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广泛的音乐活动，尤其是人类声音（声乐）的使用对胎儿的发育和母亲的身体都是十分有益的。神经可塑性和表观遗传现象的研究表明，产前音乐干预有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促进语言能力与听觉辨别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良性的亲子依赖关系。产前音乐干预也是助产术的组成部分，涉及助产师、音乐治疗师和音乐教育者在围产期的不同工作。因此，基于神经可塑性即听觉刺激对胎儿神经网络发育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够明确产前音乐干预的音乐特征与益处、功能与限制，协助相关护理人员在产前护理中进行专业的音乐干预，帮助父母做出更为恰当的早教决定。
[关键词]产前音乐干预;神经可塑性;助产术;产前护理;早教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008-04
在中国，我们经常会遇到以西方音乐为内容的产前音乐干预，比如使用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然而中国的父母可能对这些音乐流派不熟悉。因此，中国产前音乐干预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趋势，就是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引进音乐治疗的方法，而这类的音乐治疗与中国文化存在着不兼容性和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距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更提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产前音乐干预。广州中山大学Chen等人（2015）研究了中药在围产期使用的可行性，研究表明中药对孕妇和胎儿也存在风险。所以，为了促进围产期的护理系统的完善，我们十分有必要推广基于中国文化的非侵入性产前音乐干预。当然，我们首先要对西方的相关科学背景进行深入的思考。
回到西方产前音乐干预的历史，Jean-Pierre Lecanuet（1996）讲述了一个故事，阿基坦的[2]Agnes在怀孕期间每天早上都雇用音乐家为她的孩子演奏音乐，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亨利四世（1050-1106）。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亨利四世一生都积极乐观，可见，在那个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音乐对于胎儿成长的积极作用。
1985年，纽约伊斯曼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教授Donald J. Shetler发表了重要的相关论文：Prelude to a Musical Life： Prenatal Music Experiences，他提到“接受系统产前音乐干预的婴儿能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注意能力，他们能准确地模仿成人（包括非家庭成员）发出的声音，另外，这些婴儿出现结构性发声的年龄比没有接受产前音乐干预的婴儿更早[3]。”
如今，产前音乐课和围产期音乐治疗形成了国际化的趋势。无数的机构和组织都为婴儿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活动，但是不同地区的干预措施和指导性哲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产前音乐应用领域的多样性。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音乐在助产领域的重要性，如在Limerick（爱尔兰城市）的摇篮曲节目中，音乐被视为“灵魂的慰藉[4]”（Carolan等人，2012a）和减轻产前压力的工具[5]（Carolan等人，2012 b）;另外，较高的产前压力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Carolan-Olah & Barry，2014），因此为解决孕妇产前压力的音乐干预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产前音乐干预有着复杂的内涵，如促进母亲的健康，预防或治疗围产期焦虑，以及促进胎儿神经和早期听觉的发育。
今天，有证据表明音乐的使用与胎儿的学习存在相关性。诺丁汉大学的James， Spencer，和Stepsis（2002）为产前胎儿的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强调产前音乐干预会改变胎儿的行为模式，从而影响到胎儿出生后的成长阶段。基于这一理論，胚胎编程[7]和早期学习形式也成了广泛关注的焦点。
一、胎儿听觉皮层的发育与早期学习的原则
英国Kodály学院引用了Kodály的著名陈述：Music education begins nine months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mother。如今，这种观点引起了各种说法，而对这些说法的常见解释是：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受精卵产生影响。从认知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听觉被认为是音乐能力和声音处理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某种认知能力的必要条件。
胎儿感知音乐的前提。1885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的英国哲学家William Thierry Preyer对婴儿的听觉能力进行了测试，并且发表了关于胚胎生理学的重要论文。75年后，匈牙利诺贝尔奖获得者Georg von Békésy（1960）讲述了耳蜗音区的频率相关位移理论[8]以及听觉通路张力学说[9]的起源[10]（van Dijk 和 Langers，2013）。此后，Arabin（2002）也强调，听觉的开始不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现象，它与产前音乐学习的主题有着密切的相关性[11]。胎儿生长大约24周后，毛细胞产生分化、脑神经突触开始形成;在19至31周，胎儿对不同频段的声音已经可以表现出差异性反应。（Hepper和Shahidullah，1994）。
