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县，始建于秦代，《邢台县志卷一·沿革》这部文献里记载：“始皇三十六年置属钜鹿郡。”那时，才开始称信都县，后来，又更名为“襄国县”。到了隋朝，改称“龙岗县”。宋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则称“邢台县”，沿用至今。据不完全统计，邢台县自唐至民国二十六年，即公元618年—1937年这1319年间，共有过248任县官，其中唐宋7人，元金10人，明66人，清135人，民国30人。日伪时期的所谓知县不计，大约五年多一点时间换一任。这么多的县官，犹如满天的繁星，留在了邢台县的历史天空之上。可是，闪亮者微乎其微，绝大多数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粉墨登场，热闹非凡，庶几离去，归于寂然。
　　不过，邢台县在明朝万历年间，曾出现过两任县官，他们的卓越事迹，人们千百年不忘。他们一位叫朱诰，另一位叫王大受。
　　（一）治水兴学的故事
　　先说朱诰，此人字清冷，河南南阳人。明万历丙戌进士。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他自东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移任邢台县知县。1595年，因“考功卓异报升”，调到北京做京官去了。朱诰在任五年间，在城东一带，疏渠建闸，兴修水利；在城西挖井找水，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朱诰上任之初，恰逢一位何姓侍御来邢巡视，朱诰陪同这位长官整整转了三个月，对全县的基本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他们尤其视察了东汪、王快一带，发现了泉水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又在华家庄（今华庄村）他看到有泉二区（今之狗头泉、黑龙潭）“多泉孔如百沸”，但“其流散漫”，“以有用而弃之无用也”。出水量很大，遍地涌泉，但都白白流失了，他问老百姓为何不修些水利工程把泉水利用起来，用泉水灌溉庄稼，众人一愁莫展地反问“为之奈何？”看来，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场面。
　　据史料记载，朱诰他们视察的这个地方，曾是“泽国”一片，1975年开挖百泉时，出土了许多鹿、野猪、猛犸象的动物化石。朱诰认为，该泉区“宜于西南低下处筑堤，高丈许，长数丈许，合二水而汇为一区，则巨津矣。由是开渠引而北之，以资灌溉，利不薄乎”。在他的组织下，民众在这里筑堤并建起了永泽闸，浇灌晋祠、王家庄、张家庄、梁家庄、黄家屯等5个村庄的田亩。永泽闸下的另一股清流，则通过“阔七尺长十三里”的水渠，自河会村流至河曲村，“灌田八村，计五十余顷”。
　　小龙泉位于华家庄村东，本来“可堰以灌，而民任其溃溢，竟归于河”。朱诰了解到，该泉旧有渠道，但用水要交租子。一些农民交不起，便被禁止用水，那些水也就“任其放焉。其地其水委而弃之篾如也。”因为农民交不起地租水费，使大量的水资源滚滚而去，白白浪费。朱诰发出一番“天乎”的感慨之后，随即组织民众筑土石而堰，“广约三亩，开渠约五尺，长二里，灌田十余亩。”其实，就是当地官员现场办公、为民谋福了。
　　这三眼泉水治理以后，老百姓亲眼看到了治水的好处，也尝到了治水的甜头儿，于是，群情为之大振。朱诰乘势率领民众，相继完成了下列疏渠建闸工程：
　　流珠堤，自前楼下村至后楼下村汇合，灌民田四五十余顷。
　　黑龙潭闸，渠阔丈，长十五里，自小汪村至石井村，灌田十村计二十余顷。
　　明沙泉闸，深阔一丈，长六里，自晋祠村至朱家庄（今桥东区），灌田四十余顷。
　　晋祠闸，渠阔一丈，长五里，灌本村田计二十五顷。
　　东汪闸，渠阔一丈五尺，长十里，引七里河水自东汪至河曲村，共灌田九村计十五顷。
　　大贤闸，渠阔四丈，长二里余，自大贤铺至河曲村，灌田十村计三十顷……
　　密如蛛网的堤、闸、水渠，引来泉水适时地灌溉农作物，使农民有了丰富的收获，同时，这些渠闸还起着泄洪排涝的作用。百姓们种植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北方农作物，还大面积引种了水稻、芦苇、莲藕等南方水地植物。这里由此被称为“北国小江南”。
