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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来了！
公元1348年到公元1352年间，黑死病把欧洲变成人间地狱，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
18世纪，欧洲蔓延天花，死亡人数高达1亿5千万人以上；
19世纪，不知有多少人被肺结核夺去了亲人或朋友；
……
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未断。正当人们为诸多传染性疾病的攻克而额首相庆的时候，艾滋病又悄悄来临。
艾滋病有一个略显拗口的全称，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根据医学定义，这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通称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导致死亡的严重传染疾病。
关于人类感染艾滋病毒的确切时间，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病毒在上世纪之初就已经传染给人类；也有人认为，病毒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从动物传染给人类，并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迅速蔓延。
然而我们可以确知的是，1959年，一名非洲男子在金沙萨发病死亡，人们后来在他的血液标本中检测出艾滋病毒。此后是十年沉寂。直到1970年代，艾滋病在非洲迅速传播。1972年至1973年，有人在乌干达某地区采集了75份血清，发现其中50份含有HIV病毒。
1981年是标志性的一年。当年的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简要介绍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病毒无国界。四年之后，艾滋病登陆中国。1985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首先报告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此人为美籍阿根廷人，来中国旅游。5天后不治死亡。
1989年8月19日，在瑞丽市戒毒所采得的50份吸毒人员血清中，发现HIV阳性者26份。此后，在云南吸毒人群中共发现HIV感染者146例，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从国外输入发展到在国内的播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到2006年上半年，艾滋病已经造成2000万人死亡，4200万人感染，而且每年还会造成300万人死亡，500万人感染。但有关专家估计情况还远不止如此。目前世界上可能已有近7000万人染上艾滋病病毒（HIV），24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预计到2020年，将有2亿人感染HIV。另据联合国人口研究专家估计，到2025年，在印度将有3100万人、在中国将有1800万人死于艾滋病，而非洲的死亡人数将高达1亿。
为什么艾滋病传播如此迅猛？按流行病学的理论，如果一种疾病既存在传染源、传播途径和传播对象，而又没有任何有效方式阻断这三种条件之一，那么它的蔓延就是一种必然。社会学家对电子邮件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素不相识的两个陌生人，只须通过6个人的辗转就会搭上关系。因此，一个与HIV素昧平生的人会不会只经过6个陌生人就可能染上HIV。甚至，有时只要两三个性接触环节就足矣。
2007年11月29 日公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二00七年)》称：中国艾滋病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的态势。该报告还显示，艾滋病感染开始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并且男性性行为感染者呈快速上升态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或许，我们仅仅处在艾滋病大流行的前夜。
恐艾症，你有没有？
艾滋病来势迅猛。还有一种“病症”比艾滋病流传更迅猛，那就是“恐艾症”。
在一个带有红丝带标志的BBS——“恐艾家园”上，“今天你阴了吗？”（指未感染艾滋病毒，检验显示为阴性）成为“恐友”们之间打招呼的“口头禅”。恐友们恐惧的，不仅是死亡。“眼前这个小小的病毒，不仅要毁掉我的全部，还要用最恐怖的方式把我带进地狱。道德的压力，家人的泪水，亲友的眼光，世人的口舌……走向死亡的路，如果可以独行，未免不是一种庆幸，而偏偏恐艾的路上，只有在嘈杂的人群中，画地为牢，独自无声地挣扎在惨白的噩梦里。”
人们“恐艾”的理由可谓千奇百怪：有人因为嫖娼，有人因为输血，有人因为针灸，有人因为纹身，有人因为接吻，有人因为扎针，有人接二连三只因为感冒腹泻……艾滋病的感染渠道、急症期特征、漫长的潜伏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加上它可怕的发病以及社会观念，都足以令恐惧顺理成章。
在医学上，“恐艾症”被分为四种类型：焦虑型、恐惧性、强迫症、疑病型。
第一种是焦虑型恐艾症。临床表现为想到或看到“艾滋病”三个字及艾滋病的相关报道即出现紧张不安和烦躁；经常提心吊胆担心自己已感染或会被感染艾滋病。同时也可能伴有各种躯体症状，如坐立不安，往复走动，唉声叹气等。这种类型一般不会反复求医，四处检查，回避行为和逃避行为也不明显。此型艾滋病恐惧症通过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和相应的心理治疗可以得到缓解。
第二种是恐惧型恐艾症。临床表现的中心症状为恐惧。表现为对艾滋病及其与艾滋病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场所的恐惧。恐惧型恐艾症需要结合针对于恐惧症的心理治疗。
案例：小王，女性，大学生。大二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献血，回来后一直担心采血时所使用的针头不干净，怕自己被传染艾滋病。担心了2个星期后，开始对血产生恐惧，不仅见到血会紧张，就是想到血或者看见“血”这个字也会紧张。不敢去医院，回避所有可能会见到血的场合。如果哪个同学脸上长了青春豆挤破了出了血，她就会对这个同学产生恐惧，不敢和他说话，不敢接触他接触过的东西，尽量离他远点。慢慢的小王所恐惧和回避的东西越来越多，她不 敢到学校的公共浴室洗澡，不敢使用公共厕所的马桶，对蚊子非常恐惧，因为咬过别人，会携带别人的血等。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
第三种是强迫型艾滋病恐惧症。此型艾滋病恐惧症比较常见。临床表现为担心自己会被传染艾滋病，处处过分小心谨慎，极力回避各种可能被感染的场合。强迫型恐艾症需要结合针对于强迫症的心理治疗。
案例：s先生，外企公司职员。在一家美国企业工作，公司的中高层大部分是外国人。自己认为外国人的性态度比较开放，所以这些外国人身上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就尽量避免他们接触，如果和他们说过话，就要到卫生间反复的漱口；和他们握过手或碰到了他们碰的文件，也要到卫生间反复洗手；由于每天都要和这些外国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她也认为空气中或者通过其他途径也会传染，所以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而且需要洗很长时间。如果有同事到家里来玩，同事走后必须用酒精清洗同事坐过的凳子和同事接触过的其他物品。自己认为可能带有艾滋病病毒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怕自己的眼镜会传染，就反复的擦洗眼镜；尽量避免乘地铁，因为地铁上经常有外国人；不敢使用公共厕所等等。
第四种是疑病型艾滋病恐惧症。此型艾滋病恐惧症最为常见。患者认为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因此反复检查，四处求医，经多次检查，结果为阴性仍不能消除自己的恐惧和担心。此型艾滋病恐惧症需要结合针对疑病症的心理治疗。
案例：f先生，公司职员。2004年，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从外地出差来他所在的城市，由于多年不见所以喝了很多酒，酒醉之后和朋友一起找了小姐。第二天醒酒之后，由于知道和小姐发生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的重要途径之一，于是整日的担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3个星期后出现了腹泻、感冒、身体发痒等症状，惊恐万分，坚信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症状出现的第3天到当地的最好的医院进行了HIV检测，结果为阴性，自己的症状有所缓解，但仍不能释怀。隔了6周之后又去检测，结果仍为阴性，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半年之后去外地出差，和客户一起洗桑拿，用了那里的毛巾。第二天开始怀疑自己用的那块毛巾会不会被有艾滋病的人用过，自己会不会因此而感染艾滋病。接下来的2个星期都是在惊慌和忧虑中度过，终于忍不住再次到医院检测，结果还是阴性。但他不能相信，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又在不同的医院检查了2次。结果都是阴性。但他还是不相信检查结果。总是怀疑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出现了漏洞，如器具没有消毒啊，忘记了换针头啊，或者医务人员本身已经被感染艾滋病啊，等等。在过去的两年里一共进行了12次HIV检测。自己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多疑和焦虑。2006年4月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艾滋病恐惧症都可以简单的归到某一类，很多患者是多种表现同时存在，所以需要接受综合的心理治疗。
对号入座比一比，恐艾症，你真的没有？
