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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网络上掀起了“有关部门到底为何部门？”的讨论狂潮。“有关部门”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它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现今公民意识的觉醒，也增强了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力度。“有关部门”这种新闻流行语的产生，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对该词语的流行原因进行了多元的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认知 有关部门 新闻媒体
一、引言
近年来，新闻媒体的语言中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流行语。伴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媒体在政务评论及事件报道中使用的特殊用语也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因而，它也就自然成为语言学者研究的热门问题。在新闻语言中短语形式的流行语多由流行事物产生，因其触发大众的关注焦点，被迅速挖掘出来，在媒体和公众的联合作用下成为公共舆论事件，进而发展成新闻流行语。2010年，某社交网站上一个题目为“中国最神秘的部门，你认为是？”的问卷调查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兴趣，其中“有关部门”以92%的绝对优势入选。自此，网络上掀起了“有关部门到底为何部门？”的讨论狂潮。与其他流行语不同，“有关部门”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有关部门”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现今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促使政府部门增强信息公开力度，起到了政务监督的作用。
在北大语料库中，共检索到“有关部门”词条两万余个，经分析，其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报纸上，主要用于涉及某事件的外国部门和我国高层部门的统称，其中多是出于对外交敏感、国家机密及新闻语言经济原则的考虑。但随着近些年敏感事件、突发事故层出不穷，“有关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逐步褪去了其原意而成为逃避真相或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罗兰·巴尔特认为，“能指使得符号具有某种‘意义潜力’”。[1]每一个符号都包含多个所指，含有多个潜在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在媒体的推动下，成为蕴含着意识形态的特殊符号，其内涵也被无限地拓展和延伸。
“有关部门”这种新闻流行语的产生，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语言符号本身来看，其符号的多元本质决定了其传播中的多义性；从语言符号的外部环境来看，主要在于媒体语言的特殊性、新媒体的产生以及受众的心理需求。
二、媒体语言的特殊性
新闻是人类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直接方式。它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和传播，以期满足受众获知真相的欲望。新闻要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运用客观、真实、准确的语言进行报道。新闻作为特殊的传播工具，其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和模糊原则也是不可避免的。
语言的经济原则又被称为省力原则。语言的经济原则指在所传送的信息内容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尽量减缩文本，从而减少“听、说”在编码、解码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期使言语交际更加快捷流畅。其中“尽量减缩”（reduce where possible）就是主要内容。媒体设法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尽量减少冗余的部分，从而突出重要信息。“有关部门”的高频率运用正好符合新闻语言的这一特点。它以最简单的词语组合形式，涵盖了最大容量的信息。
在新闻传播中，出于对受众阅读心理定式、政治原则以及传播策略的考虑，模糊语言的运用是不可避免的。施拉姆曾说：“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 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 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2]“有关部门”的使用也正是这一原则在新闻报道中频繁运用的具体显现。
首先，模糊语言的运用正好迎合了外交辞令的需要。涉及外交敏感问题时，适当利用模糊语言是尤为必要的。
（1）2004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澳大利亚有关部门举办了中澳被羁押人和被监禁人人权保护研讨会。
其次，模糊语言也迎合了新闻媒体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安全保护。
（2）直接用于导弹的生产设施和关键设备的出口由国防科工委和国防部有关部门会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管理。
再次，模糊语言的高度概括性，能够帮助受众从整体上把握客观对象。中国政府部门纷繁杂乱，并不是所有受众都能理解的。所以简单明了的“有关部门”以抽象的概念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以期使更多受众能够理解掌握。
（3）199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最后，出于对事情变化发展的考虑，“有关部门”的运用比较灵活，避免绝对化，为事件的发展留有余地。因而基于此项原则，“有关部门”在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中的高频运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新媒体的产生
在新媒体产生之前，我国传统媒体一直采用单线性的传播方式，承担着传播国家政治意识的任务，并将传播者与受众分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内，使其呈现出高度体制化的传播模式。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传媒跃居于更广阔的信息平台。因特网门户网站、BBS、搜索引擎、SNS社会交往网站、博客、微博、手机公共信息服务、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使得新闻传播不但在信息传播量和时间跨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呈现出了更加自由民主的双向互动模式。因而，受众一改往日被动的局面，变成了主动的创造者，在这个完善的信息平台中，他们有了自我表达的空间和话语权。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便可以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进而成为网络流行语。受众多借这种敏感的政治流行语来直指相关部门，表明自己的态度，抨击时事。这几乎成了受众特定的舆论表达方式。也正是基于此项原因，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成为大众媒体不可替代的新闻监督流行语。
四、受众的心理需求
