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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每月一册,读后不会像别的期刊一样丢在一边,而会像书一样收藏起来。一方面固然因为《读书》实在好,另一方面亦因为里面许多精采的讨论,此呼彼应,连绵不绝。好似汇集了学界各行高手,进行没有限定时间与题目的自由讨论。智慧、思想、知识与热诚,使《读书》在资料泛滥,印刷物成灾的当代,有如杂草中的芝兰。聆听滔滔高论是一种心智的享受;能在旁听席说几句话则感到与有荣焉。
《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孟凡茂先生“帮后进与懂西文”提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周振鹤先生的大文值得一读再读。我找到周文,拜读之后,且不敢论断中日“现代化的成功”与否是不是如周文所言,仅就他说日本人全盘照搬外来文化,西化则“不但行西人之所行,且以西人之是非为是非。甚至要废除汉字,改良人种——通过与西洋女人结婚来实现……”也即是说不但器用、制度、思想、审美与伦理道德甚至生理都完全不遗余力的模仿。但却又说“西化如此彻底是不是使日本文化变成欧美文化了呢?没有,根本没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完全是日本的,日常生活的准则也是日本式的。”我们不禁怀疑,如果身心灵魂乃至人种都全盘西化之后,怎么还会有思维方式与心态完全是日本的可能?这个矛盾太明显了。况且,是否有任何一种“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全盘移植自“先进”文化?这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周文以日人对外来文化“当衣服穿”,中国人则是“当饭菜吃”来说明中日两种态度及做法的差异。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姑以此喻而言,把外来文化当衣服穿在身上,总是比较表面,不深入;而当饭菜吃到身体里面,无疑地深入得多。吸收外来文化若只是表面的模仿,也必然不可能有化为我之血肉的效益。就算是日人学习外来文化全盘吞下,中国人却欲迎还拒,主“体”不肯改变,外来文化只有“用”的地位,怎么可能以日人为“穿衣服”,中国人是“吃饭菜”作比,岂不恰好相反?周文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解不论观念、实例与比喻都大有可议。“一读再读”无妨,却不能信以为真。
孟文谈到多懂外文的好处,这当然不会有异议。恰好同一期有倪梁康先生“译,还是不译”一文,非常精采。该文表达了不同的语文传译不同文化中的思想与感受的可能性、局限性与种种微妙的境况,可谓为识者之知言。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想。我们连把一句中国方言译为普通话,都尚有未能曲尽其妙的困惑,何况外文的翻译。进一步来说,人人都是一特殊的个体,思感内容在两个个体之间交流,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总免不了有多少错漏或变样。即使以自己的母语阅读,也不免因不同的人主观的因素而有多少误解。如此说来,翻译的某些“遗憾”,根本上属于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沟通传达之困难的一部分。所以“译,还是不译”,也就变成“要沟通传达呢,还是不要沟通传达”的问题。不过,大概没有人主张封闭,所以答案也不言可知了。至于恐怕因语文的陷阱误解外文原著的精神,而强调以学好原文再去阅读原著。其实那也只有某种程度的好处而已。因为上面所说阅读母语中的名著也一样有主观的误解,何况以后来学得的外语去读原著,更不可能一无偏差。
其实,既然沟通传达,交流了解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所以即使不是最理想的翻译,有总比没有好,而且好得太多。第一,能达到精通好几种外文总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无法通晓外文的人非常需要各种翻译。第二,错误或不精确的翻译可慢慢纠正与提升品质。我们对孔子的某些思想到现在还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怎能希望翻译家一下子把柏拉图的见解“正确无误”地输送到我们脑子中?第三,因文化与语文的差异,透过翻译所造成的“异样”,其实是外来文化的观念思想本土化的第一步。外来文化只有本土化方有“生命”,不本土化便只是死的“标本”而已。一种文化对他文化的认识和吸收,即使以最清明与开放的心智去对待,还是难免带有自己文化的“偏见”,这就发生了文化交流创生新文化的契机,绝不全是负面。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永远不会导致全球文化一元化的危机也依赖这个契机。所以翻译的某些“遗憾”却也是多元文化保持其不断创新与独特性的生机之所寄。
就这个观点而言,“翻译”一事,一般把它视为“帮助不懂得外文者以母语阅读外文的内容”,只是认识到“翻译”一事的消极意义。翻译的积极意义是: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思想观念转换成本国语文输入本国语文的知识系统中。这就扩大、增富了本国语文的知识系统原有的内容,而且增加了不同语文符码(其实它的另一面就是思想)碰撞、融合而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来说,即使人人皆能阅读不同的原文,翻译还一样重要,一样有其伟大的贡献,其理由在此。任何一种母语,如果缺乏翻译,便不能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创造,也就不能与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同步,结果其母语必越来越显得贫乏而狭隘,越来越不能与世界各发达的文化通译(即对等的双向沟通),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性重要的语文,更重要的是这种母语背后的文化也必逃不了腐旧、封闭而不长进的命运。
