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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不止两万五千里
地图上标出的红军1934—1935年长征从江西走到陕北是二万五千里，其实普通的红军战士走的路比地图标示的要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80到160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3万至4万里。
关于长征的一种统计的叙述，是颇为动人的。它指出，沿路上，几乎平均每天与敌人有一次小接触，先后有15次持续一整天的大战。在路上的368天中，有235天耗在白日行军中，18天耗在夜间行军中。在停留的100天中，有许多是用在作战上的，其中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度过的。二万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44天的休息时间。每天的平均行程是70里。
红军一共过了18个大山岭，有5个是终年积雪的，还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了12个省，占领了62个县，除了打败、避开、包围派去攻打他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各种军队以外，还冲破了10个省的地方军阀的围攻。他们走入并且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域，深入了数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未到过的地方。
拥挤不堪的羊肠小道
被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对长征初期的情形深有感触，他说红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赣桂湘向西转移。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前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赶”。
1934年5月，曾宪辉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1000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作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18岁的肖华任政委。
少共国际师平均年龄为18岁，最大的也只有23岁。1934年10月16日下午6时，曾宪辉踏上征途。他身上背着约两公斤大米的干粮袋、100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当时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一共加起来负重近30公斤。他跟随部队一直走到1935年10月19日长征至吴起镇结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形。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5000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红军第一纵队的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5000名男性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多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几百米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王平回忆说：红四师从于都出发时，没有区分行军路线，大家只朝一个方向走，没有统一的指挥，常常是辎重和人员挤到一起抢道走。每遇到岔路口，洪超师长都早早站在那里，指挥红四师的队伍通过。
《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来到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苍黑如墨。有些地方，怪石凸出，像直立的巨人，巍然屹立着；有的则像倾斜的古树，马上要倒下来似的；也有些地方凹进去，形成了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就在这怪石、幽洞之间，长满了枝丫弯曲、杂乱无章的树木。红一团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漆黑一团。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暴的秋风扭成水鞭子，一股劲地向人们抽打着，使人抬不起脚，挪不动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里似的。为了赶路，战士们只得手拉着手，或者一手拉着绑腿带子的一头，一手抓着根木棍，相互偎依着艰难地向上攀登。
慢得像蜗牛爬
陈云著《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的红军长征记录，这本书详细描写了他亲历的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初期的艰苦岁月。我认为这是长征著作中最为真实、权威的记录，不像以后的文本加上了许多主观的东西。在陈云的描写中，我们甚至可以嗅到浓郁的长征的原生态的气息。这本书有许多不可再现的细节描写，真实地还原历史，在亲历者记录的历史前，后人的任何想象都会显得苍白。
红军长征时一天的生活：一般是清晨6时吹哨，但也常常5时或4时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如果是宣传员，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糨糊。卫生员呢，要背上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司匹林、绷带和脱脂棉等。每人负重约十一二公斤。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
由于长征中通信设备紧缺，无线电报只用于军团之间，或与红军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军团同下级单位联络或是用有线电话，或是用通信员人工传递。