如果到胎儿没有感知声音的成熟神经结构，那么让他听巴赫的音乐还有什么意义呢？神经科学领域对此进行了说明（Srkm等人，2013）：人类的基本听觉能力和音乐感知能力，如对音高和音色的感知能力在子宫内就已经开始形成[12]，因此产前胎儿成长的声音环境对胎儿的发育是十分重要的。
母亲的声音（如脉搏和说话的声音）与外部听觉刺激的重叠，一同构成了产前声音环境中的节奏元素。Woodward和Guidozzi（1992）指出，节奏作为音乐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子宫环境固有的特征。如果内外部声音节奏相契合则可以形成“平和安全”的声音环境，若相矛盾则会形成“混乱喧闹”的环境。因此，在进行产前音乐干预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子宫（节奏）的双重性质”（Gilboa，201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声音穿越子宫的损耗范围是：500赫兹的39分贝至5000赫兹的85分贝[13]。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假设，在跨越子宫的声音传播中，低频比高频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这意味着低于500赫兹的声音在子宫中音量更大，而高频率的声音则更容易被识别，也就是：父亲的声音更“大”，母亲的声音则更为“清晰”。 声音处理和早期“音乐”学习。基于胎儿发育特点的特殊性，传统的学习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子宫内的“学习”。虽然听觉系统的发育是音乐干预的直接结果，但一些不涉及听觉刺激本身的学习也会发生，也就是“邻近学习理论”（Guthrie）：如果某一对刺激组合与另一行为同时发生，那么当这一刺激组合再次进行时，之前伴随发生的行为也会再次出现。这一认识对医学音乐治疗是至关重要的[14]（Mastnak，2014），但胎儿对听觉刺激做出生理或行为反应的能力依然是音乐“产前教育”的必要前提。
术语“产前教育”的使用，需要明确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第一，记忆能力：人类基因组具有储存和记忆的一般能力，但记忆的实际发展和容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外界刺激量或生物能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产前音乐学习（重复性外界刺激）是听觉记忆的促进因素。第二，听觉分化：胎儿听觉的分化受到在子宫（内部与外部）声音环境的影响。第三，声音刺激的作用过程：声音刺激促进胎儿大脑形成原始的学习循环[15]。第四，我们可以假设“产前教育”对高级声音认知具有启动效应。这四个假设均符合Hruby（2013）等人的早期大脑认知发展理论[16]。此外，Querleu在1988年就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推论：胎儿的短期的听觉记忆可能在妊娠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出现[17]，而“长期记忆”在这期间也有存在的可能[18]（Querleu等人，1989）。经验数据表明，子宫内的声音强化和调节也可能会触发婴儿的某些特定行为[19]（DeCaspar和Sigafood，1983年;Woodward和Guidozzi，1992[20]）。为此，Sallenbach于1991年提出了产前认知和亲子依恋的理论框架[21]。
二、亲子依恋关系
母亲和胎儿是一个自然的整体，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讨论他们相对个性化的内涵。胎儿的个性与其发育中的大脑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一旦神经系统成熟到足以产生感官知觉，胎儿便有了对“自我概念”进行认知的物质条件。因此，“产前母子二元论”的概念是合理的。
依恋关系。在产科和产前心理学中，依恋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被视为一种非常复杂和具有科学挑战性的存在[22]（Alhusen，2008）。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Zimmer等人，1982），当母亲通过耳机聆听喜欢的音乐时，胎儿会对该音乐产生相应的运动反应[23]。Rini对母体心理状况的调查表明，母亲的自尊和乐观会对胎儿形成积极的影响[24]（Rini等人，1999）。另外一些研究也认为：压力、焦虑或抑郁对胎儿的影响是负面的。
使母亲和胎儿同时聆听音乐可以帮助亲子之间形成良好的早期依恋关系，但从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教育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母亲在听音乐时的压力心境可能会对婴儿产生不利的调节作用。
第二，母亲的声音和音乐的重叠可能会导致子宫内部混乱的音响效果，从而使得胎儿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变弱。
第三，基于以下将要解释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对于胎儿的发育，母亲的“现场演唱”（声乐）可能是更理想的方式。
母亲的声音。Arabin（2002）强调“通过倾听母亲的声音，胎儿将会储存该言语的韵律特征[25]”。这种“韵律”被认为是节奏、音调和情感的整合，不仅会影响到胎儿的言语发展，还会影响亲子之间的语音依恋，以及胎儿对该言语音色和所带情感的辨别能力。
Truby在1975年进行了感官知觉与运动表现的研究，仅28周大的新生儿就已經可以产生同母亲相似的言语韵律[26]，有力地证明了母亲言语的音乐特征可以触发胎儿复杂的神经认知机制。这一发现与后来的研究（Fifer和Moon 1994）相呼应，后者同样揭示了母亲声音对胎儿大脑发育的巨大影响[27]。此外，DeCasper 和 Fifer（1980）还强调新生儿十分偏爱母亲的声音，而非其他人的声音[28]。对怀孕后期母亲所唱摇篮曲的效果研究也表明，胎儿能够辨认出产前听过的声音[29]（Spence和DeCasper，1987）。