虽然新闻流行语出自大众传媒之口，但在流行语的形成过程中，新闻受众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有关部门”的流行程度与受众的心理需求息息相关。传播学对“使用与满足”原理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并使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随着我国受众公民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新闻报道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首先，受众的求新心理要求媒体提供更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他们反对模式化、概念化、似是而非的官话套话；其次，受众的求知心理要求新闻媒体对事件有更深度的挖掘，希望看到指代准确、安排具体、责任明晰的新闻报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传播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偏离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受众出于对事件的关注，对群众利益的维护，就会利用一些新闻流行语来适当地反击，以表示自己的不满。“有关部门”的流行正是触犯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底线的表现。受众在获取新闻的同时，也会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责任方进行探求，但是大众媒体却只以“有关部门”来包揽所有罪名。例如：
（4）7号发生的甘肃泥石流灾害被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人祸，这场灾害已经夺去了许多生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8月9号一条新闻的题目就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应对甘肃舟曲滑坡泥石流。
（5）在郑州“房妹”事件中，郑州市委主要领导立即要求郑州市“有关部门”查清核实网上信息。
在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有关部门”的字眼出现的多了，让受众不知该把怨气和愤怒指向何处，也就自然产生了“有关部门”异化流行的温床。因而很多网站上，会出现关于“有关部门”的异样评论。例如：
（6）有网友调侃道，有关部门的电话号码是1推625，地址在中国朦胧省模糊市不定大街零号。
（7）“有关部门”不在服务区。
这种异化的评论，也是“有关部门”迅速在各大众媒体蹿红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关部门”经历了“社会公共事件必要词语——舆论焦点——社会新闻流行语”的演变过程。在语言的符号意义不断被深化的过程中，“有关部门”的流行体现了多重的传播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受众对于获取事实真相的渴望，也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在网络媒体上的流行程度不但体现了受众逐渐觉醒的公民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了大众媒体对事件的发展信息和责任方的公开，促使执法部门提高对事件的回应速度以及政务信息的透明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启示意义。希望大众传媒能够迅速扑捉到受众的心理需求，合理利用“有关部门”，改变受众对于“有关部门”一词的不良印象，使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透明化。
（本文为吉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北影视传媒文化语言研究”吉教科合字[2012]第557号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威尔伯·施尔姆.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古金子 吉林四平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6000；陆红旭 吉林白城 五棵树镇中学 137305）
关键词：认知 有关部门 新闻媒体
一、引言
近年来，新闻媒体的语言中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流行语。伴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媒体在政务评论及事件报道中使用的特殊用语也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因而，它也就自然成为语言学者研究的热门问题。在新闻语言中短语形式的流行语多由流行事物产生，因其触发大众的关注焦点，被迅速挖掘出来，在媒体和公众的联合作用下成为公共舆论事件，进而发展成新闻流行语。2010年，某社交网站上一个题目为“中国最神秘的部门，你认为是？”的问卷调查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兴趣，其中“有关部门”以92%的绝对优势入选。自此，网络上掀起了“有关部门到底为何部门？”的讨论狂潮。与其他流行语不同，“有关部门”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有关部门”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现今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促使政府部门增强信息公开力度，起到了政务监督的作用。
在北大语料库中，共检索到“有关部门”词条两万余个，经分析，其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报纸上，主要用于涉及某事件的外国部门和我国高层部门的统称，其中多是出于对外交敏感、国家机密及新闻语言经济原则的考虑。但随着近些年敏感事件、突发事故层出不穷，“有关部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逐步褪去了其原意而成为逃避真相或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罗兰·巴尔特认为，“能指使得符号具有某种‘意义潜力’”。[1]每一个符号都包含多个所指，含有多个潜在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在媒体的推动下，成为蕴含着意识形态的特殊符号，其内涵也被无限地拓展和延伸。
“有关部门”这种新闻流行语的产生，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语言符号本身来看，其符号的多元本质决定了其传播中的多义性；从语言符号的外部环境来看，主要在于媒体语言的特殊性、新媒体的产生以及受众的心理需求。
二、媒体语言的特殊性
新闻是人类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直接方式。它对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和传播，以期满足受众获知真相的欲望。新闻要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运用客观、真实、准确的语言进行报道。新闻作为特殊的传播工具，其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和模糊原则也是不可避免的。
语言的经济原则又被称为省力原则。语言的经济原则指在所传送的信息内容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尽量减缩文本，从而减少“听、说”在编码、解码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期使言语交际更加快捷流畅。其中“尽量减缩”（reduce where possible）就是主要内容。媒体设法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尽量减少冗余的部分，从而突出重要信息。“有关部门”的高频率运用正好符合新闻语言的这一特点。它以最简单的词语组合形式，涵盖了最大容量的信息。
