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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侯长亮纠结良久，最终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前往山村支教两年。谁想，两年期限无限延长，他在山里坚守了一年又一年。2017年，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雷宇丹。这个秀外慧中的姑娘，在上海有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过着朝九晚五、平淡闲适的生活，却为了心中念念已久的支教，奔赴千里之外的云南昭通，守护着一群大山里的“快乐精灵”。两个人教育理想和价值观念相合，在大山中一路扶持，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携手走过三年多的风雨，侯长亮和雷宇丹迎来送往了一批批学生、一任任支教教师，见证了山村教育一天天的变化。他们坚守着，却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山村教育最应关注的，是山里人。
山里行：山中过客成大山守望者
侯长亮生于湖南的一个小县城，自小家庭困难，儿时的生活艰难与感动并存，对他影响深远——大哥初中没毕业便辍学打工养家;父亲打工被骗，大年三十身无分文地回了家;为了省钱，他放弃县里最好的高中，选择就近入读;为了孩子的学费，父亲几次四处借钱;没交够学费，学校也让他们先上课，再慢慢还学费……艰辛的成长经历，让他更能理解农村孩子求学的不易;一路收获的善意，令他始终心怀感恩。
2011年，侯长亮大学毕业，面临两难选择——家人希望他在城市过安稳的日子，他也觉得应该为了家人和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了解到偏远乡村教师紧缺的状况后，他更想为那些和曾经的自己一样、在贫困的生活间隙艰难求学的孩子们做些事。纠结之下，他寻求父亲的建议。这位为了家人半生奔波的父亲没有替他做决定，只是嘱咐他山区条件艰苦，让他考虑清楚、做好准备。“我的父母很伟大，只要不做坏事，他们并不会过多干预我们的选择。”侯长亮对父母的开明感激不已，最终决定先支教两年，再计划未来。
随后，侯长亮和两名同学一起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前往广西大石山区支教。支教第一个学期，他走遍了全校近300个学生的家，去了解他们的情况。那时，山里几乎没有可落脚的路，一个学期下来，他找不出一双完好的鞋子。“那时候没有经验，只能靠一股拼劲带动教学。”
两年后，侯长亮已经舍不得离开。无奈微薄的支教补助无法支撑他的生活，他便在深圳找了份专业对口的计算机工作。离开的那天，学生们送他上车，隔着车窗看着一张张不舍的小脸，他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在深圳工作时正值暑假，学生们经常在电话里向他诉说不舍，他的心思完全无法放在工作上。眼看暑假将尽，他忍不住向公司辞职，带着攒下的3000元钱，回到了大石山区。
2015年，侯长亮的支教经历被报道，获得广西“十大新闻人物奖”。这项荣誉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他希望大家关注山村教育，但过多的媒体曝光和外人来访影响了孩子们正常的学习。加之学校分配了几名在编教师，师资不再那么紧缺，他便考虑去其他地方支教。这时，一位贵州毕节苗族小学的教师联系他，告诉他这所小学招收了近700名学生，却只有13名教师，邀请他前去支教。考察后发现情况属实，侯长亮便在网上招募了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支教教师，一同赶赴贵州毕节，开启第二段支教之旅。
也是在这一年，同为湖南人的雷宇丹联系上他，表达了长期支教的想法。“我参加过短期支教，更想进行长期支教。”考虑到雷宇丹还是在读研究生，侯长亮便劝她先完成学业，再考虑事业。此后，两人没再联系。
2017年，已在上海工作一年半的雷宇丹再次联系侯长亮。这一次，她做好了全职支教的准备。侯长亮担心小姑娘将来会因为艰苦的环境而后悔，恰逢自己在寻找新的支教点，便邀请她和自己一同前往云南昭通一所小学考察。雷宇丹并没有被偏远的校址、陡峭的山路和连不上的信號吓到，反而觉得新建成的校园还不错——尽管那时班级连桌椅都没有;会苦中作乐地调侃拎着几十斤行李爬山路的经历是“锻炼身体”;能够在繁忙的支教之余，坚持画画、阅读、弹古琴、练书法，还为了学生自学舞蹈……“我做了决定就会很坚持，也会做大量的前期准备。”雷宇丹说。
