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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已经开始感受到夏季炎热的北京，演出商张强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向记者讲述着国内最近演出生意的不景气。张强曾经是中国大型音乐会《同一首歌》的工作人员，后来又当过几位歌星的经纪人，但是这些工作都没能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2007年开始张强开办了一家小型的演出公司，命运由此转变。从2009年到2012年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因为演出市场的异常繁荣，张强用挣到的钱买了一辆价格超过百万的奔驰越野车和一幢150平方米、均价4万元的住宅。但是好运似乎总是不长久，“2013年初开始生意就不好了。实话告诉你，我在2011年、2012年这两年每年都有大小超过十场的演出。到2013年竟然一场演出没有，一直到现在。”张强说，“我已经把公司关了，雇的三个人也遣散了，现在准备把自己的住宅租出去，每月大约能租1.5万元，然后自己租便宜的房子住。”
政策寒冬到来
张强开办的这家小型演出公司的倒闭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整个演出市场遭遇到的一场政策寒冬使然。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内容之一就是要厉行勤俭节约。
2013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节俭安全办好节日广播电视节目，包括春晚在内的节日广播电视节目要削减不必要的项目，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节目水平、资助公益事业。2013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提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指出：接待单位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这个通知也被业内称为“节俭令”。
政策的改变让中国的演出市场顿时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体格弱扛不住的小演出公司难以避免地开始出现被“冻死”的惨象。节俭令虽然并未针对明星的出场费，但是业内人士都认可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明星的出场费尽管下跌了15%以上，演出邀约仍然急剧下降。
2014年4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13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演出市场总经济规模为463亿元，与2012年同项指标统计收入相比下降了9%。北京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是，2013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达到88.26亿元，同比下降5.7%。政府购买演出、企业赞助包场和旅行社团购这三方面资金正不断被削减。
“很难统计倒闭企业的数量，起码已有上万家企业倒闭或者停业。”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对笔者说。晚会等演出行业极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举办的大型晚会，小到一些乡镇举办的微型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承办。此前这个行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市场是由政府包括国有企业买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市场预计有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受冲击非常大。
公款下的繁荣蛋
陈少峰的直言，正说明了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政府和国企的买单，曾经支撑起了演出市场多年的异样繁荣。
一个国家级院团的领导对记者回忆着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全国各地什么节都邀请大型文艺团体演出。我们以前接过全国好几个地方举办的诸如梨花节、菜花节等。菏泽有牡丹节，洛阳也有牡丹节，还有好多药材交易会也要搞大型文艺演出。这些重叠的节日都与旅游挂钩、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不少歌舞晚会多年无创新，都是找个名人，加个伴舞，找几个老歌改改，荡几个秋千，搞几个装置。这样演出的邀请都接不过来。”
张强的不少经验就来自他曾经供职的央视《同一首歌》演唱会节目组。张强说，最辉煌的时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费达到800万人民币，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
“我的公司靠的是关系，不做商演只做国企和大型民企的年会和活动。”史丽回忆，“以前国企真敢花钱。有一年春节前，一家大国企要办年会，非要请一家部队文工团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时那男明星一场演出也就20万出场费，可是这回非要35万。我心想，这人狮子大张口，干脆不请他了，就成心跟这家企业报价40万，觉得这么贵肯定就把企业吓回去了。没想到这家国企的女老总就喜欢这位明星，一口答应下来了，结果我还多赚了5万。”
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是文艺演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项目开盘搞演出，企业老总最崇拜毛泽东，当时电影《建国大业》正在火热上演，他让我必须给他请到影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扮演者。我说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问问人家的档期啊。这家房企老板说：‘没事，开盘时间等这三位的档期都合适再开始。’”史丽回忆道，“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很随和，一个月回国后参加了活动，还念了诗。本想邀请扮演蒋经国的演员唱首歌，可是我联系的是他的影视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结果‘蒋经国’只能在演出中说说话，我还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协调，最终搞定。那位蒋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产商有关的商业活动，不想来，房企老板以为是价钱问题。告诉我说多少钱都没问题。我心想要这么说‘蒋介石’更不来了，所以只能从友情上打动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成，请到了‘蒋介石’。”
