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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改革的迫切性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到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尽头”，是一个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段。
人口红利作为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发展的重要源泉，支撑了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但从2013年起，人口红利将不再增长，呈零增长，之后还将转入负增长阶段。
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就不得不面临较低的经济增速。按照估算，1978—199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2009年，潜在增长率是9.8%，都与现实基本吻合。十一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5%，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7.2%，到了十三五，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而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分界点正好是2010年，正是在这一年劳动力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因此就成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到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尽头”，是一个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段。而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关键，在于马上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人口红利尽头”已至
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有一半是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改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完成了资源重新配置。每一个要素对于我国高速增长的贡献都有人口红利的影子。倘若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增长的源泉也会随之消失，从而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出现了减弱的现象，15-5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2010年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趋势日益明显，固定资产投资难以保持以往的速度，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速度也会减缓，这些因素使得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
从我国近邻情况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其“人口红利尽头”在1990年，正是这30年的时间窗口让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的“刘易斯拐点”约在1970年，其人口红利消失在2013年，也拥有40年的时间。
从2013年开始，我国劳动人口将出现减少，若按照“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的判断来推算，我国只有9年的时间。
事实上，中国目前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发展特点极为相似，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出现了接近二十年的零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这也给中国带来警示：未来如果不能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日本。
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将降到最低点，之后便会上涨，这将导致中国进入到“未富先老”的阶段。
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加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额外作用条件下，在较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提前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从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将会获得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
应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需要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去努力挖掘或者延长人口红利期。
由于中国各地区间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差异都很大，在沿海出现招工难现象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转移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户籍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因为改革能够延长人口红利期，让中国获得更多时间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从生产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有重要关系，如果能够让农民工获得户籍，改变其在40岁左右返乡的情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消费角度看，农民工现在是城市里的劳动者，但在有后顾之忧以及返乡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成为和城市居民对等的消费者、采用一样的消费模式。如果能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能释放极大的内需潜力。
“农民工”和“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几乎相同，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说明我国户籍改革未来将用“两条腿走路”。
未来，在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中央要拿出时间表，有顶层设计，并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分工。以义务教育为例，在人口流动较大情况下，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均衡，最好的方式是中央把义务教育财政责任承接下来，而地方政府则应逐渐落实社会保障、低保的相关责任。
虽然经济增长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但我国不可能通过调整人口政策让生育水平大幅提高，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会逆转或延缓的可能性极小。
人口红利作为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发展的重要源泉，支撑了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但从2013年起，人口红利将不再增长，呈零增长，之后还将转入负增长阶段。
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就不得不面临较低的经济增速。按照估算，1978—199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2009年，潜在增长率是9.8%，都与现实基本吻合。十一五期间，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5%，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7.2%，到了十三五，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而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分界点正好是2010年，正是在这一年劳动力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因此就成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从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到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尽头”，是一个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段。而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关键，在于马上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人口红利尽头”已至
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有一半是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改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完成了资源重新配置。每一个要素对于我国高速增长的贡献都有人口红利的影子。倘若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增长的源泉也会随之消失，从而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出现了减弱的现象，15-5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2010年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趋势日益明显，固定资产投资难以保持以往的速度，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速度也会减缓，这些因素使得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
从我国近邻情况看，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其“人口红利尽头”在1990年，正是这30年的时间窗口让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的“刘易斯拐点”约在1970年，其人口红利消失在2013年，也拥有40年的时间。
从2013年开始，我国劳动人口将出现减少，若按照“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的判断来推算，我国只有9年的时间。
事实上，中国目前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发展特点极为相似，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出现了接近二十年的零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这也给中国带来警示：未来如果不能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日本。
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将降到最低点，之后便会上涨，这将导致中国进入到“未富先老”的阶段。
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加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额外作用条件下，在较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提前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从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将会获得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
应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需要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去努力挖掘或者延长人口红利期。
由于中国各地区间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差异都很大，在沿海出现招工难现象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转移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户籍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因为改革能够延长人口红利期，让中国获得更多时间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从生产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有重要关系，如果能够让农民工获得户籍，改变其在40岁左右返乡的情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消费角度看，农民工现在是城市里的劳动者，但在有后顾之忧以及返乡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成为和城市居民对等的消费者、采用一样的消费模式。如果能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能释放极大的内需潜力。
“农民工”和“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几乎相同，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说明我国户籍改革未来将用“两条腿走路”。
未来，在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中央要拿出时间表，有顶层设计，并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分工。以义务教育为例，在人口流动较大情况下，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均衡，最好的方式是中央把义务教育财政责任承接下来，而地方政府则应逐渐落实社会保障、低保的相关责任。
虽然经济增长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但我国不可能通过调整人口政策让生育水平大幅提高，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会逆转或延缓的可能性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