从湖南家乡到云南学校，雷宇丹需要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再爬两个小时的山路。每次乘汽车，她都会晕车、呕吐。妈妈曾心疼地责怪她：“这么难受，何苦跑那么远去教书？”她当时说不出原因，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或伟大，这只是她身处偏远山村、感受到大山对教育的需要，而做出的下意识选择。她曾在公众号中这样写道：“偏远的山村真的太需要老师了，太需要优秀的老师了。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不去做呢？”就这样，她在云南大山里待了三年多，远超曾经承诺家人的两年支教期限。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大山里，侯长亮陪伴着这个温柔单纯的姑娘成长为认真负责的支教教师，也“被她的才情、坚韧和执着吸引”。2017年国庆，两人结伴去广西看望侯长亮教过的孩子。在那里，侯长亮向雷宇丹表白：“以后我们一起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好吗？”就这样，两人在一起了，一同从大山的客人变为山里娃娃的守护者。
山里娃：精神援助比物质捐助更重要
和大多数人一样，两人在支教前认为山里孩子渴望知识、渴望上学，但现实出人意料——孩子们淘气爱玩，上课也嘻嘻哈哈、到处乱窜，有些还会受长辈的影响，认为学习不如打工。
侯长亮在广西教的第一届学生，有十多个早早便辍学了。一次寒假结束，他在返校的路上，听说班上一名五年级女孩借了大人的身份证，要和哥哥一起去广东打工。侯长亮一路追到村客运站，为了不影响正常发车，他买了车票，坐在女孩身边劝她，从村子到县城的几个小时里，他都没能让女孩打消辍学的念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离开。“她太小了，根本不知道外出打工会遇到什么。”侯长亮提起这桩8年前的旧事，仍然很无奈。
雷宇丹更惊讶于山村女孩早婚的陋俗。十五六岁的女孩，什么都不懂，便甘愿辍学后嫁人生子了。“这对女孩的生理危害自不必说，还会造成一系列的后续影响。”她发现山村有一类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打工或生病，母亲“跑”了。这些母亲很多是那些早婚早育后外出打工的女孩子，她们被外面的广阔天地吸引，不再回来，剩下一个个留守山村的孩子。一代代山村人重复着这样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见多了，侯长亮和雷宇丹不再纠结、郁闷，而是从精神层面引导孩子们，慢慢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从第二届开始，侯长亮教的孩子几乎没有中途辍学的，还有孩子为了上学和家人据理力争。一次期末考试后，一名四年级的瑶族孩子向他求助：父亲让他去打工，他不愿意却无力反抗。侯长亮立刻拿上手电筒，拉上一个在当地调研的瑶族大学生做翻译。那时大山还没有通路、通电，三个人翻了好几个山头，到了学生家里，在煤油灯下磕磕绊绊地和家长聊了很久，终于劝服他们，同意孩子读完初中。初中毕业后，孩子又争取到了读幼师的机会。现在，他从教于一所山村幼儿园，立志成为像侯长亮一样的老师。
精神援助和引导远比物质捐助重要得多，在扶贫方面尤其如此。侯长亮和雷宇丹一直不鼓励人们直接向山里孩子捐赠物资，甚至会阻止有意向的人，“因为没有必要”。侯长亮亲历了山村10余年来的变化——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山区修了路、建了房、通了电、连了信号;农村家庭说不上富足，但基本温饱没有问题;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更新;基础教育阶段学费全免，孩子们只要想上学，至少可以毫无顾虑地读到初中毕业，还可在校吃免费午餐。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多地捐赠物资，很可能让山里人养成不劳而获的惰性思维。”他们无数次见过这类事情——山村學校的来访者经常随手捐赠，本来礼貌腼腆的学生接礼物越来越随意，甚至不再向来访者问好;苗寨的孩子大都勤快又懂事，但太多的物资捐助让他们逐渐麻木，很多孩子对教师的关心无动于衷，甚至享受贫穷带来的不劳而获;家访中，有些家长会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像其他人一样送我们一些东西……“孩子们很可能在接受捐赠中丧失学习和努力的动力，总想走快速获利的捷径。救急不救穷，紧急情况当然要施以援手，但不能无底线、无限制。”侯长亮补充道。
