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口音繁杂,甚至有完全听不懂的,但大家在神侃中、拌嘴中、打闹中、相爱中和睦相处着。
《宝岛一村》又回来了。这部被称之为台湾版《茶馆》的舞台剧巨作已经在海峡两岸巡演了80多场,讲述国民党百万军队及家属撤退到台湾后,在眷村这一环境里的种种生活状况。作为一幅宏大的历史卷轴,该剧时间跨度近60年,以王伟忠的故事为雏形,讲法却是典型的赖声川式,从三户人家两代人散射出去,卷起时代的风云变幻,为第一代台湾“外省人”立传。
“我想帮父辈告诉大家,他们1949年到台湾之后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决不是想象中的很优越,在他们的心里,永远是回不了家的感觉。”作为眷村的第二代及剧中主演,台湾著名演员屈中恒特意赶来为11月17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造势。据介绍,剧中几乎所有饰演“眷村一代”的演员,现实生活中都是“眷村二代”。他们在眷村出生、长大,他们有眷村的背景和真实感受。
赖声川与王伟忠筹备《宝岛一村》用了两三年时间,认为最大的难度在于将几百个眷村故事“浓缩”在一个剧目中。剧组第一次连排时,用了四个多小时,最终删减后还是超过三个小时。看过此剧的观众或许会感到不理解,为何《宝岛一村》中“很多都是片段表演”,对此,屈中恒解释:“现在,眷村在我们脑海里,就是片段的。”
父辈故事
在屈中恒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眷村生活是“蛮开心”的,虽然父亲只是普通士官,却意外分到了三居室,還有前后小院。每个村子都有棵“眷村树”,有个操场用来集会。小孩子们就聚在一起玩闹、淘气。趁着家长睡午觉之际溜出去到广场上打棒球,由于没有裁判,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场打架。在那个时候,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我妈来不及回家做饭也不要紧,我就去隔壁吃。当然,也有坏处,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马上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因为隔音实在太差了。”
往昔的岁月总是在失去时才变得美好。岁月荏苒,当屈中恒早年所住的眷村面临拆迁时,一开始大家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就盼着赶快拆,赶快盖新公寓。可是“一旦上了年纪,才会想父母的生活”,他才开始慢慢体会到父辈们心里那种酸涩感和生活中的悲苦,甚至十分懊悔2005年给眷村遗址上新建的新楼盘做广告代言。
如今,弥补过错的机会终于来了。屈中恒得以有缘在舞台上演出属于父辈们的故事,而值得庆幸的是,不少父辈们依然健在。台下人看着台上人演绎自己的故事,这种今夕何夕的感觉任谁也会动容。在排练阶段,屈中恒曾提前给父亲描述了剧中的一个片段——“回乡”,当失散多年的儿子回到故乡老母亲的面前,母亲没有任何反应,只问了一句“你买的东西呢?”原来,当年儿子撒谎出去买东西,一下子几十年就再也没回过家……听罢这个故事,屈中恒的父亲顿时老泪纵横了起来。
事实上,该剧在台湾演出时,很多观众都是白发苍苍的眷村人,看着三个小时的戏剧演绎着自己曾经最为熟悉的岁月,谢幕时,有的老人艰难地撑着身体站起来拼命鼓掌,有的老人哭得不能自已,连连说着“你们这是在演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即使是丝毫不了解眷村的内地观众,也很是热情,“他们几乎都前倾着身体看每一场戏,那种期待与投入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口音繁杂,甚至有完全听不懂的,但大家在神侃中、拌嘴中、打闹中、相爱中和睦相处着。”据屈中恒介绍,《宝岛一村》中使用了大量方言,有的甚至让人听不出是哪个省的口音。屈中恒认为,这才是眷村最真实的写照。
除了历史的沉淀,渗透全剧的关键就是一个“家”字。戏开场不久,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靠一种互助精神维系着长长久久的动人情谊。这群来自大陆的人们,总是觉得随时可以回到老家,结果却老也回不去,当一切希望变成了既定事实,最终只能扎根台湾,看着一代代后人融入这片土地。屈中恒在剧中扮演的老赵,是眷村中的老好人,经常代表“外省人”到村外与台湾本地人沟通。最后,辛苦了一辈子的老赵死在了眷村,虽然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所有眷村的邻居都来给老人鞠躬献花。“每次演这段戏的时候我就在后台看着,看着大家给老赵的相片献花,自己也会被感动起来。然后,带着饱满的情绪,去演出最后一段的独白。”
尽管担心年迈的父亲在精神上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可是屈中恒还是自己买票请全家人看了这个戏。最后,他的父亲只是说:“好,好,好。”谈及此,他的眼角有些湿润:“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明白。父亲很高兴我演了他的一生。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人生其实已快走完……而我们,依然是‘新台湾人’。虽然,我祖籍山东,但是面对山东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对我们的口音哈哈大笑……”
血脉相连
《新民周刊》:您在剧中饰演的老实人“老赵”的原型是谁??