三、音乐与神经可塑性
如今，总括性术语“神经可塑性”备受关注，新的教育范式方兴未艾。当我们开始将大脑的改变与教育实践相联系时，人类的进化也将发生难以置信的改变。神经可塑性并非最近才被发现，事实上，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Tanzi和 Ramón在19世纪最后十年提出的神经元理论，他们推测行为的改变与神经细胞及其突触连接的改变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奠定了神经可塑性的基础，也成了后期论证产前音乐影响胎儿大脑发育的有力论断。
那么产前音乐干预能够增强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发育吗？音乐促进胎儿大脑发育的想法是十分迷人的，但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必须以更系统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不能过分解读音乐干预对胎儿发育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表明遗传机制对自主神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0]（Prechtl，1984），而最新的研究则与这一观点不同，对于行为和神经可塑性之间联系而言，“突触可塑性所依赖的竞争机制在神经发育后期起着重要作用，初期简易的神经连接模式将会被细化为更精确和更成熟的连接模式[31]”（Miller，1994）。如今，表观遗传学理论也对此进行了论证，即产前音乐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从动物实验中推断人类的特征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由于人类和动物早期神经发育的相似性，某些动物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人类神经学的问题。如在Roy的一项雏鸟实验中，研究者将受精10天直至孵化期的雏鸟置于音乐环境，在启动复杂节奏的音乐后，这些雏鸟呈现了出更高的突触可塑性[32]（Roy等人，2014）。另外，一项关于声音刺激与大脑连通性重组的比较研究强调：“感官刺激在个体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变化时刻影响着感觉通路接收到的信息，而发育中的大脑十分容易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机制便会与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也就意味着改变了神经回路。[33]”（Chaudhury等人，2013）。根据以上作者的说法，我们足以相信丰富的产前听觉刺激可以调节神经可塑性。 聽觉刺激影响神经可塑性的说法暗示了一种单一的机制，然而，胎儿的生长却是一个多维度的调节过程，即一种以刺激为导向的自我调节学习模式。我们可以将它假设为一个增强回路：声音诱导的神经可塑性，增强了认知过程中声音处理的早期效率。同时，该认知过程也反作用于神经网络本身的生长。这些相辅相成的关系是认知神经心理学中复杂动态系统的起点，也是儿童发育成长的基础。如果声音可以被视为大脑接受塑造的初步尝试，那么音乐则是促进大脑终身可塑性的工具。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不同文化本身的发展特性，因此想要在中国社会进行有效且有益的产前音乐干预，那么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将是产前音乐干预领域的发展方向。
注释：
[1]
Chen， H.Q.， Zou， S.H.， Yang， J.B.， Cai， J.， Zhang， Y.， & Wang， Z.L.（2015）.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pregna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08（10），19496—19500.
[2]法国地区名称。
[3]Shetler， D.J.（1985）.Prelude to a musical life： Prenatal music experiences.Music Educators Journal 71，26—27.doi：10.2307/3396446
[4]Carolan，M.， Barry， M.， Gamble， M.， Turner， K.， & Mascareas， .（2012）.Experiences of pregnant women attending a lullaby programme in Limerick，Ireland： A qualitative study. Midwifery，28（03）：321—328.doi：10.1016/j.midw.2011.04.009
[HJ0][HJ1.8mm]
[5][KG*2]Carolan， M.， Barry， M.， Gamble， M.， Turner， K.， & Mascareňas， . （2012b）. The Limerick Lullaby project：An intervention to relieve prenatal stress.Midwifery，28（02）：173—180.doi： 10.1016/j.midw.2010.12.006.
[6]Carolan-Olah， M.， & Barry， M.， 2014. Antenatal stress： An Irish case study. Midwifery，30（03）：310—316.doi：10.1016/j.midw.2013.03.014.
[7]foetal programming.
[8]frequency-related displacement of the cochlear partition.
[9]tonotopic organisation.
[10]Van Dijk， P.， & Langers， D.R. （2013）. Mapping tonotopy in human auditory cortex.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 787，419—425.doi：10.1007/978-1-4614-1590-0_46.