如果有了，广西医科大学心理卫生中心主任郁缪宇博士的话或许对你有所帮助。他说，对待艾滋病，我们要恰当地“害怕”，但又不能怕得过度，怕得莫名其妙。如何去除恐艾症，郁博士建议：首先，要对艾滋病做到真正的认识和了解，而非表面上的一知半解。其次，要消除偏见，减少歧视。除去艾滋病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打破道德偏见，把艾滋病当成是一种正常的疾病来看待。此外，对艾滋病人还要养成关心、尊重的态度，不要被艾滋病表面的标签所影响。
安全套，安全吗？
告子直截了当地说：“食色性也”，孔夫子讲得含蓄些，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管怎样，“性”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主题。但性接触又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怎么办？总不至于因噎废食，使人类从此绝后、只是关注于绝对的精神生活吧？何况，青楼瓦肆、分桃断袖，也是有史以来人类屡禁不止的“雅好”，卖淫、嫖娼、同性恋如今也是艾滋病病毒扩散的温床。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套，似乎成为预防艾滋病的有力武器。
1985年至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地减少了2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由于这一巨大的成功，WHO极力向全球推广在娱乐场所使用安全套。
但是，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特鲁吉罗却不大买安全套的账。2003年9月，罗马天主教的一名红衣主教特鲁吉罗，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采访时提出，应当像在香烟上印上警告性话语一样在安全套上面也印上安全警告，因为安全套不能百分百防止HIV。他认为，安全套并不可靠。当它作为一种避孕工具使用时，相当多的人也会因避孕失败而怀孕，说明它并不能阻止精子的渗透。而HIV比精子小约450倍，既然安全套的乳胶材料都不能保证完全阻挡比HIV大几百倍的精子，那它对HIV就更无足够的安全阻挡了。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安全套失败的其它可能原因，例如由于暴露于阳光和遇热，安全套乳胶的降解、安全套的破裂和渗漏等。因此，特鲁吉罗认为，最有效的防止艾滋病的方法就是保持贞洁，认为不应在夫妻之外有其它性行为。
然而，宗教界人士的言论当即遭到世界一些权威组织和专家的批评与抨击。WHO的专家说，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安全套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有效率可达90％，其它10％的失败是因为安全套使用不当、破裂、滑脱或过期使用等。艾滋病专家汤姆斯奎恩则代表美国传染病协会说，好几项研究已经证明HIV不能穿过安全套。这种机械屏障是百分之百的有效，除非安全套撕破或破裂。
一个小小的安全套，一时间竟然聚讼纷纭。当安全套在中国用于防艾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冲突，更是争议不断。
中国于2000年首先选择了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试点，启动了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但是这种预防方法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反对。反对者认为，推广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是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误导。因为，在娱乐场所只要使用安全套，卖淫嫖娼就可能被默许。在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有违我国传统文化、伦理、法律和现行政策。
有专家分析说，面临艾滋病传播的严峻形势，政府卫生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其职责所在，但是打击卖淫嫖娼，又是公安部门的法定职责。在具体实施行政行为和行政执法时，卫生部门在关怀“小姐”时掌握的情况如果不向公安部门举报，那么他们就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法律，如果卫生部门进行了举报，那么在娱乐场所的“防艾”工作就无法开展。如何解决两难问题？
2001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作为安全套的使用，公安部门不应该将安全套作为一个证据。有人说得好：“鼓励用安全带并不意味着鼓励你交通肇事。”而到今天，这个比喻也得升级了，“鼓励使用安全带的同时，也不能让使用安全带在交通肇事时成为接受处罚的有力依据。”公安机关面对安全套的问题，终于也用了这个理。
针头，带艾滋？
关于防艾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看到了“安全套”之外的另外一层。
他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某些宣传，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其实，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过阴道性交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500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传播概率就只有10万分之一！这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低于北京市一个月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或者说，一个人即使从15岁开始就跟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行阴道性交，那么到65岁时，即使平均两天就性交一次，最多也不过性交9125次。如果每次都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那么被传染的概率不到十分之一。
前面这些数字只是伏笔。潘教授要指出的是，在艾滋病的传播过程中，母亲传播给婴儿的概率是五分之一；共同使用一个针管或者针头的传播概率是50％以上；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就会更高，甚至近乎无一幸免。这些数据说明，感染艾滋病毒，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于“不健康”性行为，而是由于输血感染等“正常”行为。
如果稍加发挥的话，潘教授的意思或许是说，在防艾中，关注安全套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针头。
有报道显示，我国公众认为性接触感染，是艾滋病传播的第一位原因。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亦显示，54％的被调查者认为，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都是由于不洁性生活或卖淫嫖娼而感染病毒的，只要洁身自爱就一定不会传染。然而，我国卫生主管部门进行的统计却表明，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途径比重分别为：静脉注射吸毒感染占69.8％，性接触感染占6.9％，采供血感染占6％；余下的百分之十几，为母婴传播和其他特殊途径传播。
公众的认识和实际的情况为何会形成如此的反差？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是卖血和输血感染，感染的源头至今还没有断绝。”“某些所谓的专家，我看就是为了讨好某些当官的，今天说艾滋病的吸毒传播占百分之七十、八十，明天又说占百分之五十、六十。因为宣称性乱和吸毒传播为主要途径，就似乎是感染者咎由自取了，相关部门的责任就要小得多了，而一旦承认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是卖血和输血感染，相关部门在管理上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位80岁的老太太，曾经是“亚洲的诺贝尔奖”——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的获得者，该奖主要表彰她在防治艾滋病的事业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潘绥铭教授也认为，中国目前这种散布恐慌的艾滋病教育——把性乱作为重点宣传对象——不过是“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教授们的说法以及相关数字实在抽象了些。但是，“艾滋村”三个字或许对我们并不陌生。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关于河南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由王淑平医生递交周口地区(现周口市)卫生局，这标志着河南艾滋病村的发现。在王淑平医生的报告递交之后6年，2001年8月22日，文楼村成为河南第一个公开承认的艾滋病村；报告递交之后8年，2004年2月19日，河南正式承认全省存在38个艾滋病村——按规定，如果一个村有45个感染者，这个村就被定为“艾滋村”；然而，这仍然是冰山之一角。同样的艾滋村，在安徽、云南等省份都存在。
这些艾滋村，大都有共同的形成模式：因为贫困，所以卖血；因为针头不洁，所以感染艾滋病；通过性和母婴等方式，再传播给家人和其他人。2004年，河南已经通过向部分艾滋村派出驻村干部的方式，试图改变当地的社会状况。但是，艾滋加上贫困，以及难以避免的政绩工程问题，使这些艾滋村的“重建”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艾滋恋人，结婚生子？
2005年1月18日，吉林省永吉县。5对身着艳丽唐装的新人在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000多名来自各界的人士参加了这场集体婚礼。