据曾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过的岳连山回忆，“当时总司令部有三架电台，一架是侦察敌人消息的，一架是与各边区联络的，一架是调动部队打仗的。”“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的工作就是走路和发报，电台的密码每天都要变，有时一天变两次至四次。这些密码都是由我们自己编。”根据在红军总司令部三局任政委的伍云甫记录：“当时红一方面军军团一级用‘K’的代号，‘1K’即红一军团。依此类推3K、5K、8K、9K；而A、D、R分别代表军、师、团。如‘1D’即红一师。”岳连山回忆：“电瓶、充电机、电台不但有牲口驮着，还有专门的同志担任运输员做保护。”岳连山清楚地记得，为保卫电台，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十位红军战士。 肖锋在1934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想有个军事地图。没地图，总是东找找，西问问，常走错路。这次军事行动，缺少充分准备，是仓促转移的，整天在崇山峻岭中行军，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战士们十分疲劳，边走边睡，行动很慢，慢得像蜗牛爬。”肖锋在日记中自问：“我们一军团是前卫，打了土豪，还可供吃一时，中央纵队及后卫军团怎么办？”
女红军李桂英生前接受我采访时回忆，她被编入中央工作团，主动要求担负起卫生队担架连指导员的重任。担架连最重的工作是抬那台爱克斯光机，1930年代的进口货，又笨又重，七八百斤，需要八个人才能抬着走。
李桂英告诉我，遵义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来到担架连，他指着那台爱克斯光机问：“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回答：“照肺子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朗声笑了，他说：“带这个干什么呀，怎么用呀，统统丢下，轻装前进！”
凌晨3时半的生死命令
位于灌阳县西北部的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的必经之地。1934年11月28日，红五师阵地刚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和武器的绝对优势，向五师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
李天佑回忆新圩阻击战，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经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不断被抬下来。大家抱着“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一铁的意志，坚守阵地。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
罗元发回忆湘江之战说，李天佑师长命令十四团和罗元发的十五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任务。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罗元发回忆，第一天战斗，他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他们团也伤亡130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次日，部队伤亡越来越大。这时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阵地，才能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王平回忆：红三军团率五师和六师向灌阳方向攻击，红五师在新圩以两个团阻击敌人三个师，他们坚决执行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的命令，与敌人拼搏，与阵地共存亡。红五师伤亡2000多人，师参谋长胡浚牺牲，红十四团除政委谢振华外，其余团的干部都英勇牺牲。
1934年12月1日晨，湘江之战进入关键阶段，红军十二个师中只有四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其余八个师还在湘江东岸，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凌晨3时半，一封中央局、军委、总政的指令在瑟瑟寒风中传到了一、三军团指挥员手中，指令说：“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湘江两岸的山峦田原中，双方投入厮杀的兵力合计近50万人。敌我兵力之比是我一敌五。
“记得当时彭德怀连发数电报：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罗元发谈到这次战斗叹道，“那一仗打得苦啊！”这时候，他们团三个营长已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达到200余人。罗元发和团长都负了伤，团长伤很重，已不能动弹。罗元发头部负伤，疼痛难忍，但还能坚持指挥作战。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约700余人。但他们仍坚守着阵地。“那时呀，真是打得没办法啦！营长负伤了，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一直坚如磐石，屹立在敌人面前。”
下午4点多钟，李天佑接到军团电报，命令五师迅速过江。李天佑回忆，他把来电仔细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口气，紧紧握着政委钟赤兵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罗元发说，他们坚持到1934年12月1日下午4时，师部传达军团部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兄弟部队。他们把伤员安排好，才迅速过江，追赶主力部队。
王平回忆，中央纵队和主力过湘江后，红五师才撤出战斗，向西转移。阻击任务交给红六师。红六师十八团担任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三军团从湘江上游灵渠分洪处过江。红十八团与敌两个师、一个团浴血奋战几昼夜，完成任务后全团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
雨夜飞奔泸定桥
从会理到大渡河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000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1600里。这条路一大半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红军收到的命令同以往一样，要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1935年5月14日和15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1935年5月27日午夜以后，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300里，夺取泸定桥，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他们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约20多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杨成武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两三百里路，所以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