[11]Arabin，B.（2002）.Music during pregnancy.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20（05）：425—430.
[12]Srkm， T.， Tervaniemi， M.， & Huotilainen， M.（2013）.Music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development， neural basis， and rehabilitative use of music.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04（04）： 441—451. doi： 10.1002/wcs.1237
[13]Gilboa， A. （2014）. The dual nature of the womb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usic therapy. Nordic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23（03）：242—262.doi：10.1080/08098131.2013.809784.
[14]Mastnak， W. （2014）. Auditory stimulation and cardiac regulation： underlying cerebral mechanisms. 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39（51/52）， 2626—2630. doi： 10.1055/s-0034-1387469.
[15]Primitive learning loops.
[16]Hruby， R.， Maas， L.M.， & Fedor-Freybergh， P.G. （2013）. Early brain development toward shaping of human mind： An integrative psychoneurodevelopmental model in prenatal and perinatal medicine. Neuro Endocrinology Letter 34（06）：447—463. [17]Querleu， D.， Renard， X.， Versyp， F.， Paris-Delrue， L.， & Crèpin， G. （1988）. Fetal hea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28（03）：191—212.
[18]Querleu， D.， Renard， X.， R.， Boutteville， C.， & Crépin， G. （1989）. Hearing by the human fetus？ Seminars in Perinatology，13（05）：409—420.
[19]DeCaspar， A.J.， & Sigafoos， A.D. （1983）. The intrauterine heartbeat： a potent reinforcer for newborn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06（01）：19—25.doi：10.1016/SO163-6383（83）80004-6.
[20]Woodward， S.C.， & Guidozzi， F.（1992）. Intrauterine rhythm and blues？ 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99（10）：787—790.doi：10.1111/j.1471-0528.1992.tb14406.x.
[21]Sallenbach， W.B. （1991）. Constructions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prenatal cognition and bonding.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natal and Perinatal Studies，3（3/4）：273—281.
[22]Alhusen， J.L. （2008）. A literature update on maternal-fetal attachment.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ic， & Neonatal Nursing，37（03）：315—328.doi：10.1111/j.1552-6909.2008.00241.x.
[23]Zimmer， E.Z.， Divon， M.Y.， Vilensky， A.， Sarna， Z.， Peretz， B.A.， & Paldi， E. （1982）. Maternal exposure to music and fetal act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13（04）： 209—213.
[24]Rini， C.K.， Dunkel-Schetter， C.， Wadhwa， P.D.， & Sandman， C.A. （1999）.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birth outcomes： the role of personal resources， stress，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in pregnancy. Health Psychology，18（04）：333—345.
[25]Arabin，B.（2002）.Music during pregnancy.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20（05）：425—430.
[26]Truby， H.M. （1975）. Prenatal and neonatal speech， pre-speech， and an infantile speech lexicon. Child Language （a special issue of Word 27， parts 1-3）：57—101.
[27]Fifer， W.P.， & Moon， C.M. （1994）. The role of the mother’s voic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brain function in the newborn. Acta Paediatrica （Oslo）397（Suppl.），86—93
[28]DeCasper， A.J.， & Fifer， W.P. （1980）. Of human bonding： Newborns prefer their mother’s voices. Science 208（4448），1174—1176.doi：10.1126/science.7375928.
[29]Spence， M.J.， & DeCasper， A.J. （1987）. Prenatal experience with low-frequency maternal-voice sounds influence neonatal perception of maternal voice sample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10，133—142.
[30]Prechtl， H.F.R. （198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rly neural development. In H.F.R. Prechtl （Ed.）. Continuity of Neural Functions from Prenatal to Postnatal Life. Clinics in Developmental Medicine.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pp.1—15.
[31]Miller， K.D. （1994）. Models of activity-dependent neural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102，303—318.
[32]Roy， S.， Nag， T.C.， Upadhyay， A.D.， Mathur， R.， & Jain， S. （2014）. Prenatal music stimulation facilitates the postnatal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ory as well as visual system in chicks （Gallus domesticus）. Journal of Biosciences 39（01）：107—117.
[33]Chaudhury， S.， Nag， T.C.， Jain， S.， & Wadhwa， S. （2013）. Role of sound stimulation in reprogramming brain connectivity. Journal of Biosciences，38（03）：605—614.