　　邢台县的城西丘陵区属石灰岩区，极度贫水，种庄稼完全靠天吃饭。遇上丰水年，打下的粮食还能凑合吃上一阵子，遇上旱年头，别说种庄稼了，就连人畜饮水也都成了大问题。朱诰带人逐村在这一带“勘察相地”（找水脉）后，先后在小石头庄、东侯兰、西侯兰、火石岗、南岗西等村，深挖“二十余丈”，相继打成深井十数眼。其中，南岗西的井水因“寒而洁，甘而香”，被村民以他的字命名为“清冷泉”。在打井不成的村落，朱诰组织村民建蓄水池，积蓄雨雪，以备饮用。
　　万历十九年，也就是1591年，朱诰来到大石头庄和小石头庄（今南石门镇）。“邑有庄二，一曰大石，二曰小石，相距不二里许。其以大石者旧有井，深可三十仭，下望隐隐，底始见焉。”中午太阳正了才能看见底，这井可够深的。就是这口井，担负着两个村庄的人畜饮水任务。时间久了，为这井水，两村难免发生龌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因为打井水排队你先了、我后了，你加塞了、我吃亏了等等，吵得脸红脖子粗。后来，大石头庄干脆不许小石头庄的人来打水。朱诰决定在小石头庄另打一眼井，于是，小石头庄村募民工、相井位、深掘五丈后，发现旧井一眼，又掘进七丈，泉水喷涌而出。
　　文献记载：“且其源清，其味甘，视大石之井更佳。”大石头庄的村民纷纷来该井取水，小石头庄的村民因水源充沛，便不计前怨，慷慨相让，使两村之间“民若若若，是是是，亦可矜矣”。如今，读到那篇写于明万历庚寅小春、不足千字的《小石头庄井记》碑文时，当年打井的艰辛场景还历历在目。那口井打成以后，人们喜悦的笑声和哗哗的流水声，依旧充耳可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两村人互谦互让的君子之风。
　　当然，也有失败的记录，在火石岗村发现的《石井岗祭井文》一碑，便记录了一次失败的打井过程。明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秋天，知县朱诰同县教谕姚继崇一起，募工重新开凿前县令郝公已深凿五丈的一口废井。付给民工的工钱是每丈三两银子，犒尚另加。结果“至坚，凿者难之”。凿至三十丈时发现了石笋，“得一洞，满洞开花，大类灵芝，事甚奇异”。时至万历二十二年秋季，终于凿井无功，滴水未出。恰时逢朱诰报陞停工，遂成废井，朱诰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为此，“泉之利尚有望於后之君子焉。”
　　朱诰在邢台县任职五年间，还组织编纂了邢台县第一部县志，创建了五处“社学”。邢台县自秦建县以来，建制多有变化，但没有县志，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朱诰一到任，便对“邢倚郭邑，故无志，志总于郡乘，略而弗备”而大发感慨。他认为：“邢襄之地，历周秦汉晋，率以为国嗣，成大都，犹为八邑称首，非渺区也，徒以附郭因循乏志，非所以著地灵而昭文献也。况国有史，邑有乘，自古记之”上面这些文字就是朱诰为邢台县志撰写的“序言”。此后，朱诰组织得力人员，历时一年，编出了邢台县第一部县志，时在明万历乙丑，故被方家称为明志。自此以后，邢台县才有了清康熙、乾隆、道光、光绪诸志和民国年间续修的县志。1993年，邢台县人民政府又付梓了贯通古今的新版《邢台县志》。朱公编纂的被人们称为明志的第一部《邢台县志》，如今已无完书，仅有半部残卷，被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恒温玻璃柜中，可谓宝贵至极。
　　“建社学”是朱诰在邢台县任职期间办的另一件好事。他认为：“古者，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既要儿童学习文化，也要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朱诰在县城建了五处“社学”，“一在东关，命曰居仁；一在西关，命曰由义；一在南关，命曰遵礼；一在北关，命曰养智；一在城中，命曰敦信。”“寓明信之意”。为了把这五处社学办好，朱诰在聘请私师、课程设置、优生奖励诸方面，多有独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一个人做了有益于老百姓的事，人民是忘不了他的。朱诰离邢后，当地为他建“生祠”，称他为“昭杜父母”。可见，地方百姓对廉正官员的尊敬与爱护。
