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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古时期，黄河流域的肉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由食猪变为食羊，这也意味着畜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的原因，学界多认为与南北朝时期气温下降有关。本文认为，赋税制度的改变是畜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此外，湖泊萎缩，饥荒发生频繁，也不利于养猪业的发展。
[关键词]中古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019-05
[作者简介]李文涛（1974—），男，湖北天门人，史学博士，运城学院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环境史研究。（山西运城 044000）
[基金项目]2011年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古黄河流域经济、环境与社会变动”（2011—QN—17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Feeding Pigs to Herding Sheep: the Change of Livestock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ddle Age
Author: Li Wentao
Abstract: During the Middle Age,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meat die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eating pork into eating lamb, which means the structure of livestock has changed.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e temperature dropping led to this chan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anges in the tax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ause fo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livestock. In addition, shrinking lakes and frequent famines are not conducive to feeding pigs.
Key words: the Middle Ag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vestock
一、牧猪为主：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概况
黄河流域，随着土地的开垦，畜牧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孟子·梁惠王上》中指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段话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在孟子看来，普通民众吃肉不容易，到五十岁以后才能时常吃肉；二是当时肉食主要是鸡、狗、猪这三种。
在汉代，鸡和猪是民众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太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任渤海太守时：“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在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养羊也比较发达，《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冀州……畜宜牛、羊，谷宜黍、稷。”《汉书·卜式》记载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在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养羊比较发达，《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不过，在汉代饮食结构之中，羊的地位并不突出，猪的地位占优势。在汉代史书中，记载牧羊的人比记载牧猪的要少得多。东汉时期的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吴祐，“常牧豕于长坦泽中，行吟经书。”孙期，“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梁鸿，“牧豕于上林宛中”。①《东汉后纪·尹勤传》也记尹勤曾经牧猪，“南阳人……事薛汉，身牧猪豕。”由于牧猪在两汉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在东汉末年，据《后汉书·李杜传》记载：“时国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杨）匡耻与接事，托疾牧豕云。”《三国志·魏书·纪第》记载曹操祖父曹节，“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曹节和邻居的猪之所以混淆，主要是放养所致，如果是圈养，混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二、养羊为主：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的变化
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猪的饲养业较为普遍。但与两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养猪数量明显下降，不成规模，不仅与当时家庭养羊的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养羊，其数量常以百、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当时的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养猪。文献中猪、豚、豕、彘的出现频率也低于羊。至于食羊，魏晋文献记载尚较少，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②反映在礼俗上，《隋书·礼仪志四》记载北朝聘礼所用的肉料，主要是羊，其次是牛犊，还有雁，但是没有猪。此外，据《北史·邢邵传》反映北齐规定：“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
从两汉到北朝，黄河流域畜牧业中，养羊业在农耕区的地位逐渐超过养猪。其中的原因，黎虎先生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气候变冷，降水量减少，使养猪业由放牧为主转向舍养为主。舍养需要大量粮食，这就使养猪业以小规模为主。在民间再也看不到“泽中千足彘”或大群养猪的情况。但猪能为农民制造肥料，养猪可以利用农副产品，因此小规模的家庭养猪业作为农民一项重要的副业，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刘磐修先生也持有类似的观点。③
