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进入城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根据有关政策,把爱人和两个儿女户口转入了城市,大女儿和大儿子因年龄超过了政策规定的岁数,不能随我进入城市,一直留在乡下农村。所以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庭,只好分居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方。每年不少日子,无论城里或乡下有什么红白喜事或特殊情况,我和儿女们都得两头跑,对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工作、人际关系都有不少的交往和经历,对城里人和乡下人不同的思想感情、道德风尚和喜怒哀乐都自然有深刻的了解,一种冷漠的城市人际关系和浓浓的农村乡风民情交织在一起,让我经常产生一种触动心灵的异样的感悟。
在城里,我家住在一幢单元房的四楼,原来都是一个单位的住房户,相互遇着都打个招呼,问候一声,楼道也是各家自觉打扫,还算清洁。后来单位里不少同志另择新居搬出去,自然也有人买了他们的旧房子搬进来,这幢住宿楼就变成了大杂院。搬进来的,一家比一家装璜得豪华气派,屋里的家具电器锃光发亮,一尘不染。而每天大家时时经过的楼道,却灰尘满地,垃圾随处可见。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摩登男女,身上香气扑鼻,见他们从楼道经过时,嘴里常常这样嘀咕,这楼道太脏了,怎么没有人打扫啊?这些住户经常在楼道相遇,家里影视歌声常在耳边萦绕,却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和谁打招呼,各人到自家的房门前,打开防盗门,一闪进屋内就迅速“叭”地一声将门关紧,生怕关迟了外面的灰尘或不速之客会闯进屋里来。每次楼道脏得不像话了,往往都是那几位离退休或农转非的老奶出来打扫。至于那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我是从未见他们出来打扫过的。
一天中午,我接到和我分居的小儿子打来电话,说他参加的某个学会要在第二天一早在古城召开理事会,商量重要的事情,有一个老同志就住在我家所在的那个院子,电话无法跟他家联系,让我转告他按时参加会议,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很清楚这家人是去年才新搬来我们这里的住户,我一放下电话就找到他家门口,见一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刚好打开防盗门正在进去,我连忙向她打招呼:“请你等一等!”但她却偏着头看了我一眼,话也不说就将门“叭”地一声关上了,我认为她未听见,就去敲她家门,约敲了一两分钟,才见刚刚进去的女子轻轻将门打开,从门缝里将头探出来,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出了老人的名字,说有事找他。她话也不回就将头缩回去,第二次把门“叭”地一声关上。我只好耐着性子在她家防盗门外等了七八分钟,才见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再次将门打开,用审视的目光望着我:
“你找谁?”
我再次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就是,有啥事?”
“××学会让我转告你,明天一早在古城召开重要会议,要你务必参加。”
“好!”他话一说完就第三次将门“叭”地关上了。我望着这家几开几关的防盗门,心里十分纳闷,这家人为啥如此冷漠,早知如此,他去开不开会关我什么屁事,真是自找难堪。第二天下午,我在院心里遇着这姓郭的老头,他笑笑对我说,“幸亏你及时转达通知我去开会,才没误了学会的大事。”
城里人,哪怕住一个大院心或者一幢大楼,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如若不去下请帖,就很少有人登门去关心问候。这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病态行为。各家各户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鸽子笼里过着封闭安闲的日子。今天你不关心左邻右舍的事,明天你家出了什么大事,自然很少有人去关心,这就是城市冷漠传染病得到的回报。而在农村则与城市恰恰相反,无论哪家出了点大事小事,都会牵挂着左邻右舍一家一户的心。