为此，两人非常注重在这方面引导孩子们——借励志小故事，告诉他们要感恩别人的馈赠，但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更多财富、变得更优秀;陪孩子们一起上山挖蒲公英、挖笋补贴家用，夸奖、鼓励他们……“农村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教师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让孩子们在精神和志向上‘脱贫’。”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引导给孩子们带来了改变。前几年，侯长亮教过的一名孩子联系他——孩子已经读高一了，但由于家庭变故，拿不出学费。侯长亮便联系了爱心人士资助他。第二年，这名孩子告诉他，自己暑假打工挣够了高二的学费，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您一直教导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寻求帮助，但也要自己努力解决困难。”这让侯长亮感慨不已。他始终相信，虽然这个有志气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但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山里师：亟须关注的“弱势群体”
对山里孩子的精神引导和援助，需要大量的优秀教师。“山村教育最需要的已不是物质帮助，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师长灵魂。他们足以唤醒山村一群沉睡的懵懂灵魂。”雷宇丹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感慨道。
“山里缺老师，也很难留住老师。”侯长亮见过很多山村学校，几百个学生，只靠几个代课老师撑着，教学负担极重。代课老师没有编制、工资低，生活没有保障。在云南昭通的这所小学，代课30年的教师龙德贵龙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元，为补贴家用，只能在节假日背着近70斤的豆腐担子四处叫卖。有时，支教教师来到学校，能够帮代课教师分担教学压力。但支教教师补助有限，有组织的支教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个人支教很可能毫无收入，这让很多有支教想法的人望而却步。和他们一起支教的教师万洋曾说过：“如果能解决收入问题，我愿意一直在这里教孩子。可是一个月只有800元的补贴，我不可能一直支教。”在侯长亮看来，这是很多支教教师无法长期支教的主要原因，也更需要社会的关注。
近几年，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逐渐缓解。在政策的支持下，山村在编教师规模扩大、教师收入提升、城乡教师轮岗为山村教育带来专业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此外，一批批心怀理想的年轻人踏上支教之路。但侯长亮认为，很多支教教师不是师范专业毕业，教育技巧和质量仍需提升。
雷宇丹支教三年，仍对自己的教育和管理能力不满意，有时孩子们太调皮，她还是会无所适从。在侯长亮看来，支教教师要从知识和精神层面教好孩子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从教第一届学生时仅凭一身拼劲和孤勇，到后来的宽严结合、游刃有余，他走了很多弯路，也尝试了很多新方法：他会在农忙时节和山里人一起上山下地干农活，获得他们的信任，便于进行教育和沟通;会在课下花大量时间和学生沟通感情、为他们辅导功课、劝他们听话;会尽量开设一些趣味性强的特色课程，吸引学生对学校和课堂的兴趣。遇到雷老师后，特色课程逐渐丰富起来——每星期，音乐课、美术课、书法课、体育课各两节，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弹琴、吹陶笛、画水彩画、写毛笔字;还会在放学后，指导他们玩魔方、摄影、跳竹竿舞。“我们不是专业的艺体教师，也不能为他们准备专业的课程用具，只能为他们提供体验机会，让他们了解未知、看到美好。至于未来如何，还要看他们自己。”雷宇丹说。