然而，据史书记载，东汉之后，在黄河流域，牧猪还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西晋时期，《晋书·束皙传》指出：“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很显然，即使在人口比较稠密的三魏地区，猪还是牧养。《晋书·陶侃传》记载西晋时期陶侃的部下“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可见在西晋时期，牧猪还是比较普遍的行为。
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六《养猪》记载这一时期养猪处于放牧和圈养混合阶段，“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其主要原因是“猪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耧水草等令近岸，猪食之皆肥”。《北齐书·赵郡王琛传》记载，“后主晋州败，太后从土门道还京师，敕劢统领兵马，侍卫太后。时佞幸阍寺，犹行暴虐，民间鸡猪，悉放鹰犬搏噬取之。”民间的猪应该还是牧养的，如果是圈养，老鹰和猎犬伤害的几率就很小，对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不大。气温的下降，并不是养猪业萎缩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时期，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存在牧猪的情况，这一地方的纬度比黄河流域还要高，气温也更低，可知在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气候还是能适应牧猪业的。在魏晋北朝时期时期，黄河流域养猪以放养居多，这样猪肥很少①。在《齐民要术》中，用来提高肥力的主要是绿肥以及少量的蚕粪和熟粪②。因此，中古时期黄河流域农耕区养羊取代养猪业占据优势地位，用气候下降以及肥料的需求来解释，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三、中古黄河流域畜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探析
在历史上，在农业区牧羊业取代养猪业，也曾发生过。在河湟地区，马厂文化时期，农业发达，这一时期普遍蓄养的是猪。到了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人逐渐减少农业活动，养羊业发达，逐渐取代养猪业居首要地位。对于这种变化，王明珂先生认为，“养猪与养羊，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环境中，猪所寻找的食物是野果、草莓、根茎类植物、菇菌类、野生谷粒；这些，人类也都是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的地位。这样，养猪不能增加人类的粮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类所不能利用的食物……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西元前2000—1000年全球气候的干冷化，使得原始农业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由于马家窑时期以来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造成河湟地区人口扩张与资源分配不均……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另一个解决之道在酝酿中。那就是多养草食类动物，尤其是羊。羊可以吃草，人再来喝羊的乳，吃羊的肉。这样原来无法利用的高地草资源就间接被人利用了……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在河湟地区，一些穷苦的农人发现他们能迁到较高的地区，依赖马、牛与羊过活，以此脱离谷地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很快的，大家都发现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以农业为主的齐家文化生活方式渐瓦解。这种选择，最后将河湟变成与中原完全不同的世界。”③
王明珂的观点给人以很大启发，长期以来，人猪之间地区存在食物链上的冲突，人猪之间一度是敌人，《礼记·郊特牲》记载先秦时期的“八蜡”之祭中，要祭祀老虎，“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祭祀虎的目的，是要虎吃掉野猪，使得庄稼丰收。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汉时期，黄河流域为什么养羊业没有养猪业发达呢，为什么直到北朝时期才出现了？这个原因，除了少数民族内迁，导致黄河流域畜牧业发达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赋税制度上的变化。现代养羊学的研究表明，养一只羊需要八亩草地。④秦汉时期，人均土地是9.7市亩；户均土地是48.4亩。①秦汉时期主要粮食是粟，而据《齐民要术·种谷》记载：“谷田必须岁易”，否则，“子则莠多而收薄矣。”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农民一年中大概有24亩土地是处于休耕状态，土地杂草丛生。如果用来养羊的话，每户农民至少可以养3只羊，如果利用其他草地，可能更多。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农民养羊并不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政府的赋税制度。如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到了西汉时期，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刍稾制度，《二年律令·田律》规定：“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金四两。”东汉时期，也实行这一制度，从汉武帝到汉顺帝时期，都有明确规定，在发生灾害时期，免除部分地区的“刍稾”之赋。②秦汉时期，一顷土地折合今69亩左右；一石折合120斤，如果的确按照一顷地征收三石刍稾，数量也不多。不过至少在汉代，农民拥有的土地即使没有一顷，也按照一顷的标准征收赋税，《盐铁论·未通》指出，当时“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这样，一顷征收三石刍稾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刍稾主要是用以喂养官府牲畜，为了保证刍稾的新鲜度，《二年律令·田律》规定不准缴纳陈料，否则将处以重罚。这条律令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刍稾制度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负担。
既然刍稾制度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负担，故秦汉时期，虽然实行休耕，普通百姓也没有多余草料从事养羊业，这一时期养羊并不发达。
