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少一点生死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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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一线


  “我从不看医院的调休通知。”48岁的叶泽兵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在他看来,急诊365天每天轮班,更何况一放假急诊科更忙了。2018年2月9日,急诊科在医院门诊一楼楼道上码放着一箱箱急救药品,这是救命的储备。护士长蒋晓红忙着清点到货的新防护服。
  这家坐落在珠江畔猎德桥边医院的急诊科与很多医院有一点不一样,门诊楼外面停放着两辆120急救车。这是广州市唯一一家拥有两辆一线120急救车的医院。因为医院的第二块招牌是广东省应急医院。2017年年末广州马拉松比赛中心跳骤停的25岁跑者就被送到这里救活了。2018年1月在工地上被4根钢筋贯穿身体的工人也在这里活了下来。
  急诊科楼道上画着红、黄、绿三条线,来来往往的人对此并不在意。在医生们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引导,提醒着第一时间要进行检伤分类。“红色意味着不立即处理就会有生命危险。”叶泽兵说。
  这里的指挥台上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电子屏,显示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当120指挥中心电话铃声一响,计时就开始了。“从接电话开始4分钟之内,我们要出发,20分钟内到达现场。”冬季急性中风、脑梗死等脑血管患者不少。“不正确干预,要么没命,要么偏瘫,生活质量会急剧下降。”叶泽兵说。
  急救车里一共有5个人,医生、护士、司机,还有两名护理员。护理员要有入院前急救培训。“有护理员在,就算是遇到肥胖患者,也不愁抬不动。”科室里有各色担架,硬的软的,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叶泽兵的团队不小,光医生就有20多个,护士有40多名。如果说,急诊科医生有什么职业病可以自嘲,叶泽兵说,那就是:显老。
  “没日没夜地干,工作强度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病人,不知道面对什么病人,严重程度如何。”叶泽兵说,长年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睡得不踏实。
  和叶泽兵搭档多年的副主任医师曾毓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生于1974年的曾毓对于显老这一点默默认同。他忍不住摸着自己的头发说:“掉头发厉害,白头发也多了。”从200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急诊科一线,出车、抢救就是他的日常。
  接受采访的时候,曾毓还习惯性摸摸裤子口袋的手机。“看看是不是手机在响。”
  在急诊科,他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病人。他们经常要做一些解释,比如病人说自己没做过这个检查。“有一次有个病人心跳呼吸骤停,除颤2—3次才活过来。醒来的时候,我们问他你怎么样,他说,我刚睡了一觉啊。”曾毓笑了。病人大多不清楚他们刚从鬼门关走了一圈。
  对于医生来说,每一个险情,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们才知道有多急,多危险。
  “他都快死了,把他救回来。”这位并不善于言辞的客家人觉得,保住一条命,是他工作最大的意义。
  家人都心疼曾毓,觉得他太辛苦。曾毓的妻子是护士,他们算医护一家了。现在14岁的儿子上初三了。他们都不大希望孩子日后从医,没想到孩子倒是有从医的愿望。

ICU不熄灯


  “10年没回老家过年了。”39岁的王灿敏有一双有神的大眼睛。这位重庆妹子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她工作的地方,是不熄灯的。在科室里,各种仪器的嘀嘀声、医生护士的脚步声频繁交织着。
  年关将近,重症监护室门口码放着不少药品以备春节期间之需。重症监护室里18张病床都满了。不过在医生看来,这是病人最少的情况了。广东人比较讲究,临近春节重症监护室加床少了。
  王灿敏家离医院很近,步行10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半夜两三点钟赶回医院会诊后,她骑着一辆摩拜单车就回去了。当初买房子就一个原则,离单位近。
  她常常沉浸在工作中,8点开始干活,往往等到她抬头一看,已经12点了。“时间流逝得很快,几个小时过去都没感觉。就像第一次抬头看时间,没感觉有尿,也没喝水。”她说,“一个月能休一整天就很好了。我是说,上午和下午都不用来医院。”
  重症监护室的活很苦很累,也有不少坚持不了的同事会离职或者调岗。王灿敏不是没考虑过换工作。她在医科大学毕业后先在一家部队医院工作了几年。转业的时候,一个朋友说,你非得干医生吗?换一个行业不行吗?“我想想也是,换一个周末不用上班的工作。”于是她到了一个金融部门干起了行政工作,“弃医从金”去了。经济师的书都码在床头,准备大干一番。就这样干了几个月,轻闲多了。可是闲下来的周末,她无所适从。
  很快,她的老师邢锐再三邀约她到省二医工作,指着医院大楼的图纸说,大楼马上建起来了。于是她就跟着老师到了省二医工作。结果这一忙就是10年。“这种日子更适合我。”她这样总结。
  重症监护室和其他很多科室不同,这里看不到行走的病人。患者几乎都是绝对卧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来的时候奄奄一息的病人,后来能站起来、走出去了。”王灿敏说有一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大学生因为肾病,来的时候脸都像白纸了,血色素只有2克,气都喘不过来,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一塌糊涂。经过他们的努力,他保住了性命,还用英语跟他们聊天。
  在王灿敏看来,她看到的不单是患者的康复,还有生命无限的可能。他们科室曾经救过一个8岁的小男孩,过小年时,这位现在14岁的男孩给护士长吴丽发了一条微信问候医生们,还发来了近照让医生护士们放心,孩子说自己又长大了一岁,这让大家都很开心。
  当然,在这个看起来不大的科室外,有着家属热切的目光,也有很多离别的泪水。
  “少一点眼泪,少一点生离死别。”王灿敏说,就是为了这一点,她要好好干这份工作。
  3岁的女儿已懂事,偶尔会说“妈妈总是上班”之类的话,王灿敏只好回答:“因为妈妈是医生。”虽然女儿不一定懂,但是她想孩子有一天会明白。
  “相对于一些人,我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一点,但是回到家就算很累,我也会尽量陪她。”作为一名医生,她觉得自己可能比很多人更加珍惜家人。
  作为灿敏的老师,邢锐是省二医的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更是一名老医生了。
  师徒一样都是工作狂。同事们说,邢锐工作起来通宵达旦,甚至几天不睡。刚50出头的邢锐已两鬓斑白。同事们都心疼他,他与同龄人比起来看上去老了不少。
  “治病,社区医院都可以治,但是救命,可能只有在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邢锐觉得这是公立大医院的使命所在。重症监护室是大医院的命根子。
  邢锐和医院的众多外科主任、内科主任都是多年的好朋友,合作很好,人缘也很好。“开什么刀,我都给你保得下来。”邢锐非常自信。最近,普外科的医生就做了一例87岁老人家的胰腺癌手术。若是没邢锐他们的支持,这刀还不一定敢开。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已有10年的历史。在这里,一年接受1100多个病人,死亡70—80人,实际上死亡率并不高。邢锐说,重症监护室是活命的地方,并非寻常人认为的恐怖之地。
  “内地把ICU翻译成重症监护室,其实不够准确。”邢锐更认可香港同行的翻译:深切关怀病房。在他看来,重症监护室是一个生命支持的地方。在科室的墙上还挂着“用心关怀、深切治疗”等科室宣言。
  即便做了20年的重癥监护室医生,邢锐现在看到年轻的妈妈离世仍然伤心不已。
  有一年一位阳江的孕妇出现危险,朋友请求邢锐过去会诊救急。他星夜赶赴,处理完再回来的时候,高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
  因为这一天是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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