“老师，你下学期还来不来？”每次放假，孩子们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山里的孩子缺乏安全感，他们见过很多支教教师——有的待几天、有的待几个月、有的待几年。侯长亮和雷宇丹不知道自己还会坚持多久，只是坚定地表示：“只要还在支教教师的岗位上，我们就会尽心尽力教育孩子。未来即使不做教师，我们也会从事山村教育援助行业。”
携手走过三年多的风雨，侯长亮和雷宇丹迎来送往了一批批学生、一任任支教教师，见证了山村教育一天天的变化。他们坚守着，却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山村教育最应关注的，是山里人。
山里行：山中过客成大山守望者
侯长亮生于湖南的一个小县城，自小家庭困难，儿时的生活艰难与感动并存，对他影响深远——大哥初中没毕业便辍学打工养家;父亲打工被骗，大年三十身无分文地回了家;为了省钱，他放弃县里最好的高中，选择就近入读;为了孩子的学费，父亲几次四处借钱;没交够学费，学校也让他们先上课，再慢慢还学费……艰辛的成长经历，让他更能理解农村孩子求学的不易;一路收获的善意，令他始终心怀感恩。
2011年，侯长亮大学毕业，面临两难选择——家人希望他在城市过安稳的日子，他也觉得应该为了家人和自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了解到偏远乡村教师紧缺的状况后，他更想为那些和曾经的自己一样、在贫困的生活间隙艰难求学的孩子们做些事。纠结之下，他寻求父亲的建议。这位为了家人半生奔波的父亲没有替他做决定，只是嘱咐他山区条件艰苦，让他考虑清楚、做好准备。“我的父母很伟大，只要不做坏事，他们并不会过多干预我们的选择。”侯长亮对父母的开明感激不已，最终决定先支教两年，再计划未来。
随后，侯长亮和两名同学一起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前往广西大石山区支教。支教第一个学期，他走遍了全校近300个学生的家，去了解他们的情况。那时，山里几乎没有可落脚的路，一个学期下来，他找不出一双完好的鞋子。“那时候没有经验，只能靠一股拼劲带动教学。”
两年后，侯长亮已经舍不得离开。无奈微薄的支教补助无法支撑他的生活，他便在深圳找了份专业对口的计算机工作。离开的那天，学生们送他上车，隔着车窗看着一张张不舍的小脸，他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在深圳工作时正值暑假，学生们经常在电话里向他诉说不舍，他的心思完全无法放在工作上。眼看暑假将尽，他忍不住向公司辞职，带着攒下的3000元钱，回到了大石山区。
2015年，侯长亮的支教经历被报道，获得广西“十大新闻人物奖”。这项荣誉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他希望大家关注山村教育，但过多的媒体曝光和外人来访影响了孩子们正常的学习。加之学校分配了几名在编教师，师资不再那么紧缺，他便考虑去其他地方支教。这时，一位贵州毕节苗族小学的教师联系他，告诉他这所小学招收了近700名学生，却只有13名教师，邀请他前去支教。考察后发现情况属实，侯长亮便在网上招募了十几位志同道合的支教教师，一同赶赴贵州毕节，开启第二段支教之旅。
也是在这一年，同为湖南人的雷宇丹联系上他，表达了长期支教的想法。“我参加过短期支教，更想进行长期支教。”考虑到雷宇丹还是在读研究生，侯长亮便劝她先完成学业，再考虑事业。此后，两人没再联系。
2017年，已在上海工作一年半的雷宇丹再次联系侯长亮。这一次，她做好了全职支教的准备。侯长亮担心小姑娘将来会因为艰苦的环境而后悔，恰逢自己在寻找新的支教点，便邀请她和自己一同前往云南昭通一所小学考察。雷宇丹并没有被偏远的校址、陡峭的山路和连不上的信號吓到，反而觉得新建成的校园还不错——尽管那时班级连桌椅都没有;会苦中作乐地调侃拎着几十斤行李爬山路的经历是“锻炼身体”;能够在繁忙的支教之余，坚持画画、阅读、弹古琴、练书法，还为了学生自学舞蹈……“我做了决定就会很坚持，也会做大量的前期准备。”雷宇丹说。