（責任编辑：张洪全）
广泛的音乐活动，尤其是人类声音（声乐）的使用对胎儿的发育和母亲的身体都是十分有益的。神经可塑性和表观遗传现象的研究表明，产前音乐干预有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促进语言能力与听觉辨别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良性的亲子依赖关系。产前音乐干预也是助产术的组成部分，涉及助产师、音乐治疗师和音乐教育者在围产期的不同工作。因此，基于神经可塑性即听觉刺激对胎儿神经网络发育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够明确产前音乐干预的音乐特征与益处、功能与限制，协助相关护理人员在产前护理中进行专业的音乐干预，帮助父母做出更为恰当的早教决定。
[关键词]产前音乐干预;神经可塑性;助产术;产前护理;早教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008-04
在中国，我们经常会遇到以西方音乐为内容的产前音乐干预，比如使用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然而中国的父母可能对这些音乐流派不熟悉。因此，中国产前音乐干预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趋势，就是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引进音乐治疗的方法，而这类的音乐治疗与中国文化存在着不兼容性和文化人类学上的文化距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更提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产前音乐干预。广州中山大学Chen等人（2015）研究了中药在围产期使用的可行性，研究表明中药对孕妇和胎儿也存在风险。所以，为了促进围产期的护理系统的完善，我们十分有必要推广基于中国文化的非侵入性产前音乐干预。当然，我们首先要对西方的相关科学背景进行深入的思考。
回到西方产前音乐干预的历史，Jean-Pierre Lecanuet（1996）讲述了一个故事，阿基坦的[2]Agnes在怀孕期间每天早上都雇用音乐家为她的孩子演奏音乐，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亨利四世（1050-1106）。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亨利四世一生都积极乐观，可见，在那个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音乐对于胎儿成长的积极作用。
1985年，纽约伊斯曼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教授Donald J. Shetler发表了重要的相关论文：Prelude to a Musical Life： Prenatal Music Experiences，他提到“接受系统产前音乐干预的婴儿能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注意能力，他们能准确地模仿成人（包括非家庭成员）发出的声音，另外，这些婴儿出现结构性发声的年龄比没有接受产前音乐干预的婴儿更早[3]。”
如今，产前音乐课和围产期音乐治疗形成了国际化的趋势。无数的机构和组织都为婴儿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活动，但是不同地区的干预措施和指导性哲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产前音乐应用领域的多样性。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音乐在助产领域的重要性，如在Limerick（爱尔兰城市）的摇篮曲节目中，音乐被视为“灵魂的慰藉[4]”（Carolan等人，2012a）和减轻产前压力的工具[5]（Carolan等人，2012 b）;另外，较高的产前压力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Carolan-Olah & Barry，2014），因此为解决孕妇产前压力的音乐干预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产前音乐干预有着复杂的内涵，如促进母亲的健康，预防或治疗围产期焦虑，以及促进胎儿神经和早期听觉的发育。
今天，有证据表明音乐的使用与胎儿的学习存在相关性。诺丁汉大学的James， Spencer，和Stepsis（2002）为产前胎儿的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强调产前音乐干预会改变胎儿的行为模式，从而影响到胎儿出生后的成长阶段。基于这一理論，胚胎编程[7]和早期学习形式也成了广泛关注的焦点。
一、胎儿听觉皮层的发育与早期学习的原则
英国Kodály学院引用了Kodály的著名陈述：Music education begins nine months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mother。如今，这种观点引起了各种说法，而对这些说法的常见解释是：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受精卵产生影响。从认知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听觉被认为是音乐能力和声音处理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某种认知能力的必要条件。
胎儿感知音乐的前提。1885年，在德国学习和工作的英国哲学家William Thierry Preyer对婴儿的听觉能力进行了测试，并且发表了关于胚胎生理学的重要论文。75年后，匈牙利诺贝尔奖获得者Georg von Békésy（1960）讲述了耳蜗音区的频率相关位移理论[8]以及听觉通路张力学说[9]的起源[10]（van Dijk 和 Langers，2013）。此后，Arabin（2002）也强调，听觉的开始不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现象，它与产前音乐学习的主题有着密切的相关性[11]。胎儿生长大约24周后，毛细胞产生分化、脑神经突触开始形成;在19至31周，胎儿对不同频段的声音已经可以表现出差异性反应。（Hepper和Shahidullah，1994）。