国家京剧院演员张女士告诉记者，以前每到年会，各大企业包场很多，一场京剧演出，京剧团的报价至少10万起步。每天，国家京剧院业务处来约演出的电话不断，业务人员根本不出门。“演一场《红灯记》总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该亏钱了。不过我可知道其他艺术团的报价，东方歌舞团一般30万元起步，一位中国顶尖的女民歌演员的一场音乐会报价是200万元。”喜欢京剧的老板花钱，有时请员工看戏。另一个带来钱的途径是生日与堂会，这和100年前京剧演员的赚钱方式几乎没什么区别，“例如大公司过生日，老板过生日，大机构过生日，上司过生日，京剧演员都要去唱堂会。” 全靠政府死得更快
2014年2月元宵晚会的排练一结束，中国不少演艺界明星都外出度假。往年春节后的商业演出会接连不断，而今年孙楠竟然能如此轻松地休息，可见国内演出市场的冷淡。
这是中国演出市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让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始料未及。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说，这么多年全国商业演出一直增长。2012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火箭蹿升般上升了11.7%，2013年就下降了将近6%，大部分人都无法预料到。毛修炳研究发现，受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产业，票房、场次、观众下降比例分别为23%、19%和9%。主要原因是舞蹈类节目这一年一直没出现什么好的创作，“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
紧跟随民族舞的是传统戏曲。毛修炳说，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市场较小，仅为1.4亿元，2013年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降，下滑比例分别为15%、6%和5%，且下滑比例越来越大。“以前就是政府买单，年轻的观众没有培养起来。”
4月6日，北京已然一片绿色，北京交响乐团的提琴手金女士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地给孩子做饭。她已经连续两个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资——2600元钱。往年这个时候，繁忙的商业演出已经开始，演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数千元的演出费，可是今年北京交响乐团的商演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小幅下滑，下降比例分别为9%、6%和1%。2013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明显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开始时大家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也不敢沾边儿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院的一位领导说，中国歌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3万元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元。
这些业界人士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生意靠市场的公司。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10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他的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王京说，新政策出台后，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某些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卖盒饭的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一般有10～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元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据了解，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2012年和2013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2013年同期下降超过30%。
最近几年，以各种“印象”为代表的旅游演出也占据了演出市场重要的地位。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公布数据：旅游演出市场由于内容同质化、竞争加剧、市场不景气等因素，2013年旅游演出观众首次下滑16.5%。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透露：今年五一前这4个月，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同比去年，营业额下降三分之一，利润下降45%。
多年前就已经完全市场化的企业并没有受到演出寒冬的影响。毛修炳发现，各项限制公款消费的政策一出台，对开心麻花这样早就市场化的文艺团体竟然成了好事。2012年收入4500万元，2013年一个多亿，收入翻了一番，已经进入全国话剧界两强公司，仅次于国家话剧院。早就完全市场化的孟京辉工作室、中国木偶剧院、专门演出儿童剧的“丑小鸭”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场化的杭州宋城的旅游演出公司都没受影响。
开心麻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传主管洪晔说：“没感受到什么政策寒冬，公司生意稳步增长。这么多年我们公司都是在市场上一张票一张票地卖，很少有企业包场，很辛苦。现在票价从80元到1080元不等，只要加50元还送一张票。”
转型
持续不断的掌声和两次返场加演，证明《往事琴缘》——大提琴与电影音乐会打动了现场的观众。2014年3月22日，这场全部10首曲目完全改编自西方电影的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身材高挑、有着电影明星般俊美外貌的女大提琴家张莹莹和她独自策划的这场用大提琴来演奏外国电影音乐的“跨界”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但是业内人士却透露，这场演出并没有如期望赚到钱。
“以前这么精彩的跨界音乐演出肯定挣钱，因为有包场，可是现在纯粹卖票就不行了。北京这个市场多年来有个风气，就是单位买单，培养出的观众都不肯自己掏钱买票，这点和上海有很大区别。”张强说，“每次在北京演出，最好的第6排中间，总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给某些主管单位领导留的座位。不给面子的话人家都不来；给面子的话，领导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机来充数。”
张莹莹大提琴音乐会所谓的跨界，主要指的是古典音乐界、流行音乐界或者民族音乐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领域开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领域的手法去阐释另一领域的作品。如今，这个词与“创意”“走出去”等词语都成为演出寒冬中的热词。 受到演出寒冬巨大冲击的国家京剧院采取了降票价和走出去，以及减小演出规模的办法。
