向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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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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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球范围都出现移民争夺战，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从移民的分布来看，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大都市和都市圈。比如在加拿大，移民主要集中在“MTV”三大城市（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英文缩写）。在发达国家出现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吸引移民也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让经济发展可以持续，也让原住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可以持续。
中国的情况好一些，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补充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在率先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城市，外来人口恰恰是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可以持续的“红利”。看清楚这个世界大势，是讨论未来城市化道路和制定城市化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国需要很多的内部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移民在流入地的市民化。以此为目标来检视当前的制度就会明白，释放改革红利任重而道远。以特大城市的积分制（即外来人口通过积分实现落户的制度）来看，中国国内移民政策之严堪比发达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
当然，从现实需要看，当户籍仍然与福利挂钩，在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还不现实的情况下，通过积分制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方案，缓解改革压力，这并不错。但应看到，在发达国家实施的移民积分制是针对外国移民的，而且，大量在积分的外国移民在分数达到要求之前，还没有到目的国去。相比之下，在中国，北京、上海的积分制是已经存在大约40%的常住人口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如果按目前的制度，而外来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特大城市很快就会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受到现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
深圳早已经是一个非本地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城市，好在深圳的大学不多，户籍并未成为容易上大学的特权，同时，在深圳外来人口的子女上公立学校门槛较低，户籍并未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对比说明，或者将户籍的门槛对常住人口大幅度降低，或者将户籍与福利的关联逐步抹掉，否则，由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歧视将越来越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面临的真正挑战。
在美国，一个高科技劳动力移动到一个城市去，他会带动五个劳动力需求，其中有两个是高端的服务业劳动力，另外三个是集中在消费型生活服务业，而这三个人技能水平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按照美国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内移民情况来看，一个移民流入地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配比是1∶1的关系，两者是“互补”的。
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吸引了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但在政策上却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由于存在互补性，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带来大量对低技能流动力的需求，但后者的供给却被移民政策（户籍制度）限制了。
其实，户籍制度越严的城市，其吸引低技能移民的比例越低。因为需求大大增加，供给却被管制住了，当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它的价格就上升。于是，在数据上可以看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得比高技能者更快，在大城市也是这部分劳动力明显更为短缺。有学者认为，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在城市内部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户籍造成的歧视在缩小。而我认为，已有的研究恰恰说明，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趋势是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落户歧视造成的。
城市发展一方面需要移民，但移民的确带来很多相应的问题，中国城市未来所面临的真挑战必须在政策上得到应对。首先，未来中国面临全球竞争，还将向国际移民采取越来越开放的政策。如果既有的政策不加快改革，未来如果一边在欢迎国际移民，一边在管制国内移民，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第二，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和科技领域。
各种各样的研究都说明，移民对于人口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的确会带来一些新挑战。人口流入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城市的收入差距不至于引起负面的社会后果。对此，应对的办法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由低技能、低收入移民流入所带来的社会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需要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国家和地区作出非常明智和长远的政策选择，不能用非常保守和狭隘的眼光把公共服务仅限于原住民，当政府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没有缩小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是在扩大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在最近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将公共住房覆盖到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这个政策导向应该尽快落实，只有这样，人口流入地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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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世行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表现。更为坚挺的增长前景，将取决于高收入国家持续的增长势头，大宗商品价格稳定，以及中国向以消费和服务为基础的增长模式逐步过渡。
中国缩减过剩产能
或致裁员300万人
中金公司日前发布的报告称，未来2年-3年，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减产30%，将造成裁员300万人。这些工业包括钢铁、煤炭开采、水泥、造船业、炼铝和平板玻璃。
根据1998年经验，2100万下岗职工后有13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100多万人得到内部安置，其余失业人数约占三分之一。按照这一比例，上述五个行业减产30%可能带来100万人失业，相当于城镇就业的0.3%，小幅推升失业率。对此财政需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中国的供给侧不同于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让人联想到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它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重大修正，中国的供给侧是否也具有如此大的意义？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总裁关敬如在日前召开的“2015年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暨《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5）》发布会”上表示，供给学派背靠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市场经济体系，面对的是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手段的调整，而我们则不同，背靠一个政府统制的经济，面对2008年的经济刺激和2012年刺激经济所带来的流动性扩充和富余的状况，在刺激需求之后转向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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