不用任何人去请,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你家问寒问暖,主动帮你去做事。记得十多年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小伙子乘船赶街去做生意,不小心落到洱海里,当时风浪很大,落水者又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挣扎,船家和几个年轻人不顾危险,连衣服都来不及脱,都纷纷跳进海浪中去营救,只因风浪太大,最后还是没有把人救上来。就这样,一船做生意的人街也没有赶成,很快将船开回到村边的港湾里。那时正逢秋收秋种大忙时节,村里一部分人自觉组织了几张小船去打捞死者,另一部分人帮死者家属去收种庄稼,一直闹腾了好多天,将这家人的庄稼收种完,把落水者打捞上岸,按照当地的风俗将他安葬后,大家才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我长期住在城里,乡亲们每每到城里求医治病或办事,来找我的很多,经常接待他们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份内之事。单位上一些同事常对我说:“老赵,农村来你家的那么多,你们家快成为招待所了。”我总是笑笑对他们说:“有些人经常吃山珍海味,村里人也未必到他们家,我家就是用杯凉水接待,他们也很乐意。农村人就有这个特点,不是那个人,他是不会轻易到你家来的。”
1986年6月,我父亲去世,接到大儿子的电话,我们赶回家时,家里早已挤满了人,大家把我老父穿戴好认真装棺后,点着长明灯停放在堂屋中央,将棺盖斜放在上,等我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后,三叔才将棺盖认真盖上。父亲灵柩在家里停了两天,每天从早到晚,村里人都络绎不绝地到家祭奠,我们满堂子孙跪在灵堂磕头还礼。那几天,不用我们去请,做饭的、做菜的、抬桌椅板凳的,买肉买菜的,上山开挖墓穴的、主持葬礼的,送殡负重的都早已有人安排好,各自都有条不紊地忙自己的工作。而且经常还有人将银行存折送到我手中说,阿叔,需要多少钱你自己去取。我只好感谢地对他们说,这两天家里人乱,把存折弄丢了不好,你们先收回去,等用钱时我再来找你们好吗?
虽说我回老家为父亲办丧事,但大事小事都不用我操心,村里人早已帮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一家子倒好像成了客人,无论大事小事忙不到我们头上。送殡那天,村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来人为老父亲送最后一程。当天晚上来我家做客的有三四十桌人数,我家买了待客用的几百只大碗小碗,全被客人们要走。我父亲病故时已有八十多岁,在村里已算数一数二的高寿,他们要一只碗带回给儿孙享用,是要托老父亲的福让儿孙快长快大,长命百岁。所以说几百只碗虽然不见了,不仅村里人高兴,我们全家人也十分高兴。
城里不少人家出了事,都尽量保密,不让人知道。好像有人知道了,就幸灾乐祸,看自己的笑话。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哪能会这样呢?这是一种自欺欺人,自我封闭,互不相信,互不关心,互不理解的悲哀。这是在喧嚣的城市,人心冷漠的一种社会病态。
农村大部分人虽文化不高,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良好风气在他们身上却体现得十分完美。如果有人看不起他们,对他们冷漠,你就是做多大的官,有百万家财,他们也决不会去求你,理你,这是他们于无形中形成的一种志气。我们村里有一个在市政府当了科级之类的小官,回村自以为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对谁家的事都不理睬,不关心。这个人母亲去世以后,来他家帮忙的人寥寥无几,送葬那天,连负重的人都找不到,他只好出钱到外村去请。这事对他触动很深,在村人面前好长时间抬不起头。
在城里,有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去接在幼儿园上学的小孙子回家,恰逢上下班高峰期,车里十分拥挤,我身边站着的是一位十分熟悉的已经退休的原州里的领导干部,车子转弯时,发现一辆电三轮车横冲过来,公交车司机立忙急刹车,大家都站立不稳往前倾,这位退休的领导手慌脚乱,撞在旁边一位衣冠楚楚、香气扑鼻的女郎身上,她连忙侧回身来,双眼瞪着这位老干部大骂一声:“流氓!”这位老干部也不回口,只是冷冷一笑,无可奈何地望着她摇了摇头。事后这位干部对我说:“老赵,那天公交车上的事能怪我吗?眼下城里人生活越来越好,而社会风气、人情和亲情都世风日下,悲哀呀!”