2014年春节以后，以往只上演京剧的梅兰芳大剧院开始接地方戏和曲艺的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等都请进了门。票价也往下调整，以前最贵2000多元，现在1000多元。最低票价30元，位置就在三楼最边上，以前这种位置也能卖到一两百元。“现在百姓觉得30元看一场戏很适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国家京剧院往年一年只去两个城市，现在全剧院三个团每个团分头去三个地方。“京戏还是要接地气，一到偏一点的地区，演出便受到无比热烈的欢迎。”
以往邀请国家京剧院，起步价是10万人民币，但是现在五六万的生意京剧院也接。“演小型折子戏，不一定非得10万起步。”国家京剧院演员张女士说，“其实外地不少地方渴求高水准的文化生活，山东某市在开发区建了一个1800座的大型剧场，去年出大价钱邀请国家交响乐团去演出，观众爆满，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后来，该市市长告诉张女士，以前就很想邀请中央级文艺团体来演出，但是担心这些大单位看不起这个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请。张女士对记者说，演出火的时候，这些外地剧场来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还真不愿意去，因为北京的都演不完，除非演出价格上特别有吸引力。
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筹备搞一种新型的歌舞剧。一位院领导说，这种歌舞剧绝对是创新，不同于传统国外音乐剧，也不同于国内的舞剧。要让观众被情节和哲理打动，忘记场上的明星演员，故事都是观众身边发人深省的东西。这位领导承认，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一直没有实施，因为质量糟糕的演出照样演出邀约不断，谁还搞创新呢？“演出火的时候，十万八万的邀请费我们院根本不接，现在这种小活儿也接，不赔就行。演员有收入了，人心就稳定，剧院就可以正常运作。”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练儿童剧，准备在一直坚挺、根本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儿童剧市场上分一杯羹。
在嘈杂的儿童剧排练现场，总经理王京说，他半年前就开始策划排练儿童剧，“当时是偶然一次陪儿子去看木偶剧院的戏，孩子看完木偶戏后特别兴奋。我就在想，也许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生存之路，他们做得好，我们也能做得好。回来跟团队一说，大家也觉得这是条路。”
演出市场的这场寒冬，在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系中提琴家齐悦眼里，成了让文艺演出真正回归市场的机会与春天。“以前政府和企业都喜欢宏大的东西，中央的节俭令出台后，大型交响乐团演出受到影响，但是对小团体是好时期。”齐悦说，“小组合五重奏，20个人以内的室内小乐团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因为这种小乐团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响乐团逊色的特点。”但是齐悦认为，市场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剧院以前做好公关工作就行，现在必须做好市场和营销规划。“现在连剧场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连锁，借鉴其他商业领域的经验，讲究观众消费体验。除了对演出本身质量的体验，还有对剧院服务——停车、交通、衣帽间、演出前后的活动和购票是否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务营销也要兼顾顾客忠诚度的培养。
公司倒闭后，张强开始为朋友帮忙开办的小提琴考级培训班寻找排练场地，他觉得如果今后政府对公款消费不松绑，曾经让自己大赚特赚的买卖很难再回来了。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张强为化名）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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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寒冬到来
张强开办的这家小型演出公司的倒闭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整个演出市场遭遇到的一场政策寒冬使然。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内容之一就是要厉行勤俭节约。
2013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节俭安全办好节日广播电视节目，包括春晚在内的节日广播电视节目要削减不必要的项目，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节目水平、资助公益事业。2013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提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指出：接待单位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这个通知也被业内称为“节俭令”。
政策的改变让中国的演出市场顿时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体格弱扛不住的小演出公司难以避免地开始出现被“冻死”的惨象。节俭令虽然并未针对明星的出场费，但是业内人士都认可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明星的出场费尽管下跌了15%以上，演出邀约仍然急剧下降。
2014年4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13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演出市场总经济规模为463亿元，与2012年同项指标统计收入相比下降了9%。北京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是，2013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达到88.26亿元，同比下降5.7%。政府购买演出、企业赞助包场和旅行社团购这三方面资金正不断被削减。
“很难统计倒闭企业的数量，起码已有上万家企业倒闭或者停业。”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对笔者说。晚会等演出行业极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举办的大型晚会，小到一些乡镇举办的微型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承办。此前这个行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市场是由政府包括国有企业买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市场预计有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受冲击非常大。
公款下的繁荣蛋
陈少峰的直言，正说明了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政府和国企的买单，曾经支撑起了演出市场多年的异样繁荣。