红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连夜急行军。夜里大雨滂沱，路面淌着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能来个倒栽葱，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还不断打瞌睡，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人推他：“走呀，前面走远了！”他才猛然惊醒，又加快步伐跟上去。为了防止跌到河里，红军不得不每人解下自己的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红四团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目的地──泸定桥，创造了一昼夜高速行军240里的奇迹。
红十一团在赶往泸定桥时，抄了条近路。部队沿着河边走，经过一些小村庄，比别的部队少翻越两座山。正遇着大雨，泥浆陷到脚踝以上，两脚被泥浆裹着像两个大秤砣一样，很是难走。河水轰响听不见敌机的声音，白天容易遭到敌机袭击，晚上打着火把走比较安全。红十一团晚间到达泸定桥。红军以前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过桥的时候，怕把桥压坍了，稀稀拉拉地走，人先过去，牲口最后过，其实过桥时人越少，桥身晃动得越厉害。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在赶往泸定桥途中，因为道路泥泞，就把鞋子脱了拴在牲口屁股上，过桥以后牲口过不来，光着脚走了30里路，牲口赶上来才把鞋子穿上。”
1935年6月3日，由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组成的右纵队从胡庄街出发，翻越大相岭向天全山方向进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艰难的行军路段之一。童小鹏说，翻越高40里的竹山，上山还好，下山就难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及下时则见遍山丛林，阴森森的连鸟声也听不到。路——简直不能说是路——是在树的空间中闯出的。故极小而难走，就是在树根上跨过，高高低低，弯弯转转……总之，一片悬崖峭壁，荆棘蓬茏，莫不经过。的确是有生以来最难走的路。”“因为这样的路怪难走，故总是走不动，等得人实在不耐烦，未下及半山天已黑，不能再前进，于是不得不在途中风餐露宿了。适夜深时天下大雨，淋得同志们满身湿透，蹲坐到天亮。可谓相当艰苦了。”
1935年6月11日，杨森、刘文辉部三个旅在邓锡侯两个旅的协助下，攻占芦山。红十一团和红十二团撤出战斗，经泡桐岗向夹金山前进。泡桐岗是原始森林区，树高林密，需要砍树开路前进，骡马很难过去。红三军团的骡马在此地基本上都丢掉了，军团首长只有彭德怀、袁国平和刘志坚的马带过来了；红十二团的骡马全部丢光；红十一团除了王平政委和邓团长的，仅有一匹驮机关枪的马跟过来了。
（责任编辑 王浩钟）
地图上标出的红军1934—1935年长征从江西走到陕北是二万五千里，其实普通的红军战士走的路比地图标示的要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80到160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3万至4万里。
关于长征的一种统计的叙述，是颇为动人的。它指出，沿路上，几乎平均每天与敌人有一次小接触，先后有15次持续一整天的大战。在路上的368天中，有235天耗在白日行军中，18天耗在夜间行军中。在停留的100天中，有许多是用在作战上的，其中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度过的。二万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44天的休息时间。每天的平均行程是70里。
红军一共过了18个大山岭，有5个是终年积雪的，还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了12个省，占领了62个县，除了打败、避开、包围派去攻打他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各种军队以外，还冲破了10个省的地方军阀的围攻。他们走入并且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域，深入了数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未到过的地方。
拥挤不堪的羊肠小道
被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对长征初期的情形深有感触，他说红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赣桂湘向西转移。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前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赶”。
1934年5月，曾宪辉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1000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作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18岁的肖华任政委。
少共国际师平均年龄为18岁，最大的也只有23岁。1934年10月16日下午6时，曾宪辉踏上征途。他身上背着约两公斤大米的干粮袋、100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当时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一共加起来负重近30公斤。他跟随部队一直走到1935年10月19日长征至吴起镇结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形。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5000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红军第一纵队的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5000名男性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多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几百米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王平回忆说：红四师从于都出发时，没有区分行军路线，大家只朝一个方向走，没有统一的指挥，常常是辎重和人员挤到一起抢道走。每遇到岔路口，洪超师长都早早站在那里，指挥红四师的队伍通过。