这场婚礼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些新人中，有1对夫妻双方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余4对夫妻中均有一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于怕被拒绝收住，主办方在安排5对新人集中住宿时，根本没敢告诉旅店工作人员这些人是艾滋病患者。
这场特殊的婚礼该不该举行，从筹备时起就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由过去艾滋病人不敢见人，到今天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和关注，说明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宽容与关爱，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有人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不适合结婚的病种绝不允许结婚。虽然艾滋病不在规定之列，但并不表示艾滋病人就允许结婚。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行为。
艾滋病人到底能不能结婚？实际上，早在2001年，这个问题在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会议上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引起这场论争的，是一部名叫《四川省预防控制性病艾滋病条例修正案(草案)》的法规。此前的《条例》是1995年8月通过的，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对申请人所持的婚前医学检查报告进行审查，对艾滋病、梅毒、淋病病人及感染者未治愈的，不予登记。而《条例修正案》取消了以往对“艾滋病人不准结婚”的规定，人大代表们争执不下的也正是这点。一方不依不饶，“艾滋病人应该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结婚的权利”，而另一方针锋相对，“如果允许艾滋病人结婚，造成艾滋病相互传染扩散怎么办？”
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廷模曾经和麻风病人整天打交道，他指出，“既然能够确立不会互相传染的前提，比如使用安全套等，艾滋病人为什么就不能结婚？”张廷模说，“结婚也是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一项基本权利！”
反对方的观点十分明确：艾滋病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从更多人的健康角度考虑，不能允许艾滋病人结婚，原条例暂时不作修改；支持方的态度则是：原条例不合时宜，艾滋病人合法权益应受保护。
折中的观点则是：对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结婚要求，不是“允许”也不是“禁止”，而应“暂缓”登记。
争论激烈是理中应有之事。就整个中国而言，这至少牵涉到100万人的婚姻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比，“艾滋妈妈产子”更加引发争议。近年来，相关报道及争议已经见诸媒体。
2006年11月30日下午，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间简易的临时产房，25岁的艾滋患者小翠(化名)剖腹产下一名3.25公斤的男婴。第一次做父亲的阿峰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眼神中满含慈爱地说，“孩子生出来了，以后担子更重了，但动力也更大了”。一年半后给孩子再做HIV检测，如果是“阴性”的话，阿峰夫妇的这一“博”就算是赢了。从1999年至2006年底，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已经有15名艾滋产妇在实施药物阻断后成功产下婴儿，且无一例感染。但是，发现感染HIV病毒后多数女性选择流产。
生，还是不生？对艾滋夫妇而言，这是一个问题。艾滋孕妇自然分娩的母婴传播概率在30%以上，而被感染的艾滋儿童一般活不过10岁。在世界范围内，每天感染艾滋病毒的大约1500名儿童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倘若人们对艾滋病条件反射般地恐惧，在这些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就可能是孤独、冷眼、嘲笑、歧视。但是，如果说不生的话，艾滋夫妇也有为人父母的权利，况且，很多夫妇是在怀上孩子之后才发现一方感染有艾滋病的。
艾滋遗孤，何去何从？
有这么一群孩子，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患上艾滋病，但艾滋病也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这群孩子有个专门的名字：艾滋遗孤。
1990年代初期，河南商丘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尽管人口不到3500人，却约有1200 多名因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的村民加入到了疯狂的卖血浪潮。全村30－50岁的村民中90％以上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700多名村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按照艾滋病感染、发作周期，有数百名村民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死亡。这场血祸波及的大多是夫妻村民，很多村户家里的成年人如今已经先后亡故，全村这样的艾滋遗孤和“准遗孤”估计有800名左右。
双庙村的800名艾滋遗孤，只是众多艾滋遗孤中的极小部分。
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病死亡后，留下许多年幼的子女无人看管或勉强由其他亲人照顾，这些“艾滋遗孤”有些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救助，但由于到期撤资、救助面小等诸多困难，有些“艾滋遗孤”仍旧生活极端贫困，基本的医疗、教育等无法保障。
武有苍是云南省盈江县防艾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详细说明了自己对于艾滋遗孤问题的深层忧虑。就盈江县而言，一些项目都有实施期限，到期后项目就会撤资，没有了救助，孩子的生活会马上陷入困境；一般的救助都是面向学龄儿童，超过１８岁但还未找到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这部分人没有人理会。他们有的人家中有田有地，但没钱买牛和化肥，也不知如何耕种和生产。在精神空虚、物质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或许会滋生一些犯罪的思想，或干脆变卖家产继续父母吸毒的老路；在一些外界和项目的救助中，有的儿童经常会得到不同方面的多次资助，而有的儿童就几乎收不到资助。
云南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一位官员也谈到，这些艾滋遗孤由于经历特殊，有的心理上不太正常，对他们的救助会被看成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从而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教授认为，对于这些艾滋病遗孤，在他们年幼时应该有社会捐助和项目支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并保证生活。成年后，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发动他们自力更生、独立生存的能力，让他们自己创造明天。
当九年义务教育终于成为一种“免费”教育的时候，艾滋遗孤的上学问题或许能有所缓解。但全国性政策的触角，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边远的艾滋乡村？
与费用相比，歧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2004年，重庆市红十字会在河南上蔡县邵店乡挑选了4名艾滋遗孤，资助他们到重庆求学。尽管这4名遗孤经过两次HIV测试都证明没有感染病毒，但当地有关教育部门仍以各种借口拒绝解决入学问题。教育部门的理由都是堂皇的：区内拆迁造成学生入学压力加大。市红十字会没有发公函给教委，教委虽然也支持人道主义，但得走正常的办公程序。然而这些都又是表面上的，真正的理由却是“教委要考虑群众的声音，学生家长怎么看嘛？从河南来了几个孩子进到他们孩子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不难理解，收下这4个艾滋遗孤，教育部门从主管机关到学校不仅一点也得不到好处，而且还会承受来自其他学生家长方面的压力。
由此可见，公众社会意识的彻底转变不可能一朝一夕实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艾滋歧视”势力仍很强大。2006年，一名19岁的河南籍女孩状告某报擅自公布她是艾滋病人遗孤，公布她及家人的隐私，刊登她及家人的照片。这是国内首例艾滋病致孤儿自诉侵害肖像权及隐私权的案件。如何避免在关爱的名义下对艾滋遗孤的伤害，是该案件留给人们的思考。
艾滋疫苗，商机无限？
你可能对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有所耳闻——当然，不要真以为这会用什么鸡尾酒。但到目前为止，针对艾滋病，人类尚无特效的病因疗法。总的治疗原则不过是抗感染、抗肿瘤、杀灭或抑制HIV病毒、增强机体免疫机能等，治标难治本。
在这种情况下，对付病毒的最好方式就是疫苗，艾滋病也是如此。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IAVI）主席塞斯·伯克利指出，艾滋病治疗药物等其他手段对控制艾滋病蔓延、提高病人生存质量至关重要，但只有疫苗才有可能完全消灭艾滋病。
因此研制艾滋病疫苗，不仅能够解除数以千万计艾滋病群体的痛苦，还显露出巨大商机。目前各国和世界主要医药巨头纷纷涉足艾滋病疫苗研发领域。根据IAVI提供的资料，全球已经有超过30种艾滋病疫苗正在19个国家进行小规模人体试验。