屈中恒:“老赵”的原型最初是伟忠哥的爸爸,毕竟整个《宝岛一村》的雏形就是伟忠哥和赖老师聊出来的。我在演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伟忠哥的爸爸,所以基本上我是照着我父亲的样子去“描摹”。应该说,这一辈的“眷村”父亲身上有许多相似的特质。基本上都是正直忠厚的人,乐于助人,隐忍。我父亲就是“老赵”那样的,“温吞水”的脾气,当然偶尔也会着急发火,尤其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
《新民周刊》:《宝岛一村》可以涵盖“眷村文化”的全部么?
屈中恒:全部谈不上,但基本都是留下岁月的影子,只是用了很多属于赖声川老师、属于“表演工作坊”的特别的艺术手法。比如“打架”、“偷看洗澡”、“邻里孩子偷着恋爱”的情节,每个眷村都有发生,但在《宝岛一村》的处理上,往往笑声中含着眼泪,夸张里带着真实。
《新民周刊》:出演《宝岛一村》对您而言有何意义?
屈中恒:它对我的意义是非凡的,不仅仅加强了我的表演功力,更重要的是,能在台上把眷村的故事演出来,充实了我的整个人生,也对父辈们有了一个交代!
《新民周刊》:演了将近80场的《宝岛一村》,会不会有疲倦感?如何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上海的观众?
屈中恒:当然有,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人感情和体力的演出,每次都要经历跌宕起伏的情感。演到60场的时候,我遭遇过瓶颈。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那几场演出,自己都觉得很干巴巴,没感情。不过很幸运,那时我遇到了前辈金士杰,他是《暗恋桃花源》第一代“江滨柳”,他回答我:“即使你没有状态,也要尽量放感情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在于分寸的把握。舞台表演很讲究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情感,很难触动观众。在状态出不来的时候,怎样表现得尽可能真实,考验的就是演员的功力。
《新民周刊》:对于《宝岛一村》在大陆的红火。您有着怎样的感受?