　　此外，朱诰的手下，还立了不少的碑，记录了他在邢台县主政五年的政绩，当然也有别人为他立的。这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诟病，有人说他是会下蛋的母鸡，一下蛋就会叫，会自己表扬自己。我私下以为，只要实实在在的做了事，宣传一下自己未尝不可。朱诰建造的这些水利工程，上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后来，因为整体水位下降，泉不出水，这些工程才废弃不用，显然，这并不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相反，为了自己的升迁，弄虚作假谎报政绩，或为了制造政绩而劳民伤财又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是最可恨的。朱诰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史料，后人才有缘得见历史的真相。
　　（二）清廉吏治显奇方
　　明代的另一个县官叫王大受，也于万历年间在邢台县任职。王大受，字几生，四川合州人，现在，这个地方属于重庆市。他是明万历乙丑年间的进士，万历四十四年，由钜鹿调任邢台县知县。据《邢台县志卷一舆地·山川篇》记载：“万历四十四年幸遇王公自钜鹿调邢。”上任伊始，就有邢东十六村的代表、许思玉、王三乐等人状告关家湾用水这件事。
　　据县志记载，百泉之水和西部山区山川之水汇合到七里河，过河会村入南河县，分为二支流，东南入澧河，其正流东北入任县大陆泽。“水出邢而邢民使水曾不当下县十分之一”，许思玉等欲“旁开耳闸”，“少救邢民之危”。夫役都已谈妥，但因事涉分水比例，闹起纠纷。“南任二县有显宦”，在外居官的人多，地方不能定，推来推去踢皮球，惊动上宪。万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知府的批示是：“仰侯道院详示”；五月二十一日，焦道台批示:“仰侯两院详示”；五月二十四日刘按院批示；“旱极矣！以邢水救邢地于势良急，于理亦顺，既经该府亲临查勘，更分明白，即建六尺耳闸可也”；同时，抚院也批示“仰道查详报”……
　　按说，有众多高官批示，这事应该立刻解决了，可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省里又派来了“巡方使”，三级政府官员现场审理。据《顺德府志·职官上》记载：“上台有阿狥意，大受屡以理抗，请巡方使亲勘。巡方使意欲同各上台，时听审者数千人窥向背，冤声动天地，竟有投水而死者。各台惊惧莫措，是案始定”。当时，会场之激烈、之悲壮，四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令后人为之心惊肉跳、大为不安。
　　在封建社会，上级的意见是不可违逆的，一名小小的知县，竟然敢于不计较个人得失，冒着风险主持公道，不唯上，“以理抗”，不能不说是琴心剑胆，可钦可佩。百姓的投水而死，固然起到了作用，但王大受“以理抗”的做法，也是不可磨灭的。
　　王大受在邢台县任满，被提拔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未到任请假归乡，走到临潼病故，“囊无馀资”，长安李平田为其买棺材，并出路费请民工送至四川合州老家，归来的人说，王大受“家仅四壁而已”，邢台人听说后，“遥致泣奠”，在静安村（今静庵）建祀并立去思碑，称“前有清冷（朱诰，一作岑）”，看来，这种卓越的政坛人物，恰恰属于“民之父母，邢之福星”。
　　朱诰和王大受所处的明万历时期，正处于明代这个封建王朝走向败亡的关键点上。皇帝朱翊钧怠政，数十年不上朝理政，朝堂上宦官干政，权臣弄权，官僚们多有“门户之见”，文人政客们则清谈以结党。张居正居然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暂时的“中兴”气象，但终究是回天乏力，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张居正死后，一切又陷入了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在这种风气中，洁身自好已属难能可贵，敢于主持正义，不惜冒摘乌纱甚至丢性命的危险，来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解决民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这样的地方官员，虽然小如芝麻，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形象却相当可贵、无比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