让人颇觉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可以大规模付诸实用的疫苗仍然没有出现。IAVI发布的《科学蓝皮书2004：加快研究和开发艾滋病疫苗的全球努力》指出，自 2000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第1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以来，有更多国家和机构加入了艾滋病疫苗的开发。但是，可以大规模付诸实用的疫苗仍然没有出现，疫苗开发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
为什么没有一种疫苗能够大规模付诸实用？韦恩·科夫的解释是，目前艾滋病疫苗开发还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对如何评估艾滋病疫苗的效果达成一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试验；疫苗开发的资金不足。据悉，目前全世界用于艾滋病疫苗研究的资金约为6.5亿美元。IAVI认为这些资金远远不够，并呼吁将艾滋病疫苗研究资金提高到13亿美元。
在艾滋病疫苗的研制上，中国也不甘人后。2006年7月，科技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启动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为了启动该计划，科技部今年将投入1亿元资金与国外联合启动首批50个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重点进行治疗神经精神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疟疾、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药品研发。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疫苗试验平台，早已被越来越多的科研者所选择。华裔女科学家、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黄以静，也于2002年与国内公司合作准备进行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从事疫苗研究的邵一鸣教授认为，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其他国家才不能任意抬高“既是科研成果又是商品”的艾滋病疫苗价格。据他估计，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但他坦言，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的不足。按他的说法，目前国内多数队伍是“欠债干活”。这意味着此项工作将担负着大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
2005年3月25日，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对外宣布，学校研究人员通过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已经成功找到阻断艾滋病病毒复制的新途径，为无抗药性艾滋病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手段。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全球共35支艾滋病疫苗研发队伍已进入临床试验，中国能顺利步入这一队列不愧破冰之举。即使试验失败也可从中获得很多重要的科学信息。
面对艾滋疫苗的无限商机，科研，或许才迈开了第一步。
政府防艾，我们一直在进步
2007年12月1日，在第二十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当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北京市防艾工作并与艾滋病感染者又一次握手时，当温家宝总理再赴河南上蔡县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将艾滋病致孤儿童搂在怀里时，国人在来自最高层的温暖中看到政府防艾的信息。而最高层这样看望艾滋病病人的举动，早在三四年之前就开始了。
面对艾滋，政府一直在努力。纵然初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纵然现在还有些环节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在防艾的过程中，政府执政能力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2007年11月29日公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二00七年)》，更是在字里行间明确地记录了这种进步。
且不说公安部门已经明确表示“不将携带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进步也呈现在我们身边的变化中。从过去一些地方对当地疫情遮遮掩掩、不愿示人，到如今更多地方政府代以公开、负责的态度；从艾滋病患者被妻子、父母赶出家门备遭歧视，到如今许多艾滋病感染者敢于公开结婚，公众更多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卫生部拟取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入境限制；国家人口计生委表示农民工的性需求问题不容回避；北京成立全国首家男同性恋门诊；上海在近2000家娱乐场所配备安全套免费发放机……
这些变化，发生在艾滋病防控领域。其深层内涵反映着党和政府执政思路的变化，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缩影。从应对非典危机开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坚定这样的理念，一个重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失衡的社会。此后日益清晰的科学发展思路，不仅让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民生的科学发展新格局，也带来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飞跃式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艾滋病综合预防干预措施和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深入。以暗娼人群为目标的干预措施覆盖面和深度不断加大，2007年暗娼行为干预工作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县（区），男男性行为人群干预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和深入。针对吸毒人群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工作在全国稳步推进。全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2007年上半年已达到98%以上。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稳步进展。自愿咨询检测全面展开。
目前各地积极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抗病毒治疗工作覆盖全国1190个县（区），累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患者达39298人，治疗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建立了艾滋病耐药监测系统，积极探索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工作，关怀救助措施逐步落实。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企业正在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活动中来，参与领域越来越广，作用日益重要。以社区为基础的民间组织数量也不断增加，正在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一些社会著名人士积极参加艾滋病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
加强了监测和信息利用，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系统继续完善，资源进一步优化整合和利用，国际合作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同时，报告还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在目标管理与考核、宣传教育与反歧视、综合干预、治疗关怀与支持、全社会参与、防治队伍建设、监督与评估等方面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今后将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和培训，加强目标管理与考核。加强对边远、农村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鼓励受益人群特别是感染者参与艾滋病宣传工作。提高艾滋病综合干预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探索男男性行为人群有效综合干预模式，加强对中低档和流动暗娼人群安全套推广使用为主的综合干预服务，继续稳步推进吸毒人群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工作，规范性病诊疗服务，扩大母婴传播阻断工作覆盖面，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综合管理。进一步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积极探索治疗、关怀和支持工作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创造适合民间组织发展的良好政策与工作环境，加强企业参与和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加强防治专业技术队伍能力建设，加强艾滋病防治监督与评估工作。
