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6月19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会议认为，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关法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该草案。会议决定，该办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这体现了中国新一届政府面对问题积极应对的作风，而这次政府废除收容遣返制度，实际上是在双重推动的合力下获得成功的：首先，是孙志刚事件引发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广大民众等社会各界对存在21年之久的收容遣返制度的深刻反思，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声音的不断交汇，有全国各大媒体对“孙志刚事件”持续不断地报道，有网络上众多网友空前热烈地讨论，有三博士上书人大要求启动“违宪调查”，众多专家也从司法、人权、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等角度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这些外在的声音是一种推动力；另一方面，新一届政府面对民间的呼声，以最快的速度检视了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施行至今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存在的种种与时代发展抵牾之处，最终决定了废止这一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新的、回归其本位属性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这是政府内部的推动作用。当外在和内在推动力合二为一时，一项固封了21年的行政措施“坚冰”终于走到了尽头。
　　不过，正如诸多网友在讨论此事件中所担忧的那样：一些地方出台的收容遣返制度是否能够与国务院的决定合拍，是否会出现“土办法”废而不除的现象？国家行政学院的杜刚建教授认为：国务院出台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地方政府也会相应地跟进，废除与国务院新规定不符的地方收容遣送制度，这个时间差也不会拖得太久。但该草案的出台，只是一个启动，必须要有更多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出台，才能真正完成广大民众“让收容不再成为悲剧”的心愿。
　　在许多法治国家，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对于公民的司法保证证书制度。这项制度由法院实施，其目的是监督司法行政部门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一旦出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现象，法院将立即采取司法保证证书制度。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公民因为某种原因被公安机关扣留，如果按规定可以扣留48小时，但该公民可以在此期间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有侵犯自身权益的做法，那么法院会立即向公安机关发出司法保证证书，要求公安机关立即（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将被扣留羁押者转交法院，由法院来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类似司法和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事情发生。但是，这项制度在我国还属于空白。目前，我国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相关法规尚有100多条，如何更好地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公民最起码的人身自由权，应该是政府要应对的下一个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舆论监督在“孙志刚事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公权力监督中，舆论监督是须臾不可少的，它就像社会除政府和民众之外的“第三只眼”，不放过那些暗角和死角。随着中国舆论改革的不断前进，舆论监督的力量应该不断增强而不是削弱。
　　最后，还不能不提到人大的作用。人大对于政府的监管和督促作用，近年来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大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任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人大都不应该“缺席”，因为我国宪法赋予了人大行使立法权、对政府的监督权等，这些权力应当更好地落实。
　　杜刚建教授提出，我国正在从“改革开放”时期进入“开放改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政府主要对自身行为进行修正，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开放改革时期，我国入世，即将批准人权 两公约，这些都将推动我国逐步接受国际相关组织和国际准则的约束和监督，在法治过程中逐步与国际接轨，这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正如收容遣返制度的废止对于保护我国公民人身自由权将起到或至少部分起到作用一样，期望还有更多的符合法治精神的变革不断涌现，最终使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民主地享受时代进步、法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