秦汉时期，气候温暖，降水较多，黄河流域湖泊较多，适合放养猪群，故司马迁说“泽中千足彘”，即是放养250头猪，是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
到了魏晋北朝时期，朝廷不再收取刍稾之赋，加之气候变得更加寒冷，降水减少，湖泊面积萎缩。故这一时期，养羊业逐步取代养猪业成为黄河流域农耕区的主要畜牧业。
二是气候变冷，导致降水减少，湖泊萎缩；同时饥荒发生频繁，不利于养猪业的发展。中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放牧为主的形式是采用放牧的办法养猪，一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存在为数不少的湖泊，可以供放牧猪群之用，另一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并没有发展到完全依靠将猪圈养的阶段。长期以来，猪的主要饲料是水生植物，块茎、糠麸等。《齐民要术·养猪》记载：“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这种主要以青饲料养猪的方式，被称之为“穷养猪”。在“穷养猪”模式之下，制约农民养猪的不是饲料，而是劳动力。由于农民会将其最主要的劳动力或者劳动力最主要之部分配置在能获得更高现金收入流的产业上，或者是配置在对家庭延续而言更为重要的主业，比如粮食生产上，而将除此之外的家庭剩余的劳动力配置在能获得收入流更低的或者重要性较低的产业，比如家庭副业上，确切地说，承担诸如养猪这类副业生产的劳动力，仅仅是家庭剩余或说富余劳动力的一种组合而非完整劳动。③在秦汉，即使在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农业依然处于粗放耕作的状态，农民可以将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而这一时期家庭劳动力也没有剩余或者富裕，投入养猪上并没有必要。不过，由于规模化的“穷养猪”收益较高，故司马迁说“泽中千足彘”是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在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逐渐实行精耕细作，但这一时期，人均耕地还是比较多，劳动力剩余问题并不突出。此外，“穷养猪”模式下，养猪的周期比较长，在在冬春气候寒冷时候，由于不适应放牧，“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糟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投入。与此同时，由于休耕和没有刍稾之赋，农民休耕土地中有大量的牧草，这些牧草比较适合养羊。养羊投入不多，即使在冬春时节，可以以干草来喂养，《齐民要术·养羊》“若不种豆、谷者，初草实成时，收刈杂草，薄铺使干，勿令郁浥。”而干草对农民来说基本上没有投入。此外，在休耕地上放羊，还有利于耕除杂草，《齐民要术·耕田》记载：“菅茅之地，宜纵牛羊践之，践则根浮。七月耕之则死。”在这种情况下，养羊比养猪投入少，收益也高。
到了魏晋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灾害频繁，饥荒时常发生，《齐民要术·杂说》反映当时气候条件恶化，灾害时常发生，“且风、虫、水、旱，饥馑荐臻，十年之内，俭居四五，安可不预备凶灾也？”饥荒时常发生，人们也把备荒的手段做足，除了确保粮食生产外，也把备荒视野投向湖泊中生长的作物。莼菜，《齐民要术》卷六《养鱼附种莼、藕、莲、芡》记载为“莼性易生，一种永得……种一斗余许，足以供用也。”莲、菱、芡，“多种，俭岁资此，足度荒年。”在这种情况下，放牧猪会与人争夺食物，人猪之间会发生食物链的纠纷，人们减少养猪，选择多养羊。
总之，由于气候等环境条件的变化，魏晋时期北朝，黄河流域养猪业在家庭畜牧业中位居养羊之后。这种变化也导致了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中，食羊之风盛行。
责任编辑：龙迪勇
[关键词]中古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019-05
[作者简介]李文涛（1974—），男，湖北天门人，史学博士，运城学院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环境史研究。（山西运城 044000）
[基金项目]2011年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古黄河流域经济、环境与社会变动”（2011—QN—17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Feeding Pigs to Herding Sheep: the Change of Livestock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ddle Age
Author: Li Wentao
Abstract: During the Middle Age,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structure of meat die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eating pork into eating lamb, which means the structure of livestock has changed.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e temperature dropping led to this chan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anges in the tax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ause fo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livestock. In addition, shrinking lakes and frequent famines are not conducive to feeding pigs.
Key words: the Middle Age;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ivestock
一、牧猪为主：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概况
黄河流域，随着土地的开垦，畜牧业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孟子·梁惠王上》中指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段话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在孟子看来，普通民众吃肉不容易，到五十岁以后才能时常吃肉；二是当时肉食主要是鸡、狗、猪这三种。