许多不重视或不够重视翻译的地区或国族,医生的处方或讨论不能不用外文,学术研究与讨论也然。许多喝过洋水的人母语中常夹外语,看似“高档”,其实显示其母语根本无法包容新的、外来的概念与思想,当然更谈不上化外来的学问知识为自己的血肉了。香港、新加坡、印度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所以“假洋鬼子”特多,而母语文化依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良有以也。日本对外国著述翻译之昌盛发达最令人钦佩,日本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事出有因。任何世界重要著作马上有日文版;日文所包容的世界性文化精华堪称全球无匹。所以日本的学者、高级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懂多种外文才能做世界水平的研究;精通母语已足可与世界对话。除了少数某些有关的学者必须通晓多国语文之外,大多数专家学者根本不必消耗半生宝贵时间精力去苦学多种外文。我们常常讥嘲日本人外文能力不及华人,尤其讥笑他们发音日本腔之难听。其实外语越普遍化,懂洋文越被视为高人一等,就越说明自己文化的落后或贫瘠。
一种语文是否被视为国际性的语文,不全靠使用的人口多寡,也不因其语文本身是否超级“优秀”。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包容世界性的知识。日本人从日文中便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便因为日文的语文系统里不但储存了日本文化,也包涵了世界文化。翻译的伟大功能及积极的意义,当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因此,讨论翻译的甘苦,揭示其奥妙,斟酌其方法,以及倡导翻译批评,都非常有价值,有贡献。不过绝不是“译,还是不译”的考虑,而是怎样重视、鼓励、尊敬、嘉奖更多更好的翻译的问题。因为它才是“国富民强”的先锋事业。
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了许多翻译佳作,令人鼓舞。中年以上的翻译学者中外文俱佳,态度又认真,而且不计菲薄的待遇,实在可敬。我担心未来这样的人才与敬业态度恐怕会越来越不易得,政府与民间应有远见,提前重视。
最后顺便一提:大陆不少翻译出版品忽略了在人名、地名、名词术语、重要概念中文之后附上原著外文,有的书连原文书名都省略了。这对研究者、学习者查证非常不便,也降低了该书中文版的品质与功用,希望注意改进。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北
《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孟凡茂先生“帮后进与懂西文”提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周振鹤先生的大文值得一读再读。我找到周文,拜读之后,且不敢论断中日“现代化的成功”与否是不是如周文所言,仅就他说日本人全盘照搬外来文化,西化则“不但行西人之所行,且以西人之是非为是非。甚至要废除汉字,改良人种——通过与西洋女人结婚来实现……”也即是说不但器用、制度、思想、审美与伦理道德甚至生理都完全不遗余力的模仿。但却又说“西化如此彻底是不是使日本文化变成欧美文化了呢?没有,根本没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完全是日本的,日常生活的准则也是日本式的。”我们不禁怀疑,如果身心灵魂乃至人种都全盘西化之后,怎么还会有思维方式与心态完全是日本的可能?这个矛盾太明显了。况且,是否有任何一种“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全盘移植自“先进”文化?这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周文以日人对外来文化“当衣服穿”,中国人则是“当饭菜吃”来说明中日两种态度及做法的差异。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姑以此喻而言,把外来文化当衣服穿在身上,总是比较表面,不深入;而当饭菜吃到身体里面,无疑地深入得多。吸收外来文化若只是表面的模仿,也必然不可能有化为我之血肉的效益。就算是日人学习外来文化全盘吞下,中国人却欲迎还拒,主“体”不肯改变,外来文化只有“用”的地位,怎么可能以日人为“穿衣服”,中国人是“吃饭菜”作比,岂不恰好相反?周文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解不论观念、实例与比喻都大有可议。“一读再读”无妨,却不能信以为真。