无独有偶,一天下午,我有事乘中巴车回农村老家挖色。上了车细细一看,才发现这是一辆不知道被哪个单位淘汰下来的旧中巴车,外壳有几个地方漆皮早已脱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黑褐色,划有一道道印痕的玻璃窗用手轻轻一摇就“咣当咣当”地响,好几个座位靠背歪朝一边,底坐裂开,露出黄软的海绵,过道上落着一个个清晰的脚印,上面放着几把四方小木凳。我想这是一辆常在乡间土路上跑的班车,想干净也很困难。车主是一个穿着白族服装的中年妇女,她见我皱着眉头望着一个个破旧的车座,连忙解释说,阿大爹,农村路况差,要像城里那么讲究就无法跑了。家里困难,新车买不起,这是丈夫前年在一个单位买的一辆旧车,让人修了修,雇了个驾驶员,就在乡下跑公交,她监车带卖票。
到点了,驾驶员一启动,格噔噔——扑突突——车子年龄太大了,又咳嗽又吐痰,屁股上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费了好大的劲,车子才慢慢动起来。有个女乘客忙说,再等一等,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了,我们一起进城的还有两个伴没有来呢,家里丢着奶娃娃,搭不上车就麻烦了。开车司机笑了笑说,是啊,我们农村的中巴车,不像城里的公共车,时间一到就走,一村一寨的,不等他们,今后相遇也不好意思。说着将发动机熄了火。大约等了十多分钟,两个三十多岁的媳妇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车来,驾驶员才慢慢将车开出城。那个卖票的妇女,一见路上的行人就十分热情地将头探出车窗,问他们搭不搭车。就这样车子一路走一路搭客,不多时间,不仅车座上,就连摆放在过道的小木凳上也坐满了人。大家有说有笑,满车都是熟悉的声音。
车子磨磨蹭蹭,缓慢地在洱海边的山路上爬行。太阳快要落山了,山下的海风呼呼吹来,山地上戴着红缨的包谷和路边的松树柏树竹子都发出飒飒的声响,来到一个山崖下的拐弯处,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奶招手搭车,老奶上了车后左看右看,见座位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车子摇晃十分厉害,她只好抓住身边座位上一个年轻伙子的肩膀,这小伙子立刻站起让座,“大妈,你就坐我这个位吧!”老人十分感谢地向他点了点头坐下后,对小伙子说,我孙囡在挖色小学教书,我要去找她闲两天。
天渐渐黑了下来,路边的行道树变成了两排黑长的影子,不远处洱海边上的挖色街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火,时而传来哞哞的牛叫声和哇哇的狗吠声。挖色终于到了。那个卖票的白族妇女向老人叫了一声,大妈,我们车子要开到山脚下的那个村,这里就是挖色街,你下车吧!
老人站在车门旁不敢下去,一再打听小学在什么地方。是啊,天黑了,让老人上哪个地方去找呢?卖票的大嫂微微一笑对车里的人说,大家等我五六分钟,学校离这儿不远,我把老人送到那里后马上回来。
这事让我感触很深,望着车主扶着老奶逐渐消失在深深的巷道,我眼眶开始湿润了。城里开公交车的人争分夺秒,每到一个站驾驶员哗啦一声开门,迅速吐出去一部分人又吸进来一部分人,吱扭一声关门,车轮就轰隆隆地滚动了。若是哪个开车的半路将车停下,将乘客丢在车上去送人,大家不告发你,把你骂死才怪。
在乡下,一村一寨的人,无论哪家种了几棵菜、几根葱,遇着了都十分热情地你拔给我一把,我拔给你一把。哪家如若做了几瓶卤腐豆豉或腌菜,自觉好吃,往往都是给左邻右舍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让你尝个新鲜。如若谁家生了个娃娃,附近的姑娘媳妇都十分热情地到这家帮他们煮鸡蛋汤圆,每家一大碗,热热情情地送到亲戚朋友家去报喜……对这一切,大家都认为是十分正常的理应该做的事。
农村人有一副好脾气,彼此亲密融洽,和睦相处。一旦走进了乡村,人们那清纯无邪的笑脸一下子就贴在了你的心窝上,这扑面而来的清新纯朴,俯拾皆是的温馨友善,随处可见的天真烂漫,无处不在的快乐和谐,如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玉兰花、金银花开遍大地,让人想到一个时尚的用语——幸福美好。
在城里你要给哪家送点好吃的东西,就得慎重考虑,虽然不少人也会热情接纳,但也有一些人却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你,好像在说,这东西卫生吗?此人今天送给我来这点东西,会不会有啥事有求于我呢?这让人十分自然地想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老话。