在新闻传播中，出于对受众阅读心理定式、政治原则以及传播策略的考虑，模糊语言的运用是不可避免的。施拉姆曾说：“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 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 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从简单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2]“有关部门”的使用也正是这一原则在新闻报道中频繁运用的具体显现。
首先，模糊语言的运用正好迎合了外交辞令的需要。涉及外交敏感问题时，适当利用模糊语言是尤为必要的。
（1）2004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澳大利亚有关部门举办了中澳被羁押人和被监禁人人权保护研讨会。
其次，模糊语言也迎合了新闻媒体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安全保护。
（2）直接用于导弹的生产设施和关键设备的出口由国防科工委和国防部有关部门会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管理。
再次，模糊语言的高度概括性，能够帮助受众从整体上把握客观对象。中国政府部门纷繁杂乱，并不是所有受众都能理解的。所以简单明了的“有关部门”以抽象的概念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以期使更多受众能够理解掌握。
（3）199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最后，出于对事情变化发展的考虑，“有关部门”的运用比较灵活，避免绝对化，为事件的发展留有余地。因而基于此项原则，“有关部门”在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中的高频运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新媒体的产生
在新媒体产生之前，我国传统媒体一直采用单线性的传播方式，承担着传播国家政治意识的任务，并将传播者与受众分别限定在一定的框架内，使其呈现出高度体制化的传播模式。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传媒跃居于更广阔的信息平台。因特网门户网站、BBS、搜索引擎、SNS社会交往网站、博客、微博、手机公共信息服务、即时通讯工具的使用，使得新闻传播不但在信息传播量和时间跨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呈现出了更加自由民主的双向互动模式。因而，受众一改往日被动的局面，变成了主动的创造者，在这个完善的信息平台中，他们有了自我表达的空间和话语权。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便可以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进而成为网络流行语。受众多借这种敏感的政治流行语来直指相关部门，表明自己的态度，抨击时事。这几乎成了受众特定的舆论表达方式。也正是基于此项原因，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成为大众媒体不可替代的新闻监督流行语。
四、受众的心理需求
虽然新闻流行语出自大众传媒之口，但在流行语的形成过程中，新闻受众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有关部门”的流行程度与受众的心理需求息息相关。传播学对“使用与满足”原理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并使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随着我国受众公民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新闻报道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首先，受众的求新心理要求媒体提供更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他们反对模式化、概念化、似是而非的官话套话；其次，受众的求知心理要求新闻媒体对事件有更深度的挖掘，希望看到指代准确、安排具体、责任明晰的新闻报道。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传播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如果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偏离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受众出于对事件的关注，对群众利益的维护，就会利用一些新闻流行语来适当地反击，以表示自己的不满。“有关部门”的流行正是触犯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底线的表现。受众在获取新闻的同时，也会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责任方进行探求，但是大众媒体却只以“有关部门”来包揽所有罪名。例如：
（4）7号发生的甘肃泥石流灾害被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人祸，这场灾害已经夺去了许多生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8月9号一条新闻的题目就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应对甘肃舟曲滑坡泥石流。
（5）在郑州“房妹”事件中，郑州市委主要领导立即要求郑州市“有关部门”查清核实网上信息。
在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有关部门”的字眼出现的多了，让受众不知该把怨气和愤怒指向何处，也就自然产生了“有关部门”异化流行的温床。因而很多网站上，会出现关于“有关部门”的异样评论。例如：
（6）有网友调侃道，有关部门的电话号码是1推625，地址在中国朦胧省模糊市不定大街零号。
（7）“有关部门”不在服务区。
这种异化的评论，也是“有关部门”迅速在各大众媒体蹿红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关部门”经历了“社会公共事件必要词语——舆论焦点——社会新闻流行语”的演变过程。在语言的符号意义不断被深化的过程中，“有关部门”的流行体现了多重的传播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受众对于获取事实真相的渴望，也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在网络媒体上的流行程度不但体现了受众逐渐觉醒的公民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了大众媒体对事件的发展信息和责任方的公开，促使执法部门提高对事件的回应速度以及政务信息的透明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启示意义。希望大众传媒能够迅速扑捉到受众的心理需求，合理利用“有关部门”，改变受众对于“有关部门”一词的不良印象，使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透明化。
（本文为吉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北影视传媒文化语言研究”吉教科合字[2012]第557号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威尔伯·施尔姆.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古金子 吉林四平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6000；陆红旭 吉林白城 五棵树镇中学 137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