艾滋病在中国所显现出的，恰恰主要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是一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政府，无疑是解决这个特有问题的中坚力量。
公元1348年到公元1352年间，黑死病把欧洲变成人间地狱，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
18世纪，欧洲蔓延天花，死亡人数高达1亿5千万人以上；
19世纪，不知有多少人被肺结核夺去了亲人或朋友；
……
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未断。正当人们为诸多传染性疾病的攻克而额首相庆的时候，艾滋病又悄悄来临。
艾滋病有一个略显拗口的全称，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根据医学定义，这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通称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后导致死亡的严重传染疾病。
关于人类感染艾滋病毒的确切时间，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病毒在上世纪之初就已经传染给人类；也有人认为，病毒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从动物传染给人类，并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迅速蔓延。
然而我们可以确知的是，1959年，一名非洲男子在金沙萨发病死亡，人们后来在他的血液标本中检测出艾滋病毒。此后是十年沉寂。直到1970年代，艾滋病在非洲迅速传播。1972年至1973年，有人在乌干达某地区采集了75份血清，发现其中50份含有HIV病毒。
1981年是标志性的一年。当年的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简要介绍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病毒无国界。四年之后，艾滋病登陆中国。1985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首先报告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病病人，此人为美籍阿根廷人，来中国旅游。5天后不治死亡。
1989年8月19日，在瑞丽市戒毒所采得的50份吸毒人员血清中，发现HIV阳性者26份。此后，在云南吸毒人群中共发现HIV感染者146例，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从国外输入发展到在国内的播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到2006年上半年，艾滋病已经造成2000万人死亡，4200万人感染，而且每年还会造成300万人死亡，500万人感染。但有关专家估计情况还远不止如此。目前世界上可能已有近7000万人染上艾滋病病毒（HIV），24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预计到2020年，将有2亿人感染HIV。另据联合国人口研究专家估计，到2025年，在印度将有3100万人、在中国将有1800万人死于艾滋病，而非洲的死亡人数将高达1亿。
为什么艾滋病传播如此迅猛？按流行病学的理论，如果一种疾病既存在传染源、传播途径和传播对象，而又没有任何有效方式阻断这三种条件之一，那么它的蔓延就是一种必然。社会学家对电子邮件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素不相识的两个陌生人，只须通过6个人的辗转就会搭上关系。因此，一个与HIV素昧平生的人会不会只经过6个陌生人就可能染上HIV。甚至，有时只要两三个性接触环节就足矣。
2007年11月29 日公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二00七年)》称：中国艾滋病疫情处于总体低流行、特定人群和局部地区高流行的态势。该报告还显示，艾滋病感染开始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并且男性性行为感染者呈快速上升态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或许，我们仅仅处在艾滋病大流行的前夜。
恐艾症，你有没有？
艾滋病来势迅猛。还有一种“病症”比艾滋病流传更迅猛，那就是“恐艾症”。
在一个带有红丝带标志的BBS——“恐艾家园”上，“今天你阴了吗？”（指未感染艾滋病毒，检验显示为阴性）成为“恐友”们之间打招呼的“口头禅”。恐友们恐惧的，不仅是死亡。“眼前这个小小的病毒，不仅要毁掉我的全部，还要用最恐怖的方式把我带进地狱。道德的压力，家人的泪水，亲友的眼光，世人的口舌……走向死亡的路，如果可以独行，未免不是一种庆幸，而偏偏恐艾的路上，只有在嘈杂的人群中，画地为牢，独自无声地挣扎在惨白的噩梦里。”
人们“恐艾”的理由可谓千奇百怪：有人因为嫖娼，有人因为输血，有人因为针灸，有人因为纹身，有人因为接吻，有人因为扎针，有人接二连三只因为感冒腹泻……艾滋病的感染渠道、急症期特征、漫长的潜伏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加上它可怕的发病以及社会观念，都足以令恐惧顺理成章。
在医学上，“恐艾症”被分为四种类型：焦虑型、恐惧性、强迫症、疑病型。
第一种是焦虑型恐艾症。临床表现为想到或看到“艾滋病”三个字及艾滋病的相关报道即出现紧张不安和烦躁；经常提心吊胆担心自己已感染或会被感染艾滋病。同时也可能伴有各种躯体症状，如坐立不安，往复走动，唉声叹气等。这种类型一般不会反复求医，四处检查，回避行为和逃避行为也不明显。此型艾滋病恐惧症通过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和相应的心理治疗可以得到缓解。
第二种是恐惧型恐艾症。临床表现的中心症状为恐惧。表现为对艾滋病及其与艾滋病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场所的恐惧。恐惧型恐艾症需要结合针对于恐惧症的心理治疗。
案例：小王，女性，大学生。大二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献血，回来后一直担心采血时所使用的针头不干净，怕自己被传染艾滋病。担心了2个星期后，开始对血产生恐惧，不仅见到血会紧张，就是想到血或者看见“血”这个字也会紧张。不敢去医院，回避所有可能会见到血的场合。如果哪个同学脸上长了青春豆挤破了出了血，她就会对这个同学产生恐惧，不敢和他说话，不敢接触他接触过的东西，尽量离他远点。慢慢的小王所恐惧和回避的东西越来越多，她不 敢到学校的公共浴室洗澡，不敢使用公共厕所的马桶，对蚊子非常恐惧，因为咬过别人，会携带别人的血等。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
第三种是强迫型艾滋病恐惧症。此型艾滋病恐惧症比较常见。临床表现为担心自己会被传染艾滋病，处处过分小心谨慎，极力回避各种可能被感染的场合。强迫型恐艾症需要结合针对于强迫症的心理治疗。
案例：s先生，外企公司职员。在一家美国企业工作，公司的中高层大部分是外国人。自己认为外国人的性态度比较开放，所以这些外国人身上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就尽量避免他们接触，如果和他们说过话，就要到卫生间反复的漱口；和他们握过手或碰到了他们碰的文件，也要到卫生间反复洗手；由于每天都要和这些外国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她也认为空气中或者通过其他途径也会传染，所以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而且需要洗很长时间。如果有同事到家里来玩，同事走后必须用酒精清洗同事坐过的凳子和同事接触过的其他物品。自己认为可能带有艾滋病病毒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怕自己的眼镜会传染，就反复的擦洗眼镜；尽量避免乘地铁，因为地铁上经常有外国人；不敢使用公共厕所等等。
第四种是疑病型艾滋病恐惧症。此型艾滋病恐惧症最为常见。患者认为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因此反复检查，四处求医，经多次检查，结果为阴性仍不能消除自己的恐惧和担心。此型艾滋病恐惧症需要结合针对疑病症的心理治疗。
案例：f先生，公司职员。2004年，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从外地出差来他所在的城市，由于多年不见所以喝了很多酒，酒醉之后和朋友一起找了小姐。第二天醒酒之后，由于知道和小姐发生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的重要途径之一，于是整日的担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3个星期后出现了腹泻、感冒、身体发痒等症状，惊恐万分，坚信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症状出现的第3天到当地的最好的医院进行了HIV检测，结果为阴性，自己的症状有所缓解，但仍不能释怀。隔了6周之后又去检测，结果仍为阴性，自己的担心和忧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半年之后去外地出差，和客户一起洗桑拿，用了那里的毛巾。第二天开始怀疑自己用的那块毛巾会不会被有艾滋病的人用过，自己会不会因此而感染艾滋病。接下来的2个星期都是在惊慌和忧虑中度过，终于忍不住再次到医院检测，结果还是阴性。但他不能相信，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又在不同的医院检查了2次。结果都是阴性。但他还是不相信检查结果。总是怀疑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出现了漏洞，如器具没有消毒啊，忘记了换针头啊，或者医务人员本身已经被感染艾滋病啊，等等。在过去的两年里一共进行了12次HIV检测。自己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多疑和焦虑。2006年4月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艾滋病恐惧症都可以简单的归到某一类，很多患者是多种表现同时存在，所以需要接受综合的心理治疗。
