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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任职通知的那一刻，我正在资料室,手里正捧着你——《红广角》杂志，内心没有太多的喜悦和兴奋,却暗暗地滋生起一阵阵无名的失落。到别的部门工作，就意味着我和你再也不是零距离；我和你再也不能象现在这样天天见面，想读你就再也不是伸手可得的事了，唉……！一声叹惜便有感而发。
認识你
2001年5月，我从省档案馆技术部调到保管利用部，并兼管资料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全馆图书报刊资料的订购、整理、编目，并提供给我局馆人员借阅。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资料室有一本杂志叫《广东党史》（即《红广角》的前称）。根据既定的整理方法，每年初我会把前一年杂志按期数先后排序整理装盒，编目后移交库房，作为馆藏资料保存，以供查阅利用。在整理编目过程中我得知你最初名为《广东党史通讯》，创刊于1980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合办，当时为内部不定期刊物，1994年改名《广东党史》。
自接管资料室工作以来，我发现借阅《广东党史》者绝大多数是具备了专业技术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的人员，一种怕“吃亏”的心理促使我在工作之余也翻阅起这本杂志。然而，只要我用心阅读，就深感自己在党史理论知识方面的欠缺，一种不甘于做“草根”的念想支撑着我要多看看那本散发着浓浓学术味的《广东党史》。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虽然自我感觉没什么长进，但起码收获了阅读的点滴认识，看小说或休闲娱乐类读物可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读《广东党史》却是党员身份的需要，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解党的历史、学习党的知识、提高党史理论水平的需要，是共产党员不断加强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党性修养的最好读物之一。
2010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从一楼查档服务区回到了资料室。资料架上一本名为《红广角》杂志马上吸引了我的目光，原以为是新订读物，上前去翻阅，才知道原来是《广东党史》易名《红广角》。再仔细阅读，才发现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还有版面，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其中单月刊为纪实版，双月刊为综合版。与改版前相比，刊物除开设新栏目、可读性大幅度提升外，文中插图也明显增多，一改过去主要由文字统领全版的单调版面。杂志的全新改版着实让我当场精神振奋，我甚至认为这次改版使得这本昔日的内部刊物，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
喜欢你
我很少关注其他杂志的“卷首篇”，因为篇中没有太多具体内容。但每期《红广角》的卷首篇却能牢牢地锁定我的目光，尤其是该栏目励志篇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我不得不承认，读毕《品味人生“三得”》，我那颗易受外界影响而浮燥的心渐渐得到内在的平静，“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的精神实质正慢慢渗透到我的血液和骨髓，必将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准则和必备素质。“人物春秋”、“名人在粤”、“伟人风范”等栏目让我从多角度多层面了解和认识伟人和名人，让我觉得他们更真实、更亲切，更具立体感。“史林撷英”、“解秘珍闻”等栏目文章常常是以广为人知的事件为切入点，详细讲述和介绍鲜为人知的事实，让我广泛地吸取了馆藏以外的重要信息，夯实了我的业务基础。随着阅读的深入，也逐渐地培养了我的历史眼光，关于历史事件或人物，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观点，不再人云亦云。
我虽是高州人，却不常回高州去，也不太晓得高州事。读罢2011年第2期《“中华红”荔枝树》、《茂名市胜迹要览——高州冼太庙》两块“豆腐块”后，我居然萌生了要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脑际里不仅制定好回乡的线路，还不时闪现虚拟的旅途情景：先是沿着江总书记的足迹走上红荔阁，亲手抚摸伟人种下的那颗“中华红”，好让自己沾沾伟人的福气。然后再去浏览冼太庙，并在庙里上炷香，祈求“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给粤西人民，尤其是高州的父老乡亲带来平安吉祥，祈求风调雨顺。以前若是有人问我：你老家都有啥特产？我会很自豪地告知他们：高州不仅盛产香蕉、龙眼和荔枝，还是“三个代表”发源地。如今，据《“三讲”发源地——高州》，我还可以告知友人：流传千古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为杨贵妃驿马飞传荔枝的唐代名宦高力士是高州良德人，而荔枝正来自高州根子镇荔枝贡园。
一天中午，读过苗体君、窦春芳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一生三次入党》后，被毛泽东在1948年初写给李达的那封信中诙谐的语言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一个上午的劳累顿时消除了不少，大笑之后更加欣赏毛泽东的幽默与隽智，更加钦佩李达的学者气节。
敬重你