城里人说,农村经济文化落后,大部分人生活困难,所以不少农民总是爱占小便宜。多年来,我对城乡人进行过细致地观察,其实说起爱占小便宜,有时候城里人比起农民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日三餐,每天我都随爱人到菜市场去买菜,卖菜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每天迎着满天的星星出门,把时鲜蔬菜运到城里卖,直到天黑才披着一身月光回家。一些城里人只要见蔬菜新鲜,一般不讨价还价,你要多少给多少,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白领阶层。而大多数小市民买菜却十分抠门,有的人买一颗青白菜都要在市场上转几圈,来来回回跟菜农讨价还价几次。本来菜是新鲜的,她却说这菜老了,硬要将外叶剔下几片丢在脚下后才称,称好付了钱,她又悄悄将剔下的那几片装进菜篮才离去。有些人专门往拥挤处钻,趁卖菜的不注意,偷两棵就走。一天,我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偷了偌大的一棵白菜刚刚离开不几步,菜农便连忙将她叫住:“喂,那位大嫂,你拿的那棵大白菜心被虫吃了,你要单另挑一棵称一称,付了钱再拿走。”说着卖菜的男人几步跨到她身边,将那棵大白菜从她提箩里拿出来,丢回到自己的菜摊上。这女人见当时买菜的好几个都用各种各样的眼神望着她,不仅不为自己不检点的行为感到脸红羞愧,反而在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你这个烂卖菜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啊,我虽然是卖菜的农民,但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的劳动力吃饭,不像有些人趁火打劫,良心被狗吃了。”卖菜人的话说得那婆娘脸一阵红一阵白,悻悻地走了。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这样说过,城市自觉富裕进步有文化,见多识广,环境优越,习惯了高傲地仰起头,对遥远的乡村不肯保留一点谦虚和恭敬。其实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提防、病态敏感,不如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病症。城市化带来了兴旺和发达的同时,也遗失了什么。我们到乡村去看一看,瞧一瞧,就会找到那些在城里早已失传的亲近、热心和真诚。
我是住在城里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城市的喧嚣和繁华,从不曾让我忘记自己的来处。
■赵守值:男,白族,原《大理日报》编辑,系云南省作协会员、大理州作协会员,曾出版散文集《苍洱恋歌》、《洱海月》,报告文学集《岁月如歌》、长篇叙事诗《赶马调》等。
责任编辑 张乃光
在城里,我家住在一幢单元房的四楼,原来都是一个单位的住房户,相互遇着都打个招呼,问候一声,楼道也是各家自觉打扫,还算清洁。后来单位里不少同志另择新居搬出去,自然也有人买了他们的旧房子搬进来,这幢住宿楼就变成了大杂院。搬进来的,一家比一家装璜得豪华气派,屋里的家具电器锃光发亮,一尘不染。而每天大家时时经过的楼道,却灰尘满地,垃圾随处可见。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摩登男女,身上香气扑鼻,见他们从楼道经过时,嘴里常常这样嘀咕,这楼道太脏了,怎么没有人打扫啊?这些住户经常在楼道相遇,家里影视歌声常在耳边萦绕,却老死不相往来,谁也不和谁打招呼,各人到自家的房门前,打开防盗门,一闪进屋内就迅速“叭”地一声将门关紧,生怕关迟了外面的灰尘或不速之客会闯进屋里来。每次楼道脏得不像话了,往往都是那几位离退休或农转非的老奶出来打扫。至于那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我是从未见他们出来打扫过的。
一天中午,我接到和我分居的小儿子打来电话,说他参加的某个学会要在第二天一早在古城召开理事会,商量重要的事情,有一个老同志就住在我家所在的那个院子,电话无法跟他家联系,让我转告他按时参加会议,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很清楚这家人是去年才新搬来我们这里的住户,我一放下电话就找到他家门口,见一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刚好打开防盗门正在进去,我连忙向她打招呼:“请你等一等!”但她却偏着头看了我一眼,话也不说就将门“叭”地一声关上了,我认为她未听见,就去敲她家门,约敲了一两分钟,才见刚刚进去的女子轻轻将门打开,从门缝里将头探出来,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出了老人的名字,说有事找他。她话也不回就将头缩回去,第二次把门“叭”地一声关上。我只好耐着性子在她家防盗门外等了七八分钟,才见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再次将门打开,用审视的目光望着我:
“你找谁?”