对号入座比一比，恐艾症，你真的没有？
如果有了，广西医科大学心理卫生中心主任郁缪宇博士的话或许对你有所帮助。他说，对待艾滋病，我们要恰当地“害怕”，但又不能怕得过度，怕得莫名其妙。如何去除恐艾症，郁博士建议：首先，要对艾滋病做到真正的认识和了解，而非表面上的一知半解。其次，要消除偏见，减少歧视。除去艾滋病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打破道德偏见，把艾滋病当成是一种正常的疾病来看待。此外，对艾滋病人还要养成关心、尊重的态度，不要被艾滋病表面的标签所影响。
安全套，安全吗？
告子直截了当地说：“食色性也”，孔夫子讲得含蓄些，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管怎样，“性”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主题。但性接触又是艾滋病传染的主要途径，怎么办？总不至于因噎废食，使人类从此绝后、只是关注于绝对的精神生活吧？何况，青楼瓦肆、分桃断袖，也是有史以来人类屡禁不止的“雅好”，卖淫、嫖娼、同性恋如今也是艾滋病病毒扩散的温床。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套，似乎成为预防艾滋病的有力武器。
1985年至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地减少了2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由于这一巨大的成功，WHO极力向全球推广在娱乐场所使用安全套。
但是，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特鲁吉罗却不大买安全套的账。2003年9月，罗马天主教的一名红衣主教特鲁吉罗，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采访时提出，应当像在香烟上印上警告性话语一样在安全套上面也印上安全警告，因为安全套不能百分百防止HIV。他认为，安全套并不可靠。当它作为一种避孕工具使用时，相当多的人也会因避孕失败而怀孕，说明它并不能阻止精子的渗透。而HIV比精子小约450倍，既然安全套的乳胶材料都不能保证完全阻挡比HIV大几百倍的精子，那它对HIV就更无足够的安全阻挡了。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安全套失败的其它可能原因，例如由于暴露于阳光和遇热，安全套乳胶的降解、安全套的破裂和渗漏等。因此，特鲁吉罗认为，最有效的防止艾滋病的方法就是保持贞洁，认为不应在夫妻之外有其它性行为。
然而，宗教界人士的言论当即遭到世界一些权威组织和专家的批评与抨击。WHO的专家说，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安全套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有效率可达90％，其它10％的失败是因为安全套使用不当、破裂、滑脱或过期使用等。艾滋病专家汤姆斯奎恩则代表美国传染病协会说，好几项研究已经证明HIV不能穿过安全套。这种机械屏障是百分之百的有效，除非安全套撕破或破裂。
一个小小的安全套，一时间竟然聚讼纷纭。当安全套在中国用于防艾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冲突，更是争议不断。
中国于2000年首先选择了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试点，启动了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但是这种预防方法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甚至反对。反对者认为，推广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是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误导。因为，在娱乐场所只要使用安全套，卖淫嫖娼就可能被默许。在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有违我国传统文化、伦理、法律和现行政策。
有专家分析说，面临艾滋病传播的严峻形势，政府卫生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其职责所在，但是打击卖淫嫖娼，又是公安部门的法定职责。在具体实施行政行为和行政执法时，卫生部门在关怀“小姐”时掌握的情况如果不向公安部门举报，那么他们就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法律，如果卫生部门进行了举报，那么在娱乐场所的“防艾”工作就无法开展。如何解决两难问题？
2001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作为安全套的使用，公安部门不应该将安全套作为一个证据。有人说得好：“鼓励用安全带并不意味着鼓励你交通肇事。”而到今天，这个比喻也得升级了，“鼓励使用安全带的同时，也不能让使用安全带在交通肇事时成为接受处罚的有力依据。”公安机关面对安全套的问题，终于也用了这个理。
针头，带艾滋？
关于防艾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看到了“安全套”之外的另外一层。
他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某些宣传，似乎只要跟病毒携带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传染上艾滋病。其实，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过阴道性交传播艾滋病的概率只有500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传播概率就只有10万分之一！这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低于北京市一个月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或者说，一个人即使从15岁开始就跟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行阴道性交，那么到65岁时，即使平均两天就性交一次，最多也不过性交9125次。如果每次都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那么被传染的概率不到十分之一。
前面这些数字只是伏笔。潘教授要指出的是，在艾滋病的传播过程中，母亲传播给婴儿的概率是五分之一；共同使用一个针管或者针头的传播概率是50％以上；而输入病毒携带者的血浆，被感染的概率就会更高，甚至近乎无一幸免。这些数据说明，感染艾滋病毒，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由于“不健康”性行为，而是由于输血感染等“正常”行为。
如果稍加发挥的话，潘教授的意思或许是说，在防艾中，关注安全套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针头。
有报道显示，我国公众认为性接触感染，是艾滋病传播的第一位原因。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亦显示，54％的被调查者认为，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都是由于不洁性生活或卖淫嫖娼而感染病毒的，只要洁身自爱就一定不会传染。然而，我国卫生主管部门进行的统计却表明，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途径比重分别为：静脉注射吸毒感染占69.8％，性接触感染占6.9％，采供血感染占6％；余下的百分之十几，为母婴传播和其他特殊途径传播。
公众的认识和实际的情况为何会形成如此的反差？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是卖血和输血感染，感染的源头至今还没有断绝。”“某些所谓的专家，我看就是为了讨好某些当官的，今天说艾滋病的吸毒传播占百分之七十、八十，明天又说占百分之五十、六十。因为宣称性乱和吸毒传播为主要途径，就似乎是感染者咎由自取了，相关部门的责任就要小得多了，而一旦承认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是卖血和输血感染，相关部门在管理上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位80岁的老太太，曾经是“亚洲的诺贝尔奖”——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的获得者，该奖主要表彰她在防治艾滋病的事业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潘绥铭教授也认为，中国目前这种散布恐慌的艾滋病教育——把性乱作为重点宣传对象——不过是“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教授们的说法以及相关数字实在抽象了些。但是，“艾滋村”三个字或许对我们并不陌生。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关于河南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由王淑平医生递交周口地区(现周口市)卫生局，这标志着河南艾滋病村的发现。在王淑平医生的报告递交之后6年，2001年8月22日，文楼村成为河南第一个公开承认的艾滋病村；报告递交之后8年，2004年2月19日，河南正式承认全省存在38个艾滋病村——按规定，如果一个村有45个感染者，这个村就被定为“艾滋村”；然而，这仍然是冰山之一角。同样的艾滋村，在安徽、云南等省份都存在。
这些艾滋村，大都有共同的形成模式：因为贫困，所以卖血；因为针头不洁，所以感染艾滋病；通过性和母婴等方式，再传播给家人和其他人。2004年，河南已经通过向部分艾滋村派出驻村干部的方式，试图改变当地的社会状况。但是，艾滋加上贫困，以及难以避免的政绩工程问题，使这些艾滋村的“重建”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艾滋恋人，结婚生子？
2005年1月18日，吉林省永吉县。5对身着艳丽唐装的新人在悠扬的婚礼进行曲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000多名来自各界的人士参加了这场集体婚礼。
