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在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有一次，同学骑脚踏车来到我们简陋的朱家门小学，她还没来得及跨下车，声音已经飞进办公室。她宣布了震惊我的世界的消息：她要去大西北了！
　　 当时，我正趴在办公桌上，用一支圆珠笔在写小说。我无限羡慕她，问她通过什么途径去大西北，去那里干什么。她潇洒地甩甩长发，说：有汽车坐汽车，有火车坐火车，没有车就走路去，总能到的。
　　 那时，浪迹天涯曾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我迅速决定跟她一起去大西北——并且，我俩又东拼西凑找出一些我们认为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人选。
　　 我们毫不犹豫开始畅想西北之行，怎么跟家人说、要带什么、到了那边找谁——找谁？我们谁都不认识，只听说大西北需要人（其实是人才，我们刻意回避了这一点）。那么，如果我们在西北辽阔的旷野上，没人接收，没饭吃，怎么办？
　　 《飞天》——我们找《飞天》杂志社的老师，他们会给我们指路。
　　 过去很多年，两个从未去过大西北的中年女子坐在一起，回望自己的青春时代，共同想到的依然是那个瞬间：我们如何笃定的认为，当我们流落他乡时，《飞天》愿意给予我们杯水解渴呢？
　　 后来，我写出第一个中篇小说《冥冥花正开》，信封上写下《飞天》编辑部，又想起年少时对一本文学杂志不由分说的信赖。大约过了三个月，我收到张存学老师一封信，告诉我《飞天》很喜欢这个中篇，会发表。这封信，走了大约十五天。因为激动，我还找到电话号码，打过去找张存学老师，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半天。张存学先生稳稳地听着，给与一个写作新手最大的默许。
　　 后来，我陆续投稿到《飞天》，一位年轻的女编辑开始与我联系。每次，她都会给与我中肯的意见，从不忘给与鼓励。爽朗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从遥远的西北抵达我江南的溪岸。她告诉我，中篇《冥冥花正开》获得《飞天》十年文学奖，不啻是我离乱时期的另一种温暖。
　　 我们电话书信往来多年，建立了愉快而令人向往的友谊。我能收到每一期《飞天》，我把《飞天》赠送给周边热爱文学的朋友，跟他们说，把你最满意的作品投给《飞天》。始终相信，在西北那个也许开了两扇窗的编辑部，有一群值得我们尊重的老师，他们躬身书桌，拆开一封封从全国各地飞奔而来的稿件。他们不问出身，不问名声，只问作品。
　　 我终究没有去到西北，去到《飞天》，但《飛天》从来在。
　　 2015年下半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鲁二八开学典礼结束，有个女子走过来问：你是方格子吗？我是《飞天》赵剑云。
　　 那个有着爽朗声音和率真性情的女子，扎着两根羊角辫，跟我想象中的那位女编辑略有反差。我以为她应该是比较魁梧的女汉子，一头中年女子的发型。然而，眼前的她，是那样温婉，大眼睛里满满的热情。她的碎花小棉袄、暖融融的长裙，是从江南古镇走来的书卷气十足的女子。
　　 听课、研讨、社会实践，忙碌的学习之余，剑云在同学中组稿。我们还未从鲁院结业，就看到自己的作品又一次在《飞天》发表。
　　 鲁院期间，我时常听到她在约稿：“有满意的好的稿子，给我们《飞天》！”她是那样一个钟情文学的女子，我总是在某些彷徨时刻，接到她微信：“亲爱的，有好小说给我们《飞天》！”
　　 从我第一次读到《飞天》，至今三十年，世事沧桑不提。祝贺《飞天》创刊七十年！
　　责任编辑 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