在汉代，鸡和猪是民众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太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任渤海太守时：“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在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养羊也比较发达，《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冀州……畜宜牛、羊，谷宜黍、稷。”《汉书·卜式》记载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在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养羊比较发达，《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期，“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不过，在汉代饮食结构之中，羊的地位并不突出，猪的地位占优势。在汉代史书中，记载牧羊的人比记载牧猪的要少得多。东汉时期的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吴祐，“常牧豕于长坦泽中，行吟经书。”孙期，“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梁鸿，“牧豕于上林宛中”。①《东汉后纪·尹勤传》也记尹勤曾经牧猪，“南阳人……事薛汉，身牧猪豕。”由于牧猪在两汉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在东汉末年，据《后汉书·李杜传》记载：“时国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杨）匡耻与接事，托疾牧豕云。”《三国志·魏书·纪第》记载曹操祖父曹节，“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曹节和邻居的猪之所以混淆，主要是放养所致，如果是圈养，混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二、养羊为主：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的变化
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猪的饲养业较为普遍。但与两汉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养猪数量明显下降，不成规模，不仅与当时家庭养羊的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养羊，其数量常以百、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当时的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养猪。文献中猪、豚、豕、彘的出现频率也低于羊。至于食羊，魏晋文献记载尚较少，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②反映在礼俗上，《隋书·礼仪志四》记载北朝聘礼所用的肉料，主要是羊，其次是牛犊，还有雁，但是没有猪。此外，据《北史·邢邵传》反映北齐规定：“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
从两汉到北朝，黄河流域畜牧业中，养羊业在农耕区的地位逐渐超过养猪。其中的原因，黎虎先生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气候变冷，降水量减少，使养猪业由放牧为主转向舍养为主。舍养需要大量粮食，这就使养猪业以小规模为主。在民间再也看不到“泽中千足彘”或大群养猪的情况。但猪能为农民制造肥料，养猪可以利用农副产品，因此小规模的家庭养猪业作为农民一项重要的副业，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刘磐修先生也持有类似的观点。③
然而，据史书记载，东汉之后，在黄河流域，牧猪还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西晋时期，《晋书·束皙传》指出：“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很显然，即使在人口比较稠密的三魏地区，猪还是牧养。《晋书·陶侃传》记载西晋时期陶侃的部下“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可见在西晋时期，牧猪还是比较普遍的行为。
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六《养猪》记载这一时期养猪处于放牧和圈养混合阶段，“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其主要原因是“猪性甚便水生之草，耙耧水草等令近岸，猪食之皆肥”。《北齐书·赵郡王琛传》记载，“后主晋州败，太后从土门道还京师，敕劢统领兵马，侍卫太后。时佞幸阍寺，犹行暴虐，民间鸡猪，悉放鹰犬搏噬取之。”民间的猪应该还是牧养的，如果是圈养，老鹰和猎犬伤害的几率就很小，对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不大。气温的下降，并不是养猪业萎缩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时期，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存在牧猪的情况，这一地方的纬度比黄河流域还要高，气温也更低，可知在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气候还是能适应牧猪业的。在魏晋北朝时期时期，黄河流域养猪以放养居多，这样猪肥很少①。在《齐民要术》中，用来提高肥力的主要是绿肥以及少量的蚕粪和熟粪②。因此，中古时期黄河流域农耕区养羊取代养猪业占据优势地位，用气候下降以及肥料的需求来解释，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三、中古黄河流域畜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探析
在历史上，在农业区牧羊业取代养猪业，也曾发生过。在河湟地区，马厂文化时期，农业发达，这一时期普遍蓄养的是猪。到了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人逐渐减少农业活动，养羊业发达，逐渐取代养猪业居首要地位。对于这种变化，王明珂先生认为，“养猪与养羊，在人类生态上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原始农民所养的猪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环境中，猪所寻找的食物是野果、草莓、根茎类植物、菇菌类、野生谷粒；这些，人类也都是可以直接消费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时候，猪与人在觅食上处于竞争的地位。这样，养猪不能增加人类的粮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类所不能利用的食物……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西元前2000—1000年全球气候的干冷化，使得原始农业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由于马家窑时期以来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造成河湟地区人口扩张与资源分配不均……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另一个解决之道在酝酿中。那就是多养草食类动物，尤其是羊。羊可以吃草，人再来喝羊的乳，吃羊的肉。这样原来无法利用的高地草资源就间接被人利用了……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在河湟地区，一些穷苦的农人发现他们能迁到较高的地区，依赖马、牛与羊过活，以此脱离谷地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很快的，大家都发现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以农业为主的齐家文化生活方式渐瓦解。这种选择，最后将河湟变成与中原完全不同的世界。”③