屈中恒:我记得很清楚,大陆首站广州演出的时候,我们跟着赖导一起紧张,尤其是开场前赖导不断地在侧台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说得自己脸都歪了,我们都觉得他这是在对自己说的,因为他比我们谁都紧张。开场后,演了十分钟,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应该有的反应,我们也急了,想完了完了,看来失败了。但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分钟,上来一个讲闽南话的演员,讲一大串谁也听不懂的怪话,观众这下子有反应了,之后几乎每次暗场都掌声如雷。这下我们才总算定心。
我原本以为对于那批“被遗忘”的眷村人,大陆同胞可能并不一定有兴趣了解他们的“下文”,但在这里巡演时,台下观众那种仰着脸急切渴望了解的姿态,让我明白他们真的是非常想了解这些眷村的故事,这深深震撼了我。那些同喜同悲的动容的表情,让我深切感受到什么叫血脉相连!我想,这就是《宝岛一村》的价值所在。
《宝岛一村》又回来了。这部被称之为台湾版《茶馆》的舞台剧巨作已经在海峡两岸巡演了80多场,讲述国民党百万军队及家属撤退到台湾后,在眷村这一环境里的种种生活状况。作为一幅宏大的历史卷轴,该剧时间跨度近60年,以王伟忠的故事为雏形,讲法却是典型的赖声川式,从三户人家两代人散射出去,卷起时代的风云变幻,为第一代台湾“外省人”立传。
“我想帮父辈告诉大家,他们1949年到台湾之后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决不是想象中的很优越,在他们的心里,永远是回不了家的感觉。”作为眷村的第二代及剧中主演,台湾著名演员屈中恒特意赶来为11月17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出造势。据介绍,剧中几乎所有饰演“眷村一代”的演员,现实生活中都是“眷村二代”。他们在眷村出生、长大,他们有眷村的背景和真实感受。
赖声川与王伟忠筹备《宝岛一村》用了两三年时间,认为最大的难度在于将几百个眷村故事“浓缩”在一个剧目中。剧组第一次连排时,用了四个多小时,最终删减后还是超过三个小时。看过此剧的观众或许会感到不理解,为何《宝岛一村》中“很多都是片段表演”,对此,屈中恒解释:“现在,眷村在我们脑海里,就是片段的。”
父辈故事
在屈中恒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眷村生活是“蛮开心”的,虽然父亲只是普通士官,却意外分到了三居室,還有前后小院。每个村子都有棵“眷村树”,有个操场用来集会。小孩子们就聚在一起玩闹、淘气。趁着家长睡午觉之际溜出去到广场上打棒球,由于没有裁判,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场打架。在那个时候,邻里关系亲密无间,“我妈来不及回家做饭也不要紧,我就去隔壁吃。当然,也有坏处,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马上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因为隔音实在太差了。”
往昔的岁月总是在失去时才变得美好。岁月荏苒,当屈中恒早年所住的眷村面临拆迁时,一开始大家的心情还是很高兴的,就盼着赶快拆,赶快盖新公寓。可是“一旦上了年纪,才会想父母的生活”,他才开始慢慢体会到父辈们心里那种酸涩感和生活中的悲苦,甚至十分懊悔2005年给眷村遗址上新建的新楼盘做广告代言。
如今,弥补过错的机会终于来了。屈中恒得以有缘在舞台上演出属于父辈们的故事,而值得庆幸的是,不少父辈们依然健在。台下人看着台上人演绎自己的故事,这种今夕何夕的感觉任谁也会动容。在排练阶段,屈中恒曾提前给父亲描述了剧中的一个片段——“回乡”,当失散多年的儿子回到故乡老母亲的面前,母亲没有任何反应,只问了一句“你买的东西呢?”原来,当年儿子撒谎出去买东西,一下子几十年就再也没回过家……听罢这个故事,屈中恒的父亲顿时老泪纵横了起来。
事实上,该剧在台湾演出时,很多观众都是白发苍苍的眷村人,看着三个小时的戏剧演绎着自己曾经最为熟悉的岁月,谢幕时,有的老人艰难地撑着身体站起来拼命鼓掌,有的老人哭得不能自已,连连说着“你们这是在演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即使是丝毫不了解眷村的内地观众,也很是热情,“他们几乎都前倾着身体看每一场戏,那种期待与投入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宝岛一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地域和冲突,回归到人性最本质的真善美。眷村人来自天南地北,口音繁杂,甚至有完全听不懂的,但大家在神侃中、拌嘴中、打闹中、相爱中和睦相处着。”据屈中恒介绍,《宝岛一村》中使用了大量方言,有的甚至让人听不出是哪个省的口音。屈中恒认为,这才是眷村最真实的写照。
除了历史的沉淀,渗透全剧的关键就是一个“家”字。戏开场不久,大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靠一种互助精神维系着长长久久的动人情谊。这群来自大陆的人们,总是觉得随时可以回到老家,结果却老也回不去,当一切希望变成了既定事实,最终只能扎根台湾,看着一代代后人融入这片土地。屈中恒在剧中扮演的老赵,是眷村中的老好人,经常代表“外省人”到村外与台湾本地人沟通。最后,辛苦了一辈子的老赵死在了眷村,虽然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所有眷村的邻居都来给老人鞠躬献花。“每次演这段戏的时候我就在后台看着,看着大家给老赵的相片献花,自己也会被感动起来。然后,带着饱满的情绪,去演出最后一段的独白。”
尽管担心年迈的父亲在精神上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可是屈中恒还是自己买票请全家人看了这个戏。最后,他的父亲只是说:“好,好,好。”谈及此,他的眼角有些湿润:“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明白。父亲很高兴我演了他的一生。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人生其实已快走完……而我们,依然是‘新台湾人’。虽然,我祖籍山东,但是面对山东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对我们的口音哈哈大笑……”
血脉相连
《新民周刊》:您在剧中饰演的老实人“老赵”的原型是谁??
