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和平外交路上的“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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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凌晨4时许,前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离世。或许大家不太了解吴建民是谁,毕竟他已不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回首吴大使的一生,深深印刻着四个大字——“中国外交”。他曾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曾在最困难时期出使欧洲,曾于耳顺之年领命做校长,校园耕耘,哺育学子,申奥时他是代表团发言人,申博时他被封为“前线总指挥”……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
  吴建民最初的梦想,其实是做一名好翻译。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的学生,1959年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外交部,之后继续上三年研究生。可研究生刚上了一年半,忽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派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做一线翻译。
  那是他初次涉及国际事务,年轻热血,热情高涨:“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后来,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争着要他,陈毅一纸调令,将他“抢”回了外交部翻译室。
  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曾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第一次和毛主席近距离接触时,吴建民还有些紧张,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认认真真地答:“我姓吴,口天吴,建世的建,人民的民,我叫吴建民。”
  毛主席开玩笑说:“你这个国家早就亡掉了。”
  吴建民当时没明白,后来想想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春秋战国的吴国早就灭亡了,想跟他开个玩笑,放松情绪。
  吴建民最难忘的一次翻译是1968年10月的一天,周总理与刚果(布)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他在旁翻译了6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在电梯里夸吴建民:“这么长时间,你辛苦了!你这个人很精干!”
  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吴建民是见证者。1971年至1977年,他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去联合国前,吴建民对联合国一无所知,他从当时仅有的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走之前还突击了联合国的一套法语词汇。
  吴建民曾回忆,当时在联合国,“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他当时的梦想,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观察判断国际形势。
  其实在那时候,做一名优秀外交官的想法,就已经在吴建民心中萌芽了。
  坐过一段时期“冷板凳”
  40岁到45岁,是一个男人奔事业的黄金年纪,可这段时期,吴建民的履历上却几乎是空白的。
  1977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后,吴建民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9个月外交部都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他就在家待着。后来被分配到外交学会,当了个科员,工作就是接待代表团。
  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甚至一度想要离开外交部。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想要“干点事儿”。
  坐“冷板凳”嘛,也没什么大不了。闲暇的时候多,他就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儿,做饭、带孩子、抽空翻译书,那段时间他翻译了《罗伯斯庇尔》。“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年轻时,太冲。人太顺当了,也会有别的问题。”
  1983年后,吴建民才离开“冷板凳”,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处长,后又二赴联合国,担任参赞。
  从被“放鸽子”到总统好友
  若要在吴建民的外交生涯中划出重点,那么1989年至1990年他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首席馆员期间的故事是不可错过的。
  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
  吴建民吃过不少瘪。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不见人来,后来对方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这样被“放鸽子”的事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还有一次,他邀请欧共体委员会高官赴宴,对方竟然说:“不知道再过3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
  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用法语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吴建民亲自到社区去用法语宣讲中国文化,让比利时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
  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吴建民任法国大使期间搞好中法关系。在他担任法国大使期间,中、法两国交流日益增多,巴黎经常举办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中国日”活动。他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建立了良好关系。
  2003年吴建民接到通知将要回国,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您要走了?这可太糟糕了。”
  77岁的上班族
  1993年,吴建民担任北京第一次申奥代表团发言人。那一年秋天,在摩纳哥蒙特卡罗,申奥进入白热化时期,出现了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论调,吴建民用流畅的英语反击:“1949没有饭吃,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今天的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1.6亿,消灭了饥饿。这难道不是人权的全面的巨大的进步吗?”
  此后,吴建民相继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等。步履不停,即使退休后,仍然保持着朝九晚五: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
  他说:“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之后,吴建民依旧活跃,经常到各地奔波讲学。
  不敢相信一代外交官竟意外离世。
  一世外交官,五十余载外交生涯,匆忙划下句点的人生。
  吴建民应当得起“外交儒将”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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