这场婚礼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些新人中，有1对夫妻双方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余4对夫妻中均有一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于怕被拒绝收住，主办方在安排5对新人集中住宿时，根本没敢告诉旅店工作人员这些人是艾滋病患者。
这场特殊的婚礼该不该举行，从筹备时起就争议不断。一些人认为，由过去艾滋病人不敢见人，到今天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和关注，说明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宽容与关爱，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有人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不适合结婚的病种绝不允许结婚。虽然艾滋病不在规定之列，但并不表示艾滋病人就允许结婚。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行为。
艾滋病人到底能不能结婚？实际上，早在2001年，这个问题在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会议上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引起这场论争的，是一部名叫《四川省预防控制性病艾滋病条例修正案(草案)》的法规。此前的《条例》是1995年8月通过的，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对申请人所持的婚前医学检查报告进行审查，对艾滋病、梅毒、淋病病人及感染者未治愈的，不予登记。而《条例修正案》取消了以往对“艾滋病人不准结婚”的规定，人大代表们争执不下的也正是这点。一方不依不饶，“艾滋病人应该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结婚的权利”，而另一方针锋相对，“如果允许艾滋病人结婚，造成艾滋病相互传染扩散怎么办？”
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廷模曾经和麻风病人整天打交道，他指出，“既然能够确立不会互相传染的前提，比如使用安全套等，艾滋病人为什么就不能结婚？”张廷模说，“结婚也是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一项基本权利！”
反对方的观点十分明确：艾滋病是一种很可怕的传染病，从更多人的健康角度考虑，不能允许艾滋病人结婚，原条例暂时不作修改；支持方的态度则是：原条例不合时宜，艾滋病人合法权益应受保护。
折中的观点则是：对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结婚要求，不是“允许”也不是“禁止”，而应“暂缓”登记。
争论激烈是理中应有之事。就整个中国而言，这至少牵涉到100万人的婚姻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比，“艾滋妈妈产子”更加引发争议。近年来，相关报道及争议已经见诸媒体。
2006年11月30日下午，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间简易的临时产房，25岁的艾滋患者小翠(化名)剖腹产下一名3.25公斤的男婴。第一次做父亲的阿峰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眼神中满含慈爱地说，“孩子生出来了，以后担子更重了，但动力也更大了”。一年半后给孩子再做HIV检测，如果是“阴性”的话，阿峰夫妇的这一“博”就算是赢了。从1999年至2006年底，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已经有15名艾滋产妇在实施药物阻断后成功产下婴儿，且无一例感染。但是，发现感染HIV病毒后多数女性选择流产。
生，还是不生？对艾滋夫妇而言，这是一个问题。艾滋孕妇自然分娩的母婴传播概率在30%以上，而被感染的艾滋儿童一般活不过10岁。在世界范围内，每天感染艾滋病毒的大约1500名儿童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倘若人们对艾滋病条件反射般地恐惧，在这些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就可能是孤独、冷眼、嘲笑、歧视。但是，如果说不生的话，艾滋夫妇也有为人父母的权利，况且，很多夫妇是在怀上孩子之后才发现一方感染有艾滋病的。
艾滋遗孤，何去何从？
有这么一群孩子，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患上艾滋病，但艾滋病也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这群孩子有个专门的名字：艾滋遗孤。
1990年代初期，河南商丘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尽管人口不到3500人，却约有1200 多名因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的村民加入到了疯狂的卖血浪潮。全村30－50岁的村民中90％以上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700多名村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按照艾滋病感染、发作周期，有数百名村民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死亡。这场血祸波及的大多是夫妻村民，很多村户家里的成年人如今已经先后亡故，全村这样的艾滋遗孤和“准遗孤”估计有800名左右。
双庙村的800名艾滋遗孤，只是众多艾滋遗孤中的极小部分。
艾滋病毒感染者发病死亡后，留下许多年幼的子女无人看管或勉强由其他亲人照顾，这些“艾滋遗孤”有些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救助，但由于到期撤资、救助面小等诸多困难，有些“艾滋遗孤”仍旧生活极端贫困，基本的医疗、教育等无法保障。
武有苍是云南省盈江县防艾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详细说明了自己对于艾滋遗孤问题的深层忧虑。就盈江县而言，一些项目都有实施期限，到期后项目就会撤资，没有了救助，孩子的生活会马上陷入困境；一般的救助都是面向学龄儿童，超过１８岁但还未找到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这部分人没有人理会。他们有的人家中有田有地，但没钱买牛和化肥，也不知如何耕种和生产。在精神空虚、物质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或许会滋生一些犯罪的思想，或干脆变卖家产继续父母吸毒的老路；在一些外界和项目的救助中，有的儿童经常会得到不同方面的多次资助，而有的儿童就几乎收不到资助。
云南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一位官员也谈到，这些艾滋遗孤由于经历特殊，有的心理上不太正常，对他们的救助会被看成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从而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教授认为，对于这些艾滋病遗孤，在他们年幼时应该有社会捐助和项目支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并保证生活。成年后，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发动他们自力更生、独立生存的能力，让他们自己创造明天。
当九年义务教育终于成为一种“免费”教育的时候，艾滋遗孤的上学问题或许能有所缓解。但全国性政策的触角，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边远的艾滋乡村？
与费用相比，歧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2004年，重庆市红十字会在河南上蔡县邵店乡挑选了4名艾滋遗孤，资助他们到重庆求学。尽管这4名遗孤经过两次HIV测试都证明没有感染病毒，但当地有关教育部门仍以各种借口拒绝解决入学问题。教育部门的理由都是堂皇的：区内拆迁造成学生入学压力加大。市红十字会没有发公函给教委，教委虽然也支持人道主义，但得走正常的办公程序。然而这些都又是表面上的，真正的理由却是“教委要考虑群众的声音，学生家长怎么看嘛？从河南来了几个孩子进到他们孩子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不难理解，收下这4个艾滋遗孤，教育部门从主管机关到学校不仅一点也得不到好处，而且还会承受来自其他学生家长方面的压力。
由此可见，公众社会意识的彻底转变不可能一朝一夕实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艾滋歧视”势力仍很强大。2006年，一名19岁的河南籍女孩状告某报擅自公布她是艾滋病人遗孤，公布她及家人的隐私，刊登她及家人的照片。这是国内首例艾滋病致孤儿自诉侵害肖像权及隐私权的案件。如何避免在关爱的名义下对艾滋遗孤的伤害，是该案件留给人们的思考。
艾滋疫苗，商机无限？
你可能对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有所耳闻——当然，不要真以为这会用什么鸡尾酒。但到目前为止，针对艾滋病，人类尚无特效的病因疗法。总的治疗原则不过是抗感染、抗肿瘤、杀灭或抑制HIV病毒、增强机体免疫机能等，治标难治本。
在这种情况下，对付病毒的最好方式就是疫苗，艾滋病也是如此。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IAVI）主席塞斯·伯克利指出，艾滋病治疗药物等其他手段对控制艾滋病蔓延、提高病人生存质量至关重要，但只有疫苗才有可能完全消灭艾滋病。
因此研制艾滋病疫苗，不仅能够解除数以千万计艾滋病群体的痛苦，还显露出巨大商机。目前各国和世界主要医药巨头纷纷涉足艾滋病疫苗研发领域。根据IAVI提供的资料，全球已经有超过30种艾滋病疫苗正在19个国家进行小规模人体试验。
让人颇觉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可以大规模付诸实用的疫苗仍然没有出现。IAVI发布的《科学蓝皮书2004：加快研究和开发艾滋病疫苗的全球努力》指出，自 2000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第1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以来，有更多国家和机构加入了艾滋病疫苗的开发。但是，可以大规模付诸实用的疫苗仍然没有出现，疫苗开发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