屈中恒:“老赵”的原型最初是伟忠哥的爸爸,毕竟整个《宝岛一村》的雏形就是伟忠哥和赖老师聊出来的。我在演的时候并没有接触过伟忠哥的爸爸,所以基本上我是照着我父亲的样子去“描摹”。应该说,这一辈的“眷村”父亲身上有许多相似的特质。基本上都是正直忠厚的人,乐于助人,隐忍。我父亲就是“老赵”那样的,“温吞水”的脾气,当然偶尔也会着急发火,尤其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
《新民周刊》:《宝岛一村》可以涵盖“眷村文化”的全部么?
屈中恒:全部谈不上,但基本都是留下岁月的影子,只是用了很多属于赖声川老师、属于“表演工作坊”的特别的艺术手法。比如“打架”、“偷看洗澡”、“邻里孩子偷着恋爱”的情节,每个眷村都有发生,但在《宝岛一村》的处理上,往往笑声中含着眼泪,夸张里带着真实。
《新民周刊》:出演《宝岛一村》对您而言有何意义?
屈中恒:它对我的意义是非凡的,不仅仅加强了我的表演功力,更重要的是,能在台上把眷村的故事演出来,充实了我的整个人生,也对父辈们有了一个交代!
《新民周刊》:演了将近80场的《宝岛一村》,会不会有疲倦感?如何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上海的观众?
屈中恒:当然有,这是一个非常耗费人感情和体力的演出,每次都要经历跌宕起伏的情感。演到60场的时候,我遭遇过瓶颈。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的那几场演出,自己都觉得很干巴巴,没感情。不过很幸运,那时我遇到了前辈金士杰,他是《暗恋桃花源》第一代“江滨柳”,他回答我:“即使你没有状态,也要尽量放感情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在于分寸的把握。舞台表演很讲究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情感,很难触动观众。在状态出不来的时候,怎样表现得尽可能真实,考验的就是演员的功力。
《新民周刊》:对于《宝岛一村》在大陆的红火。您有着怎样的感受?
屈中恒:我记得很清楚,大陆首站广州演出的时候,我们跟着赖导一起紧张,尤其是开场前赖导不断地在侧台安慰我们,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说得自己脸都歪了,我们都觉得他这是在对自己说的,因为他比我们谁都紧张。开场后,演了十分钟,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应该有的反应,我们也急了,想完了完了,看来失败了。但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分钟,上来一个讲闽南话的演员,讲一大串谁也听不懂的怪话,观众这下子有反应了,之后几乎每次暗场都掌声如雷。这下我们才总算定心。
我原本以为对于那批“被遗忘”的眷村人,大陆同胞可能并不一定有兴趣了解他们的“下文”,但在这里巡演时,台下观众那种仰着脸急切渴望了解的姿态,让我明白他们真的是非常想了解这些眷村的故事,这深深震撼了我。那些同喜同悲的动容的表情,让我深切感受到什么叫血脉相连!我想,这就是《宝岛一村》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