一个国家级院团的领导对记者回忆着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全国各地什么节都邀请大型文艺团体演出。我们以前接过全国好几个地方举办的诸如梨花节、菜花节等。菏泽有牡丹节，洛阳也有牡丹节，还有好多药材交易会也要搞大型文艺演出。这些重叠的节日都与旅游挂钩、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不少歌舞晚会多年无创新，都是找个名人，加个伴舞，找几个老歌改改，荡几个秋千，搞几个装置。这样演出的邀请都接不过来。”
张强的不少经验就来自他曾经供职的央视《同一首歌》演唱会节目组。张强说，最辉煌的时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费达到800万人民币，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
“我的公司靠的是关系，不做商演只做国企和大型民企的年会和活动。”史丽回忆，“以前国企真敢花钱。有一年春节前，一家大国企要办年会，非要请一家部队文工团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时那男明星一场演出也就20万出场费，可是这回非要35万。我心想，这人狮子大张口，干脆不请他了，就成心跟这家企业报价40万，觉得这么贵肯定就把企业吓回去了。没想到这家国企的女老总就喜欢这位明星，一口答应下来了，结果我还多赚了5万。”
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是文艺演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项目开盘搞演出，企业老总最崇拜毛泽东，当时电影《建国大业》正在火热上演，他让我必须给他请到影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扮演者。我说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问问人家的档期啊。这家房企老板说：‘没事，开盘时间等这三位的档期都合适再开始。’”史丽回忆道，“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很随和，一个月回国后参加了活动，还念了诗。本想邀请扮演蒋经国的演员唱首歌，可是我联系的是他的影视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结果‘蒋经国’只能在演出中说说话，我还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协调，最终搞定。那位蒋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产商有关的商业活动，不想来，房企老板以为是价钱问题。告诉我说多少钱都没问题。我心想要这么说‘蒋介石’更不来了，所以只能从友情上打动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成，请到了‘蒋介石’。”
国家京剧院演员张女士告诉记者，以前每到年会，各大企业包场很多，一场京剧演出，京剧团的报价至少10万起步。每天，国家京剧院业务处来约演出的电话不断，业务人员根本不出门。“演一场《红灯记》总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该亏钱了。不过我可知道其他艺术团的报价，东方歌舞团一般30万元起步，一位中国顶尖的女民歌演员的一场音乐会报价是200万元。”喜欢京剧的老板花钱，有时请员工看戏。另一个带来钱的途径是生日与堂会，这和100年前京剧演员的赚钱方式几乎没什么区别，“例如大公司过生日，老板过生日，大机构过生日，上司过生日，京剧演员都要去唱堂会。” 全靠政府死得更快
2014年2月元宵晚会的排练一结束，中国不少演艺界明星都外出度假。往年春节后的商业演出会接连不断，而今年孙楠竟然能如此轻松地休息，可见国内演出市场的冷淡。
这是中国演出市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让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始料未及。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说，这么多年全国商业演出一直增长。2012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火箭蹿升般上升了11.7%，2013年就下降了将近6%，大部分人都无法预料到。毛修炳研究发现，受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产业，票房、场次、观众下降比例分别为23%、19%和9%。主要原因是舞蹈类节目这一年一直没出现什么好的创作，“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
紧跟随民族舞的是传统戏曲。毛修炳说，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市场较小，仅为1.4亿元，2013年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降，下滑比例分别为15%、6%和5%，且下滑比例越来越大。“以前就是政府买单，年轻的观众没有培养起来。”
4月6日，北京已然一片绿色，北京交响乐团的提琴手金女士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地给孩子做饭。她已经连续两个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资——2600元钱。往年这个时候，繁忙的商业演出已经开始，演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数千元的演出费，可是今年北京交响乐团的商演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小幅下滑，下降比例分别为9%、6%和1%。2013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明显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开始时大家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也不敢沾边儿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院的一位领导说，中国歌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3万元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元。
这些业界人士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生意靠市场的公司。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10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他的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王京说，新政策出台后，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某些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卖盒饭的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一般有10～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元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据了解，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2012年和2013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2013年同期下降超过30%。