从湖南家乡到云南学校，雷宇丹需要乘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再爬两个小时的山路。每次乘汽车，她都会晕车、呕吐。妈妈曾心疼地责怪她：“这么难受，何苦跑那么远去教书？”她当时说不出原因，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或伟大，这只是她身处偏远山村、感受到大山对教育的需要，而做出的下意识选择。她曾在公众号中这样写道：“偏远的山村真的太需要老师了，太需要优秀的老师了。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不去做呢？”就这样，她在云南大山里待了三年多，远超曾经承诺家人的两年支教期限。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大山里，侯长亮陪伴着这个温柔单纯的姑娘成长为认真负责的支教教师，也“被她的才情、坚韧和执着吸引”。2017年国庆，两人结伴去广西看望侯长亮教过的孩子。在那里，侯长亮向雷宇丹表白：“以后我们一起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好吗？”就这样，两人在一起了，一同从大山的客人变为山里娃娃的守护者。
山里娃：精神援助比物质捐助更重要
和大多数人一样，两人在支教前认为山里孩子渴望知识、渴望上学，但现实出人意料——孩子们淘气爱玩，上课也嘻嘻哈哈、到处乱窜，有些还会受长辈的影响，认为学习不如打工。
侯长亮在广西教的第一届学生，有十多个早早便辍学了。一次寒假结束，他在返校的路上，听说班上一名五年级女孩借了大人的身份证，要和哥哥一起去广东打工。侯长亮一路追到村客运站，为了不影响正常发车，他买了车票，坐在女孩身边劝她，从村子到县城的几个小时里，他都没能让女孩打消辍学的念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离开。“她太小了，根本不知道外出打工会遇到什么。”侯长亮提起这桩8年前的旧事，仍然很无奈。
雷宇丹更惊讶于山村女孩早婚的陋俗。十五六岁的女孩，什么都不懂，便甘愿辍学后嫁人生子了。“这对女孩的生理危害自不必说，还会造成一系列的后续影响。”她发现山村有一类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打工或生病，母亲“跑”了。这些母亲很多是那些早婚早育后外出打工的女孩子，她们被外面的广阔天地吸引，不再回来，剩下一个个留守山村的孩子。一代代山村人重复着这样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见多了，侯长亮和雷宇丹不再纠结、郁闷，而是从精神层面引导孩子们，慢慢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从第二届开始，侯长亮教的孩子几乎没有中途辍学的，还有孩子为了上学和家人据理力争。一次期末考试后，一名四年级的瑶族孩子向他求助：父亲让他去打工，他不愿意却无力反抗。侯长亮立刻拿上手电筒，拉上一个在当地调研的瑶族大学生做翻译。那时大山还没有通路、通电，三个人翻了好几个山头，到了学生家里，在煤油灯下磕磕绊绊地和家长聊了很久，终于劝服他们，同意孩子读完初中。初中毕业后，孩子又争取到了读幼师的机会。现在，他从教于一所山村幼儿园，立志成为像侯长亮一样的老师。
精神援助和引导远比物质捐助重要得多，在扶贫方面尤其如此。侯长亮和雷宇丹一直不鼓励人们直接向山里孩子捐赠物资，甚至会阻止有意向的人，“因为没有必要”。侯长亮亲历了山村10余年来的变化——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山区修了路、建了房、通了电、连了信号;农村家庭说不上富足，但基本温饱没有问题;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更新;基础教育阶段学费全免，孩子们只要想上学，至少可以毫无顾虑地读到初中毕业，还可在校吃免费午餐。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过多地捐赠物资，很可能让山里人养成不劳而获的惰性思维。”他们无数次见过这类事情——山村學校的来访者经常随手捐赠，本来礼貌腼腆的学生接礼物越来越随意，甚至不再向来访者问好;苗寨的孩子大都勤快又懂事，但太多的物资捐助让他们逐渐麻木，很多孩子对教师的关心无动于衷，甚至享受贫穷带来的不劳而获;家访中，有些家长会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像其他人一样送我们一些东西……“孩子们很可能在接受捐赠中丧失学习和努力的动力，总想走快速获利的捷径。救急不救穷，紧急情况当然要施以援手，但不能无底线、无限制。”侯长亮补充道。