《杨得志回忆录》记载：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来到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苍黑如墨。有些地方，怪石凸出，像直立的巨人，巍然屹立着；有的则像倾斜的古树，马上要倒下来似的；也有些地方凹进去，形成了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就在这怪石、幽洞之间，长满了枝丫弯曲、杂乱无章的树木。红一团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漆黑一团。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暴的秋风扭成水鞭子，一股劲地向人们抽打着，使人抬不起脚，挪不动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里似的。为了赶路，战士们只得手拉着手，或者一手拉着绑腿带子的一头，一手抓着根木棍，相互偎依着艰难地向上攀登。
慢得像蜗牛爬
陈云著《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的红军长征记录，这本书详细描写了他亲历的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初期的艰苦岁月。我认为这是长征著作中最为真实、权威的记录，不像以后的文本加上了许多主观的东西。在陈云的描写中，我们甚至可以嗅到浓郁的长征的原生态的气息。这本书有许多不可再现的细节描写，真实地还原历史，在亲历者记录的历史前，后人的任何想象都会显得苍白。
红军长征时一天的生活：一般是清晨6时吹哨，但也常常5时或4时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如果是宣传员，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糨糊。卫生员呢，要背上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司匹林、绷带和脱脂棉等。每人负重约十一二公斤。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
由于长征中通信设备紧缺，无线电报只用于军团之间，或与红军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军团同下级单位联络或是用有线电话，或是用通信员人工传递。
据曾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过的岳连山回忆，“当时总司令部有三架电台，一架是侦察敌人消息的，一架是与各边区联络的，一架是调动部队打仗的。”“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的工作就是走路和发报，电台的密码每天都要变，有时一天变两次至四次。这些密码都是由我们自己编。”根据在红军总司令部三局任政委的伍云甫记录：“当时红一方面军军团一级用‘K’的代号，‘1K’即红一军团。依此类推3K、5K、8K、9K；而A、D、R分别代表军、师、团。如‘1D’即红一师。”岳连山回忆：“电瓶、充电机、电台不但有牲口驮着，还有专门的同志担任运输员做保护。”岳连山清楚地记得，为保卫电台，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十位红军战士。 肖锋在1934年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想有个军事地图。没地图，总是东找找，西问问，常走错路。这次军事行动，缺少充分准备，是仓促转移的，整天在崇山峻岭中行军，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战士们十分疲劳，边走边睡，行动很慢，慢得像蜗牛爬。”肖锋在日记中自问：“我们一军团是前卫，打了土豪，还可供吃一时，中央纵队及后卫军团怎么办？”
女红军李桂英生前接受我采访时回忆，她被编入中央工作团，主动要求担负起卫生队担架连指导员的重任。担架连最重的工作是抬那台爱克斯光机，1930年代的进口货，又笨又重，七八百斤，需要八个人才能抬着走。
李桂英告诉我，遵义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来到担架连，他指着那台爱克斯光机问：“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回答：“照肺子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朗声笑了，他说：“带这个干什么呀，怎么用呀，统统丢下，轻装前进！”
凌晨3时半的生死命令
位于灌阳县西北部的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的必经之地。1934年11月28日，红五师阵地刚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和武器的绝对优势，向五师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
李天佑回忆新圩阻击战，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经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不断被抬下来。大家抱着“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一铁的意志，坚守阵地。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
罗元发回忆湘江之战说，李天佑师长命令十四团和罗元发的十五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任务。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罗元发回忆，第一天战斗，他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他们团也伤亡130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次日，部队伤亡越来越大。这时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阵地，才能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王平回忆：红三军团率五师和六师向灌阳方向攻击，红五师在新圩以两个团阻击敌人三个师，他们坚决执行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的命令，与敌人拼搏，与阵地共存亡。红五师伤亡2000多人，师参谋长胡浚牺牲，红十四团除政委谢振华外，其余团的干部都英勇牺牲。