馆藏杂志多达上千种，但我对《红广角》却始终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情感。这份情感源于我对党史工作的认识，源于我对党史工作者深深的敬佩之情。我们档案人深知编史修志是开发利用档案的高级形式，编史工作的艰辛非亲身经历者所不能表达的，而编写中国共产党党史无疑是编史工作中之最难。我们的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九十年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们的党历经了多少艰难与曲折，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要客观地阐述其中的是非曲直，客观地分析事件和人物，编史人员不仅要“全面了解各种不同观点及其根据，还要尽量搜全有关史料，更要有相当高度的理论概括，特别是要表达出正确的观点，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所以这是一件既艰辛又需要高水平的大工程。”（张启华：谈国史研究的党性和立场问题）
所谓“文责自负”指的是作者对其发表的文章所引起的一切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说党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别的话，那么我认为主要体现在“责”。对于党史研究人员而言，不仅要“自负”，更要对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为了这份责任，他们自从事党史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与档案馆、图书馆、文献馆等单位结缘，长时间地泡在各个馆里广泛搜集资料。为了积极配合做好党史的编写和研究工作，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馆想方设法为党史部门开通了多条查档服务的绿色通道。尽管如此，但仍有相当部分档案无法提供复制件，在这种情况下，党史研究人员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他们打开了笔记本一字一句地摘抄。为了确保言之有物、言必有据，即使是为了查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或人名，党史研究人员也不顾严寒酷暑，克服路途遥远，来到档案馆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找相关的证据材料或背景信息以进行相互印证。我不敢说他们的文章或研究成果都是客观真实的、都是科学的，但我却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考证过程，他们严谨的治史精神和良好的职业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我，影响了我。当我手捧杂志，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除了获取文字信息外，我还能体味到文章背后的艰辛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汗水，更深深地感受到编者、作者（党史研究人员）对党的热爱与忠诚。
祝福你
我还是用“缘分”来形容和比喻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虽然有点落俗，但却是真情。你是一株党史人员用心血和智慧浇灌的鲜花，对你长期给予的精神“给养”，我无以回报，只有化作深深的祝福：衷心祝愿《红广角》杂志越办越好！
認识你
2001年5月，我从省档案馆技术部调到保管利用部，并兼管资料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全馆图书报刊资料的订购、整理、编目，并提供给我局馆人员借阅。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资料室有一本杂志叫《广东党史》（即《红广角》的前称）。根据既定的整理方法，每年初我会把前一年杂志按期数先后排序整理装盒，编目后移交库房，作为馆藏资料保存，以供查阅利用。在整理编目过程中我得知你最初名为《广东党史通讯》，创刊于1980年，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合办，当时为内部不定期刊物，1994年改名《广东党史》。
自接管资料室工作以来，我发现借阅《广东党史》者绝大多数是具备了专业技术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的人员，一种怕“吃亏”的心理促使我在工作之余也翻阅起这本杂志。然而，只要我用心阅读，就深感自己在党史理论知识方面的欠缺，一种不甘于做“草根”的念想支撑着我要多看看那本散发着浓浓学术味的《广东党史》。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虽然自我感觉没什么长进，但起码收获了阅读的点滴认识，看小说或休闲娱乐类读物可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读《广东党史》却是党员身份的需要，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解党的历史、学习党的知识、提高党史理论水平的需要，是共产党员不断加强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党性修养的最好读物之一。
2010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从一楼查档服务区回到了资料室。资料架上一本名为《红广角》杂志马上吸引了我的目光，原以为是新订读物，上前去翻阅，才知道原来是《广东党史》易名《红广角》。再仔细阅读，才发现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还有版面，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其中单月刊为纪实版，双月刊为综合版。与改版前相比，刊物除开设新栏目、可读性大幅度提升外，文中插图也明显增多，一改过去主要由文字统领全版的单调版面。杂志的全新改版着实让我当场精神振奋，我甚至认为这次改版使得这本昔日的内部刊物，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
喜欢你