为什么没有一种疫苗能够大规模付诸实用？韦恩·科夫的解释是，目前艾滋病疫苗开发还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对如何评估艾滋病疫苗的效果达成一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试验；疫苗开发的资金不足。据悉，目前全世界用于艾滋病疫苗研究的资金约为6.5亿美元。IAVI认为这些资金远远不够，并呼吁将艾滋病疫苗研究资金提高到13亿美元。
在艾滋病疫苗的研制上，中国也不甘人后。2006年7月，科技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启动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为了启动该计划，科技部今年将投入1亿元资金与国外联合启动首批50个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重点进行治疗神经精神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疟疾、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药品研发。
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疫苗试验平台，早已被越来越多的科研者所选择。华裔女科学家、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黄以静，也于2002年与国内公司合作准备进行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从事疫苗研究的邵一鸣教授认为，只有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艾滋病疫苗，其他国家才不能任意抬高“既是科研成果又是商品”的艾滋病疫苗价格。据他估计，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中国将有300亿元以上的庞大市场。但他坦言，艾滋病疫苗研制的困难首先在于资金的不足。按他的说法，目前国内多数队伍是“欠债干活”。这意味着此项工作将担负着大风险，不成功将无人埋单。
2005年3月25日，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对外宣布，学校研究人员通过与国外机构的合作，已经成功找到阻断艾滋病病毒复制的新途径，为无抗药性艾滋病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手段。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全球共35支艾滋病疫苗研发队伍已进入临床试验，中国能顺利步入这一队列不愧破冰之举。即使试验失败也可从中获得很多重要的科学信息。
面对艾滋疫苗的无限商机，科研，或许才迈开了第一步。
政府防艾，我们一直在进步
2007年12月1日，在第二十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当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北京市防艾工作并与艾滋病感染者又一次握手时，当温家宝总理再赴河南上蔡县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将艾滋病致孤儿童搂在怀里时，国人在来自最高层的温暖中看到政府防艾的信息。而最高层这样看望艾滋病病人的举动，早在三四年之前就开始了。
面对艾滋，政府一直在努力。纵然初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纵然现在还有些环节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在防艾的过程中，政府执政能力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2007年11月29日公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二00七年)》，更是在字里行间明确地记录了这种进步。
且不说公安部门已经明确表示“不将携带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进步也呈现在我们身边的变化中。从过去一些地方对当地疫情遮遮掩掩、不愿示人，到如今更多地方政府代以公开、负责的态度；从艾滋病患者被妻子、父母赶出家门备遭歧视，到如今许多艾滋病感染者敢于公开结婚，公众更多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卫生部拟取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入境限制；国家人口计生委表示农民工的性需求问题不容回避；北京成立全国首家男同性恋门诊；上海在近2000家娱乐场所配备安全套免费发放机……
这些变化，发生在艾滋病防控领域。其深层内涵反映着党和政府执政思路的变化，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缩影。从应对非典危机开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坚定这样的理念，一个重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失衡的社会。此后日益清晰的科学发展思路，不仅让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民生的科学发展新格局，也带来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飞跃式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艾滋病综合预防干预措施和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深入。以暗娼人群为目标的干预措施覆盖面和深度不断加大，2007年暗娼行为干预工作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县（区），男男性行为人群干预工作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和深入。针对吸毒人群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工作在全国稳步推进。全国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的比例2007年上半年已达到98%以上。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稳步进展。自愿咨询检测全面展开。
目前各地积极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抗病毒治疗工作覆盖全国1190个县（区），累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患者达39298人，治疗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建立了艾滋病耐药监测系统，积极探索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工作，关怀救助措施逐步落实。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企业正在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活动中来，参与领域越来越广，作用日益重要。以社区为基础的民间组织数量也不断增加，正在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一些社会著名人士积极参加艾滋病宣传和社会公益活动。
加强了监测和信息利用，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系统继续完善，资源进一步优化整合和利用，国际合作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深入。
同时，报告还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在目标管理与考核、宣传教育与反歧视、综合干预、治疗关怀与支持、全社会参与、防治队伍建设、监督与评估等方面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今后将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和培训，加强目标管理与考核。加强对边远、农村地区和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鼓励受益人群特别是感染者参与艾滋病宣传工作。提高艾滋病综合干预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探索男男性行为人群有效综合干预模式，加强对中低档和流动暗娼人群安全套推广使用为主的综合干预服务，继续稳步推进吸毒人群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工作，规范性病诊疗服务，扩大母婴传播阻断工作覆盖面，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综合管理。进一步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积极探索治疗、关怀和支持工作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创造适合民间组织发展的良好政策与工作环境，加强企业参与和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加强防治专业技术队伍能力建设，加强艾滋病防治监督与评估工作。
艾滋病在中国所显现出的，恰恰主要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是一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政府，无疑是解决这个特有问题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