我再次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就是,有啥事?”
“××学会让我转告你,明天一早在古城召开重要会议,要你务必参加。”
“好!”他话一说完就第三次将门“叭”地关上了。我望着这家几开几关的防盗门,心里十分纳闷,这家人为啥如此冷漠,早知如此,他去开不开会关我什么屁事,真是自找难堪。第二天下午,我在院心里遇着这姓郭的老头,他笑笑对我说,“幸亏你及时转达通知我去开会,才没误了学会的大事。”
城里人,哪怕住一个大院心或者一幢大楼,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如若不去下请帖,就很少有人登门去关心问候。这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病态行为。各家各户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鸽子笼里过着封闭安闲的日子。今天你不关心左邻右舍的事,明天你家出了什么大事,自然很少有人去关心,这就是城市冷漠传染病得到的回报。而在农村则与城市恰恰相反,无论哪家出了点大事小事,都会牵挂着左邻右舍一家一户的心。不用任何人去请,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你家问寒问暖,主动帮你去做事。记得十多年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小伙子乘船赶街去做生意,不小心落到洱海里,当时风浪很大,落水者又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挣扎,船家和几个年轻人不顾危险,连衣服都来不及脱,都纷纷跳进海浪中去营救,只因风浪太大,最后还是没有把人救上来。就这样,一船做生意的人街也没有赶成,很快将船开回到村边的港湾里。那时正逢秋收秋种大忙时节,村里一部分人自觉组织了几张小船去打捞死者,另一部分人帮死者家属去收种庄稼,一直闹腾了好多天,将这家人的庄稼收种完,把落水者打捞上岸,按照当地的风俗将他安葬后,大家才算了结了一桩心事。
我长期住在城里,乡亲们每每到城里求医治病或办事,来找我的很多,经常接待他们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份内之事。单位上一些同事常对我说:“老赵,农村来你家的那么多,你们家快成为招待所了。”我总是笑笑对他们说:“有些人经常吃山珍海味,村里人也未必到他们家,我家就是用杯凉水接待,他们也很乐意。农村人就有这个特点,不是那个人,他是不会轻易到你家来的。”
1986年6月,我父亲去世,接到大儿子的电话,我们赶回家时,家里早已挤满了人,大家把我老父穿戴好认真装棺后,点着长明灯停放在堂屋中央,将棺盖斜放在上,等我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后,三叔才将棺盖认真盖上。父亲灵柩在家里停了两天,每天从早到晚,村里人都络绎不绝地到家祭奠,我们满堂子孙跪在灵堂磕头还礼。那几天,不用我们去请,做饭的、做菜的、抬桌椅板凳的,买肉买菜的,上山开挖墓穴的、主持葬礼的,送殡负重的都早已有人安排好,各自都有条不紊地忙自己的工作。而且经常还有人将银行存折送到我手中说,阿叔,需要多少钱你自己去取。我只好感谢地对他们说,这两天家里人乱,把存折弄丢了不好,你们先收回去,等用钱时我再来找你们好吗?