如果到胎儿没有感知声音的成熟神经结构，那么让他听巴赫的音乐还有什么意义呢？神经科学领域对此进行了说明（Srkm等人，2013）：人类的基本听觉能力和音乐感知能力，如对音高和音色的感知能力在子宫内就已经开始形成[12]，因此产前胎儿成长的声音环境对胎儿的发育是十分重要的。
母亲的声音（如脉搏和说话的声音）与外部听觉刺激的重叠，一同构成了产前声音环境中的节奏元素。Woodward和Guidozzi（1992）指出，节奏作为音乐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子宫环境固有的特征。如果内外部声音节奏相契合则可以形成“平和安全”的声音环境，若相矛盾则会形成“混乱喧闹”的环境。因此，在进行产前音乐干预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子宫（节奏）的双重性质”（Gilboa，201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声音穿越子宫的损耗范围是：500赫兹的39分贝至5000赫兹的85分贝[13]。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假设，在跨越子宫的声音传播中，低频比高频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这意味着低于500赫兹的声音在子宫中音量更大，而高频率的声音则更容易被识别，也就是：父亲的声音更“大”，母亲的声音则更为“清晰”。 声音处理和早期“音乐”学习。基于胎儿发育特点的特殊性，传统的学习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子宫内的“学习”。虽然听觉系统的发育是音乐干预的直接结果，但一些不涉及听觉刺激本身的学习也会发生，也就是“邻近学习理论”（Guthrie）：如果某一对刺激组合与另一行为同时发生，那么当这一刺激组合再次进行时，之前伴随发生的行为也会再次出现。这一认识对医学音乐治疗是至关重要的[14]（Mastnak，2014），但胎儿对听觉刺激做出生理或行为反应的能力依然是音乐“产前教育”的必要前提。
术语“产前教育”的使用，需要明确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第一，记忆能力：人类基因组具有储存和记忆的一般能力，但记忆的实际发展和容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外界刺激量或生物能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产前音乐学习（重复性外界刺激）是听觉记忆的促进因素。第二，听觉分化：胎儿听觉的分化受到在子宫（内部与外部）声音环境的影响。第三，声音刺激的作用过程：声音刺激促进胎儿大脑形成原始的学习循环[15]。第四，我们可以假设“产前教育”对高级声音认知具有启动效应。这四个假设均符合Hruby（2013）等人的早期大脑认知发展理论[16]。此外，Querleu在1988年就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推论：胎儿的短期的听觉记忆可能在妊娠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出现[17]，而“长期记忆”在这期间也有存在的可能[18]（Querleu等人，1989）。经验数据表明，子宫内的声音强化和调节也可能会触发婴儿的某些特定行为[19]（DeCaspar和Sigafood，1983年;Woodward和Guidozzi，1992[20]）。为此，Sallenbach于1991年提出了产前认知和亲子依恋的理论框架[21]。
二、亲子依恋关系
母亲和胎儿是一个自然的整体，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讨论他们相对个性化的内涵。胎儿的个性与其发育中的大脑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一旦神经系统成熟到足以产生感官知觉，胎儿便有了对“自我概念”进行认知的物质条件。因此，“产前母子二元论”的概念是合理的。
依恋关系。在产科和产前心理学中，依恋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被视为一种非常复杂和具有科学挑战性的存在[22]（Alhusen，2008）。
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Zimmer等人，1982），当母亲通过耳机聆听喜欢的音乐时，胎儿会对该音乐产生相应的运动反应[23]。Rini对母体心理状况的调查表明，母亲的自尊和乐观会对胎儿形成积极的影响[24]（Rini等人，1999）。另外一些研究也认为：压力、焦虑或抑郁对胎儿的影响是负面的。
使母亲和胎儿同时聆听音乐可以帮助亲子之间形成良好的早期依恋关系，但从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教育的角度出发，我们还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母亲在听音乐时的压力心境可能会对婴儿产生不利的调节作用。
第二，母亲的声音和音乐的重叠可能会导致子宫内部混乱的音响效果，从而使得胎儿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变弱。
第三，基于以下将要解释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对于胎儿的发育，母亲的“现场演唱”（声乐）可能是更理想的方式。
母亲的声音。Arabin（2002）强调“通过倾听母亲的声音，胎儿将会储存该言语的韵律特征[25]”。这种“韵律”被认为是节奏、音调和情感的整合，不仅会影响到胎儿的言语发展，还会影响亲子之间的语音依恋，以及胎儿对该言语音色和所带情感的辨别能力。