孟文谈到多懂外文的好处,这当然不会有异议。恰好同一期有倪梁康先生“译,还是不译”一文,非常精采。该文表达了不同的语文传译不同文化中的思想与感受的可能性、局限性与种种微妙的境况,可谓为识者之知言。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想。我们连把一句中国方言译为普通话,都尚有未能曲尽其妙的困惑,何况外文的翻译。进一步来说,人人都是一特殊的个体,思感内容在两个个体之间交流,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总免不了有多少错漏或变样。即使以自己的母语阅读,也不免因不同的人主观的因素而有多少误解。如此说来,翻译的某些“遗憾”,根本上属于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沟通传达之困难的一部分。所以“译,还是不译”,也就变成“要沟通传达呢,还是不要沟通传达”的问题。不过,大概没有人主张封闭,所以答案也不言可知了。至于恐怕因语文的陷阱误解外文原著的精神,而强调以学好原文再去阅读原著。其实那也只有某种程度的好处而已。因为上面所说阅读母语中的名著也一样有主观的误解,何况以后来学得的外语去读原著,更不可能一无偏差。
其实,既然沟通传达,交流了解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所以即使不是最理想的翻译,有总比没有好,而且好得太多。第一,能达到精通好几种外文总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无法通晓外文的人非常需要各种翻译。第二,错误或不精确的翻译可慢慢纠正与提升品质。我们对孔子的某些思想到现在还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怎能希望翻译家一下子把柏拉图的见解“正确无误”地输送到我们脑子中?第三,因文化与语文的差异,透过翻译所造成的“异样”,其实是外来文化的观念思想本土化的第一步。外来文化只有本土化方有“生命”,不本土化便只是死的“标本”而已。一种文化对他文化的认识和吸收,即使以最清明与开放的心智去对待,还是难免带有自己文化的“偏见”,这就发生了文化交流创生新文化的契机,绝不全是负面。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永远不会导致全球文化一元化的危机也依赖这个契机。所以翻译的某些“遗憾”却也是多元文化保持其不断创新与独特性的生机之所寄。
就这个观点而言,“翻译”一事,一般把它视为“帮助不懂得外文者以母语阅读外文的内容”,只是认识到“翻译”一事的消极意义。翻译的积极意义是:将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思想观念转换成本国语文输入本国语文的知识系统中。这就扩大、增富了本国语文的知识系统原有的内容,而且增加了不同语文符码(其实它的另一面就是思想)碰撞、融合而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来说,即使人人皆能阅读不同的原文,翻译还一样重要,一样有其伟大的贡献,其理由在此。任何一种母语,如果缺乏翻译,便不能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创造,也就不能与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同步,结果其母语必越来越显得贫乏而狭隘,越来越不能与世界各发达的文化通译(即对等的双向沟通),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性重要的语文,更重要的是这种母语背后的文化也必逃不了腐旧、封闭而不长进的命运。
许多不重视或不够重视翻译的地区或国族,医生的处方或讨论不能不用外文,学术研究与讨论也然。许多喝过洋水的人母语中常夹外语,看似“高档”,其实显示其母语根本无法包容新的、外来的概念与思想,当然更谈不上化外来的学问知识为自己的血肉了。香港、新加坡、印度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所以“假洋鬼子”特多,而母语文化依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良有以也。日本对外国著述翻译之昌盛发达最令人钦佩,日本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事出有因。任何世界重要著作马上有日文版;日文所包容的世界性文化精华堪称全球无匹。所以日本的学者、高级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懂多种外文才能做世界水平的研究;精通母语已足可与世界对话。除了少数某些有关的学者必须通晓多国语文之外,大多数专家学者根本不必消耗半生宝贵时间精力去苦学多种外文。我们常常讥嘲日本人外文能力不及华人,尤其讥笑他们发音日本腔之难听。其实外语越普遍化,懂洋文越被视为高人一等,就越说明自己文化的落后或贫瘠。
一种语文是否被视为国际性的语文,不全靠使用的人口多寡,也不因其语文本身是否超级“优秀”。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包容世界性的知识。日本人从日文中便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便因为日文的语文系统里不但储存了日本文化,也包涵了世界文化。翻译的伟大功能及积极的意义,当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因此,讨论翻译的甘苦,揭示其奥妙,斟酌其方法,以及倡导翻译批评,都非常有价值,有贡献。不过绝不是“译,还是不译”的考虑,而是怎样重视、鼓励、尊敬、嘉奖更多更好的翻译的问题。因为它才是“国富民强”的先锋事业。
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了许多翻译佳作,令人鼓舞。中年以上的翻译学者中外文俱佳,态度又认真,而且不计菲薄的待遇,实在可敬。我担心未来这样的人才与敬业态度恐怕会越来越不易得,政府与民间应有远见,提前重视。
最后顺便一提:大陆不少翻译出版品忽略了在人名、地名、名词术语、重要概念中文之后附上原著外文,有的书连原文书名都省略了。这对研究者、学习者查证非常不便,也降低了该书中文版的品质与功用,希望注意改进。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北