虽说我回老家为父亲办丧事,但大事小事都不用我操心,村里人早已帮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一家子倒好像成了客人,无论大事小事忙不到我们头上。送殡那天,村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来人为老父亲送最后一程。当天晚上来我家做客的有三四十桌人数,我家买了待客用的几百只大碗小碗,全被客人们要走。我父亲病故时已有八十多岁,在村里已算数一数二的高寿,他们要一只碗带回给儿孙享用,是要托老父亲的福让儿孙快长快大,长命百岁。所以说几百只碗虽然不见了,不仅村里人高兴,我们全家人也十分高兴。
城里不少人家出了事,都尽量保密,不让人知道。好像有人知道了,就幸灾乐祸,看自己的笑话。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哪能会这样呢?这是一种自欺欺人,自我封闭,互不相信,互不关心,互不理解的悲哀。这是在喧嚣的城市,人心冷漠的一种社会病态。
农村大部分人虽文化不高,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良好风气在他们身上却体现得十分完美。如果有人看不起他们,对他们冷漠,你就是做多大的官,有百万家财,他们也决不会去求你,理你,这是他们于无形中形成的一种志气。我们村里有一个在市政府当了科级之类的小官,回村自以为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对谁家的事都不理睬,不关心。这个人母亲去世以后,来他家帮忙的人寥寥无几,送葬那天,连负重的人都找不到,他只好出钱到外村去请。这事对他触动很深,在村人面前好长时间抬不起头。
在城里,有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去接在幼儿园上学的小孙子回家,恰逢上下班高峰期,车里十分拥挤,我身边站着的是一位十分熟悉的已经退休的原州里的领导干部,车子转弯时,发现一辆电三轮车横冲过来,公交车司机立忙急刹车,大家都站立不稳往前倾,这位退休的领导手慌脚乱,撞在旁边一位衣冠楚楚、香气扑鼻的女郎身上,她连忙侧回身来,双眼瞪着这位老干部大骂一声:“流氓!”这位老干部也不回口,只是冷冷一笑,无可奈何地望着她摇了摇头。事后这位干部对我说:“老赵,那天公交车上的事能怪我吗?眼下城里人生活越来越好,而社会风气、人情和亲情都世风日下,悲哀呀!”
无独有偶,一天下午,我有事乘中巴车回农村老家挖色。上了车细细一看,才发现这是一辆不知道被哪个单位淘汰下来的旧中巴车,外壳有几个地方漆皮早已脱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黑褐色,划有一道道印痕的玻璃窗用手轻轻一摇就“咣当咣当”地响,好几个座位靠背歪朝一边,底坐裂开,露出黄软的海绵,过道上落着一个个清晰的脚印,上面放着几把四方小木凳。我想这是一辆常在乡间土路上跑的班车,想干净也很困难。车主是一个穿着白族服装的中年妇女,她见我皱着眉头望着一个个破旧的车座,连忙解释说,阿大爹,农村路况差,要像城里那么讲究就无法跑了。家里困难,新车买不起,这是丈夫前年在一个单位买的一辆旧车,让人修了修,雇了个驾驶员,就在乡下跑公交,她监车带卖票。
到点了,驾驶员一启动,格噔噔——扑突突——车子年龄太大了,又咳嗽又吐痰,屁股上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费了好大的劲,车子才慢慢动起来。有个女乘客忙说,再等一等,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了,我们一起进城的还有两个伴没有来呢,家里丢着奶娃娃,搭不上车就麻烦了。开车司机笑了笑说,是啊,我们农村的中巴车,不像城里的公共车,时间一到就走,一村一寨的,不等他们,今后相遇也不好意思。说着将发动机熄了火。大约等了十多分钟,两个三十多岁的媳妇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车来,驾驶员才慢慢将车开出城。那个卖票的妇女,一见路上的行人就十分热情地将头探出车窗,问他们搭不搭车。就这样车子一路走一路搭客,不多时间,不仅车座上,就连摆放在过道的小木凳上也坐满了人。大家有说有笑,满车都是熟悉的声音。
车子磨磨蹭蹭,缓慢地在洱海边的山路上爬行。太阳快要落山了,山下的海风呼呼吹来,山地上戴着红缨的包谷和路边的松树柏树竹子都发出飒飒的声响,来到一个山崖下的拐弯处,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奶招手搭车,老奶上了车后左看右看,见座位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车子摇晃十分厉害,她只好抓住身边座位上一个年轻伙子的肩膀,这小伙子立刻站起让座,“大妈,你就坐我这个位吧!”老人十分感谢地向他点了点头坐下后,对小伙子说,我孙囡在挖色小学教书,我要去找她闲两天。
天渐渐黑了下来,路边的行道树变成了两排黑长的影子,不远处洱海边上的挖色街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火,时而传来哞哞的牛叫声和哇哇的狗吠声。挖色终于到了。那个卖票的白族妇女向老人叫了一声,大妈,我们车子要开到山脚下的那个村,这里就是挖色街,你下车吧!