Truby在1975年进行了感官知觉与运动表现的研究，仅28周大的新生儿就已經可以产生同母亲相似的言语韵律[26]，有力地证明了母亲言语的音乐特征可以触发胎儿复杂的神经认知机制。这一发现与后来的研究（Fifer和Moon 1994）相呼应，后者同样揭示了母亲声音对胎儿大脑发育的巨大影响[27]。此外，DeCasper 和 Fifer（1980）还强调新生儿十分偏爱母亲的声音，而非其他人的声音[28]。对怀孕后期母亲所唱摇篮曲的效果研究也表明，胎儿能够辨认出产前听过的声音[29]（Spence和DeCasper，1987）。
三、音乐与神经可塑性
如今，总括性术语“神经可塑性”备受关注，新的教育范式方兴未艾。当我们开始将大脑的改变与教育实践相联系时，人类的进化也将发生难以置信的改变。神经可塑性并非最近才被发现，事实上，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Tanzi和 Ramón在19世纪最后十年提出的神经元理论，他们推测行为的改变与神经细胞及其突触连接的改变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奠定了神经可塑性的基础，也成了后期论证产前音乐影响胎儿大脑发育的有力论断。
那么产前音乐干预能够增强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发育吗？音乐促进胎儿大脑发育的想法是十分迷人的，但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必须以更系统的方式来理解这些问题，不能过分解读音乐干预对胎儿发育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表明遗传机制对自主神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0]（Prechtl，1984），而最新的研究则与这一观点不同，对于行为和神经可塑性之间联系而言，“突触可塑性所依赖的竞争机制在神经发育后期起着重要作用，初期简易的神经连接模式将会被细化为更精确和更成熟的连接模式[31]”（Miller，1994）。如今，表观遗传学理论也对此进行了论证，即产前音乐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从动物实验中推断人类的特征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由于人类和动物早期神经发育的相似性，某些动物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人类神经学的问题。如在Roy的一项雏鸟实验中，研究者将受精10天直至孵化期的雏鸟置于音乐环境，在启动复杂节奏的音乐后，这些雏鸟呈现了出更高的突触可塑性[32]（Roy等人，2014）。另外，一项关于声音刺激与大脑连通性重组的比较研究强调：“感官刺激在个体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变化时刻影响着感觉通路接收到的信息，而发育中的大脑十分容易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大脑机制便会与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也就意味着改变了神经回路。[33]”（Chaudhury等人，2013）。根据以上作者的说法，我们足以相信丰富的产前听觉刺激可以调节神经可塑性。 聽觉刺激影响神经可塑性的说法暗示了一种单一的机制，然而，胎儿的生长却是一个多维度的调节过程，即一种以刺激为导向的自我调节学习模式。我们可以将它假设为一个增强回路：声音诱导的神经可塑性，增强了认知过程中声音处理的早期效率。同时，该认知过程也反作用于神经网络本身的生长。这些相辅相成的关系是认知神经心理学中复杂动态系统的起点，也是儿童发育成长的基础。如果声音可以被视为大脑接受塑造的初步尝试，那么音乐则是促进大脑终身可塑性的工具。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不同文化本身的发展特性，因此想要在中国社会进行有效且有益的产前音乐干预，那么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相关研究，将是产前音乐干预领域的发展方向。
注释：
[1]
Chen， H.Q.， Zou， S.H.， Yang， J.B.， Cai， J.， Zhang， Y.， & Wang， Z.L.（2015）.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pregnan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08（10），19496—19500.
[2]法国地区名称。
[3]Shetler， D.J.（1985）.Prelude to a musical life： Prenatal music experiences.Music Educators Journal 71，26—27.doi：10.2307/3396446
[4]Carolan，M.， Barry， M.， Gamble， M.， Turner， K.， & Mascareas， .（2012）.Experiences of pregnant women attending a lullaby programme in Limerick，Ireland： A qualitative study. Midwifery，28（03）：321—328.doi：10.1016/j.midw.2011.04.009
[HJ0][HJ1.8mm]
[5][KG*2]Carolan， M.， Barry， M.， Gamble， M.， Turner， K.， & Mascareňas， . （2012b）. The Limerick Lullaby project：An intervention to relieve prenatal stress.Midwifery，28（02）：173—180.doi： 10.1016/j.midw.2010.12.006.
[6]Carolan-Olah， M.， & Barry， M.， 2014. Antenatal stress： An Irish case study. Midwifery，30（03）：310—316.doi：10.1016/j.midw.2013.03.014.
[7]foetal programming.
[8]frequency-related displacement of the cochlear partition.
[9]tonotopic organisation.
