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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的庆功宴还没有结束，货币政策转向的警钟就开始敲响。1月18日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时隔2日，有关加息的传言又让市场大跌。被资金推动的股市对于“货币紧缩”这个词草木皆兵，这显然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复苏还是信心不足。
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保八的目标立下头功，但也带来了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困扰。
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领域，大量廉价的资本，怂恿着房地产商不断刷新土地价格的纪录，房价随之创出历史新高，不论是租售价格比还是房价收入比，都反映出房价泡沫在迅速形成。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强烈反弹、金价创出历史新高、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都使通胀的预期越来越强，甚至有机构认为2010年CPI最高有可能攀升至6%的水平。
过度的信贷投放，也在积累金融体系风险。在2009年保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借4万亿投资的东风，打着“应对金融危机”的旗号，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债，运动式投资上项目，虽然短期实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投资效率良莠不齐，甚至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旦地方财政减收，不良贷款的风险概率将大幅提升。
此外，大量的新增贷款集中在大企业、大项目上，银行对“一奶同胞”的大型国企青睐有加，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始终无法解决贷款难的问题。贷款方向的过度集中，很有可能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引发系统性风险，并最终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
在这种局面下，货币政策转向是必然选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时，提出“处理好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今年一季度要“优化信贷结构，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还要防范金融风险”。银监会也多次强调，应对信贷高速增长情况下隐藏的信贷资产质量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要求商业银行以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流动性、杠杆率等审慎监管指标为底线。
同时，投资占GDP比重创出历史新高，使得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迫在眉睫。据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3.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达到22.48万亿元，占GDP总量67%；进出口总值22073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比减少34.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亿元，同比增长15.5%。可以说，中国经济去年取得的总成绩在全球是一枝独秀，但“偏科”问题越发明显。一直以来，经济结构失衡、投资占GDP比重过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大投资”措施，却让“结构”问题更加突出。
“调结构”表面是产业问题，但深层次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利益激励机制问题。中国经济一直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内需不足。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疲软和贸易摩擦使出口增长模式受到挫折，“投资拉动”这味猛药也已发挥到了极致，再用下去无异于饮鸩止渴，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毒性”难以估量。而启动内需的口号年年喊，却从未见到实质性的突破。
为什么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此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体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难以平衡，当政府以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绩追求时，出口和投资等立竿见影的手段就成为优选，加上资本和权力间灰色的利益纠葛，“赚一把就走人”成为普遍心态，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赚3个2000万”的目标，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典型。在此心态影响下，社会责任、科技创新、环境和资源保护、利益分配均衡等问题，注定要遭到遗弃。
值得反思的是，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矛盾并未有效释放，反到不断积累。有一种流行论调是“用增量来解决问题”，把解决社会矛盾凸显的希望寄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
可现实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但社会矛盾的发展速度却与之同比增长，过去两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不同利益群体的积怨导致“火星四溅、一点就着”的局面。日前《瞭望》杂志撰文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凸显问题，认为“不公平感”是诱发社会事件的主要原因，具体包括分配不公感、机会不公感、起点不公感、参与不公感和话语权不公感。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究竟是谁和谁之间存在不公平？产生这种不公平的根源又是什么？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让多数人获益，这种“不公平感”还会继续扩大，经济增长的“善恶”也值得反思。
是追求“善”的市场经济，牺牲一些发展速度，还是保持增长速度，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许是当前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难题。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似乎存在矛盾，过去一年的实践让人看到，有效地解决短期问题，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利用调控手段重拳出击化解危机。而缩小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解决民生问题、公平问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让社会更健康和谐的发展，这些长期问题需要政府更多地放权让利并完善法制，激发和保护来自民间的活力和创造力，减少直接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作为。
当然，要走出当下的困境，仅靠经济手段和政治智慧是不够的，必须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一切还需要合适的契机，也许我们只能等待。
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保八的目标立下头功，但也带来了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困扰。
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领域，大量廉价的资本，怂恿着房地产商不断刷新土地价格的纪录，房价随之创出历史新高，不论是租售价格比还是房价收入比，都反映出房价泡沫在迅速形成。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强烈反弹、金价创出历史新高、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都使通胀的预期越来越强，甚至有机构认为2010年CPI最高有可能攀升至6%的水平。
过度的信贷投放，也在积累金融体系风险。在2009年保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借4万亿投资的东风，打着“应对金融危机”的旗号，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债，运动式投资上项目，虽然短期实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投资效率良莠不齐，甚至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旦地方财政减收，不良贷款的风险概率将大幅提升。
此外，大量的新增贷款集中在大企业、大项目上，银行对“一奶同胞”的大型国企青睐有加，而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却始终无法解决贷款难的问题。贷款方向的过度集中，很有可能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引发系统性风险，并最终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
在这种局面下，货币政策转向是必然选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时，提出“处理好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今年一季度要“优化信贷结构，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还要防范金融风险”。银监会也多次强调，应对信贷高速增长情况下隐藏的信贷资产质量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要求商业银行以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流动性、杠杆率等审慎监管指标为底线。
同时，投资占GDP比重创出历史新高，使得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迫在眉睫。据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3.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达到22.48万亿元，占GDP总量67%；进出口总值22073亿美元，贸易顺差同比减少34.2%；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亿元，同比增长15.5%。可以说，中国经济去年取得的总成绩在全球是一枝独秀，但“偏科”问题越发明显。一直以来，经济结构失衡、投资占GDP比重过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大投资”措施，却让“结构”问题更加突出。
“调结构”表面是产业问题，但深层次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利益激励机制问题。中国经济一直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内需不足。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疲软和贸易摩擦使出口增长模式受到挫折，“投资拉动”这味猛药也已发挥到了极致，再用下去无异于饮鸩止渴，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毒性”难以估量。而启动内需的口号年年喊，却从未见到实质性的突破。
为什么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此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体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难以平衡，当政府以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绩追求时，出口和投资等立竿见影的手段就成为优选，加上资本和权力间灰色的利益纠葛，“赚一把就走人”成为普遍心态，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赚3个2000万”的目标，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典型。在此心态影响下，社会责任、科技创新、环境和资源保护、利益分配均衡等问题，注定要遭到遗弃。
值得反思的是，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矛盾并未有效释放，反到不断积累。有一种流行论调是“用增量来解决问题”，把解决社会矛盾凸显的希望寄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
可现实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但社会矛盾的发展速度却与之同比增长，过去两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不同利益群体的积怨导致“火星四溅、一点就着”的局面。日前《瞭望》杂志撰文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凸显问题，认为“不公平感”是诱发社会事件的主要原因，具体包括分配不公感、机会不公感、起点不公感、参与不公感和话语权不公感。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究竟是谁和谁之间存在不公平？产生这种不公平的根源又是什么？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让多数人获益，这种“不公平感”还会继续扩大，经济增长的“善恶”也值得反思。
是追求“善”的市场经济，牺牲一些发展速度，还是保持增长速度，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许是当前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难题。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似乎存在矛盾，过去一年的实践让人看到，有效地解决短期问题，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利用调控手段重拳出击化解危机。而缩小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解决民生问题、公平问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让社会更健康和谐的发展，这些长期问题需要政府更多地放权让利并完善法制，激发和保护来自民间的活力和创造力，减少直接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作为。
当然，要走出当下的困境，仅靠经济手段和政治智慧是不够的，必须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一切还需要合适的契机，也许我们只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