1934年12月1日晨，湘江之战进入关键阶段，红军十二个师中只有四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其余八个师还在湘江东岸，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凌晨3时半，一封中央局、军委、总政的指令在瑟瑟寒风中传到了一、三军团指挥员手中，指令说：“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湘江两岸的山峦田原中，双方投入厮杀的兵力合计近50万人。敌我兵力之比是我一敌五。
“记得当时彭德怀连发数电报：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罗元发谈到这次战斗叹道，“那一仗打得苦啊！”这时候，他们团三个营长已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达到200余人。罗元发和团长都负了伤，团长伤很重，已不能动弹。罗元发头部负伤，疼痛难忍，但还能坚持指挥作战。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约700余人。但他们仍坚守着阵地。“那时呀，真是打得没办法啦！营长负伤了，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一直坚如磐石，屹立在敌人面前。”
下午4点多钟，李天佑接到军团电报，命令五师迅速过江。李天佑回忆，他把来电仔细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口气，紧紧握着政委钟赤兵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罗元发说，他们坚持到1934年12月1日下午4时，师部传达军团部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兄弟部队。他们把伤员安排好，才迅速过江，追赶主力部队。
王平回忆，中央纵队和主力过湘江后，红五师才撤出战斗，向西转移。阻击任务交给红六师。红六师十八团担任掩护红八军团渡江的任务。三军团从湘江上游灵渠分洪处过江。红十八团与敌两个师、一个团浴血奋战几昼夜，完成任务后全团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
雨夜飞奔泸定桥
从会理到大渡河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000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1600里。这条路一大半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红军收到的命令同以往一样，要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1935年5月14日和15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1935年5月27日午夜以后，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300里，夺取泸定桥，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他们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约20多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杨成武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两三百里路，所以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
红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连夜急行军。夜里大雨滂沱，路面淌着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能来个倒栽葱，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还不断打瞌睡，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人推他：“走呀，前面走远了！”他才猛然惊醒，又加快步伐跟上去。为了防止跌到河里，红军不得不每人解下自己的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红四团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目的地──泸定桥，创造了一昼夜高速行军240里的奇迹。
红十一团在赶往泸定桥时，抄了条近路。部队沿着河边走，经过一些小村庄，比别的部队少翻越两座山。正遇着大雨，泥浆陷到脚踝以上，两脚被泥浆裹着像两个大秤砣一样，很是难走。河水轰响听不见敌机的声音，白天容易遭到敌机袭击，晚上打着火把走比较安全。红十一团晚间到达泸定桥。红军以前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过桥的时候，怕把桥压坍了，稀稀拉拉地走，人先过去，牲口最后过，其实过桥时人越少，桥身晃动得越厉害。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在赶往泸定桥途中，因为道路泥泞，就把鞋子脱了拴在牲口屁股上，过桥以后牲口过不来，光着脚走了30里路，牲口赶上来才把鞋子穿上。”
1935年6月3日，由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组成的右纵队从胡庄街出发，翻越大相岭向天全山方向进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艰难的行军路段之一。童小鹏说，翻越高40里的竹山，上山还好，下山就难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及下时则见遍山丛林，阴森森的连鸟声也听不到。路——简直不能说是路——是在树的空间中闯出的。故极小而难走，就是在树根上跨过，高高低低，弯弯转转……总之，一片悬崖峭壁，荆棘蓬茏，莫不经过。的确是有生以来最难走的路。”“因为这样的路怪难走，故总是走不动，等得人实在不耐烦，未下及半山天已黑，不能再前进，于是不得不在途中风餐露宿了。适夜深时天下大雨，淋得同志们满身湿透，蹲坐到天亮。可谓相当艰苦了。”
1935年6月11日，杨森、刘文辉部三个旅在邓锡侯两个旅的协助下，攻占芦山。红十一团和红十二团撤出战斗，经泡桐岗向夹金山前进。泡桐岗是原始森林区，树高林密，需要砍树开路前进，骡马很难过去。红三军团的骡马在此地基本上都丢掉了，军团首长只有彭德怀、袁国平和刘志坚的马带过来了；红十二团的骡马全部丢光；红十一团除了王平政委和邓团长的，仅有一匹驮机关枪的马跟过来了。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