[10]Van Dijk， P.， & Langers， D.R. （2013）. Mapping tonotopy in human auditory cortex.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Medicine and Biology 787，419—425.doi：10.1007/978-1-4614-1590-0_46.
[11]Arabin，B.（2002）.Music during pregnancy.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20（05）：425—430.
[12]Srkm， T.， Tervaniemi， M.， & Huotilainen， M.（2013）.Music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development， neural basis， and rehabilitative use of music.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04（04）： 441—451. doi： 10.1002/wcs.1237
[13]Gilboa， A. （2014）. The dual nature of the womb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usic therapy. Nordic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23（03）：242—262.doi：10.1080/08098131.2013.809784.
[14]Mastnak， W. （2014）. Auditory stimulation and cardiac regulation： underlying cerebral mechanisms. 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39（51/52）， 2626—2630. doi： 10.1055/s-0034-1387469.
[15]Primitive learning loops.
[16]Hruby， R.， Maas， L.M.， & Fedor-Freybergh， P.G. （2013）. Early brain development toward shaping of human mind： An integrative psychoneurodevelopmental model in prenatal and perinatal medicine. Neuro Endocrinology Letter 34（06）：447—463. [17]Querleu， D.， Renard， X.， Versyp， F.， Paris-Delrue， L.， & Crèpin， G. （1988）. Fetal hea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28（03）：191—212.
[18]Querleu， D.， Renard， X.， R.， Boutteville， C.， & Crépin， G. （1989）. Hearing by the human fetus？ Seminars in Perinatology，13（05）：409—420.
[19]DeCaspar， A.J.， & Sigafoos， A.D. （1983）. The intrauterine heartbeat： a potent reinforcer for newborn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06（01）：19—25.doi：10.1016/SO163-6383（83）80004-6.
[20]Woodward， S.C.， & Guidozzi， F.（1992）. Intrauterine rhythm and blues？ 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99（10）：787—790.doi：10.1111/j.1471-0528.1992.tb14406.x.
[21]Sallenbach， W.B. （1991）. Constructions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prenatal cognition and bonding.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natal and Perinatal Studies，3（3/4）：273—281.
[22]Alhusen， J.L. （2008）. A literature update on maternal-fetal attachment.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ic， & Neonatal Nursing，37（03）：315—328.doi：10.1111/j.1552-6909.2008.00241.x.
[23]Zimmer， E.Z.， Divon， M.Y.， Vilensky， A.， Sarna， Z.， Peretz， B.A.， & Paldi， E. （1982）. Maternal exposure to music and fetal act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13（04）： 209—213.
[24]Rini， C.K.， Dunkel-Schetter， C.， Wadhwa， P.D.， & Sandman， C.A. （1999）.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birth outcomes： the role of personal resources， stress，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in pregnancy. Health Psychology，18（04）：333—345.
[25]Arabin，B.（2002）.Music during pregnancy.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 Gynecology，20（05）：425—430.
[26]Truby， H.M. （1975）. Prenatal and neonatal speech， pre-speech， and an infantile speech lexicon. Child Language （a special issue of Word 27， parts 1-3）：57—101.
[27]Fifer， W.P.， & Moon， C.M. （1994）. The role of the mother’s voic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brain function in the newborn. Acta Paediatrica （Oslo）397（Suppl.），86—93
[28]DeCasper， A.J.， & Fifer， W.P. （1980）. Of human bonding： Newborns prefer their mother’s voices. Science 208（4448），1174—1176.doi：10.1126/science.7375928.
[29]Spence， M.J.， & DeCasper， A.J. （1987）. Prenatal experience with low-frequency maternal-voice sounds influence neonatal perception of maternal voice sample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10，133—142.
[30]Prechtl， H.F.R. （1984）.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rly neural development. In H.F.R. Prechtl （Ed.）. Continuity of Neural Functions from Prenatal to Postnatal Life. Clinics in Developmental Medicine.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pp.1—15.
[31]Miller， K.D. （1994）. Models of activity-dependent neural development.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102，303—318.
[32]Roy， S.， Nag， T.C.， Upadhyay， A.D.， Mathur， R.， & Jain， S. （2014）. Prenatal music stimulation facilitates the postnatal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ory as well as visual system in chicks （Gallus domesticus）. Journal of Biosciences 39（01）：107—117.
[33]Chaudhury， S.， Nag， T.C.， Jain， S.， & Wadhwa， S. （2013）. Role of sound stimulation in reprogramming brain connectivity. Journal of Biosciences，38（03）：605—614.
（責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