为此，两人非常注重在这方面引导孩子们——借励志小故事，告诉他们要感恩别人的馈赠，但只有靠自己才能获得更多财富、变得更优秀;陪孩子们一起上山挖蒲公英、挖笋补贴家用，夸奖、鼓励他们……“农村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教师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让孩子们在精神和志向上‘脱贫’。”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引导给孩子们带来了改变。前几年，侯长亮教过的一名孩子联系他——孩子已经读高一了，但由于家庭变故，拿不出学费。侯长亮便联系了爱心人士资助他。第二年，这名孩子告诉他，自己暑假打工挣够了高二的学费，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您一直教导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寻求帮助，但也要自己努力解决困难。”这让侯长亮感慨不已。他始终相信，虽然这个有志气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但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山里师：亟须关注的“弱势群体”
对山里孩子的精神引导和援助，需要大量的优秀教师。“山村教育最需要的已不是物质帮助，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师长灵魂。他们足以唤醒山村一群沉睡的懵懂灵魂。”雷宇丹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感慨道。
“山里缺老师，也很难留住老师。”侯长亮见过很多山村学校，几百个学生，只靠几个代课老师撑着，教学负担极重。代课老师没有编制、工资低，生活没有保障。在云南昭通的这所小学，代课30年的教师龙德贵龙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元，为补贴家用，只能在节假日背着近70斤的豆腐担子四处叫卖。有时，支教教师来到学校，能够帮代课教师分担教学压力。但支教教师补助有限，有组织的支教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个人支教很可能毫无收入，这让很多有支教想法的人望而却步。和他们一起支教的教师万洋曾说过：“如果能解决收入问题，我愿意一直在这里教孩子。可是一个月只有800元的补贴，我不可能一直支教。”在侯长亮看来，这是很多支教教师无法长期支教的主要原因，也更需要社会的关注。
近几年，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逐渐缓解。在政策的支持下，山村在编教师规模扩大、教师收入提升、城乡教师轮岗为山村教育带来专业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此外，一批批心怀理想的年轻人踏上支教之路。但侯长亮认为，很多支教教师不是师范专业毕业，教育技巧和质量仍需提升。
雷宇丹支教三年，仍对自己的教育和管理能力不满意，有时孩子们太调皮，她还是会无所适从。在侯长亮看来，支教教师要从知识和精神层面教好孩子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从教第一届学生时仅凭一身拼劲和孤勇，到后来的宽严结合、游刃有余，他走了很多弯路，也尝试了很多新方法：他会在农忙时节和山里人一起上山下地干农活，获得他们的信任，便于进行教育和沟通;会在课下花大量时间和学生沟通感情、为他们辅导功课、劝他们听话;会尽量开设一些趣味性强的特色课程，吸引学生对学校和课堂的兴趣。遇到雷老师后，特色课程逐渐丰富起来——每星期，音乐课、美术课、书法课、体育课各两节，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弹琴、吹陶笛、画水彩画、写毛笔字;还会在放学后，指导他们玩魔方、摄影、跳竹竿舞。“我们不是专业的艺体教师，也不能为他们准备专业的课程用具，只能为他们提供体验机会，让他们了解未知、看到美好。至于未来如何，还要看他们自己。”雷宇丹说。
“老师，你下学期还来不来？”每次放假，孩子们都会问他们这个问题。山里的孩子缺乏安全感，他们见过很多支教教师——有的待几天、有的待几个月、有的待几年。侯长亮和雷宇丹不知道自己还会坚持多久，只是坚定地表示：“只要还在支教教师的岗位上，我们就会尽心尽力教育孩子。未来即使不做教师，我们也会从事山村教育援助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