最近几年，以各种“印象”为代表的旅游演出也占据了演出市场重要的地位。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公布数据：旅游演出市场由于内容同质化、竞争加剧、市场不景气等因素，2013年旅游演出观众首次下滑16.5%。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透露：今年五一前这4个月，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同比去年，营业额下降三分之一，利润下降45%。
多年前就已经完全市场化的企业并没有受到演出寒冬的影响。毛修炳发现，各项限制公款消费的政策一出台，对开心麻花这样早就市场化的文艺团体竟然成了好事。2012年收入4500万元，2013年一个多亿，收入翻了一番，已经进入全国话剧界两强公司，仅次于国家话剧院。早就完全市场化的孟京辉工作室、中国木偶剧院、专门演出儿童剧的“丑小鸭”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场化的杭州宋城的旅游演出公司都没受影响。
开心麻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宣传主管洪晔说：“没感受到什么政策寒冬，公司生意稳步增长。这么多年我们公司都是在市场上一张票一张票地卖，很少有企业包场，很辛苦。现在票价从80元到1080元不等，只要加50元还送一张票。”
转型
持续不断的掌声和两次返场加演，证明《往事琴缘》——大提琴与电影音乐会打动了现场的观众。2014年3月22日，这场全部10首曲目完全改编自西方电影的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身材高挑、有着电影明星般俊美外貌的女大提琴家张莹莹和她独自策划的这场用大提琴来演奏外国电影音乐的“跨界”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但是业内人士却透露，这场演出并没有如期望赚到钱。
“以前这么精彩的跨界音乐演出肯定挣钱，因为有包场，可是现在纯粹卖票就不行了。北京这个市场多年来有个风气，就是单位买单，培养出的观众都不肯自己掏钱买票，这点和上海有很大区别。”张强说，“每次在北京演出，最好的第6排中间，总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给某些主管单位领导留的座位。不给面子的话人家都不来；给面子的话，领导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机来充数。”
张莹莹大提琴音乐会所谓的跨界，主要指的是古典音乐界、流行音乐界或者民族音乐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领域开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领域的手法去阐释另一领域的作品。如今，这个词与“创意”“走出去”等词语都成为演出寒冬中的热词。 受到演出寒冬巨大冲击的国家京剧院采取了降票价和走出去，以及减小演出规模的办法。
2014年春节以后，以往只上演京剧的梅兰芳大剧院开始接地方戏和曲艺的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等都请进了门。票价也往下调整，以前最贵2000多元，现在1000多元。最低票价30元，位置就在三楼最边上，以前这种位置也能卖到一两百元。“现在百姓觉得30元看一场戏很适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国家京剧院往年一年只去两个城市，现在全剧院三个团每个团分头去三个地方。“京戏还是要接地气，一到偏一点的地区，演出便受到无比热烈的欢迎。”
以往邀请国家京剧院，起步价是10万人民币，但是现在五六万的生意京剧院也接。“演小型折子戏，不一定非得10万起步。”国家京剧院演员张女士说，“其实外地不少地方渴求高水准的文化生活，山东某市在开发区建了一个1800座的大型剧场，去年出大价钱邀请国家交响乐团去演出，观众爆满，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后来，该市市长告诉张女士，以前就很想邀请中央级文艺团体来演出，但是担心这些大单位看不起这个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请。张女士对记者说，演出火的时候，这些外地剧场来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还真不愿意去，因为北京的都演不完，除非演出价格上特别有吸引力。
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筹备搞一种新型的歌舞剧。一位院领导说，这种歌舞剧绝对是创新，不同于传统国外音乐剧，也不同于国内的舞剧。要让观众被情节和哲理打动，忘记场上的明星演员，故事都是观众身边发人深省的东西。这位领导承认，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一直没有实施，因为质量糟糕的演出照样演出邀约不断，谁还搞创新呢？“演出火的时候，十万八万的邀请费我们院根本不接，现在这种小活儿也接，不赔就行。演员有收入了，人心就稳定，剧院就可以正常运作。”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练儿童剧，准备在一直坚挺、根本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儿童剧市场上分一杯羹。
在嘈杂的儿童剧排练现场，总经理王京说，他半年前就开始策划排练儿童剧，“当时是偶然一次陪儿子去看木偶剧院的戏，孩子看完木偶戏后特别兴奋。我就在想，也许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生存之路，他们做得好，我们也能做得好。回来跟团队一说，大家也觉得这是条路。”
演出市场的这场寒冬，在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系中提琴家齐悦眼里，成了让文艺演出真正回归市场的机会与春天。“以前政府和企业都喜欢宏大的东西，中央的节俭令出台后，大型交响乐团演出受到影响，但是对小团体是好时期。”齐悦说，“小组合五重奏，20个人以内的室内小乐团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因为这种小乐团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响乐团逊色的特点。”但是齐悦认为，市场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剧院以前做好公关工作就行，现在必须做好市场和营销规划。“现在连剧场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连锁，借鉴其他商业领域的经验，讲究观众消费体验。除了对演出本身质量的体验，还有对剧院服务——停车、交通、衣帽间、演出前后的活动和购票是否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务营销也要兼顾顾客忠诚度的培养。
公司倒闭后，张强开始为朋友帮忙开办的小提琴考级培训班寻找排练场地，他觉得如果今后政府对公款消费不松绑，曾经让自己大赚特赚的买卖很难再回来了。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张强为化名）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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