我很少关注其他杂志的“卷首篇”，因为篇中没有太多具体内容。但每期《红广角》的卷首篇却能牢牢地锁定我的目光，尤其是该栏目励志篇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我不得不承认，读毕《品味人生“三得”》，我那颗易受外界影响而浮燥的心渐渐得到内在的平静，“沉得住气”、“弯得下腰”、“抬得起头”的精神实质正慢慢渗透到我的血液和骨髓，必将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准则和必备素质。“人物春秋”、“名人在粤”、“伟人风范”等栏目让我从多角度多层面了解和认识伟人和名人，让我觉得他们更真实、更亲切，更具立体感。“史林撷英”、“解秘珍闻”等栏目文章常常是以广为人知的事件为切入点，详细讲述和介绍鲜为人知的事实，让我广泛地吸取了馆藏以外的重要信息，夯实了我的业务基础。随着阅读的深入，也逐渐地培养了我的历史眼光，关于历史事件或人物，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观点，不再人云亦云。
我虽是高州人，却不常回高州去，也不太晓得高州事。读罢2011年第2期《“中华红”荔枝树》、《茂名市胜迹要览——高州冼太庙》两块“豆腐块”后，我居然萌生了要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脑际里不仅制定好回乡的线路，还不时闪现虚拟的旅途情景：先是沿着江总书记的足迹走上红荔阁，亲手抚摸伟人种下的那颗“中华红”，好让自己沾沾伟人的福气。然后再去浏览冼太庙，并在庙里上炷香，祈求“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给粤西人民，尤其是高州的父老乡亲带来平安吉祥，祈求风调雨顺。以前若是有人问我：你老家都有啥特产？我会很自豪地告知他们：高州不仅盛产香蕉、龙眼和荔枝，还是“三个代表”发源地。如今，据《“三讲”发源地——高州》，我还可以告知友人：流传千古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为杨贵妃驿马飞传荔枝的唐代名宦高力士是高州良德人，而荔枝正来自高州根子镇荔枝贡园。
一天中午，读过苗体君、窦春芳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一生三次入党》后，被毛泽东在1948年初写给李达的那封信中诙谐的语言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一个上午的劳累顿时消除了不少，大笑之后更加欣赏毛泽东的幽默与隽智，更加钦佩李达的学者气节。
敬重你
馆藏杂志多达上千种，但我对《红广角》却始终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情感。这份情感源于我对党史工作的认识，源于我对党史工作者深深的敬佩之情。我们档案人深知编史修志是开发利用档案的高级形式，编史工作的艰辛非亲身经历者所不能表达的，而编写中国共产党党史无疑是编史工作中之最难。我们的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九十年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我们的党历经了多少艰难与曲折，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要客观地阐述其中的是非曲直，客观地分析事件和人物，编史人员不仅要“全面了解各种不同观点及其根据，还要尽量搜全有关史料，更要有相当高度的理论概括，特别是要表达出正确的观点，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所以这是一件既艰辛又需要高水平的大工程。”（张启华：谈国史研究的党性和立场问题）
所谓“文责自负”指的是作者对其发表的文章所引起的一切问题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说党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别的话，那么我认为主要体现在“责”。对于党史研究人员而言，不仅要“自负”，更要对党、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为了这份责任，他们自从事党史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与档案馆、图书馆、文献馆等单位结缘，长时间地泡在各个馆里广泛搜集资料。为了积极配合做好党史的编写和研究工作，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我们馆想方设法为党史部门开通了多条查档服务的绿色通道。尽管如此，但仍有相当部分档案无法提供复制件，在这种情况下，党史研究人员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他们打开了笔记本一字一句地摘抄。为了确保言之有物、言必有据，即使是为了查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或人名，党史研究人员也不顾严寒酷暑，克服路途遥远，来到档案馆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找相关的证据材料或背景信息以进行相互印证。我不敢说他们的文章或研究成果都是客观真实的、都是科学的，但我却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考证过程，他们严谨的治史精神和良好的职业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我，影响了我。当我手捧杂志，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除了获取文字信息外，我还能体味到文章背后的艰辛及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汗水，更深深地感受到编者、作者（党史研究人员）对党的热爱与忠诚。
祝福你
我还是用“缘分”来形容和比喻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虽然有点落俗，但却是真情。你是一株党史人员用心血和智慧浇灌的鲜花，对你长期给予的精神“给养”，我无以回报，只有化作深深的祝福：衷心祝愿《红广角》杂志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