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受到国内政治、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此外,决策方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作为决策主体,决策方在认知和界定情势方面掌握主动权,无论是何种可能影响政策最终走向的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方主观认知的判断、筛选、认知和过滤,才能最终以特定的形式在政策中被呈现出来。政策的本质是话语,为了在政策中体现主观认知和偏好,进而影响政策的走向,决策方需要以特定的方式操纵政策话语,精心设计和选择叙述的框架,综合运用话语资源,对政治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政治说服,以阐释其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才能实现最终的政策成功。这种话语层面的战略就是政治修辞。以往的政策研究大多采取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关注客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行为体特别是决策方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政治修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修辞性政治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以政治修辞为路径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模式,选取1993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作为案例,从话语角度解读了其调整转型过程及其背后动因:决策方根据对情势的主观认知和界定,在话语层面上综合运用设定议题、框定主体、建构情境、组织叙述等手段,从构建对华政策的情境入手,塑造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建构中国的身份、确立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再以此为支点,逐步扩展对华政策的话语体系,最后与相关的政策建议整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合法化逻辑。具体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作为话语战略实施的政治修辞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情境塑造。作为政策制定的起点,决策者需要结合其个人认知,对所面临的客观情势进行综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叙述,目的是让特定的受众群体感知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为接下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做铺垫;第二,身份标签。基于情境塑造,决策者需要具体指出造成这一情境的施动者,即政策将要实施的对象。通过提出一个具象化的身份表达,决策者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对“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他者”如何造成了当前的紧张局势,对“自我”利益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三,政策解释。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需要进一步说明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对当前情势予以应对才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具体政策的阐释。至此,决策者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和主观化的表达,完成了整个政策逻辑的阐释,并将其输出给特定的受众群体。政治修辞反映出决策方在特定情势下的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是其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手段,也是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引入政治修辞的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方面,以政治修辞为核心的话语研究主张从决策者主观出发,探知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弥补当前理性主义主导的政策分析方式的不足,更有助于加深对特定政策本质的理解。现实意义上,以全新的路径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层次动机,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同时,对外政策领域的政治修辞研究也可以促进中国对如何采取一定的话语战略提升对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