王明珂的观点给人以很大启发，长期以来，人猪之间地区存在食物链上的冲突，人猪之间一度是敌人，《礼记·郊特牲》记载先秦时期的“八蜡”之祭中，要祭祀老虎，“迎虎，为其食田豕也”。祭祀虎的目的，是要虎吃掉野猪，使得庄稼丰收。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汉时期，黄河流域为什么养羊业没有养猪业发达呢，为什么直到北朝时期才出现了？这个原因，除了少数民族内迁，导致黄河流域畜牧业发达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赋税制度上的变化。现代养羊学的研究表明，养一只羊需要八亩草地。④秦汉时期，人均土地是9.7市亩；户均土地是48.4亩。①秦汉时期主要粮食是粟，而据《齐民要术·种谷》记载：“谷田必须岁易”，否则，“子则莠多而收薄矣。”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农民一年中大概有24亩土地是处于休耕状态，土地杂草丛生。如果用来养羊的话，每户农民至少可以养3只羊，如果利用其他草地，可能更多。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农民养羊并不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政府的赋税制度。如睡虎地秦简《田律》规定，“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槀二石。”到了西汉时期，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刍稾制度，《二年律令·田律》规定：“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金四两。”东汉时期，也实行这一制度，从汉武帝到汉顺帝时期，都有明确规定，在发生灾害时期，免除部分地区的“刍稾”之赋。②秦汉时期，一顷土地折合今69亩左右；一石折合120斤，如果的确按照一顷地征收三石刍稾，数量也不多。不过至少在汉代，农民拥有的土地即使没有一顷，也按照一顷的标准征收赋税，《盐铁论·未通》指出，当时“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这样，一顷征收三石刍稾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刍稾主要是用以喂养官府牲畜，为了保证刍稾的新鲜度，《二年律令·田律》规定不准缴纳陈料，否则将处以重罚。这条律令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刍稾制度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负担。
既然刍稾制度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负担，故秦汉时期，虽然实行休耕，普通百姓也没有多余草料从事养羊业，这一时期养羊并不发达。
秦汉时期，气候温暖，降水较多，黄河流域湖泊较多，适合放养猪群，故司马迁说“泽中千足彘”，即是放养250头猪，是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
到了魏晋北朝时期，朝廷不再收取刍稾之赋，加之气候变得更加寒冷，降水减少，湖泊面积萎缩。故这一时期，养羊业逐步取代养猪业成为黄河流域农耕区的主要畜牧业。
二是气候变冷，导致降水减少，湖泊萎缩；同时饥荒发生频繁，不利于养猪业的发展。中古时期，黄河流域多放牧为主的形式是采用放牧的办法养猪，一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存在为数不少的湖泊，可以供放牧猪群之用，另一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并没有发展到完全依靠将猪圈养的阶段。长期以来，猪的主要饲料是水生植物，块茎、糠麸等。《齐民要术·养猪》记载：“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这种主要以青饲料养猪的方式，被称之为“穷养猪”。在“穷养猪”模式之下，制约农民养猪的不是饲料，而是劳动力。由于农民会将其最主要的劳动力或者劳动力最主要之部分配置在能获得更高现金收入流的产业上，或者是配置在对家庭延续而言更为重要的主业，比如粮食生产上，而将除此之外的家庭剩余的劳动力配置在能获得收入流更低的或者重要性较低的产业，比如家庭副业上，确切地说，承担诸如养猪这类副业生产的劳动力，仅仅是家庭剩余或说富余劳动力的一种组合而非完整劳动。③在秦汉，即使在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农业依然处于粗放耕作的状态，农民可以将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而这一时期家庭劳动力也没有剩余或者富裕，投入养猪上并没有必要。不过，由于规模化的“穷养猪”收益较高，故司马迁说“泽中千足彘”是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在魏晋北朝时期，黄河流域逐渐实行精耕细作，但这一时期，人均耕地还是比较多，劳动力剩余问题并不突出。此外，“穷养猪”模式下，养猪的周期比较长，在在冬春气候寒冷时候，由于不适应放牧，“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糟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投入。与此同时，由于休耕和没有刍稾之赋，农民休耕土地中有大量的牧草，这些牧草比较适合养羊。养羊投入不多，即使在冬春时节，可以以干草来喂养，《齐民要术·养羊》“若不种豆、谷者，初草实成时，收刈杂草，薄铺使干，勿令郁浥。”而干草对农民来说基本上没有投入。此外，在休耕地上放羊，还有利于耕除杂草，《齐民要术·耕田》记载：“菅茅之地，宜纵牛羊践之，践则根浮。七月耕之则死。”在这种情况下，养羊比养猪投入少，收益也高。
到了魏晋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灾害频繁，饥荒时常发生，《齐民要术·杂说》反映当时气候条件恶化，灾害时常发生，“且风、虫、水、旱，饥馑荐臻，十年之内，俭居四五，安可不预备凶灾也？”饥荒时常发生，人们也把备荒的手段做足，除了确保粮食生产外，也把备荒视野投向湖泊中生长的作物。莼菜，《齐民要术》卷六《养鱼附种莼、藕、莲、芡》记载为“莼性易生，一种永得……种一斗余许，足以供用也。”莲、菱、芡，“多种，俭岁资此，足度荒年。”在这种情况下，放牧猪会与人争夺食物，人猪之间会发生食物链的纠纷，人们减少养猪，选择多养羊。
总之，由于气候等环境条件的变化，魏晋时期北朝，黄河流域养猪业在家庭畜牧业中位居养羊之后。这种变化也导致了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中，食羊之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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