老人站在车门旁不敢下去,一再打听小学在什么地方。是啊,天黑了,让老人上哪个地方去找呢?卖票的大嫂微微一笑对车里的人说,大家等我五六分钟,学校离这儿不远,我把老人送到那里后马上回来。
这事让我感触很深,望着车主扶着老奶逐渐消失在深深的巷道,我眼眶开始湿润了。城里开公交车的人争分夺秒,每到一个站驾驶员哗啦一声开门,迅速吐出去一部分人又吸进来一部分人,吱扭一声关门,车轮就轰隆隆地滚动了。若是哪个开车的半路将车停下,将乘客丢在车上去送人,大家不告发你,把你骂死才怪。
在乡下,一村一寨的人,无论哪家种了几棵菜、几根葱,遇着了都十分热情地你拔给我一把,我拔给你一把。哪家如若做了几瓶卤腐豆豉或腌菜,自觉好吃,往往都是给左邻右舍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让你尝个新鲜。如若谁家生了个娃娃,附近的姑娘媳妇都十分热情地到这家帮他们煮鸡蛋汤圆,每家一大碗,热热情情地送到亲戚朋友家去报喜……对这一切,大家都认为是十分正常的理应该做的事。
农村人有一副好脾气,彼此亲密融洽,和睦相处。一旦走进了乡村,人们那清纯无邪的笑脸一下子就贴在了你的心窝上,这扑面而来的清新纯朴,俯拾皆是的温馨友善,随处可见的天真烂漫,无处不在的快乐和谐,如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玉兰花、金银花开遍大地,让人想到一个时尚的用语——幸福美好。
在城里你要给哪家送点好吃的东西,就得慎重考虑,虽然不少人也会热情接纳,但也有一些人却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你,好像在说,这东西卫生吗?此人今天送给我来这点东西,会不会有啥事有求于我呢?这让人十分自然地想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老话。
城里人说,农村经济文化落后,大部分人生活困难,所以不少农民总是爱占小便宜。多年来,我对城乡人进行过细致地观察,其实说起爱占小便宜,有时候城里人比起农民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日三餐,每天我都随爱人到菜市场去买菜,卖菜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每天迎着满天的星星出门,把时鲜蔬菜运到城里卖,直到天黑才披着一身月光回家。一些城里人只要见蔬菜新鲜,一般不讨价还价,你要多少给多少,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那些财大气粗的白领阶层。而大多数小市民买菜却十分抠门,有的人买一颗青白菜都要在市场上转几圈,来来回回跟菜农讨价还价几次。本来菜是新鲜的,她却说这菜老了,硬要将外叶剔下几片丢在脚下后才称,称好付了钱,她又悄悄将剔下的那几片装进菜篮才离去。有些人专门往拥挤处钻,趁卖菜的不注意,偷两棵就走。一天,我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偷了偌大的一棵白菜刚刚离开不几步,菜农便连忙将她叫住:“喂,那位大嫂,你拿的那棵大白菜心被虫吃了,你要单另挑一棵称一称,付了钱再拿走。”说着卖菜的男人几步跨到她身边,将那棵大白菜从她提箩里拿出来,丢回到自己的菜摊上。这女人见当时买菜的好几个都用各种各样的眼神望着她,不仅不为自己不检点的行为感到脸红羞愧,反而在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你这个烂卖菜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啊,我虽然是卖菜的农民,但我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的劳动力吃饭,不像有些人趁火打劫,良心被狗吃了。”卖菜人的话说得那婆娘脸一阵红一阵白,悻悻地走了。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这样说过,城市自觉富裕进步有文化,见多识广,环境优越,习惯了高傲地仰起头,对遥远的乡村不肯保留一点谦虚和恭敬。其实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提防、病态敏感,不如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病症。城市化带来了兴旺和发达的同时,也遗失了什么。我们到乡村去看一看,瞧一瞧,就会找到那些在城里早已失传的亲近、热心和真诚。
我是住在城里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城市的喧嚣和繁华,从不曾让我忘记自己的来处。
■赵守值:男,白族,原《大理日报》编辑,系云南省作协会员、大理州作协会员,曾出版散文集《苍洱恋歌》、《洱海月》,报告文学集《岁月如歌》、长篇叙事诗《赶马调》等。
责任编辑 张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