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每一位参加婚礼的来宾都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卡片上是新郎新娘——陈铭德、邓季惺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新娘不随夫姓；她的3个孩子仍然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来宾们猜测，这份前卫的“婚前协议”，定是由新娘邓季惺提议并出自她之手。多年后，周恩来还曾拿邓季惺的这桩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
　　邓季惺1907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富商家庭。她的母亲吴婉曾受过高等教育，但因生育了9个孩子，不得一展抱负。在母亲的鼓励下，16岁的邓季惺前往上海中国公学读预科，她与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竹似相识。两年后，两人结婚。虽然很早就结婚生子，邓季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她选择攻读法律专业。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她的小儿子。
　　1931年，吴竹似因肺结核去世，留下二女一子，最大的不到5岁，小儿子吴敬琏才一岁多。邓季惺是深爱过她的初恋情人兼第一任丈夫的，直至老年，每当提到吴竹似时，她仍然泪流不止。然而，或许正是丈夫的早逝，才成全了邓季惺日后走上了律师、企业家、甚至是参政女性的道路。24岁的邓季惺拉扯着3个孩子，继续在北京攻读法律专业。她不同寻常的勇气和胆识，吸引了吴竹似生前的好朋友陈铭德的注意。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的陳铭德是《新民报》的创始人之一。两年后，陈铭德与邓季惺结为连理，除了婚礼上的“约法三章”，还有一些没有写进“协议书”的协议，比如，3个孩子不称陈铭德父亲，邓季惺的朋友们称她为“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夏，邓季惺进入国民政府的司法部工作，但她很快就厌倦了衙门里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她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她们大胆地搞起“女权运动”实验，学开车、练打靶，开风气之先。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邓季惺担任所长。后来，邓季惺索性辞职，做执业律师，经常免费替妇女打官司。
　　1937年，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掌管经营和财务。她一上任，就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还及时把报纸收入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贬值。1937年7月，在邓季惺的努力下，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后来吴敬琏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有人开玩笑说，母亲邓季惺是他第一个老师。南京失陷后，邓季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让《新民报》在重庆复刊。此时《新民报》达到鼎盛时期，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加盟。
　　邓季惺既当律师、办托儿所，又忙着办报，她精明的商业眼光和精力也非常人。抗战之前，南京城北还是一片荒地，邓季惺就在那里买地，盖了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邓季惺把一半留给自己居住，一半用于出租。这幢房子还作为当时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样板，接待过美国参观者。迁到重庆，邓季惺也独具慧眼地投资盖房；解放初，一家人搬到北京，邓季惺在与中山公园只有一墙之隔的地方买了块地，盖了一幢三百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
　　邓季惺管家就像管理企业一样，她为家里雇了能干的保姆，为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同时也悉心照料着孩子生活。她和丈夫去日本买印刷机，专门买了新式唱片回来放给孩子们听；她每在报纸上看到一种新菜谱，回来就学着做给孩子吃。每年暑假，她就带着孩子们做菜、背诗和游泳等等。
　　20世纪50年代，《新民报》公私合营，邓季惺和丈夫与他们钟爱一生的办报事业彻底断了联系。改革开放初期，她还打算和几个熟人一起开办律师事务所，但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放弃了。一直到晚年，她还是求知不倦，每天看报。陈铭德90岁以后，她还把自己画出的重点指给他看。这场婚姻在一个风云多变的世界里天长地久地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陈邓二人先后告别人世。这位理智、果敢的职业女性也一样拥有着天设地造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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